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怀王对楚国造成巨大损害、导致楚怀王中后期楚国大幅度衰落不是偶然的，而是多方面外因和内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内因是主要原因。内因中楚怀王存在的问题又是最主要的。

（一）楚怀王对楚国造成巨大损害的外因

楚怀王对楚国造成巨大损害、导致其中后期楚国大幅度衰落的外因是争霸局势更为复杂、秦国的强大并开始全力进攻楚国、张仪和秦昭（襄）王的狡猾等。

1.“国际”局势更为复杂

楚怀王中后期楚国大幅度衰落的第一个外因是“国际”局势变得更为复杂。楚怀王在位的三十多年是各大国兼并战争进一步激烈时期，连横合纵交替进行，国际局势错综复杂，令人很难准确判断。

楚怀王继位当年即公元前329年魏人张仪入秦为相，采取打击与利诱两手迫魏国就范形成连横。公元前328年，秦相张仪遣公子桑攻魏，取蒲阳，继而又归还魏国，接着，遣公子繇到魏国作“人质”，表示亲善。同时，秦发兵攻赵，杀其将取其地。公元前325年，齐威王出兵大败赵、韩两国军队。公元前324年，张仪率兵攻魏，取陕。魏惠王、韩宣惠王与齐威王则在平阿会晤，准备与秦对抗。秦国除采取军事上主动进击外，外交上也继续采取连横策略。公元前323年，秦相张仪和齐、楚大臣在啮桑相会，拉拢齐、楚，迫使魏向秦屈服。

针对张仪的连横活动，魏将公孙衍推行合纵策略，于公元前324年发起魏、韩、赵、燕、中山等“五国相王”，与秦、楚、齐对抗。楚怀王为迫使魏向楚臣服，派柱国（大司马）昭阳率军攻魏，破襄陵，取八邑。公元前322年，魏惠王、齐威王又相会，以加强魏、齐关系。秦惠文王则免去张仪秦相之职，使其奔魏。魏惠王以惠施的“以魏合于齐、楚以按兵”策略无效，转而采用张仪的“以魏合于秦、韩而攻齐、楚”的策略，以张仪为相，逐走惠施。当魏惠王明白张仪此次来魏的目的是想使魏率先臣服秦国，然后使其他各国仿效的真正意图后，当然不肯听从。秦惠文王于是立即举兵攻占了魏地曲沃、平周，用武力暗中配合张仪推行的连横策略活动。魏、韩害怕，不久就派太子朝秦。

张仪的连横策略对魏及其他关东诸国构成了严重危胁。魏将公孙衍倡导合纵之策，以对抗强秦。魏国于是逐退张仪回秦，惠施回到魏国。公元前318年公孙衍发动魏、赵、韩、燕、楚五国共同伐秦。由于楚国实力最强，各国推楚怀王为纵约长，进行全面协调行动。秦军在函谷关迎战，五国军队一接触秦军就败退了。魏、楚急着求和，导致人心涣散，五国伐秦彻底失败。公元前317年，秦派庶长樗里疾在修鱼打败三晋军队，虏韩将鲠、申差，斩首八万。齐为与秦争雄，亦出兵攻打魏、赵，在观泽打败魏、赵军队。同年，张仪重又回到秦国任相。至此，公孙衍的合纵活动宣告破产。

秦相张仪继续推行连横策略，向东发展。公元前318年秦国在巴蜀得手后就挥兵攻赵，取赵中都、西阳、安邑等地。次年，又攻韩，取石章；攻赵，败赵将英。同年，秦惠文王命樗里疾攻魏，取曲沃和焦。又攻韩，在岸门大败韩军，斩首万人，韩被迫把太子仓送到秦国作人质，向秦求和。公元前313年，秦命樗里疾攻赵，虏其将赵庄，攻取了蔺。三晋连续不断地遭到秦的攻伐，兵挫地失。魏国自度不支，公元前313年，魏襄王只得与秦惠文王在临晋会晤，按照秦国的意图，立公子政为太子。这样，包括韩太子入质于秦、公孙衍被逐走、张仪复又回到魏国等一系列事件都说明秦、韩、魏结成了连横集团。由此可见，楚怀王继位的三十多年内，连横、合纵交替反复，国际局势错综复杂，楚怀王君臣难以判断，经常应付失误。这是楚怀王中后期楚国遽然衰落的外因之一。

2.秦国的不断强大且加强了对楚国的进攻

楚怀王中后期楚国遽然衰落的第二个外因是秦国的强大。进入战国后，随着封建兼并战争的激烈进行，关东各国互相攻伐削弱，秦国却通过武力攻打和外交逼迫两手在不断蚕食或鲸吞他国领土的基础上越来越强大。楚国后期的对手秦国既与楚国早期的对手东周王朝的追求不同，也与争霸期的对手齐国、晋国、吴国的追求不同。东周王朝只要诸侯国承认它为天子并称臣纳贡，齐国、晋国、吴国只要其他国家承认它为霸主并称臣纳贡即可，而秦国却志在灭掉其他国家、统一全国。这是包括楚国在内的其他诸侯国都因认为太难而从未有过的想法。但秦国自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后始终把消灭各国、统一中国作为主要目的。秦国为达到这一目的，在经济上，注重改革，不断充实国力；在政治上，实行一系列有利于统一的政策，如在用人方面，少用保守的宗亲权贵，重用有才干之人，特别是重用有才干的别国客卿；外交上长期坚持“连横”策略，后又抛弃已经不合时宜的“远攻近交”之策，改为“远交近攻”，还用重金收买各国权臣、分化和削弱各国，取得了明显成效；军事上商鞅变法时建立起二十级军功爵制度，如“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首二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韩非子·定法篇》）、“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除庶子一人”（《商君书·境内篇》）等，使得秦国贵族官吏的政治待遇决定于有爵无爵和爵位高低，老百姓改变自身卑微地位的唯一渠道是获得军功，导致秦国男子人人想上战场；在战场上个个争先恐后奋勇杀敌，秦军战斗力大为增强，国力迅速强大起来，很快赶上并超过魏国、齐国和楚国。公元前342年马陵之战后魏国被削弱，秦、齐、楚成为当时三强。

