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宣王、楚威王时期楚国达到争雄期鼎盛的原因是北方各诸侯国争战加剧、吴起变法的作用、楚宣王、楚威王的进取精神、楚国君臣的团结等。

1.北方各国争战加剧

楚国宣威盛世的外部原因是此时头号强国魏国与实力正强的齐、秦之间的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魏与秦、齐攻伐不断，无力兼顾对楚国的攻伐。这是楚国出现宣、威鼎盛局势非常重要的外因。

战国初，三晋配合，向外争夺扩张，势盛一时，其中尤以魏国最为强大，夺取的土地也最多，出现了魏独霸中原之势。其后，随着各自图谋扩张，三晋同盟也就瓦解了。公元前381年，赵与楚联合大败魏军，魏、赵关系破裂。此后，韩、赵与魏之间不断争战，三国同盟瓦解，魏国陷于孤立，发展一时受挫。

这时，西面的秦国和东面的齐国也已经开始强大起来了，魏与秦、齐的矛盾因而也就骤然尖锐化，魏与楚之间的矛盾则相对缓和。秦自秦献公进行了一些改革后，国力日强，开始向中原发展。公元前366年，秦败韩、魏军队于洛阳。公元前364年，秦又大败魏军于石门，斩首六万。由于赵国来救，秦军才退。第二年，秦又攻魏少梁。公元前362年，魏相公叔痤大败韩、赵军队，擒赵将乐祚，攻取赵地皮牟等，威逼赵都邯郸。秦献公乘机派庶长国攻魏，在少梁大败魏军，生擒公叔痤，攻取庞城。

公元前361年魏惠王迁都大梁，注意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又与各国频繁相会扩大影响：公元前361年与韩昭侯在巫沙相会；公元前357年，魏惠王再次迫使韩昭侯在巫沙结盟；公元前358、357年，魏惠王与赵成侯先后两次相会；公元前356年，鲁、宋、卫、韩等国国君迫于压力均入魏朝见魏惠王；公元前355年，魏惠王入齐与齐威王相会；同年，魏惠王又与秦孝公在杜平相会；公元前354年，赵攻卫，魏即出兵救卫攻赵，进围邯郸。

在魏国大力扩张时，秦乘机举兵攻魏，在元里斩首七千，攻取了少梁。接着，秦又攻韩，占上枳、安陵、山氏，并在此筑城。秦国的势力已伸入到韩、魏交界处。第二年，魏仍围邯郸不去，赵只得向齐、楚两国求救。楚国出兵救赵，同时齐威王命田忌、孙膑率兵往救。田忌用孙膑策，进军大梁。魏军被迫回救大梁，与齐战于桂陵。魏大败。此即著名的“桂陵之战”（又称“围魏救赵”之战）。魏国受到西秦、东齐的打击，一时陷入非常困窘的境地。魏对楚国采取妥协政策，集中力量对付齐国，并攻占了赵都邯郸。公元前352年，齐联合宋、卫攻围襄陵，魏惠王以韩国军队击败了齐等三国联军，齐国无奈，只得请楚将景舍出来调停，与魏国和解。次年，魏又归还赵都邯郸，迫赵盟于漳水之上，强迫宋、鲁等十二诸侯国来朝。魏与齐、赵结盟后全力西向击秦。公元前350年，魏举兵攻秦，围定阳，迫使秦孝公在彤与魏惠王相会和好。魏惠王与齐、赵、秦修好，声势盛极一时，“乘夏车，称夏王”（《战国策·秦策四》），俨然以天子自居。公元前346年，魏会韩攻楚，取上蔡。公元前344年，魏惠王召集宋、卫、鲁等国会于逢泽，秦亦派公子少官与会。会后，魏领诸侯朝见周天子。逢泽之会是魏惠王称霸之举。

逢泽之会后的公元前342年，魏国出兵攻伐未与会的韩国，韩败，向齐求救。齐以田忌、田婴为将，以孙膑为军师，攻魏救韩。魏以太子申、庞涓为将，率十万众迎战。孙膑用“减灶诱敌”之计，制造齐军大量逃亡的假象，诱魏军至马陵，遭到齐军伏击，魏军大败，太子申被俘，庞涓自刎。从此，魏国转衰。第二年，齐、秦、赵乘魏败，分别从东、西、北边境攻魏，魏对秦反攻，又遭败绩。公元前340年，秦派卫鞅率兵攻魏，魏使公子卬迎战，结果被卫鞅诱执，魏国又一次大败。魏惠王献部分河西地与秦请和。

齐国自田氏取得政权后，国家相对稳定。公元前357年，齐威王立。齐威王任邹忌为相，进行政治改革，选拔人才，“齐国大治”，国力也强大起来了。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用卫鞅变法，国力进一步强盛起来。公元前334年“徐州相王”标志着魏国的霸主地位已经丧失，战国时代的兼并战争已进入了新的阶段。

