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中期（争霸期或春秋争霸期）下降阶段是指从楚共王继位的公元前590年到楚昭王前期的公元前506年的吴师入郢这一时间段，共经历楚共王、楚康王、郏敖、楚灵王、子比、楚平王和楚昭王（前期）等7位楚王，共约85年。与上升阶段的内容主要论述楚王对楚国的贡献或者功劳及其原因不同，下降阶段的内容则主要论述楚王对楚国的损害及其原因。

楚国中期下降阶段处于我国春秋中后期，尽管仍旧属于争霸时期，但争霸已进入尾声，中原正在酝酿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中原诸侯国更关心本国权力的争夺，因而对与他国争夺附属国的争霸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感兴趣。此时两大霸主国楚国和晋国都因国内各种问题而争霸实力不足，争霸与弭兵交替进行。这时楚国主要是楚庄王死后，楚王的能力和素质一个不如一个，霸业衰退，国力大幅度削弱；晋国则因六卿势力强大，国君与六卿、六卿与六卿之间争斗厉害。因此，楚国和晋国都不能压倒对方。加上秦国、齐国的崛起，与楚、晋实力逐渐接近。这样，楚晋两国在这个阶段始终势均力敌。而大国的附属国都苦于被卷入战争。在这种情况下，楚晋两国及其附属国都同意“弭兵”。春秋中后期的“弭兵”运动有两次，第一次是公元前579年的“华元弭兵”又称“西门之盟”，第二次是公元前546年的“向戌弭兵”又称“盟门之盟”，形成楚晋并霸局面。

这一阶段，争霸重心由中原转向东南。地处偏僻东南的吴越，在楚国申公屈巫把中原战车及其战法传进去后，得到大发展，加上对争霸感到新鲜而兴趣盎然，劲头十足，终于后来居上，成为争霸的主角。先是楚国与吴国争霸，后来吴越之间争霸，最后是灭掉吴国的越国北上与中原诸侯国争霸。

楚吴争霸是由晋国挑唆的。晋国由于国内六卿崛起，国君与六卿之间相互争斗不休，因而无力与楚对抗。晋国就挑唆吴国对抗楚国。加上楚国申公巫臣要报仇，自请出使吴国，教会吴人车战，也挑唆吴国进攻楚国。这样就引发了吴与楚的对抗和争霸。从楚共王一直到楚昭王，吴国都是楚国强劲的对手。其中，吴王阖闾于公元前506年率军攻陷郢都，并因此成为春秋小霸之一。

吴越之间因地理位置相邻，早就相互争斗。越结楚以抗吴。因此，在吴王阖闾于公元前506年率军攻陷郢都过程中，越国及时出兵骚扰吴国后方，支援楚国。吴国从楚郢都撤回后，首先报复越国，引发吴越之间的争战。公元前496年，越王允常死，其子勾践继位。吴王阖闾趁机进攻越国，双方在檇李发生激战，吴王阖闾被戈击伤，死在回师途中。阖闾的儿子夫差继位后时刻不忘越国的杀父之仇。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率大军攻越，双方战于夫椒，越军战败，主力被歼，越王勾践率余部5000人被围于会稽山上，被迫请降。吴国大臣伍子胥建议勿许，夫差未采纳伍子胥建议，而采纳收受了越国贿赂的伯嚭的建议，以越王质吴为条件，许越降而撤兵。

吴王夫差在征服越国后，欲称霸中原，再次拒绝伍子胥“定越而后图齐”的建议，积极准备北进。公元前489年，吴攻陈；公元前487年，吴攻鲁；公元前485年，吴率鲁、邾、郯等国联军由陆上攻齐；派大夫徐承率水军由长江入海迂回攻齐侧后，吴水军作战失利，陆上联军退回；公元前484年，吴再次攻齐，在艾陵全歼齐军精锐；公元前482年，夫差率吴军主力进至黄池，与晋及中原诸侯会盟，达到霸业顶点。

在吴王夫差北上争霸的过程中，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发愤图强，在文种、范蠡辅佐下，制定了“十年生聚”的长期战略，增强了综合国力，提高了战斗力。当吴王夫差在黄池与晋定公争作盟主时，越王勾践分兵两路攻吴，自率主力攻入吴都。夫差南归，派人请和。勾践因吴军主力未损，遂与吴订和约后撤军，等待时机进攻吴国以报仇雪恨。公元前478年，吴国发生灾荒，越国乘机发动进攻，取得笠泽之战的胜利，越国已占有绝对优势。公元前475年，越国再度进攻吴国，吴军无力迎战，据都城防守。吴王夫差数次遣使请和，均遭越王勾践拒绝。公元前472年，吴都城姑苏城被攻破，夫差自杀，吴国灭亡。勾践率军“北渡江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周元王封勾践为伯。“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越王勾践成为春秋时期的最后一个霸主。以上就是楚国中期下降阶段的“国际”背景。