楚怀王之前的楚宣王后期和楚威王时期，秦国国力继续增强：公元前341年，魏为讨好秦主动把阴晋献给秦国，秦取得了东进的战略要地；公元前331年，秦与魏战，虏其将龙贾，斩首八万；公元前329年魏人张仪入秦为相，继续打击魏国。

楚怀王在位的三十多年，秦国国力在蚕食或鲸吞魏、韩、赵、巴蜀、义渠等土地的基础上继续增强：公元前328年魏国被迫把上郡十五县献给秦国；秦发兵攻赵，杀其将取赵地；公元前324年，秦相张仪率兵攻魏，取陕；公元前322年，秦惠文王举兵攻占了魏地曲沃、平周；公元前318年魏、赵、韩、燕、楚五国军队在函谷关与秦军相遇就败退；公元前317年，秦派庶长樗里疾在修鱼打败三晋军队，虏韩将鲠、申差，斩首八万；公元前318年秦国攻占巴蜀，然后挥兵攻赵，取赵中都、西阳、安邑等地；次年，又攻韩，取石章；攻赵，败赵将英。同年，即命樗里疾攻魏，再次攻取曾经归还给魏国的曲沃和焦；又攻韩，在岸门大败韩军，斩首万人，韩被迫向秦求和；公元前313年，秦命樗里疾攻赵，虏其将赵庄，攻取了蔺。公元前313年魏襄王按照秦国的意图，立公子政为太子。在向东取得巨大胜利的同时，秦国也向西攻打义渠，并于公元前314年蚕食义渠二十五城，进一步解除了后顾之忧。秦居关中，西北南三面基本上都是落后弱小的游牧民族，除西北义渠有点威胁外基本上无敌。现在解除西北义渠威胁后，不用担心在东面进攻或者迎击敌人时还担心两面受敌。

秦国不仅不断强大，实力快速超过楚国，更主要的是，秦国这时因楚怀王的失误而提前把楚国作为进攻对象之一。公元前318年楚怀王担任五国伐秦纵长之前，秦国的主攻对象是北方中原的诸侯国。秦国和晋国自公元前628年殽之战后结怨很深，一直苦于国力不足而无法报仇。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后，秦国国力强大起来，就以晋国为主要进攻目标。三家分晋以后以韩赵魏尤其是魏国作为主要攻伐对象。与楚国除了偶尔的冲突外，两国关系很好，并且两国长期是姻亲之国，故秦国暂时没把楚国作为敌对国加以征伐。但楚怀王于公元前318年担任五国伐秦纵长的行为彻底激怒了秦国，秦国因此对楚国和楚怀王怀有与晋国在殽山伏击并全歼秦军后一样的刻骨仇恨，从此对楚国毫不留情地进攻，并经常策动魏国、韩国等国进攻楚国，这可从《诅楚文》看出和历史事实得到验证。楚怀王时期也正是从公元前312年与秦国在丹阳、蓝田大决战失败之后才大幅度垂直下降的。因此，秦国国力的不断快速强大并同时把楚国作为攻伐对象是楚怀王时期楚国遽然衰落的重要外因之一。

3.张仪和秦昭（襄）王的狡诈

楚怀王中后期楚国遽然衰落的第三个外因是张仪和秦昭（襄）王的狡猾。张仪与楚国是有过节的。据《史记·张仪传》记载：

（张仪）尝从楚相饮，巳而楚相亡璧，门下意张仪，曰：“仪贫无行，此必盗相君之璧。”共执张仪，掠笞数百，不服，释之。其妻曰：“嘻！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张仪谓其妻日：“视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日：“舌在也。”仪曰：“足矣。”（《史记·张仪传》）

张仪与楚国的这个过节，有的学者认为是司马迁的编造。^[5]但更多学者相信司马迁的记载是真实的。我也相信是真实的。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张仪要不是在楚国受到很大侮辱，不至于无缘无故地这么恨楚国。由于张仪与楚国有这个过节，张仪相秦后发文檄告楚相说：

始吾从若饮，我不盗而璧，若笞我。若善守而国，我顾且盗而城。（《史记·张仪传》）

张仪报仇的机会后来终于出现了。公元前313年，魏国倒向秦国，秦、魏、韩连横再次形成。秦国与齐国的矛盾成为当时的主要矛盾。秦国准备进攻齐国，但当时齐国与楚国结盟，秦惠文王对齐楚结盟很忧虑。作为秦相的张仪为了建功服众，也为了报在楚国无辜被笞之仇，便于公元前313年出使楚国，欺诈楚怀王。《战国策》详细记载了张仪诈楚的过程。为了便于分析，在此比较完整地照录如下：

张仪南见楚王曰：“……大王苟能闭关绝齐，臣请使秦王献商於之地，方六百里。若此，齐必弱。齐弱则必为王役矣。则是北弱齐，西德于秦，而私商於之地以为利也，则此一计而三利俱至。”

楚王大说，宣言之于朝廷，曰：“不谷得商於之田，方六百里。”群臣闻，见者毕贺。陈轸后见，独不贺。楚王曰：“不谷不烦一兵不伤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为智矣！诸士大夫皆贺，子独不贺，何也？”陈轸对曰：“臣见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贺。”王曰：“何也？”对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齐也。今地未可得而齐先绝，是楚孤也。秦又何重孤国？且先出地后绝齐，秦计必弗为也。先绝齐后责地，且必受欺于张仪。受欺于张仪，王必惋之。是西生秦患，北绝齐交，则两国兵必至矣。”楚王不听，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无言，以待吾事。”楚王使人绝齐，使者未来，又重绝之。

张仪反，秦使人使齐，齐、秦之交阴合。楚因使一将军受地于秦。张仪称病不朝。楚王曰：“张子以寡人不绝齐乎？”乃使勇士往詈齐王。张仪知楚绝齐也，乃出见使者曰：“从某至某，广从六里。”使者曰：“臣闻六百里，不闻六里。”仪曰：“仪固以小人，安得六百里？”使者反报楚王，楚王大怒，欲兴师伐秦。（《战国策·秦策二》）

