楚国灭亡是多种因素的内外结合的共同结果。到负刍夺位为楚王时，秦国已经强大到统一中国已成不可逆转的事实。而楚国王室这时还在内斗，发生负刍夺位事件。负刍夺位后，能力有限，无力回天。

（一）秦国统一已是大势所趋

到负刍为楚王时，秦国国力更加强大，统一中国已是大势所趋。这是楚国灭亡的外因。秦王政亲政后立即进行大规模的统一战争，加速了统一。公元前237，秦王政接受李斯重用他国客卿和尉缭收买六国豪臣的建议，交替进攻其他六国，加速了统一战争的进程。公元前230年，秦派内史腾攻韩，韩经多次被秦打击，已无力抵抗，这年遂被灭。公元前227年，由于秦军主力深入北方作战，原韩国贵族乘机在新郑反叛，秦迅速调遣军队予以平定，已被外迁的韩王安亦被处死。

公元前236年赵攻燕，秦以救燕为名，命王翦等攻赵，取阏与等九城，尽取漳水流域之地。公元前235年，秦继攻赵之后，命辛梧率四郡兵，会同魏国，对楚国发起攻击，没有取得什么实际成果，又转而攻赵。公元前234年大败赵军，斩首十万。公元前233年和公元前232年，秦两次攻赵均被赵大将李牧打败。公元前229年，秦王政命王翦、杨端和率军分两路攻赵，进围邯郸，又使羌廆将兵助战，声势浩大。赵亦派李牧、司马尚抵抗。在关键时刻，秦以重金贿赂赵王迁宠臣郭开，要他散布谣言，诬陷李牧要反叛。赵王迁果然中计，派赵葱、颜聚取代李牧、司马尚。李牧不服从，被杀，司马尚则被罢废，赵国因而大大削弱。公元前228年，秦趁李牧被冤杀之机，又派王翦、羌廆率军攻赵，杀赵葱，败颜聚，俘赵王，置邯郸郡。赵公子嘉率其族数百人逃到代郡，自称代王。赵国实际灭亡。

公元前227年，秦军已逼临燕境，燕太子丹使上卿荆轲以献地图为名，乘机刺杀秦王政，结果未遂，荆轲被杀。秦命王翦、辛胜攻燕国。燕、代王军虽然联合抵抗，但仍败于易水之西。公元前226年，秦王翦继续攻燕国，破燕都蓟。燕王及太子丹逃到辽东，秦将李信追赶，燕王被迫杀太子丹献给秦。

公元前225年，秦派王贲攻魏，围大梁，魏抵抗，秦军于是引黄河、大沟水灌大梁，三月后城坏，虏魏王假，魏亡。

因此，从外因看，秦国攻灭魏、韩、赵、燕等其他诸侯国后，秦国统一中国已经是大势所趋。战国七雄除了楚国外就只剩齐国。齐国自公元前285年被乐毅率领的五国联军击败后，尽管公元前279年复国，但也仅因远离秦国才苟延残喘，自身难保，也就不可能援助楚国，或者与楚结盟对抗秦国了。因此，楚国失去众多盟友和屏障，想独存已经不可能。

（二）楚国已经无力回天

从内因看，到楚王负刍时，楚国已经无力回天。战争绝对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而是交战国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的较量。楚国之所以军事上不是秦国对手，是因为楚国政治保守，除吴起变法外，因较少改革，形成恶性循环，发展到极端，到楚国后期下降阶段尤其是到负刍时，楚王群体、楚臣群体等各方面都坏到无法自救的程度，封君产生了巨大危害，法律废弛，楚国经济大为削弱，不良甚至落后风俗习惯的负面作用，国家发展战略的偏差，文化成熟后的困局等同时发作，导致楚国最后灭亡。

1.楚王群体的变坏

楚王群体中期下降阶段就已经变坏，丢掉早期和中期上升阶段楚王勤俭奋斗、积极进取等优良传统，有些楚王追求奢侈享乐、重用奸佞小人、不爱恤民众等。在楚国后期上升阶段尽管楚王在各方面有所好转，但很脆弱，很勉强，很快就因人追求享乐的本能和家天下的腐朽而导致楚国后期下降阶段楚王群体在素质、能力、道德品质等多方面更加严重的衰退，直接导致负刍时楚国无力回天而灭亡。