在这个“国际”背景下，楚国中期下降阶段的总体状况是每况愈下，国势不断下滑。楚共王初期蜀之盟是楚庄王称霸的余威，是楚国中期上升阶段发展的最高峰。此后开始下滑和跌落：楚共王早期由楚国独霸跌落为楚晋并霸；鄢陵之战后继续跌落为一般强国；楚康王无所作为，继续下滑或者跌落；楚灵王前期，楚国国势一度复振，但由于遭遇政变而死，国势有所下滑，但仍旧还有大国余威；楚平王靠政变上台，主政期间胆小怕事，耽于享乐，导致楚国由楚灵王复振后的强国跌落为一般国家；楚昭王前期的公元前506年，“吴师入郢”，楚国成为可以被小国欺负的弱国，跌入楚国中期的最低谷。

导致楚国这一阶段持续不断地下滑或者跌落的主要外因是吴国的强大。当时吴国是一个兴起较迟的落后国家，地处江淮流域和东南沿海，有渔盐之利，而且土地肥沃，水利资源丰富，适宜农业的耕种，特别是在中原地区先进耕作技术的传入后，农业生产获得长足发展，为吴国的对外战争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从吴王寿梦开始，历代吴王立志争霸，励精图治，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内国力迅速强大起来，一跃而成为春秋中后期的军事强国。公元前582年北伐郯国，使原来臣服于鲁、莒的郯国改服于吴。这次小试锋芒的胜利增强了吴与中原诸侯争霸的欲望，滋长了对外扩张的野心。吴原是楚的附属国，长期与楚相安无事。因此，吴国最初的争霸对象是北方中原诸侯国鲁国、齐国，尤其是晋国。但由于晋国本身已经无力对抗楚国，再加上吴国就更难应付。因此，晋国就鼓动吴国挑战楚国，一来把吴这股祸水引向楚国，二来也可让吴国帮助晋国对付楚国。在这种转变过程中，出奔到晋的楚国申公巫臣为了报仇起了重要促进作用。日益强大起来的吴国在楚共王时期拉开了吴楚争战的序幕。整个楚国中期下降阶段从楚共王到楚昭王，吴国对楚国始终构成严重威胁，并最终于公元前506年攻陷郢都，是导致楚国节节跌落、并最终跌入这一阶段底谷的重要外因。

导致楚国这一阶段持续不断地下滑或者跌落的内因有楚国君臣都在向坏的方向变化，这些变化直接导致了楚国的持续衰落。

首先，这一阶段楚王发生向坏的方向变化。第一个表现就是楚王素质和能力的普遍低下。前面已经论述，楚国争霸期上升阶段的楚王群体素质高、能力强。而楚国争霸期下降阶段的楚王不管是年少继位的楚共王、郏敖和楚昭王，还是夺位为王的楚灵王、楚平王，尽管有的还有恢复楚国霸主国荣耀的想法，但总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或问题，因而总体上看，素质普遍较差，能力普遍低下。楚共王继位年龄和其父楚庄王一样，可惜能力与水平与其父楚庄王相差太远。亲政前无法掌控大臣，权臣子重、子反为所欲为，杀申公巫臣族人，分申公巫臣族财，楚共王对此没采取任何措施制止或者善后，导致巫臣因对子重、子反的刻骨仇恨而教唆吴国反楚，从此出现吴国这个强敌。楚共王亲政后，本想借鄢陵之战摆脱其叔叔子重的控制，但楚共王自己却不成熟，导致楚国鄢陵之战失败，想倚重的子反被迫自杀，楚国实力大为削弱，楚国大踏步下滑。楚康王有效仿先君干事的想法，但比楚共王还平庸，却对贵族、庶人尤其是庶人的崛起这一符合那个时代向前发展趋势的新生事物极为敏感，动则对崛起的贵族、庶人大开杀戒，如令尹子南（公子追舒）及其宠信的八个庶人就被杀，既导致众多人才被杀，或者逃到国外；同时，楚康王的这种杀戮还开打击新生事物和大力镇压新生力量之先例，严重阻碍了新生事物和新生力量在楚国的萌芽和成长，是楚国政治和社会保守传统形成的源头之一。此后楚国政治和社会除了短暂的吴起变法外基本上没有多大改革。最终楚康王在位15年没干出任何一件对楚国值得称道的事。因此，平庸的楚康王对新生事物和新生力量大开杀戒影响更为深远。楚灵王虽然有限地提振了楚国声威，但最终还是素质低、能力有限，许多问题他自己认识不到，又不听明智之言，结果损害了楚国。楚平王不仅平庸而且虚伪。为了夺得王位，夺位前时刻注重自己的形象，制造了彬彬有礼的君子假象。但夺位过程中，却虚伪狡诈，阴谋诡计一个接一个，最后导致三个哥哥被杀，自己继位。楚平王对楚国损害更大的是他夺位后的庸无能、胆小怕事、贪财好色。前期的楚昭王年少继位，素质和能力就免谈，否则就完全可以阻止子常的为所欲为、专权误国的行为；尤其是当吴国军队攻到郢都时，绝对不会不组织抵抗，更不会丢下母亲、首都和国民而率先逃命，对楚国造成巨大的损害，导致楚国直接跌入春秋争霸期下降阶段的底谷，差点灭亡。