从中我们可见，整个事件就是张仪的一个骗局。陈轸识破了张仪的骗局并提醒了楚怀王，可惜楚怀王不听。一方面表明楚怀王的愚鲁，另一方面也可见张仪的狡诈。当时国际外交场合彼此之间信守承诺，说话算数，基本上没有欺诈行为。楚怀王对此信奉不疑，没想到张仪会欺骗他。其实张仪这些朝秦暮楚的游说之士是不遵循诚信的。欺诈是张仪奉行的外交手段在之一。“张仪主要是靠贿赂、人质、联姻以及其他欺诈、蒙骗等不正当的手法而得逞。”^[6]楚怀王以前没有遇到过欺骗，故当张仪对楚怀王使用诈术时，楚怀王根本没想到，因而无法防范，很轻易地上了张仪的当。

没想到的是，秦昭（襄）王比张仪还狡诈，愚鲁的楚怀王再次被秦昭（襄）王欺骗。公元前299年秦昭王约楚怀王到武关会盟，秦昭（襄）王根本就没去武关。楚怀王一到武关就被埋伏的秦兵劫持到了秦都咸阳，秦昭王在章台用接待“蕃臣”的礼节接待楚怀王。秦昭王要挟楚怀王先割巫、黔中之郡，后结盟。楚怀王怎么也不肯答应秦的无理要求。秦昭王于是把楚怀王扣留在秦国，尽管中间有逃跑行为，但楚怀王最终还是于公元前296年病死于秦。由此可见，秦昭王的狡诈。

（二）楚怀王对楚国造成巨大损害的内因

楚怀王对楚国造成巨大损害、导致其中后期楚国遽然衰落的内因则是楚国政治的保守、封君的危害、楚怀王、太子横和大臣存在的众多问题。其中，楚怀王的问题无疑是最主要的内因。

1.楚国政治的保守

楚国政治的保守在各诸侯国中是出了名的。到楚国后期下降阶段，楚王因长期对权力的严格控制而更为保守，丝毫容不得革新或者变法。从楚武王开始，楚国实行以王为首、贵族、官僚三位一体的王室专制政体，楚王牢牢掌控全局。这一政体对内避免了政权下移或旁落，有利于楚国的政治稳定，保证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对外扩张争霸过程中曾经起过积极作用。

在这种体制下，令尹、司马也掌握军政大权，权势也很重。在楚王年幼、能力不强、威信不高时仍旧很容易大权旁落。为了防止大权旁落。楚庄王时进行改革，令尹、司马由同姓世家大族的人担任改为一般由楚王子弟担任。尽管楚灵王、楚平王改回由同姓世族子弟担任，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任用令尹、司马等高官始终为楚王室垄断的局面，表现出极大的保守性。因此，楚国高官除了楚国中期上升阶段的楚武王以鄀俘观丁父为军帅、楚文王以申俘彭仲爽为令尹、几百年后的楚悼王任用卫国人吴起为令尹进行变法外，很少任用外姓人才做令尹、司马等高官，不可能像北方的魏、赵、燕等国那样重用别国人，更不可能像秦国那样大量地重用别国人才、抑制宗室贵族。结果别国人才不会来到楚国，或者偶有一两个人才来到楚国也得不到重用。

这种保守性在以争夺附属国为目标的春秋时期，在楚国君臣团结、积极进取的情况下，还没有出现很大问题，其弊端被掩盖。但进入封建生产关系日益成长起来、以兼并他国为目标的战国时期，在楚国君臣积极进取精神大为下降，奢靡享乐大为增长甚至成为主流追求的情况下，楚王专制，楚公子、同姓世家大族交替执政的弊端就充分暴露出来，导致楚国不可能出现改革，更不可能出现秦国、魏国、燕国那样任用别国客卿为丞相主持变法，政治这个上层建筑就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基础，楚国王室专制政体越来越抑制新生力量的发展。早在楚康王时，代表庶人崛起的令尹子南的亲信观起“未得禄，而有马数十乘”，结果子南被杀，观起被车裂；接任令尹蒍子冯的亲信八人“皆无禄而多马”，蒍子冯被迫辞退了那八个亲信，康王才放心。这样，保守的楚国掐灭了楚国内部封建势力的萌芽，阻遏了在北方许多诸侯国萌芽、茁壮成长的封建因子，政治极端保守就公开显露出来。楚悼王时，外国人吴起在楚悼王的大力支持下进行变法，已经取得一定成果，楚国又有恢复楚庄王时大国的气象，但楚国的贵族、官僚极力反对变法，因此公元前381年在楚悼王突然去世后，早就对吴起怀有刻骨仇恨、蓄谋杀害吴起的贵族们不等办完楚悼王丧事，就地射杀吴起。这是楚国由楚王、楚王子弟、王室同姓家族垄断政治权利达到极端后的一次大爆发，对损害他们利益的外国人吴起进行了疯狂的报复。楚肃王即位后，尽管尽诛射吴起而中楚悼王尸体的贵族七十余家，对畏罪逃亡到国外的阳城君亦“收其国”，旧贵族旧势力受到一次巨大的打击，但楚肃王并未把变法持续下去，并未改变楚国政治的保守性。楚宣王执政中期开始到楚威王，吴起变法时极力禁止的事情如封君又开始大行其道，楚国又回复到吴起变法以前的状态。“楚不用吴起而削弱，秦行商鞅而富强。”（《韩非子·问田》）

到楚怀王时，各国纷纷改革，其中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弃用为维持既得利益而非常保守的宗室贵族，不拘一格任用各种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包括外国人才，取得巨大成效，纷纷快速发展强大起来，最典型的当属秦国。商鞅、张仪等众多客卿都在秦国得到重用，秦国因此快速超越楚、魏、齐等传统大国、强国。除秦国外，赵武灵王时也重用非王室成员，赵国也得到快速发展。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的同时，选拔大量熟悉游牧骑兵生活的胡人精英进入赵国军政领导层，裁撤大批无战功的赵国宗室贵族，赵国军事力量大增。

