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是一个大国强国，竟败在后起吴国之手，跌入春秋时期楚国发展的底谷，其原因有对手的强大；但楚国内政失修、楚平王埋祸、楚昭王不成熟、令尹子常诸如专权滥杀、贪婪与索贿、不忠、无主见、军事指挥无能等众多问题是主要原因。当然，武城大夫黑速战建议和大夫史皇的挑拨也直接导致了楚军的失败。

1.对手的强大

吴师入郢的第一个原因是对手的强大，表现为晋、吴、蔡、唐、陈、许、胡等国组成了联军。晋、吴本身就是楚国非常强大的对手；再加上蔡、唐、陈、许、胡组成联军，力量就更强大了。清华简《系年》发表以前，学术界一致以为导致吴师入郢只有吴、蔡、唐三国。清华简《系年》发表以后才知道，这次楚国面对的是晋、吴、蔡、唐、陈、许、胡等国联军。楚国遭遇了自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管仲率领八国联军攻楚后最强大的七国联军。

（1）老对手晋国的前期参与

首先，晋国自公元前632年晋文公与楚成王争霸获胜以后一直是楚国的主要对手。自楚平王以来，晋国尽管当时仍旧比楚国强多了，北方诸侯国大多从晋，但实力确实下降了，因此，晋国的战略就是挑起吴国进攻楚国，形成晋吴夹击楚国的战略态势。这次进攻楚国，主使其实就是晋国，就是利用吴国夹击楚国战略的延续。其次，晋国也参与了攻陷楚国北方防守要塞方城的战斗，削弱了楚国抵抗力量，打击了楚军信心。只不过后来由于认为即便攻破楚国也不可能占领楚国领土，是徒劳，还不如解决对晋国有威胁的中山国的鲜虞人来得实惠；加上当时晋国发生水灾和疟疾。因此，晋国执政者听从建议停止了对楚国的进一步进攻。陈、胡、许等国也跟着退出攻楚联军。再次，尽管晋、陈、许、胡等国退出进攻楚国行动，但此后晋国在楚国北境的召陵、皋鼬隆重举行十九国参与的会盟，吸引或者转移了楚国防守的重点，配合了吴军的进攻，导致楚国对吴、唐、蔡进一步攻楚防守注意力不够，吴师千里奔袭郢都，直到汉水楚国才发觉，从而让这三国偷袭楚国得手。

（2）崛起的吴国成为楚国劲敌

此次联军进攻楚国，吴军最强，尤其是晋军退出之后。吴王阖闾（阖庐）继位之初即把楚国作为争霸对象，并采取了更加得力的措施。他严格要求自己，得到国人的支持。据《国语·楚语》记载：

阖闾口不贪嘉味，耳不乐逸声，目不淫于色，身不怀于安，朝夕勤志。

《左传·哀公元年》记载：

昔阖闾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坛，器不彤镂，宫室不观，舟车不饰；衣服财用，择不取费。在国，天有菑疠，亲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军，熟食者分而后敢食，其所尝者，卒乘与焉。勤恤其民，而与之劳逸，是以民不罢劳，死知不旷。

从中可以看出，吴王阖闾能够严格要求自己，生活俭朴，勤于治世，得到国人的拥护和支持。还有，阖闾在位期间十分重视任用人才。逃奔到吴国、助阖闾夺王位的伍子胥当然受到了阖闾的重用。阖闾基本上对伍子胥言听计从，如采纳伍子胥“兴霸成王”的建议，“立城廓，设守备，实仓廪，治库兵”，（《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吴国实力进一步增强。经过伍子胥的推荐，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孙武深得吴王阖闾的赏识而被任命为将军，精明干练的伯嚭也得到阖闾的重视而被任命为大夫。同时，吴王阖闾（阖庐）制定了攻楚破郢的周密对策。吴王阖闾按伍子胥的“为三师以肄焉，一师至，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罢之，多方以误之。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的谋略行事，吴军几乎连年出动骚扰，楚国应接不暇，疲于奔命。在应用疲劳战术拖垮楚国后，公元前506年，吴国联络晋、陈、胡、许等国组成多国联军进攻楚国，攻破楚国北方长城——方城后，晋、陈、胡、许等国退出。吴王阖闾征询并采纳伍子胥等建议，与蔡昭侯、唐成公达成协议，继续攻打楚国，并最终攻陷郢都。