（1）继续疯狂追求极致的奢侈享乐

楚国后期下降阶段楚王坏变表现之一就是继续疯狂追求奢侈享乐。楚国后期下降阶段的楚王群体动辄豪奢酒宴，必有美女歌舞，继续保持声色犬马的豪奢生活，追求享乐达到极致。楚怀王肯定也追求奢侈享乐，但那时还说得过去，因为楚国的境况还没那么糟糕；楚怀王本人有时也还在干事，只是智商、情商有限而遭遇很多挫折。而楚顷襄王则完全不同，在鄢郢失陷、丧失本土、偏安陈城的情况下，仍旧“左州侯，右夏侯，辇从鄢陵君与寿陵君，专淫侈靡，不顾国政”，可想而知此前楚顷襄王是怎么“专淫侈靡、不顾国政”的。楚考烈王干脆一心享乐，什么都不管，委政于黄歇，当撒手楚王。窥此斑而见全貌，可知楚国后期下降阶段楚王不顾一切的奢侈享乐，享受极致的也是最后的快乐。

楚王群体不仅生前追求豪奢生活，死后的墓葬也十分豪奢。由于国家文物局严禁开掘诸侯国君王及以上级别人物的墓，因而现在楚国只有楚幽王墓因被盗而开掘。1933年春、1938年冬，安徽省寿县朱家集李三孤堆楚幽王墓两次被盗掘，据统计二次被盗掘出土文物至少有3000余件，其中青铜器有1000余件，重要大件有200余件。^[11]楚幽王是楚国灭亡前六年下葬的，其时楚国已经完全衰落楚王墓葬的豪奢由此可见一斑。

（2）素质和能力继续降低

楚国后期下降阶段楚王坏变表现之二就是楚王素质和能力继续降低。如果楚王由好变坏只是单纯的生活豪奢倒还不致于导致楚国的灭亡。因为其他诸侯国包括秦国的国君也很豪奢。但秦国国君在生活豪奢的同时素质能力很强，有统一天下远大志向，并采取包括敢于大量任用外国客卿在内的各种措施去积极实现志向。而楚国后期下降阶段的楚王则整天只知吃喝玩乐，没有理想和目标，素质和能力也大为降低。楚国后期上升阶段还有楚昭王亲自多次带兵出征，最后还死在征途。君王亲自带兵出征肯定有助于了解国情、民情和国际大势，能够开阔视野，增长才干，从而逐渐提高素质、能力和水平，治理好楚国。这也是素质能力一般的楚昭王还能把楚国从吴师入郢的低谷提升的原因之一。但从文献记载来看，没有后期楚王带兵出征的记载。这和包括秦国在内的其他诸侯国国君不再亲征基本一致。关键是秦国国君不亲征并未影响到素质和能力下降。而楚王不亲征就导致其素质和能力大幅度的下降。这一阶段楚王看不出楚国的问题，更无法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去改正。对外不断打败仗，将士被杀或被俘，城邑、土地被别国攻占或割让；对内阶级矛盾激化，最严重时楚声王居然为“盗”即反抗统治者的民众所杀。楚国后期国势江河日下却没有任何楚王能改变这种局面，直至最后灭亡。这些都是楚国后期楚王群体素质和能力下降的证明。

2.楚臣群体变坏

楚国后期下降阶段楚臣群体无论是对外作战还是对内管理等素质和能力也和楚王一样都大幅下降。

（1）军事素质和能力下降

楚国后期下降阶段楚臣对外作战素质和能力大幅下降。对外战争很少获胜，从楚怀王到负刍，楚国基本上就没打赢过秦国，对其他诸侯国的战斗也败多胜少。这表明楚臣尤其是武将军事素质和能力下降。

（2）政治素质和能力下降

楚国后期下降阶段楚臣的政治素质和能力也大幅度下滑。国内治理则阶级矛盾激化，各种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楚国日益衰弱；忠君为国变为谄媚为家、自私自利；保民变为虐民；大臣之间团结融洽变为互斗害国；有责任有担当变为尽量逃避责任。具体事例则俯拾即是：楚怀王时大司马昭阳攻破魏八邑后接受别人的“劝告”，停止攻齐；靳尚受贿，先是谗言导致屈原革新失败被贬、被流放；后是替张仪说话，导致楚怀王被张仪欺骗和张仪再次从楚国逃出去；公元前308年，楚国率兵救韩的景翠同时收受秦、韩两国贿赂，佯装救助而实则观望；公元前284年，楚顷襄王派淖齿去救齐缗王，而淖齿竟敢违背楚国原来救齐意图，杀齐缗王而与燕共分齐国侵占的土地和祭器；楚考烈王时，春申君执政二十多年，对外亲秦媚秦，对内日趋腐化堕落。楚臣群体素质的下降由此可见一斑。