而楚国到楚怀王时却越来越保守，其表现为弃用屈原，令尹、司马等高官以及重大战事的楚军统帅、将领都是宗室之人和重大事件决策时采用宗亲之人的意见。

楚怀王时楚国政治越来越保守的第一个表现就是楚怀王弃用屈原。屈原刚步入政坛时因“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而受到楚怀王的信任和重用，官至左徒。他“入则与王图议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屈原列传》）并进行变法改革，主张以法治国，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政治和立法的诏令，楚国吏治一度比较清明，屈原的政治革新取得一定成效。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屈原主张对外连齐抗秦，这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有利于楚国的巩固和发展。由于屈原改革触动了不贤无能的楚国贵族的特权以及秦国的利益，遭到楚国贵族和秦国的联合反对，他们相互勾结，打击屈原。《史记》记载了楚怀王宠臣靳尚因嫉妒而谗害屈原的情况：

上官大夫与之（屈原）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起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史记·屈原列传》）

另外，《新序》记载了秦国勾结楚国贵族谗害屈原的情况：

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秦国患之，使张仪之楚，货楚贵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属，上及令尹子兰、司马子椒，内赂夫人郑袖，共谮屈原。（《新序·接士》）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正是在楚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攻击下，楚怀王逐渐疏远屈原，导致屈原改革夭折，楚国又恢复到以前那种沉闷局面。楚怀王后来还进一步流放了屈原。楚怀王最终弃用屈原表明楚国政治保守到不容许任何新生事物出现，不容许任何改革，哪怕是楚王室同姓成员，只要你想改革、你想提倡新生事物那就毫不客气地加以排斥。屈原要是非楚王室同姓成员，估计被杀了。(www.daowen.com)

楚怀王时楚国政治越来越保守的第二个表现就是令尹、司马等高官，重大战事的楚军统帅、主要将领等都是固定的几家王室同姓人员。可知的楚怀王时的令尹有来自显赫的楚王室昭氏家族成员昭阳、昭鱼，楚王室景氏家族成员景翠，楚宣王子鄂君启，楚昭王的后裔邵佗（《包山楚简》）；可知的大司马、司马有昭氏家族成员昭阳、昭雎、昭滑，大将军、将军有景翠、屈匄，左徒屈原，大夫景鲤等。非王室子弟及王室同姓人员很少，只有3个，占21%。^[7]楚怀王时期重大战事的楚军统帅、主要将领中的宗室之人有楚怀王早期率军攻破魏国襄陵、夺取魏国八邑的柱国（大司马）昭阳；公元前312年楚、秦大战，楚国各路大军总指挥屈匄、昭鼠、昭睢；公元前300年秦楚交战时的楚将景缺等。这些楚王室同姓将领除了楚怀王早期的昭阳外，其他人或者被俘，或者被杀。由此可见楚国政治的保守性。

楚怀王时楚国政治越来越保守的第三个也是最糟糕的表现就是重大事件决策时最终采用宗亲之人、更多的时候采用至亲之人的意见。在重大事件决策时，楚怀王尽管还是让别人说，但最终不是看谁的建议有道理，而是外姓人意见和建议一般不采纳，采用的一般是宗亲之人的意见。如楚怀王被张仪以商於之地六百里欺骗就是楚怀王最终不采用外国客卿陈轸的明智之策。当都是宗室之人时，楚怀王选择血缘更亲之人的意见，如公元前299年秦昭王写信邀请楚怀王到武关会盟时，楚怀王不听宗室昭睢的明智之言，而是采纳庶子子兰的意见，最终客死秦国。

2.封君的危害

楚怀王时楚国突然出现崩溃式、塌方式的下跌、滑落或者衰落还与封君的危害有关。楚国封君制始于春秋之末，最早出现的封君当为受封于楚惠王十二年（公元前477年）的析君公孙宁。到楚怀王时，楚国总共已经有14个封君。^[8]由于楚国政治的保守性，楚国的封君制与秦、赵等国封君制强调计功受封、封君中有外国客卿等不同，楚国除了原为高官厚禄者因功晋赏外，有宠于楚王的王室成员、近臣以及旧的显赫贵族的后裔也能获得这种称号；所封之人主要是楚国王族成员以及春秋以来楚国旧贵族后裔，没有外国人，带有很深的宗法分封制的印记。封君成为楚国贵族中爵秩最高、最为骄宠、尊荣的阶层，本身就很尊荣，更有这个称号带来的一系列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利益，一旦被封就身价百倍：封君占有封邑内的土地，对封邑有直接的统治权力，直接征收所属封邑的赋税，可以世袭。因此，求取封君成为楚国后期下降阶段一个长时期的热潮。

由于封君制与郡县制长期并行，大量的封君直接支配着各自封邑的行政、经济、财政大权，大量减少了楚国的物力、财力和人力，并且直接阻碍了郡县在楚国境内的普遍推行，进而也就影响到楚国军令、政令的统一贯彻，严重地削弱了楚国的国力。因此，封君是楚国上层统治阶级中最为落后保守的一小部分人物。楚国历久不衰而又恶性膨胀的封君制的危害几乎可以说是致命的^[9]，成为楚怀王时期乃至以楚国后期下降阶段楚国垂直衰落、一蹶不振、跌入万丈深渊直至最后灭亡的重要内因之一。

3.楚怀王的问题

楚怀王在位的三十年，各大国兼并战争进一步激烈，国际局势更加错综复杂。这种情况下，需要楚王有更高的素质和能力，认清国际大趋势后采取得当的措施应对。但纵观楚怀王的行为却反映出楚怀王情绪智力低下，缺乏主见，对许多事情应对失措，导致楚国将士被杀，兵挫地削，自己亦客死于秦，楚国出现崩溃似、塌方式的下跌，由宣威鼎盛遽然跌落为一般强国。这是楚怀王对楚国造成巨大损害的最主要的内因。

（1）楚怀王情绪智力的低下

所谓“情绪智力”是指“个体监控自己及他人的情绪和情感，并识别、利用这些信息指导自己和他人的思想和行为的能力。”^[10]楚怀王思维情绪化，感情用事，对一个问题或事情缺乏理智地思考；易怒，受挫后不冷静，容易做出简单极端的报复行为，反映出楚怀王情绪智力的低下。这在楚怀王于公元前318年担任五国纵长伐秦、公元前313年和公元前311年两次与张仪打交道以及公元前312年决定攻打秦国等事件中都体现出来。