吴国之强还表现在统帅吴军进攻楚国的领导成员的厉害。在领军攻破郢都的作战过程中，吴王阖闾、伍子胥、孙武、伯噽、夫概等吴国统治集团的人物各自发挥了巨大作用。吴王阖闾起决策作用。在晋等国退出联军时最终决定由倾吴之兵组成的吴军作为主力、唐、蔡军队协助继续深入楚国腹地、千里偷袭郢那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在有很大胜算把握、求胜称霸、回馈伍子胥多年大力帮助等因素作用下，吴王阖闾决定冒险一战。伍子胥为了报仇是最坚决主张在晋国退出伐楚联军后继续进攻楚国的。当然他非常了解楚国国情、政情、民情、地形，并针对性采取了一系列对策，知道吴军有胜利的把握才提出并坚持继续进攻楚国。孙武知道此次攻击郢都风险与机遇同在，但吴王阖闾决定了，加上为了报答伍子胥的推荐之恩，更主要的是充分分析各种情况后估计获胜是可能的，也同意打到郢都去。伯嚭为了报仇当然同意继续进攻楚国，他的作用主要是保障吴军的后勤供应。作为吴军副统帅的夫概在两军对峙于柏举的紧急关头，向其兄、吴军主帅吴王阖闾建议“楚囊瓦（子常）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后大军继之，必克”表明夫概准确掌握了楚军主帅和士卒精神状态，充分显示他对对方将士心理的准确把握和军事指挥才能。当阖闾没有把握、不同意进攻时，夫概当机立断，“遂以其私属士卒五千人，击子常之师，楚军乱，大败之，子常奔郑”，一举而取得柏举之战的胜利。清发之战时夫概认为困兽犹斗，建议待楚军半济而后攻击果然正确，然后吴军“五战及郢”，占领楚都。由此可见夫概的巨大作用，甚至是关键作用。

由以上分析可知，崛起的吴国是楚昭王前期吴师入郢、楚国跌入中期发展底谷最重要的外因。

（3）唐国、蔡国提供后勤保障

唐国、蔡国也是吴师入郢的一个外因。由于子常（囊瓦）勒索蔡昭侯、唐成公，导致这两国尤其是蔡国铁了心要与楚国作对。蔡昭侯在回国途中过汉水时丢玉发誓：“余所有济汉而南者，有若大川。”（《左传·定公三年》）回去后就去晋国请求发兵进攻楚国。尽管晋国最终没有出兵，但由此可见蔡昭侯对楚国的刻骨仇恨。联军攻克楚国方城后，随着晋国的退出，陈、许、胡等小国也就跟着退出了。但蔡、唐坚决不退，与吴国组成攻楚三国联军，吴国打仗，蔡、唐负责后勤保障。这对吴国也是很大的帮助，可以让吴国军队一心一意打仗。这既是子常索贿蔡昭侯、唐成公的结果，也是吴师入郢的一个外因。

2.楚国内政失修

楚昭王前期吴师入郢除了以上外因外，更主要的就是内因，具体就是楚国内政失修。就楚国内政而言，吴师入郢不单是楚昭王的问题，而是楚国中期下降阶段所有问题的总爆发。与吴国这一阶段内政清明、君臣团结、朝气蓬勃、奋发有为完全相反，楚国这一阶段政变频发，君臣不和，大臣之间尔虞我诈、攻击和杀戮频繁，贪污索贿盛行，内政屡屡失修，最终导致吴师入郢。

楚国内政失修表现之一就是政变频发、杀戮频繁。此前楚国君位王位继承尽管有政变，但次数少，且间隔时间很长。这一阶段，就有三起政变，占楚国八百年政变的一半；且间隔时间短。更主要的是，楚灵王还是在统治十几年后、大权在握、统治很稳定，且无病无灾、并非老年、无任何国外势力介入等情况下被推翻的。每次政变都导致大量的杀戮，给楚国巨大损害。