这一阶段楚王变坏的第二个表现就是楚王开始享乐。早期的楚君从熊绎到若敖蚡冒数君一直保持筚路蓝缕、艰苦奋斗的作风。楚国中期上升阶段尽管楚文王、楚庄王继位初期有短暂的享乐记载，但由于他们的时代楚国还刚刚结束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楚国还不富裕，尤其是楚国还不强大，还处于类似后世封建皇帝打天下时期，故在大臣的进谏或惩诫下，他们还能抑制自己的享乐欲望，从享受中拔脱出来，把精力主要用于争霸，带领楚国大幅度发展。一旦参与争霸就身不由己，会有众多的事务缠身，不再可能去享受。如果他们想多享受一些，那就不可能对楚国还能做出那些贡献，楚国也不会出现争霸期上升阶段欣欣向荣的景象。而从楚共王开始的楚王就不一样，他们属于守成的楚王。其时楚国已经是霸主国，国力强大，物质丰富，因而有条件享乐。于是享乐逐渐发展，最终充斥楚国官场，楚君楚臣大肆享乐。楚灵王是其中的典型。公元前535年楚灵王建成当时最豪华的章华台，还想与诸侯共庆落成；公元前530年出兵攻吴时声势浩大，楚灵王着“皮冠”、“秦复陶”（秦国赠送的羽衣）、“翠被”、“豹舄”（以豹皮为衣履），穿着华丽，威风凛凛，极端豪华。以楚王为首的统治者就不断追求越来越奢华的享乐生活，结果社会财富虽然在广大人民的辛勤劳动下日益增多，可是并没有用在富国强兵利民方面，而是被统治集团骄奢淫逸的生活所挥霍浪费。楚国君臣这样，自然上行下效，楚国一般贵族甚至民众也开始享乐，整个社会弥漫享乐之风，勤俭节约、坚强的意志、远大理想、奋斗不息等以前推动楚国向前发展的精神品质消磨殆尽。这是这一阶段楚国节节跌落的重要原因之一。(www.daowen.com)

这一阶段楚王变坏的第三个表现就是对楚臣大开杀戒，并夺占贵族土地、财产。因为保守而对新生事物不容纳；政治斗争的需要，或者为了满足奢侈享乐的生活都是楚王杀大臣、夺占贵族土地的原因和理由。鄢陵之战后，右司马公子申，居功自傲，“多受小国之赂，以逼子重、子辛”（《左传·襄公二年》），对外受贿赂，对内争权，结果被杀。令尹子重死后，继任的子辛又对小国求索无厌，任令尹不过二年又被杀。楚康王于公元前551年在朝中杀令尹子南，车裂令尹子南宠信的庶人观起，因为观起有马数十匹。楚灵王当令尹时，杀大司马蒍掩而取其室（《左传·昭公十三年》）；公元前530年楚灵王杀大夫成虎；及即位，夺斗韦龟及其子都成然（蔓成然、子旗）的赏邑。