首先，公元前318年楚怀王担任五国伐秦纵长体现出楚怀王的情绪智力低下。公元前318年公魏将孙衍发动魏、赵、韩、燕、楚五国共同伐秦。由于楚国实力最强，各国推楚怀王为纵约长，进行全面协调行动。楚怀王如果有点情绪智力的话，在答应担任五国伐秦纵长前就应该想清楚以下几个问题：这次几国伐秦的结果会怎样，楚国要不要参加，自己要不要答应当纵长，答应的后果是什么，等等。如果楚怀王情绪智力高的话，肯定应该想到：这几个国家很难团结一心伐秦，这是此前一再出现的结果不会很好；这种情况下，楚国暂时就不要去掺和。因为秦楚关系历来很好，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撕破脸皮，一旦撕破脸皮很难再恢复，一旦答应，凭对秦国的了解，肯定会对楚国产生刻骨仇恨，对楚国肯定不利。因此，他自己暂时不适合答应当五国伐秦纵长。如果楚怀王情绪智力高的话，把相关问题想清楚了，估计这次就不会参加伐秦，更不会当纵长了。可惜，楚怀王情绪智力低下，根本懒得思考，或者说思维能力差，想不到这么多、这么远、这么宏观，其他诸侯国一推荐他当纵长，楚怀王不知这是火坑，就轻易担任了五国伐秦纵长，结果秦国对此十分愤怒，从此不遗余力地对付楚怀王和楚国。

其次，楚怀王与张仪第一次打交道时被骗也反映出楚怀王的情绪智力低下。公元前313年张仪为了破坏齐楚联盟来到楚国，楚怀王最终被骗，前面已详述。从张仪方面看，就是张仪太狡诈；从楚怀王角度看，就是楚怀王绪智力低下，对张仪没有一点戒备之心，且对张仪割商於六百里地深信不疑、一旦发觉被骗后又大怒。

从现有文献记载来看，楚怀王对张仪很崇拜，有点类似当今社会粉丝对偶像的崇拜。因此，当张仪来到楚国时，楚怀王对张仪就没有一点戒备之心。张仪与楚国的过节发生在楚威王晚年，作为楚威王时期的太子，楚怀王肯定知道。楚怀王情绪智力高的话，就应该在与张仪打交道时要防备张仪的报复。即便楚国与张仪没有任何恩怨，作为秦国的宰相，肯定代表秦国利益，应该防范。这是常识。张仪是靠游说而当上秦国宰相的，而游说之士都是朝秦暮楚、见利忘义之人，这点只要楚怀王有点智商就应该知道，应该加以防范。但通过《史记·张仪列传》等记载我们看到，在张仪来到楚国后，楚怀王的接待体现出楚怀王情绪智力低下。安排张仪住上等宾馆没错，但没有必要楚怀王亲自去宾馆拜访张仪；跟张仪讲的“此僻陋之国，子何以教之”话也太过谦卑，楚怀王怎么说也是楚王，说谦虚的话要与楚王的身份相符，应保持楚王和楚国的尊严。由此可见，楚怀王情绪智力的低下。

张仪说只要楚怀王和齐国绝交，就把商於六百里地割给楚国。楚怀王如果情绪智力高一点的话，就知道世上没有这种好事，再想一想张仪说这话的目的是什么；这种好事有没有可能。可惜，楚怀王就像中了邪一样，在听了张仪的一番宏论之后，根本没思考张仪要楚绝齐的目的，而只想到可以不付出代价就得六百里商於之地。即便陈轸提醒：“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齐也。今地未可得而齐先绝，是楚孤也，秦又何重孤国？且先出地后绝齐，秦计必弗为也；先绝齐后责地，且必受欺于张仪；受欺于张仪，王必惋之，是西生秦患，北绝齐交，则两国兵至矣。”在陈轸提出这样明智的谏言后楚怀王仍旧听不进去，仍不能醒悟，由此可见楚怀王情绪智力的低下。情绪智力高一点的人至少可先试一试，或者写好盟约，或者得地、绝交同时进行，绝不会在没有得到六百里地之前一而再地派使者去齐国绝交，结果却被张仪欺骗。

再次，被张仪欺骗以后楚怀王的反应也体现出其情绪智力低下。如果楚怀王情绪智力高一点的话，就应该立即清醒过来，进行理智分析，采取得当的应对措施：最好是忍一忍，以后找机会以适当的方式再报复张仪和秦国。即便要立即以打仗的方式进行报复也要把双方备战情况了解清楚，做到知彼知己，做好充分准备，估计楚国获胜的可能性大再打。可惜楚怀王情绪智力低下，他被张仪欺骗后，觉得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愤怒了，就什么都不想了，在没做任何准备的情况下仓促攻打秦国。结果是，做了充分准备的秦国出兵迎战，双方在丹阳决战，楚军大败。楚怀王更加愤怒了，调动全国兵力攻打秦国。刚开始由于兵力上的优势还可以，攻到秦国腹地，但由于战斗力不强，在蓝田再败。同时由于边防空虚，秦国策动魏国、韩国攻打楚国，一直攻到楚国的邓，楚军只得撤退，楚国被迫割去两城，向秦请和。丹阳蓝田大战直接导致楚国由盛转衰。总之，如果楚怀王情绪智力稍微高一点，不要很高的水平，仅凭常识就可知道张仪说的是假话。或者一时糊涂，但把很多问题稍微想一下，应该很快就清醒过来，至少在陈轸等人提醒后想后应该清醒过来，也绝对不会上当，更不会导致楚国巨大的损失。