楚国内政失修表现之二就是人才外逃，为敌谋主，以害楚国。楚共王即位之初，由于得罪令尹子重与司马子反而难以在楚国呆下去的申公巫臣奔晋，受到重用。令尹子重与司马子杀巫臣族人和朋党，瓜分巫臣家族财产。因此，极度愤恨的巫臣自晋使吴，教吴国训练射御、乘车、战阵等车战战术，改变吴国昔日不习车战的局面；然后极力怂恿吴国伐楚，“吴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左传·成公七年》）从此吴国成为楚国的劲敌。楚平王统治更是昏庸。他听信谗言，冤杀伍奢、伍尚父子，逼伍子胥出逃，激化矛盾，导致伍子胥逃奔到吴，充当吴王阖庐进攻楚国的高参。伍子胥的策划是弱军对强军的制胜绝招，即先用疲劳战术拖垮对方，消耗敌人实力，继而以优势兵力进攻对手。根据吴楚交兵的实际情况，伍子胥对楚军行动的谋略完全是正确的。阖庐全部采纳伍子胥的计划。“楚于是乎始病。”（《左传·昭公三十年》）楚昭王时期，伯嚭的出逃也是楚国统治集团内部倾轧、矛盾激化造成的。伯嚭之祖伯州犁任左尹，以直事君，“平王幸之”，费无忌“望而妒之”，诬其有“篡杀之谋”，楚平王轻信谗言而诛之。伯嚭闻伍员在吴，因以投奔，阖庐委以国政，任为太宰，积极策划伐楚。

楚国内政失修表现之三就是阶级矛盾的激化。统治阶级的奢侈享乐以及长期的内外战争使楚国百姓蒙受了沉重的灾难，最终是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例如，楚灵王时修建章华台使得“国民罢（疲）焉，财用尽焉，年谷败焉，百官烦焉”；楚平王时期因强征暴敛，大兴土木，弄得民不堪命，史称“宫室无量，民人日骇，劳罢死转，亡寝与食。”（《左传·昭公十五年》）楚昭王在位时情况仍然十分严重，史载：“民之羸馁，日已甚矣；四境盈垒，道殣相望；盗贼司目，民无所放。”（《国语·楚语》）人民已濒临绝境，唯有铤而走险，奋起反抗。当时有相当多的楚国人民纷纷逃往云梦泽，聚而为“盗”。吴师入郢，楚昭王亡命云梦泽时就遭到起义群众的攻击，“上寝，盗攻之，以戈刺王。”（《左传·定公四年》）人民的反抗斗争，也动摇了楚国的统治基础。

3.长期而频繁的战争极大地削弱了楚国实力

早在春秋初期，楚晋两国为争夺霸主进行了长期的战争。公元前546年第二次弭兵大会之后，楚晋之间的矛盾逐渐趋于缓和。但是，由于晋国利用吴国对抗楚国战略的成功实施，楚国的对外战争不仅没有减少，相反更加频繁。楚吴两国经常兵戎相见，攻守不息。仅楚灵王、楚平王在位的二十五年里，据有文字可考的记载，双方作战就达二十余次。楚昭王即位之后，吴楚战争更为频繁，出现了“无岁不有吴师”的情况。至于楚国内部为争权夺利而引起的战争也是屡见不鲜。这些战争无论是取胜还是战败，其结果必然是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严重破坏社会生产。长期的战争使楚国的实力被极大地削弱，这也是楚国与吴国争霸一直处于劣势、最终吴师入郢的原因之一。

4.楚平王埋下的祸根

吴师入郢还与楚平王埋下的祸根分不开。楚平王忠奸不分，宠幸费无极，残杀忠良正直大臣伍奢及其大儿子伍尚，逼迫伍子胥外逃，导致伍子胥对楚王室的刻骨仇恨，立志此生只为报仇。伍子胥在吴王阖闾对楚战争中的作用是无人能代替的。可以说，没有伍子胥的出谋划策、以及其对楚国国情、民情、地形等的了解，吴王阖闾不可能打败楚国，更不可能攻入郢都，建立霸业。因此，楚平王给楚国树立了一个强大的内敌。另外，楚平王继位后对外“不在诸侯”，放弃进取，助长晋国、吴国的嚣张气焰，消弭楚国霸气，导致不仅晋国、吴国等当时大国欺负楚国，而且稍微大一点、实力比楚国弱的国家如陈国都敢欺负楚国，就连唐、蔡等这些楚国众多的属国也纷纷叛楚投靠晋国或者吴国，使得楚国日益陷于被动挨打局面，最终导致公元前506年晋、吴等国组成了七国联军伐楚和吴军入郢。因此，楚平王的对外尤其是对吴国的妥协退让也是吴师入郢的重要原因之一。