（3）追求豪奢生活

楚国后期下降阶段的楚臣不思进取，炫富斗富，大建宫室，追求毫升生活。楚臣豪奢的生活我们可由《史记·春申君列传》窥一斑而见全貌：

赵平原君使人于春申君，……赵使欲夸楚，为玳瑁簪，刀剑室以珠玉饰之，请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蹑珠履以见赵使，赵使大惭。（《史记·春申君列传》）

在秦国对楚国、赵国构成严重威胁的时候，楚春申君与赵平原君却还在斗富。可见春申君和平原君一样都是不识大局、过着豪奢生活的权贵们。至于春申君在他的封地内大肆兴建的都邑豪奢程度就更不用说了，以致于到西汉时期，司马迁参观时仍然不禁大为惊叹：“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史记·春申君列传》）可见它的豪奢程度。

楚臣尤其是权臣死后的奢华陪葬也是他们豪奢生活的例证。1978年在湖北江陵天星观发掘的一座楚封君墓，尽管这是一座曾被盗过的墓，仍出土文物七百余件。单是铜剑就有三十二把。有的一座侯墓仅随葬青铜器就达10吨之多。楚国权臣的豪华生活可见一斑。社会财富有限，他们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必然是靠剥削、甚至掠夺老百姓的财富实现的。这也是导致楚国后期下降阶段灭亡的重要内因之一。

（4）他国人才难于得到重用

由于楚国用人固定在楚王弟弟或者叔叔、几家楚王同姓世族子弟身上，因而外姓人很少得到重用，外国人就更免谈了。

楚国八百年所用外国人担任高官的只有3例：楚武王时任用观丁父为军率；楚文王时任用彭仲爽为令尹；楚悼王时任用吴起为令尹变法。这三个人都为楚国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中名气和对楚国功劳最大的是卫人吴起。被授以高官的观丁父和彭仲爽得到重用时是楚国中期上升阶段。此外，还有几个被楚国重用但官阶不是很高的外国人都是在楚国中期下降阶段：公元前576年，晋国郤氏杀害伯宗，伯宗之子伯州犁逃奔楚，不久被楚共王授以太宰之职；公元前554年郑国人然丹（子革）奔楚，楚灵王任用为右尹，对灵王的骄侈言行作过委婉的规劝，公元前528年，子革留任原职，训练楚国军队，安抚民众，使政变后的楚国局势渐趋稳定；沈尹戍早年投奔吴国，后来转投楚国，被授以左司马之职，在吴师入郢之战中表现优异，力战而死。楚国后期下降阶段则是不重用甚至不用外国人：齐人陈轸最初与张仪一起仕于秦，为秦惠王所重视，公元前328年因秦惠王最终以张仪为相而离开秦国来到楚，公元前313年识破张仪以商於六百里地诈楚的计谋，可惜楚怀王没有采纳其明智谏言；惠施是名家代表人物，在魏为相二十多年，于公元前322年因被撤相职而来到楚国，但楚怀王为取悦张仪不用惠施，送惠施回家乡；齐国大将田忌因受到齐相邹忌排挤而于公元前319年来到楚国，楚怀王受齐宣王及邹忌派出的说客杜赫的唆使而封田忌于江南，等于把田忌禁锢起来；越人庄舄，仕于楚，爵为执圭；楚考烈王时，大名鼎鼎的战国末思想家、赵国人荀子来到楚国，春申君黄歇却是先拒绝，后采用朱英意见用为兰陵令，也未重用。而楚幽王时，赵国逃难到楚国的李园竟然因为把妹妹献给春申君而得宠，并最终当上楚国令尹。由此可见这一阶段楚国任用外国人才尤其是外国杰出人才的情况。有限几个特别有才能的人来到楚国却得不到重用；得到重用的却是献妹妹的奸狡之徒。因此，楚国对外国人才的使用也是灭亡的内因之一。