最后，楚怀王第二次与张仪打交道时也体现出情绪智力的低下。楚在丹阳、蓝田之败后，楚怀王派遣屈原再次出使齐国以恢复齐、楚纵亲关系。秦惠文王为了东进也仍然十分重视楚国的作用，所以在大败楚国的第二年（公元前311年）又愿“分汉中之半以和楚”。（《史记·楚世家》）楚怀王孩子气地说只愿得到张仪而不愿得地。如果楚怀王情绪智力高一些的话应该要土地，看秦惠文王给不给。给，就得地，至于张仪可以再找机会惩罚；不给，也就可以试出秦惠文王的真假。

当秦惠文王和张仪商量好后，秦惠文王同意把张仪给楚国。按说当张仪再次来到楚国后，楚怀王应该立即把张仪千刀万剐以解自己的心头之恨，而不管任何人替张仪求情。可惜张仪真的再次来到楚国后，楚怀王仅把张仪投进大牢，没立即杀掉，这给了张仪找人说情的机会。张仪仍旧厚赂楚怀王的宠臣靳尚和宠妃郑袖。在靳尚、郑袖等人花言巧语、软磨硬泡后，楚怀王居然又和张仪在一张桌子上喝酒，并且经过张仪一番以战争相威胁、以婚姻相诱惑的高谈阔论以后，楚怀王居然把张仪放了。楚怀王的这种行为实在不可理喻。等屈原从齐国回来，闻讯后立即要楚怀王杀掉张仪，楚怀王这才醒悟，派人去追赶，张仪却早已逃离楚国了。

（2）楚怀王缺乏主见

从楚怀王一生的重大事件中可以看出，他缺乏主见，认识不到当时国际大趋势，决策失误，应对失当，对楚国造成巨大损失，是楚怀王中后期楚国遽然衰落的内因之一。

楚怀王缺乏主见的第一个表现就是认识不到当时大趋势。楚怀王时期已进入战国中期，国际形势已经发生很大变化，早已由争当霸主、要求附属国称臣纳贡向掠夺他国土地和人口并最终灭亡他国转变。秦国野心勃勃，无疑是其中的代表，已经成为包括楚国在内其他诸侯国的主要对手。但楚怀王根本认识不到这种国际大局的变化。

战国初期，魏国仍旧继承春秋时期的做法，争当霸主。当然，魏国、楚国等偶尔也攻占他国土地，但掠夺他国土地最多、最典型的无疑是秦国。秦国在与他国的战争中继续蚕食或鲸吞他国土地，实力不断增强，他国则继续被削弱。秦国在争战中不再是当盟主或者霸主，要附属国称臣纳贡，而是直接攻占或者兼并他国土地，和春秋时期的做法完全不同了。因而秦国不断强大起来，进而有实力完成其兼并诸侯的雄心。秦国的这些兼并他国土地的行为楚怀王肯定知道，但却因为没有认识到其性质而缺乏足够的重视，更没及时调整楚国的对秦政策，而是仍旧把魏、韩等国作为主要对手，选择盟友时在秦国或者齐国之间摇摆不定，最终兵败地削，自己亦客死于秦，给楚国带来巨大的损害。

楚怀王缺乏主见的第二个表现就是不采纳正确谏言，最终采纳的谏言总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应该说，楚怀王还是能听他人谏言的。但糟糕的是，和楚国中期上升阶段的楚王如楚武王、楚成王、楚庄王接受的大多是正确的谏言相反，楚怀王接受的谏言不是没用的就是错的，甚至是谗言，总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屈原变革还仅限制在法治、培养人才和转变外交政策方面，还没涉及到楚国最严重的政治问题上，就被靳尚、子兰、郑袖等权贵宗亲进谗言。如果楚怀王有主见，应该像楚悼王支持吴起变法一样坚决支持屈原革新，并进一步改革楚国的顽疾。另外，在前述楚怀王与张仪第一次打交道被骗及要立即攻打秦国以报仇雪恨事件中，楚怀王没有采纳陈轸的正确意见；第二次与张仪打交道事件中，听靳尚、郑袖的话，没杀本该立即千刀万剐的张仪；等屈原回来说要杀掉张仪，派人去追赶时张仪早逃出楚国，又没能杀掉大仇人张仪。此外，楚怀王与秦昭王会盟被扣留乃至于最后客死秦国也是采纳错误谏言的结果。公元前299年，秦昭王写信给楚怀王，追忆了黄棘会盟的亲善关系和太子横“不谢而亡去”、导致秦、楚交兵的经过，然后邀请楚怀王到武关会盟，继续维持秦楚姻亲关系。（《史记·楚世家》）楚怀王见信后，很忧虑。此时楚怀王当政已经三十年，经验应该相当丰富了，但居然仍旧拿不定主意：去，怕被欺骗；不去，又怕激怒秦昭王，导致楚秦关系恶化。昭睢谏言说，秦是虎狼之国，有吞灭各国的野心，应发兵自守，不能去。楚怀王庶子子兰谏言说，不能违背秦的好意、应该去。结果最终采纳子兰的意见，一去就被秦将劫持到秦都咸阳，受到屈辱的对待，并进一步被作为人质要挟楚国割地，楚怀王不答应就被扣留在秦国，中间尽管曾经逃跑，但又被抓回，最后客死秦国，也让楚国遭受巨大的屈辱。由此可见，楚怀王自己缺乏主见，很多事征求大臣意见时要么正确意见不被采纳，要么采纳的是错的或者没用的意见，导致楚国遭受巨大损失，自己也客死秦国。

（3）楚怀王对秦国的失误

由于认识不到秦国攻城略地和以前争做霸主的不同，认识不到秦国想统一中国的理想对包括楚国在内的山东六国的灭顶之灾，认识不到秦国最终会成为楚国最大的敌人，因而楚怀王在对外关系中出现一系列失误。在这些失误中，最主要的、最大的失误毫无疑问是对秦国的失误，除了前述对张仪和秦昭王的失误外，还有公元前318年与秦决裂的时机和方式的不当、与秦决裂后又与秦和好的行为和对秦国攻占巴蜀无动于衷等三个方面。