5.楚昭王的不成熟

楚昭王的年轻不成熟也是吴师入郢的一个重要内因。尽管楚昭王继位时仅十岁，但到公元前506年也二十岁了。经过十年磨练，楚昭王应该变得成熟一些。楚国历史上有楚庄王年轻有为的例子，中国古代历史上也有年龄更小的康熙皇帝有为的例子。因此，二十岁的楚昭王完全可以成熟一些。但可惜，从事实来看，楚昭王并不成熟。楚昭王不成熟的第一个表现就是上了吴国的当，任命子常为抗吴总指挥。据《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载，吴在举兵伐楚前，“子胥阴令宣言于楚曰：‘楚用子期为将，吾则侍而杀之；子常用兵，吾即去之。’”可见伍子胥所畏惧的是公子结子期，而非子常（囊瓦）。结果楚昭王受骗，任命子常为抗吴前线总指挥，上了伍子胥的当。子常既无能无主见，又贪功，指挥不当；失败后又贪生怕死、不忠不孝、外逃郑国，给楚昭王和楚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如果楚昭王成熟一些的话，完全可以根据子常表现，认识到此前子常多次败在吴军的手下，惧怕吴军，肯定不堪胜任抗吴总指挥，从而识破伍子胥的计谋，反其道而行之，任命子期为前线总指挥，结局就可能大不相同。当然，如果楚昭王更成熟一些，根据子常的众多劣迹而早一些撤换子常的令尹之职，那更好，结局肯定会大不相同。

楚昭王不成熟的第二个表现就是轻易抛弃郢都。中国古代国都或城邑被围，由于君主或将领沉着应战，动员和组织军民防守、反攻从而转危为安、化险为夷，并最终击败来犯之敌的战例并不罕见。战国后期燕齐之战即是一例。公元前284年，燕国名将乐毅统帅燕、秦、楚、赵、魏、韩六国联军侵伐齐国，齐都城失陷，齐缗王出逃，不久被杀，全国主力部队几乎被歼殆尽，国土仅存莒和即墨两邑，其危险程度远远超过楚昭王面临的局势。刚即位的齐襄王号召全国军民英勇抗敌，经过五年浴血奋战，终于守住莒，进而收复失地，还都临淄。遗憾的是，楚昭王却不成熟，既认识不到吴军远道而来，不利久战，只要坚守可以抵抗吴军；更做不到自己率领郢都留守兵力、从前线溃退回来的兵力、郢都周边的楚军，还可以武装民众，凭借郢都城墙坚持抵抗，等待援军；同时快速去各县调兵，甚至可以派人到他国如秦国去借兵，以便打退吴军的进攻。实际情况却是，在吴师兵临城下的危急时刻，楚昭王置社稷、母亲、军民于不顾，带上妹妹仓惶出逃，导致郢都乃至楚国军民大溃逃。正如大夫兰尹指斥楚昭王的那样：“自先主莫坠其国，当君而亡之，君之过也。”（《国语·楚语下》）因此，昭王临阵脱逃是吴军攻入郢都非常重要的内因之一。(www.daowen.com)

6.大臣的问题

对于吴师入郢，楚平王、楚昭王固然有责任，但楚昭王继位时年少，楚国军政大权完全掌握在令尹子常手中。因此，严格来说，吴军入郢、楚国跌入春秋时期发展的底谷最主要的责任应该是由实际主政大臣令尹子常承担。子常的一系列危害楚国的行为是吴师入郢的主要内因。此外，武城大夫黑的速战建议和大夫史皇的挑拨也直接导致了楚军的失败。

（1）令尹子常的严重危害

纵观子常的表现，确实非常差。子常应该是楚国历史上一个道德品质和能力都非常差的一个主政大臣之一。另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春申君黄歇。子常缺乏忠诚、勇敢、仁义、智慧、果敢等优秀品质，能力、素质等连许多普通人都不如，而专权、滥杀、贪婪、索贿无不擅长。当然，在战争期间最致命的是无能。这样的人仅仅因为他是楚王室同姓家族成员、前任令尹的儿子，按照楚国用人惯例，在前任令尹、子常之父死后，顺势继为令尹。在楚平王死后，年幼的楚昭王执政，子常就掌握了楚国军政大权，直接导致郢都失陷，给楚国造成巨大的危害。

子常第一个危害楚国的行为就是执政期间迫害忠良，滥杀无辜。子常执政不仅没有吸取楚平王杀害忠良的教训，反而忠奸不辨，继续听信楚国最大佞臣费无极的挑拨离间之计，制造“郤宛之难”，杀害忠良，滥杀无辜。左尹郤宛正直和蔼，“国人悦之”，但却被奸佞小人费无极和右领鄢将师视为眼中钉。费无极这个楚国最大奸佞之臣就在子常面前诬陷郤宛要暗害子常。子常听信谗言，只看表面现象，不调查事情缘由，就下令进攻郤氏，郤宛被迫自杀。子常、鄢将师又滥杀无辜，杀了与郤宛相好的阳令终及其弟完、佗，以及晋陈及其子弟，尽灭郤氏家族和朋党。与郤氏亲善的伯氏之族被迫逃亡到吴国，后来伯氏族人伯嚭为吴太宰，谋害楚国。这不仅大大削弱楚国实力，还新添了敌视楚国的力量。