这一阶段楚王变坏的第四个表现就是由保民演变为虐民。楚国上升阶段楚王如楚武王、楚文王、楚庄王珍惜民力，不扰民、不虐民，出兵不违农时，灾荒寒冷时还赈灾。《尸子》记载：“天雨雪，楚庄王被裘当户，曰：‘我犹寒，彼百姓宾客甚矣。乃遣使巡国中，求百姓宾客之无居宿绝粮者赈之。国人大悦”《艺文类聚》卷五、《太平御览》卷三十四中也有类似记载。《史记·循吏列传》记载：“庄王以为币轻，更以小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业。”市令向令尹孙叔敖作了反映，孙叔敖立即“令之复”，然后向庄王言明，“王许之，下令三日而市复如故。”因此，尽管频繁的外出征伐，但并未影响农业生产和导致国人怨恨。正如随武子所说：“楚军……昔岁入陈，今兹入郑，民不罢劳……商农工贾不败其业，而卒乘辑睦，事不奸矣。”（《左传·宣公十二年》）但从楚灵王开始就频繁扰民。除了毫无必要、毫无功劳的出征外，楚灵王“厚作歙于百姓，夺民衣食之财”，大兴土木，当令尹时就在犨、栎、郏等地筑城，继位后又先后在赖、钟离、巢、州来、陈、蔡、不羹等地筑城，修建了许多大型游宫、离宫，如楚灵王在位期间最大的土木工程章华宫“崇之以土木，饰之以丹缕……国民罢（疲）焉，财用尽焉，年谷败焉，百官烦焉，举国留之，数年乃成。”又如《左传·昭公十四年》载，楚平王继位后大兴土木，“宫室无量，民人日骇，劳疲转死，忘寝与食”，其虐民远远大于爱民。（《左传·昭公十九年》）这些劳民伤财的扰民行为导致老百姓无暇休整和恢复，财用枯竭。由于过度扰民，楚国国内阶级矛盾激化，甚至有走投无路的国人“为盗”进行反抗。公元前506年，吴师破郢，楚昭王逃到云梦泽避难，险些被那里的“盗”即反抗官府的人刺死。

其次，这一阶段楚臣也向坏的方向变化。楚臣的变坏分为对君、对同僚与对民等三个方面。这些坏变都导致楚国的下降。

这一阶段楚臣变坏的第一个表现就是不再象此前的大臣那样尽心尽职为国，而是出现宠臣、佞臣和专权的大臣。楚国中期上升阶段，楚王对楚臣控制还不是那么严格，楚臣对楚君在充分尊重的基础上侧重忠于职守，而不是忠于楚王个人，上下尊卑等次在大臣心理积淀还不是那么深厚，楚臣还有一定的自由。因而楚臣在按照楚王意志行事的同时还能为国家、为民着想，如楚文王时期的葆申、鬻拳，楚成王时期斗子文，楚庄王时期孙叔敖。楚臣对楚君关系正常，该谏言的仍旧大胆谏言，甚至还出现武力强谏的情况；该干什么事就干什么事，甚至还出现先斩后奏的情况。楚臣尤其是权臣如令尹、司马、莫敖等在楚国的政治舞台上发挥着很大的作用，无论在军事、外交还是在国内大事的处理上都有他们的身影。因此，这一阶段，楚国君臣关系融洽，团结一心，楚国蒸蒸日上，国家快速发展。

但是，大臣的过分行为也会影响、妨碍甚至威胁到楚王的权威甚至生命，如楚武王时斗缗反叛楚国、楚成王时子玉敢不听楚成王撤军的命令、楚庄王早期被大臣挟持和子越率领若敖族叛乱也是例证。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王权越来越强大，国君取得对大臣的绝对权威，大臣越来越卑微，王权逐渐加强对大臣的控制，这是大趋势。楚国也一样。楚国中期上升阶段历代楚王逐渐加强了对大臣的控制，为此不惜牺牲权臣，如楚成王时鄢陵之战后逼迫子玉自杀，楚庄王时若敖氏被镇压等就是例证。楚王的权威也日益提高，楚王对楚臣的掌控也就越来越严。到楚庄王镇压若敖氏叛乱以后，楚臣对楚王的人身依附关系最终形成，君尊臣卑的心理最终定型。随着楚国中期上升阶段楚国的逐渐强大，楚王也逐渐控制了楚臣，以致在所有诸侯国中，楚王对楚臣的掌控是最严的。^[1]