楚怀王对秦第一个失误就是与秦决裂的时机和方式的不当。自楚、秦建国以来，楚、秦作为被中原各国瞧不起的“南蛮”和“西戎”之国，因同病相怜和地缘因素而关系一直很好，是长年的姻亲之国。尤其是公元前506年吴国军队攻入郢都后，秦国派了五百乘战车的军队帮助楚国赶走吴国军队，可以说秦国对楚国有大恩。尽管到楚怀王时此事已经近200年，但仍旧不能忘恩。因此，楚国对秦国政策和行为就要谨慎，除非万不得已尽量不要发生冲突，不要轻易伤害秦楚感情。否则，楚国对秦国就是恩将仇报，既会导致秦国对楚国的仇恨，也会让其他国家鄙视。但秦国自商鞅变法以后，国力大增，到楚怀王时期，秦国已显现出吞并其他诸侯国的意图。秦国的这种意图当时很多人都看出来了。楚怀王的父亲楚威王就曾表达对秦有可能吞并楚国的忧虑：

寡人之国，西与秦接境，秦有举巴蜀、并汉中之心。秦，虎狼之国，不可亲也。……寡人自料，以楚当秦，未见胜焉。（《战国策·楚策一》）

从公元前318年楚怀王担任五国纵长伐秦前的实际情况看，秦国攻伐、吞并的是中原的魏韩赵燕，没对楚国动武。这一方面是楚国很大，灭掉比较难，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秦楚关系一直较好，秦国没找到很好地借口对楚国动武，还没到与楚国决裂、把楚国作为主要敌人的时候。因此，秦国在楚怀王被推举为纵长率领五国伐秦之前一直没把楚国作为攻伐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楚国除了暗中做好应对秦国攻伐的准备，在公开的行动中就不要先做对不起秦国、伤害秦国感情、激怒秦国的事，不要让秦国抓住把柄，同时给世人留下楚国忘恩负义的口实。即便到了非要发生冲突不可进而导致秦楚决裂的话，应该由秦国先对楚国不义，理亏在秦国，楚国被迫自卫才行。

但楚怀王偏偏采取了一种极不合适的时机和方式，一经他人怂恿，在没想任何后果、没有做好任何应对准备的情况下，楚怀王就轻易担任了公元前318年公孙衍发动的魏、赵、韩、燕、楚五国共同伐秦的纵长，其结果却是五国一接触秦军就四散了，对秦国没造成什么损失，但秦国对楚怀王担任五国伐秦纵长这一很行为极其愤怒，可从秦国的《诅楚文》中得知。秦国认为这个行为是恩将仇报，严重伤害了秦楚几个世纪的亲密关系，是与秦的决裂。秦国从此把楚怀王乃至于楚国当作忘恩负义的敌人，最为痛恨和深恶痛绝，就像秦晋殽之战后秦国刻骨仇恨晋国一样，不念任何老感情，只想消灭而后快。此后张仪诈楚、秦昭王欺骗、劫持楚怀王到秦都并扣留楚怀王直至楚怀王客死秦国就是这种心理驱使下的报复行为。同时，从楚怀王担任五国伐秦纵长后，秦国提前把楚国当作攻伐对象，一有机会就打楚国，不遗余力、全力以赴。因此，楚怀王担任五国伐秦纵长是很糟糕的与秦决裂的时机和方式，是楚怀王对秦的第一个严重失误。

楚怀王对秦的第二个严重失误就是与秦关系破裂后，楚怀王又与秦和好的行为。当时国际局势尽管错综复杂，但稍微明智一点的人都看得出来，当时“天下未尝无事也，非从（纵）即横也。横成，则秦帝；从成，即楚王”。（《战国策·秦策四》）楚国和秦国是最有实力统一中国的两个国家。也就是楚国和秦国是最终的敌人，不是楚国灭掉秦国，就是秦国灭掉楚国。现在楚国既然因楚怀王担任五国纵长伐秦已经得罪了秦国，楚秦已经决裂，楚秦关系不可能恢复到以前的盟友关系；而且从长远看，楚国若要统一中国，秦国也是最大的敌人，即便楚怀王不担任五国伐秦纵长，秦楚也必定决裂，楚秦之间最终也必有生死决战。那么，楚怀王就应该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彻底与秦决裂。但一者楚怀王根本不清楚秦国已经把他和楚国视为敌人，楚秦关系从此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即便仍然和亲，但不可能再变成盟友，恢复到以前的那种亲密关系；二者楚怀王是虚骄之人，担任伐秦纵长前不知严重后果，一旦事情发展到很严重的地步，丹阳、蓝田两战失败后知道秦国的强大和厉害后，就被吓破了胆，不敢碰硬，对强大的秦国很害怕；三者楚国国内亲秦势力的强大；四者楚怀王未必清醒、坚定地认识到当时的争霸大势、未必认识到秦楚迟早要决裂和必有生死大战等，因而在担任五国伐秦纵长被打败尤其是丹阳、蓝田之役后楚怀王又马上与秦求和，对秦卑躬屈膝，极力讨好秦国。这显然是一个更大的失误。

在楚怀王时期的楚秦关系中，秦国宣太后掌权时期是一个特殊时期。公元前307年秦昭王新立，听政的楚王室女宣太后与其弟魏冉掌握了秦国的军政大权，实行亲楚联楚政策，并于公元前305年厚赂楚，楚于是背齐而合秦。宣太后为秦楚“合婚而欢”。公元前304年秦昭王亲政，与楚怀王在黄棘会盟，把原楚地上庸归还给楚国。宣太后希望秦楚和好的好意却在无意之中帮了秦昭王一个很大的忙，既导致楚国国内从楚怀王到一般大臣更不用说亲秦派错以为秦国仍旧对楚国很好，秦楚仍旧是盟友，看不到秦楚终有一战、从而消除了及早调整秦楚战略关系的可能，也导致魏韩等国大为恼火，进攻楚国，垂沙之役楚国被魏韩打败即是其恶果。后来楚昭王掌握实权后，宣太后、魏冉被废，秦楚关系因楚太子横杀死秦国一大夫后逃回楚国而再度恶化，而楚与魏韩关系也恶化。因此，宣太后掌权时期楚秦关系的改善无意中导致对楚国的损害，最终，因楚怀王被秦昭王骗入秦，被扣留在秦国并客死秦国，楚秦两国还是决裂了。