3.封君的巨大危害

楚国封君制肇端于楚惠王早期，至楚亡之时，前后盛行两百多年。可以说，在战国七雄中，实行封君制最早的是楚国，封君数量最多，封邑分布地域最广的也是楚国。从楚惠王开始到楚国灭亡共有六十二名封君。有的封君是世袭，没有实封新的地方。故六十二名封君的封邑除去世袭的封邑，实有封邑五十四处。其中地名地望可考的有四十七处。在长江以北的四十处封邑中，汉、淮流域就有三十六处，超过已知封邑四十七处的百分之七十六。“楚封君封邑多在楚中心区域内，而且基本上是选定在开发较早、条件较好的地区。”^[12]江、汉间是郢都所在的楚国腹心区域，淮河流域是楚国争霸争雄的用武之地，而且又都是人口众多、生产发达、文化先进、直接关系到楚国盛衰存亡的地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即便在北方秦国、赵国、燕国任用客卿取得巨大成功的情况下，在以封君为首的贵族把持下，楚国政治也极力拒绝改革，导致楚国政治和社会的僵化，没有活力，无力应对外界的挑战。经济上，封君们占领最肥沃的土地，封地内民众的租税就流进他们的腰包，大大减少了国家的赋税收入。军事上，封君战斗力不强。如公元前397年的三晋与楚国之间的武阳之战，楚国竟然有三位封君鲁阳公、平夜悼武君、阳城桓定君战死。因此，封君世袭据有封邑，楚国国土被封邑零碎分割，无疑将带来“贫国弱民”、削弱国力的严重后果，对楚国都带来巨大危害，也是楚国后期灭亡的原因之一。

4.国家发展战略的偏差和失误

楚国八百年发展战略重点是在积极参与北方诸侯国争霸争雄，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同时也存在没有南向开拓和没有统一中国志向的偏差和失误。

楚国自文王时开始向北拓展，先后参与北方中原诸侯争霸、争雄，这无疑是正确的发展战略决策。楚王（公）室来自北方，比较熟悉北方；北方较少高山大川阻隔，地势相对平坦，交通方便。更主要的是，楚国作为文化落后的南蛮，春秋战国时期要进步就必须向先进的北方学习。北方是中国文明的中心，文化先进，楚国作为南蛮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不仅楚国，后来东南方的吴越、西方的秦国都和楚国一样，都向先进的中原“上国”学习。因此，楚国在当地强大崛起后北上中原的决策是正确的。但是，楚国在成为“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一以后没有及时调整国家发展战略从而向南开拓就是楚国发展战略的偏差，没有统一中国的志向更是国家发展战略的失误。

楚国发展战略的偏差和失误之一就是没有向南拓展。楚国八百年中有四次小规模地向南拓展。第一次是楚国早期占有濮地。濮是散居在汉水流域及其以南一带的方国部落群，是南蛮中的一个重要民族，分布范围广。顾颉刚《史林杂识·牧誓八国》说：“濮人当散布在武当、荆、巫诸山脉中。”故濮人活动地区广阔，东起荆楚，西至川、云、贵，南及湖湘一带。楚国在蚡冒时期强大起来后开始向南方的濮地拓展。公元前704年熊通自立为楚武王后即“始开濮地而有之”。（《史记·楚世家》）占有濮地是楚国第一次是向南拓展。第二次没明确记载楚国向南拓展了，但按照那意思，应该是向南拓展了。公元前671年，楚成王初立时周天子明确说了，要楚国向南发展：“（楚成王）初即位……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史记·楚世家》）这千里之地中应该包含了向南发展的土地。第三次是楚悼王任用吴起变法时“南平百越”，加强了对江南地区的开发。《后汉书·南蛮传》载：“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足见楚国势力已伸入到洞庭湖周围及至五岭一带。但此后由于吴起变法的失败就停止了向南拓展。第四次就是庄蹻入滇，争论比较大，有说服力的是刘玉堂的结论。^[13]如果是楚王派遣去的，那就是楚国第四次向南开拓。

但是，由于南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落后，民俗各不相同，崇山峻岭，高山大川，道路崎岖不平，气候潮湿，难以拓展。因此，楚国自楚文王开始一直没把南方作为拓展的重点。从楚国发展的实际情况和最后结局来看，没有大规模地向南拓展是楚国八百年发展战略的偏差或失误。楚国正确的做法是，在向北拓展的间歇期向南开拓。即楚国完全可以在与北方争霸或者争雄的安稳期、空歇期或者在北方已经没有多大发展可能的情况下向南拓展。

从可能性看，向南开拓尽管艰难，但却是有可能的，庄蹻入滇就是证明。具体来看，楚国在以下三种情况下可以向南拓展：第一种情况是与北方争霸或者争雄的安稳期。如楚庄王称霸中原之后，楚国国势如日中天，非常安全；或者楚国宣威时期也是较为安全。在此前提下，楚国完全可以向南拓展，逐渐打通南中国，真正拥有南半个中国。第二种情况是与北方争霸或者争雄的空歇期。尽管与北方争霸或者争雄，但不是年年争，有时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不争，这种情况下可以向南拓展。第三种情况就是北方诸侯国强盛时期如齐桓公时期的齐国、晋文公时期的晋国、魏惠王鼎盛期的魏国、吴王阖闾时期的吴国以及秦惠文王、秦昭襄王等时期的秦国等，楚国与它们争霸或者争雄根本占不到便宜，而向南拓展则更有效率，可以占许多地盘。