子常危楚行为之二就是贪婪索贿，致使唐国、蔡国不顾一切后果与吴结成伐楚同盟。子常和别人谈话首先就问人家聚了多少财富，蓄养了多少马匹，表现出贪婪的本性。他掠夺人民的财富“蓄聚不厌”“如饿豺狠焉”，正如楚昭王的大臣斗且批评子常时所说：

今子常，先大夫之后也，而相楚君，无令名于四方。民之嬴馁日已甚矣，四境盈垒，道相望，盗贼司目，民无所依。是之不恤，而蓄聚不厌，其速怨于民多矣。积货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国语·楚语》）

子常贪利索贿，公然欺凌压榨来访之国。蔡、唐近楚，一向是楚的附属国，虽然若即若离，叛服无常，但因处于楚国眼皮之下，一直受楚控制，是楚国的东北屏障。维护与唐、蔡的正常睦邻关系应是楚国不容忽视的战略问题。然而，公元前507年，蔡昭侯朝楚，带来两佩两裘，一佩一裘献给楚昭王，留一佩一裘自用。子常想要，蔡昭侯不给，子常竟粗暴地扣留蔡昭侯三年。唐成公朝楚，带两匹肃良马，一匹献给楚昭王，一匹留着自用。子常想要，唐成公不给，也被扣留三年。后来，唐成公献马给子常，子常才让唐成公回国。蔡人仿效唐人，献佩给子常，蔡昭侯才被释放。蔡昭侯回国途中，过汉水时，投玉发誓说：“余所有济汉而南者，有若大川！”蔡昭侯回国后立即赴晋，以其子元与蔡大夫之子为质，请求伐楚。公元前506年，晋应蔡请，即会宋、蔡、卫、陈、郑、许、曹、莒、邾、顿、胡、滕、杞、小邾等国国君及周、齐之大夫于召陵，谋伐楚。召陵之会虽最终因各种原因而未伐楚，但与会国之众，说明楚国失礼于蔡、唐不得人心。后来，在多国联军攻陷楚国方城后，随着晋国的退出，陈、胡、许等小国也跟着退出。但唐、蔡两个小国却因子常贪婪索贿而仍然坚决与吴国结成伐楚同盟。事实证明，唐、蔡叛楚投靠晋吴与吴师入郢有直接的内在联系。

子常危楚行为之三就是在汉水与吴军对峙时缺乏主见。在抵抗吴军入郢战斗中子常缺乏主见，主要表现就是轻易听信武城黑速战建议和史皇挑拨离间，主动渡过汉水与吴军决战，结果一败再败。如果子常有主见就可以在一系列问题上不会犯常识性的、低级的错误。子常稍微有点主见就会认识到吴军深入楚国腹地，粮草等军需物资供给困难，伤病员不便治疗，地形不熟，水土不服，肯定适宜速战，不便久战；楚军占据地利人和的优势，打持久战对楚国最有利，拖疲拖垮敌人，然后一举歼灭敌人。这是子常在战略认识上犯的低级错误。子常在战术上犯的低级错误就是楚军主力夹汉江而与吴军对峙时所犯的错误。子常如果稍微有点主见就会认识到，左司马戌的方案对楚军而言是很好的方案：左司马戌烧掉敌船，即截断敌人退路，也对敌人心理上施加了巨大压力；然后前后夹攻，取胜希望最大。子常稍微有点主见，对于武城黑说的“吴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战，不如速战”的建议就会进行仔细分析，看看到底是不是如武城黑说的那样，如果不是就不予理睬；如果是，比较利弊后也会得出不予采纳的结论。子常稍微有点主见，对于大夫史皇的挑拨就应该好好训诫史皇。事实却是，子常缺乏主见，没有对武城黑的建议进行理智分析，犯了极其低级的错误；也没对史皇训诫，反而相信并才采纳，为了争功而在左司马戌未对吴军包抄到位的情况下率军先渡过汉水进攻，结果正中吴军下怀，楚军一败涂地。