楚怀王对秦第三个失误就是对秦国攻占巴、蜀无动于衷。公元前316年，巴、蜀相互攻伐，俱告急于秦，秦惠文王经过大臣廷辩后决定先攻灭巴国和蜀国，命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人率军经牛石道攻蜀，同年十月灭掉了蜀国，接着又攻灭了巴国。从此，巴蜀之地就为秦国所占有。由于楚怀王缺乏战略眼光，以为巴蜀离楚国很远，秦国占领巴蜀对楚国没什么威胁，因而楚怀王君臣对秦国兼并巴蜀无动于衷，没采取任何措施应对。这也是很大的失误。“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华阳国志·蜀志》），楚国失去了物产丰富、地理形势险要的西南后方，秦国则可就地取材练兵，顺江而下，对楚国构成严重的威胁。公元前280年秦司马错率军从陇西出发，经由蜀郡，补充巴、蜀之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而下，大举攻楚，占领了楚国的黔中郡；公元前279年，秦分兵两路攻楚，其中一路由秦蜀郡守张若率水陆之军东下，向楚国的巫郡及江南地进军，攻下楚国众多土地，实际上起到了协助白起攻陷郢都的作用。

（4）楚怀王对魏、韩、齐等国的失误

从战略上看战国中后期的局势，秦国志在统一中国，楚国应该认识到秦国才是最危险的敌人，而韩、魏、燕、赵、齐等不管有什么深仇大恨都最终是盟友。可惜楚怀王认识不到这种国际大势，因而在对韩、魏、燕、赵、齐等国的举措也发生了严重失误。

首先是楚怀王对齐国政策的失误。楚国应该坚决与齐国合纵对抗秦国。在楚怀王时期，由于魏、韩地理位置靠近秦国，加上秦国加强对魏国、韩国的武力攻伐和利诱拉拢，因此，魏国、韩国尽管是楚国的盟友，但楚国肯定不能寄予很大的期望。这一点楚怀王的父亲楚威王就看出来了：“韩、魏迫于秦患，不可与深谋，恐反人以入于秦，故谋未发而国已危矣。（《战国策·楚策一》）”赵国、燕国远在北方，与楚国隔着魏国、韩国。因此，楚国能够结盟抗衡秦国的只有齐国。屈原看出来了，因而极力主张改变亲秦政策，与齐国结盟。楚怀王本人估计也多少看出了这点，这才先几次短暂地支持屈原。可惜，楚怀王缺乏主见，结盟齐国抗衡秦国意志不坚定，在国内亲秦派的谗言和秦国的配合下，不仅毁了屈原，也导致楚国与齐结盟时断时续，最终楚、齐都被秦国灭亡：公元前311年，因张仪诈楚而导致楚、齐联盟解体；公元前309年，齐国面临秦国的威胁，齐王想与楚联合收服韩、魏、燕、赵，然后由楚率领诸国合纵伐秦。楚怀王犹豫不决，最后采纳昭睢的意见，决定“合齐以善韩”，但从公元前308年秋的宜阳之战中，楚怀王一方面派柱国景翠率师救韩，另一方面并不真心救韩，而是等秦破宜阳后才进兵，可见楚国的“合齐以善韩”只是权宜之计，并非真正地要与齐国结盟抗秦；公元前307年，宜阳沦陷，韩、魏又向秦国屈服，对包括楚国、齐国在内的关东诸国的威胁就更加严重。由此可见楚怀王对齐国政策的失误。

其次，楚怀王对魏、韩、赵、燕政策的失误。楚怀王在认清国际大势后，应该认识到魏、韩、赵、燕也是楚国的盟友。但具体的对策则要根据各国不同阶段的情况灵活采取不同的对策：当魏、赵与秦国结盟对楚国不利时就要与齐国、赵国甚至燕国结盟，打击魏、赵；在魏、赵与山东六国结盟抗秦时就要与魏韩和解，在魏、赵遭到秦国攻击时要坚决援助。可惜，楚怀王的政策基本上是以与秦结盟为主，以与魏、韩、齐等国合纵为辅，摇摆不定，该真心援助时却首鼠两端，保存实力，导致魏、韩、齐等国的报复。如公元前303年，秦攻魏，取蒲阪、晋阳、封陵，再度攻取韩地武遂。同年，齐、韩、魏因“楚负其纵亲而合于秦”，三国联合攻楚。楚怀王以太子横为人质，向秦求救。秦遣客卿通率兵救楚，三国军队退去。因此，楚怀王在对待魏韩赵燕的政策也发生失误。

4.楚国太子横的斗狠

公元前307年开始听政的楚王室女宣太后与其弟魏冉掌握了秦国的军政大权，实行亲楚联楚政策。公元前304年秦昭王亲政，仍旧奉行秦、楚亲善政策，与楚怀王在黄棘会盟，把原楚地上庸归还给楚国。公元前302年，魏、韩又转而亲秦，魏襄王、韩太子婴与秦昭王在临晋会晤，韩太子还亲到咸阳朝秦。秦于是归还魏地蒲阪。当魏、韩与秦关系和好时，楚国在秦为人质的太子横于公元前302年与一个秦大夫为争夺一名歌女而发生殴打，“楚太子杀之而亡归”。此时，宣太后与其弟魏冉都已被灭掉，秦昭王要捉拿楚国太子横。楚国拒绝把太子横交出去。这样，秦楚亲善关系又告破裂。垂沙之役既是齐、韩、魏联合起来制楚的大规模的报复行动，也是因太子横亡归导致秦、楚关系破裂的直接后果。太子横斗狠的后果还没完。公元前299年，秦昭王写信给楚怀王，再次提及太子横“不谢而亡去”，导致秦、楚交兵的经过，然后邀请楚怀王到武关会盟，继续维持秦楚婚姻关系。楚怀王由于太子横的斗狠，觉得理亏，但又害怕，最后还是听信庶子子兰之言而去，就被扣留为人质，直到公元前296年客死秦国。因此，楚国太子横的斗狠就是不明大理、不顾大局的危害楚国的行为之一，也是导致楚怀王中后期楚国遽然衰落的内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