从作用看，如果从楚庄王称霸以后开始向南开拓，可以给此后楚国君臣确立一个新的奋斗目标，楚庄王以后的楚国君臣也许就不会因为达到顶峰而懈怠下来，从而沉迷于奢侈享乐中；也许就不会老是和北方诸侯纠缠，或者即便在北方败了，还可以在南方挽回损失。如果楚国真正向南开拓并拥有南半个中国，那么战国末年楚秦决战结果可能就不一样。秦国攻占郢都和本土，楚国就不用向北、向东逃跑，而是向南退却，那秦国是否有这么大的实力征服楚国就得打问号了。说不定，楚国依托南方广阔的疆域反攻秦国、最后统一中国都有可能。可惜，楚国没这样。我们现在也只能假设而已。

楚国国家发展战略的偏差和失误之二就是没有统一中国的理想。楚国宣王、威王时期应该在秦国的启发下及时调整国家发展战略，把楚国的国家发展战略由此前追求他国纳贡称臣调整为灭亡他国进而统一中国。由于楚国的保守和下降阶段尤其是后期下降阶段创新精神和能力的缺乏，导致楚国在楚庄王称霸后和宣威王时期最鼎盛后都没有统一全国的大志。即便秦国有了这个理想并在行动中体现出来，可以作为榜样启发楚人时，由于楚国君臣仍然没有学习、仿效，这样自然不会有行动，最终被有统一中国这个远大志向并进行改革、采取适合的措施和行动的秦国灭亡。

5.楚国经济大为削弱

经过楚国早期几百年的积累，楚国早中期和后期上升阶段，经济基础强大，楚国的冶炼铸造业、农田水利建设、丝织刺绣业、髹漆工艺等都已达到很高的水平，成为国力上升的原因之一。但到后期下降阶段，经济基础大为削弱，无力支撑战争，也是楚国最后灭亡的原因之一。

楚国后期经济大为削弱的表现之一就是楚国农业生产者地位、生产水平与此前相比变化不大。楚国早期、中期和后期上升阶段由于小生产者的地位较高，生产工具较先进，因而农业生产发达。楚国从楚武王开始直到楚威王时期一直是农奴制。和北方奴隶制相比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先进性。但进入战国后，随着土地所有制的改变，北方出现了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依附于封建国家和地主的农民。经过长期发展的新兴地主阶级出于本阶级统治的需要，他们要摆脱奴隶主旧贵族势力的干扰，于是，凡在新兴封建地主阶级处于主导地位的诸侯国里大都出现了一些程度不同的变法，先后有魏国的李悝变法、赵国的公仲连改革、韩国的申不害改革、齐国的邹忌改革、秦国的商鞅变法，变法此起彼伏，形成了战国前期各诸侯国的变法运动。通过变法，有的国家封建制建立起来并得到巩固。但楚国由于吴起变法的失败，仍旧是奴隶制，没多大变化。楚国没有新兴地主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明显标志。楚康王时的蒍掩“庀赋”只是“量入修赋”，是根据土地肥瘠级差数量收赋，改变以前按户、口计征的旧规，是一种调适，顶多也只能说有封建土地制因素的萌芽。因此，楚国经济方面八百年变化不大，刚开始很先进，到战国时开始落后，战国末年就反动了，这导致楚国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国家财力不足。另外，楚政治日益黑暗腐朽，国家的财富被权贵阶层挥霍享乐消耗掉了，没有用于正常的生产、生活和军事上。(www.daowen.com)

楚国后期经济大为削弱的表现之二就是资源大为减少。楚国一向以资源丰富称著。《周礼·职方氏》说荆州“其谷宜稻。”《禹贡》载荆州“厥贡羽毛齿革，惟金三品（金、银、铜）”。《战国策·宋卫策》云：“荆有云梦，犀兕糜鹿盈之，江汉鱼、鳖、鼋、鼍为天下饶。“…荆有长松、文梓、梗、禧、豫樟。”尤其是铜绿山的铜矿，更是楚国丰富的战略资源。但从楚怀王开始，楚国丧失大片国土，尤其是楚顷襄王时期的公元前278年郢都和楚国本土失陷，这些重要资源次第落入秦人之手，楚国资源日益减少，无法支撑战争，这也是楚国灭亡的原因之一。