子常危楚行为之四就是指挥作战的无能。如果子常指挥作战能力很强，不等左司马戌的包抄能打赢也行。可子常指挥作战无能，根本不是吴王阖闾、伍子胥、孙武、夫概等人的对手，结果是从小别山到大别山，三战皆败，然后楚吴军队对阵于柏举，吴王阖闾弟夫概率其部五千人先击子常家族兵，子常家族兵奔逃，楚军大败，不可收拾。

子常危楚行为之五就是子常逃跑到郑国。柏举之战楚军失败后，作为楚国执掌大权的令尹、楚军前线总指挥的子常居然只顾保自己的小命，置楚昭王和楚国民众于不顾，逃往郑国。子常的逃往郑国，和那些因为迫害而被迫他往他国的楚人不可相提并论，更不可与打了败仗承担责任而自杀的楚将相比。子常如果在楚军柏举之战失败后能像楚国历史上敢于承担责任的屈暇、子玉、子反等将领那样，继续奋力抵抗，保住郢都，赶走吴军，再勇于承担责任，也还说得过去；如果战死也算说得过去。可子常却连不愿逃到外国去的楚灵王都不如，更不如和他同朝为官、来自吴国的楚左司马戌忠于楚国，他居然选择逃跑。在自小别至大别三战皆败后，子常自知不能胜吴，就想临阵脱逃。由于史皇警告他如果拼死抵抗挡住吴国的进攻，尚可以免其罪，子常才带着侥幸心理没逃跑。但当柏举之战楚军大败后，子常的极端自私就暴露出来：子常就连楚昭王和楚国都不管了，自己的家人也不管了，老百姓就更不顾了，只顾自己的小命，最终逃到郑国。当初挑拨离间的史皇都战死了，后来的楚左司马戌孤军作战，几经战斗，耻为俘虏，也自杀身亡。可作为楚军前线总指挥的子常却逃到郑国。由此可见，子常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这样的人偏偏能成为楚昭王年幼继位后十几年的主政重臣，也是吴军攻入郢都战争中楚军前线总指挥。楚军焉有不败之理！子常作为主政十几年的令尹、前线总指挥打了败仗逃往小国在楚国还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更重要的是，子常一逃跑，对楚国的危害就大了。楚军在前线失去总指挥后兵败如山倒，被吴军穷追不舍，直接导致吴军占领郢都。

（2）大夫武城黑的速战建议和史皇的挑拨

本来楚国一个大夫无足轻重，不会有多大能量。但关键时刻，某些平时根本无足轻重的人也可能改变历史。吴师入郢过程中，楚国就有两个这样的大夫——武城黑和史皇。武城大夫黑以楚革盾甲打湿后不如吴木盾甲耐久，建议子常速战；大夫史皇则用心阴险，他挑拨子常和左司马戌的关系，说左司马戌本身就比子常得到楚人的喜欢，如果这次左司马戌毁吴舟于淮，塞城口而还，这是左司马戌一个人的功劳，建议子常赶快渡过汉水与吴军决战。在这么关键的时刻史皇进行这样的挑拨，我因此怀疑史皇是否为伍子胥或吴军收买的楚奸，不然无法解释以阖闾、伍子胥、孙武等人的精明，肯定知道孤军深入楚国腹地、与楚军夹汉水对峙的风险，他们居然没采取任何行动。但由于没有证据，就没法证实，也只能是猜测。史皇的这一招果然有效。子常是一个嫉贤妒能、无主见之人，听了大夫武城黑和史皇挑拨离间的话，不等左司马戌对吴军形成夹击之势就直接渡过汉水与吴军决战，正中吴军下怀。因此，武城大夫黑的担忧和史皇的挑拨做到了吴军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改变了吴楚军队的形势，导致楚军大败。

【注释】

[1]白松梅：《试论楚王对权臣的控制》，《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2]罗运环：《楚国八百年》，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27页—229页。

[3]何新文、周昌梅：《论楚灵王》，《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

[4]韩席筹：《左传分国集注》，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696页。

[5]张正明：《楚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04—205页。

[6]魏昌：《楚国史》，武汉：武汉出版社2002年版，第157页。

[7]（清）马云：《左传事纬》，济南：齐鲁书社1992年版，第370页。

[8]韩席筹：《左传分国集注》，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696页。

[9]张正明：《楚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15页。

[10]李守奎：《清华简〈系年〉与吴人入郢新探》，《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第241期。

[11]李守奎：《清华简〈系年〉与吴人入郢新探》，《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第24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