总之，在战国初期，北方强国魏国先与赵国争雄，后与齐国、秦国争战不休，对楚则基本上没力量征伐，给楚国相对和平安定的环境。这是楚国宣威时期发展为鼎盛的重要外因。

2.吴起变法的作用

吴起变法是楚国宣威盛世的内因。吴起变法对楚国宣威盛世起到了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变法的影响和吴起之死的后果两方面。吴起变法废除贵族世卿世禄制，减贵族爵禄，收减百官和封君子孙的俸禄，对妨碍楚国发展的贵族阶层的抑制还是起到一些作用的；吴起变法禁止大臣结党营私，奖励百官尽忠守职，杜绝权门请托之风，选贤任能，罢除无能无用之辈、裁减冗官，整顿了楚国吏治；有些被迁移到边远贫瘠之地的贵族对开发边远贫瘠之地起到作用；加强军事训练，提高军队战斗力，注意耕战并重，保证军队得到给养，提高了楚国军队战斗力。因此，尽管由于楚悼王的去世导致吴起改革未能取得完全的胜利，但改革很有成效，增强了楚国实力和战斗力，在楚悼王后期已经初见成效，其真正的成效经过楚肃王时期发酵，到楚宣王、楚威王时终于释放出来。这应该是楚国到宣、威时期达到战国时期也即后期鼎盛的重要内因。(www.daowen.com)

吴起之死也对宣威时期的强盛起到作用。吴起当时明知去探望已去世的楚悼王风险很大，但他仍然前往。当楚国对他怀有刻骨仇恨的贵族们见到他就立即射杀时，吴起知道自己难免一死。但就在这种情况下，吴起有意趴在楚悼王尸体上，故意拔出射在他身上的箭插在楚悼王尸体上，为后继的楚王诛杀发难的贵族制造借口或者证据。这算是改革者吴起对楚国保守贵族最后的斗争，也是对楚国的最后贡献了。果然，继位的楚肃王诛杀70余家参与射杀吴起时伤到楚悼王尸体的贵族，没收了他们的家产、剥夺他们的封地。清理了楚国官场的冗官、冗吏和保守的贵族，极大地改变了楚国“大臣太重、封君太众”的局面，加强了楚王权力；充实国库、增加了楚国税赋收入，对宣威时期的强盛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3.楚宣王的进取精神、楚威王的忧患意识和正确策略

从总体看，楚宣王和楚威王积极进取，楚威王充满忧患意识，这是难能可贵的；同时采取了得当的应对措施，因此，达到楚国后期的鼎盛。

首先，楚宣王和楚威王积极进取，前已论述，在此不再赘述。同时，楚威王还充满忧患意识，《战国策》的楚威王问莫敖子华的记载就是证明：

自从先君文王以至不谷之身，亦有不为爵功，不为禄勉，以忧社稷者乎？”又记他自谓：“寡人之国，西与秦接境，秦有举巴蜀、并汉中之心。秦，虎狼之国，不可亲也。而韩、魏迫于秦患，不可与深谋，恐反人以入于秦，故谋未发而国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当秦，未见胜焉。内与群臣谋，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摇摇如悬旌，而无所终薄。（《战国策·楚策一》）

可见楚威王是有忧患意识的，对战国时期楚国危险的环境有清醒的认识，关心楚国存亡，力争把楚国治理好。

其次，楚宣王、楚威王的正确策略。自战国初期魏国独霸中原至战国中前期魏国由强而衰的一百多年中，逐渐形成七强并立的局面。七强中，三晋间及三晋与齐、秦之间的矛盾与争夺一直极其尖锐复杂。其中先强之魏与后来日强的齐、秦的争战尤为激烈。举足轻重的楚国，面临如此复杂形势，始终持郑重稳妥方针，实行积极的休兵息民策略，既不轻率出动，又伺机进击，显示出稳重的态势，这也正是楚宣、威王的精明老练之处。楚国一直是大国强国，吴起变法时又强化了军队，并非无力量出击。当时中原各国对楚国是极其重视的，“好用兵而甚务名，终为齐患者，必楚也”，因此除了魏国偶而来犯外，一般都不敢对楚国轻举妄动。所以惠施所谓“休楚”与“以楚毁齐”是很符合楚国当时实际的，反映了楚国自楚肃王以来，一直采取休兵自重和伺机进取的合适策略。当然，楚国君臣并非无所作为，而是冷静观察，相机行事，如楚宣王十二年（公元前358）得楚攻魏，取得很好效果。

4.楚国君臣、大臣之间的团结

宣威时期楚国君臣、大臣之间团结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因。大凡楚国君臣闹分裂，君臣相互猜忌，甚至相互杀害，必然不会发展。从实际情况看，这一阶段楚国没有此前此后那种君臣之间、大臣之间的猜忌、杀戮，基本上能做到人尽其才；大臣对君是恪尽职守，尽职尽责，君臣团结一心；大臣之间很少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甚至相互杀戮，大多能够做到分工协作、各尽其责。如当赵国求援时，楚国君臣商议对策，昭奚恤主张不出兵，让魏、赵两败俱伤。景舍认为要想使魏、赵“两弊”，必须“破魏”。但“破魏”的策略是自己少出兵，让赵、魏相拼，然后利用齐、秦力量去破魏。因此，两人意见虽有不同，但目的是一致的：保持自己的实力，削弱魏国。最后君臣达成一致协议。因此，宣威时期，楚国君臣和谐，君不在乎臣强，臣不做危害君主的行动，国家强盛，为中原各国所畏惧。

【注释】

[1]陈颖飞：《楚悼王初期的大战与楚封君——清华简〈系年〉札记之一》，《文史知识》201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