楚国后期经济大为削弱的表现之三就是赋税收入大为减少。楚国众多的赋税收入是楚国重要政治和战争的支撑，也是楚国强大的原因之一。到了楚国后期，由于封君和被秦国攻占本土，导致赋税收入大为减少。从楚惠王开始的封君制导致楚国赋税收入和资源的大量流失。楚国从楚武王开始在所灭之国的重要地方设立县加以管理。县的设立有利于楚王掌控县的军事力量、赋税收入、土地和人口，是一个较好的管理方式。尤其和北方的分封制相比更具有先进性。可是，当历史发展到战国时期，北方已经普遍设县或者类似于县的行政组织时，楚国相反很少设县了，封君却多起来。而封君直接支配着各自封邑的行政、经济、财政大权，大量分散、消耗了楚国的物力、财力和人力，严重地削弱了楚国的国力，用吴起的概括就是“上逼主，下虐民，此贫国弱兵之道也”。更主要的是，从楚怀王开始，楚国丧失大片国土，尤其是公元前278年郢都和楚国本土失陷，楚顷襄王逃到陈城，导致楚国赋税锐减，经济受到巨大打击和损失。

6.楚国不良习性甚至落后习俗的作用

社会风俗习惯有时会对国家的兴衰存亡产生作用。良好的社会风俗习惯能够促进社会的发展进步和军事力量的增强，如赵武灵王看到北方游牧民族身着窄袖短衣、长裤和靴子，腰间系有革带的“胡服”与中原地区宽衣博带式汉族服装有较大差异，既轻便利索，节约工料，还有利于行军打仗，且胡人的“骑射”也不同于中原地区的兵车布阵，灵活机动，驰骋快速。所以，赵武灵王于公元前307年开始推行“胡服骑射”。胡服骑射推广的第二年，赵国的社会发展和军事能力大幅增加，随后不但打败了经常侵扰赵国的中山国，而且向北开辟了上千里的疆域，设置了云中、雁门、代郡行政区，赵国就迅速强大起来，并能与强大的秦国抗衡。由此可见，良好的社会风俗能促进军事力量的强大和社会的进步。而不良甚至落后习俗对社会发展产生负作用。楚国当然有很多良好风俗习惯，但也有八百年一以贯之的不良甚至落后风俗习惯如自由散漫、隐居和迷信巫鬼等，对楚国产生很大的负面作用，也是楚国到负刍时分崩离析、无力回天、最终灭亡的内因之一。

（1）楚人自由散漫的不良习性给楚国带来不利影响

由于楚国地广人少，居住分散，因而楚人尤其是下层人一向有自由散漫的习性。加上楚国灭国多达六十余国，许多楚人是被征服的他国人，与楚国本土人有隔阂，更加重了这种自由散漫习性。这种习性在楚国上升阶段、统治开明、能够顾及老百姓时还问题不大；但在楚国下降阶段尤其是后期下降阶段，以楚王、楚国官僚贵族尤其是封君级别的大官僚、大贵族只管搜刮民脂民膏以满足自己穷奢极欲的生活、阶级矛盾激化时民众就更加离心离德，整个楚国就陷入一盘散沙状态，完全不能凝聚全国民众之力抗击秦国，故而最终灭亡。

楚人自由散漫习性在有的士人身上就表现为隐居。楚国由于疆域广阔，气候湿润，物产丰富，加上楚国农业发达，因而楚国生存条件较为优越，成为隐士最理想的隐居地。加上被灭国之民一般具有的不合作心态，因而楚国隐士多。可考的有老子、庄子、老莱子、渔父、鹖冠子、接舆、伯牙、詹何、江上丈人、北郭先生、长沮、桀溺、长卢子、蜎子、许行等人。楚国是道家思想产生、盛行之地，因而楚国隐士群体中以道家人士最多。他们归隐并非求仕挫折后的不得已而为之，更不是假隐求名，而是真正追求精神自由，崇尚自然、适性的生活状态，视归隐为全身保性的途径和理想境界的实现方式，因而楚国隐士一般拒绝楚国统治者的征召。如楚王征聘接舆、老莱子、庄子、北郭先生等都被拒绝。对于隐士的拒聘，楚国比较宽容，并不强迫隐士出仕。^[14]这些士人的隐居显然也是人才的浪费，在楚国上升阶段不利于楚国的强大，后期下降阶段则成为楚国灭亡的间接内因。

（2）楚人迷信巫鬼的危害

楚人以迷信巫鬼著称。迷信巫鬼是落后习俗这是常识。楚国王室由北南迁时保留了殷商时的鬼神思想，和当地浓烈的巫风结合起来，导致巫风盛行，鬼神思想弥漫在整个社会，浸入楚人灵魂。楚人祭祀祖先和其他保护神，驱赶恶鬼妖怪活动尽管没达到殷商时期的无日不占、无事不卜的程度，但也极其繁多：民间逢年过节、结婚生子、过生祝寿、升官发财等活动要祭祀祖先和其他保护神；有时大人、小孩生病了要祭鬼神，或者驱赶凶鬼；人死在外地要招魂；楚王选官择帅、立太子以至于继位此等国家大政要事都要通过占卜来决定。楚人像殷商时期一样发达的巫风淫祀这种落后习俗可以从古代文献记载中找到证明。

如楚共王对其五个儿子都很宠爱，不知立谁，就占卜决定：

初，共王无冢适，有宠子五人，无适立焉。乃大有事于群望，而祈日：“请神择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遍以璧见于群望，曰：“当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谁敢违之！”既，乃与巴姬密埋璧于大室之庭，使五人齐，而长入拜。康王跨之，灵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远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厌纽。（《左传·昭公十三年》）

又如楚灵王在夺位前曾占卜夺王位：

初，灵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龟，诟天而呼曰：“是区区者而不馀畀，余必自取之。”（《左传·昭公十三年》）

再如白公胜之乱平定后，楚惠王和叶公沈诸梁卜选令尹、司马。第一次，子良得吉兆，但太过，楚惠王和叶公沈诸梁又改卜才定下来。

其他还有许多类似的记载：《列子·说符》说“楚人鬼”，《汉书·地理志》说“楚地……信巫鬼，重淫祀”，《楚辞章句·九歌序》说“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楚辞宋赋中也有许多巫风淫祀的描写：屈原《离骚》中多处写到鬼神和占卜，《九歌》本身就是祭神乐歌，祭祀十一个楚国神，《招魂》描写的“招魂”就是祭祀仪式，《天问》涉及大量鬼神内容，汉赋中有大量的鬼神和祭祀活动描写等等。

楚国像殷商时期一样发达的巫风淫祀的落后习俗还可以从出土的众多楚国文物中找到证明，如大量的卜筮竹简、镇墓兽、巫人形象漆绘、帛画升天图等。由此可见，迷信巫鬼是楚地根深蒂固的落后习俗。

迷信巫鬼给楚国带来许多不利后果。楚共王占卜选择太子，结果导致楚国历史上最大的王位争夺，给楚国带来巨大的动荡；且最后夺位的楚平王素质很差，把祸患留给了他的儿子楚昭王，间接导致公元前506年吴师入郢。桓谭的《新论》记载了楚灵王、楚怀王等寄希望于神而不认真迎敌从而给楚国带来损失：

（楚灵王）躬执羽，舞坛下。吴师来攻，国人先急，王鼓舞自若，曰：“寡人方乐神明，当蒙福佑，不敢赴救。”吴兵遂至，获太子、后妃已（以）下。（《新论·言体》）

《汉书·郊祀志》记有“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却秦师”。大敌当前，不务防御，欲靠神助却敌，十分荒唐。

通过占卜而立的太子、任命的大臣和带兵打仗的将军，他们的道德水平、素质、能力就完全靠运气。难怪在与其他国家尤其是秦国的战斗中，楚国的将军动不动就被打败、被俘获被杀了。

迷信巫鬼的习俗导致楚国君臣民很愚昧，相信命运，既无法看出楚国政治和社会中的很多问题甚至是致命问题，更不可能积极主动采取措施加以改正。《吕氏春秋·侈乐篇》直接指出：“楚之衰也，作为巫音。”韩非说：“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左传》上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因而随着楚国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各种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整个社会生命力越来越弱，最后只好灭亡。因此，迷信巫鬼是导致楚国灭亡的原因之一。

7.文化成熟与社会保持活力之间的矛盾

中国和世界历史上中都出现过一种现象，那就是在一定阶段内，一个国家或者民族文化成熟后，文明程度远远高于周边国家或者民族，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最终却或迟或早被周边落后的民族或国家灭亡。世界历史上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的灭亡。中国古代历史上类似的例子也很多：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先进的西晋不是周边文化落后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的对手，最终产生“五胡十六国”；文化先进的北宋不是周边文化落后的辽、西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对手，最终被金灭亡；文化先进的南宋不是周边文化落后的少数民族政权金、蒙古的对手，最终被元朝灭掉；文化先进的明朝最终被文化落后的清朝灭掉。这种现象的产生与文化的负面作用有关。文化成熟表明建立了诸如法律法规、舆论风俗习惯、道德、宗教等外在的和内心的行为规范，规范人类的行动，不致于失去秩序；但同时也会产生限制人类及其创新，导致该文化区域内的人类失去活力的弊端。“文化体系虽可被认为是活动的产物，但也被视为限制人类做进一步活动的因素。”^[15]文化一旦成熟，该文化区域内的人就保守起来，不能触动各种清规戒律，不敢冒险，不愿改革或者革新，或者失去新的发展目标和方向。另外，文化成熟一般发生在国力强大之后。由于人都是有惰性的，贪财好色、好逸恶劳，因而，文化一旦成熟，该文化区域内的人就会沉浸在享乐之中。这也是导致文化成熟之后产生困局的原因之一。由此看来，文化成熟与社会保持活力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面对这种矛盾如果措施得当，可以消除这种矛盾，避免其对该文化区域内的人群产生副作用；防控不当则会限制甚至阻碍该文化区域内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因此，文化一旦成型、成熟，就有可能对该国或者该民族的人们产生限制作用，从而导致该国或者该民族缺乏活力。

楚国后期下降阶段就遇到了文化成熟与社会保持活力之间的矛盾。楚文化是中国古代南方文化的代表，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成就举世公认。楚文化有一个起源、勃兴发展过程。楚国早期和中期上升阶段是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期，此时北方文化成熟、先进，而楚国文化落后。在这种情况下，楚人尤其是楚国君臣没有什么条条框框的限制，不怕指责，大胆地闯、大胆地干，因而楚国充满了创新精神，各方面出现了充满活力的现象：楚国君王“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楚武王、楚文王甚至病死征途；用人则有楚武王用鄀俘观丁父担任“军率”、楚文王用申俘彭仲爽任令尹；大臣为官则有葆申那种尽忠职守、训诫楚王，鬻拳那种为公强谏、严格执法，斗子文那种“毁家纾难”、舍家为国，斗子文和孙叔敖担任令尹时的那种为国忠君庇民等等事情的发生，相对于文化先进的北方具有活力，因而快速崛起，先后战胜北方文化成熟的齐国、晋国等，成为春秋霸主国之一。

楚文化的成熟期与楚国后期大致一致，取得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等多方面的成就，其中最著名的有青铜冶铸、丝织刺绣、竹木漆器、音乐美术、屈骚宋赋、老庄到道家哲学等。每一类楚文化成就都有众多文物，许多文物世界闻名，如曾侯乙编钟、庄子的散文、屈原的《离骚》、帛画、壁画与漆画等等。^[16]但是，楚文化成熟后，就有很多规矩规范着楚人的行为，使楚国君臣民受到限制。楚国君臣在文化成熟后迷失发展目标，加上人的惰性，最后，楚国被文化远远落后于楚国的秦国灭亡。因此，楚国是较早遭遇文化成熟后困局的大国之一。这也是楚国无力回天的内因之一。

【注释】

[1]张正明：《楚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第302页。

[2]张正明：《楚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第302页。

[3]刘保昌：《论楚怀王》，《江汉论坛》1997年第11期。

[4]蒋波：《楚怀王生前身后的悲喜剧及其原因分析》，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1—2页。

[5]缪文远：《张仪和楚国关系考实——兼评于鬯〈战国策年表〉，《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2期。

[6]裴默农：《张仪弱楚的欺诈外交》，《外交学院学报》1991年第3期。

[7]蒋波：《楚怀王生前身后的悲喜剧及其原因分析》，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22页。

[8]何浩：《战国时期楚封君初探》，《历史研究》1984年第5期。

[9]何浩：《战国时期楚封君初探》，《历史研究》1984年第5期。

[10]彭聃龄：《普通心理学（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96页。

[11]吴长青：《寿县李三孤堆楚器的研究与探索》，《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6期。

[12]何浩：《论楚国封君制的发展与演变》，《江汉论坛》1991年第5期。

[13]参见刘玉堂：《论庄蹻其人其事》，《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罗运环：《楚国八百年》，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46—351页；张正明：《楚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42—344页。

[14]蒋波：《论楚国的隐士群体及隐士政策》，《江汉论坛》2014年第6期。

[15]转引自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2页。

[16]参见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