从实际情况看，楚国中期下降阶段楚王绝对牢牢掌控了楚臣。楚王决定楚臣的任用、升迁与否，决定楚臣的荣誉、财产甚至生命。如平庸的楚康王就因令尹子南宠信的庶人观起有数十匹马就杀掉子南宠信的庶人和令尹子南本人，当时没引起任何反抗，估计楚武王、楚文王甚至楚成王时代楚王都不会也不敢这样做。楚灵王杀司马蒍掩、杀伯州犁、杀成虎，楚平王更是随心所欲地诛杀大臣。另外，楚王重用的不是忠于国家、职责和保护老百姓的循吏、廉吏、能吏等忠直大臣，而是重用专门讨好楚王本人的奸佞小人。楚共王重用的是他的叔叔、前朝重臣令尹子重，文献资料中看不出楚康王重用谁，楚灵王前期重用的都是助其夺位有功之人，而刚正不阿的大臣如蒍掩、申无宇和伍举，还有敢于直言的析父、子革都没有得到重用，后期有所变改，开始重用子革、申无宇等正直之人。楚平王在位期间重用的要么是助其夺位有功之人，要么是奸佞小人。其中最有代表性、对楚国危害最大的当属楚国第一佞臣费无极（费无忌）。费无极尽管没有助楚平王夺位，但由于其更加奸佞，深得同样奸佞的楚平王的赏识，在楚平王中后期一直得到重用。因此，在这种高压之下，楚臣总体上向坏的方向发生变化：由忠于职责转向忠于楚王个人，由对楚王秉公办事转向讨好、阿谀奉承楚王，因而出现了宠臣、佞臣，甚至出现了最大的佞臣费无极。这样，楚平王时期就没有正直敢言的大臣了。

楚臣对楚王除了无原则地讨好奉承这种坏变外，权臣专权，也导致楚国衰弱。楚王总体上对大臣掌控很严，但楚王如果年幼或者年轻继位，大权掌握在权臣手中，楚王就不能控制大臣，这时候就有可能出现权臣专权的局面。楚国中期下降阶段7位楚王中有楚共王、郏敖和楚昭王三位是年轻甚至年幼继位，比例高达43%。幼年继位导致楚国大权掌握在权臣手中。权臣为所欲为，专权误国。如楚共王继位的前期，基本上是由其叔叔子重掌握大权。楚共王二年，申公巫臣携带夏姬逃奔晋国。楚共王看在申公巫臣对其父楚庄王忠心耿耿的情分上，放过申公巫臣。但与申公巫臣有仇的子重、子反不顾楚共王对巫臣的宽恕，联合起来杀掉申公巫臣的族人，分掉申公巫臣家族的财产。这下彻底激怒了申公巫臣。申公巫臣就以子重掌权的楚国为敌，教会吴国车战，教唆吴国侵楚，从此吴国成为楚国主要对手。而子重、子反却对吴国的挑战无能为力，无法应付日益严重的吴国威胁，是典型的权臣专权误国，最后殃及楚国，极大地削弱了楚国国力。郏敖年幼继位，大权掌握在任令尹的叔叔熊围手中，三年后熊围干脆杀掉郏敖。为此熊围在楚国进行了一次大屠杀以便剪除拥护、辅佐郏敖的大臣，对楚国也是一次很大的削弱。楚昭王年少继位，大权掌握在其叔叔子常（囊瓦）手中。子常也是为所欲为、专权误国，听信楚国最大佞臣费无极的谗言，杀害正直忠良大臣等一大批人及其族人，自毁国家栋梁。当吴国军队五战五胜时，子常扔下楚昭王、楚国军民逃到郑国。这更是害君害国害民。楚王年轻甚至年幼继位时权臣专权误国对楚国这一阶段持续不断地下滑有直接作用。

这一阶段楚臣变坏的第二个表现就是大臣之间尔虞我诈、相互攻击。楚国中期上升阶段，大臣尽忠职守、各司其职并相互配合也是楚国蒸蒸日上的原因之一。但到了楚国中期下降阶段，楚臣之间有的各怀鬼胎，相互争斗，水火不容，如共王时令尹子重逼迫司马子反自杀；有的相互推卸责任，如公元前536年秋，楚灵王命令尹子荡领兵攻吴，在房钟被吴军打败，宫厩尹弃疾被俘，令尹子荡归罪于蒍拽而把他杀掉，以推卸自己的责任。大臣之间的这种相互为敌也是楚国中期下降阶段连续下跌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一阶段楚臣坏变的第三个表现就是楚臣由“庇民”变为虐民。这种转变也是一个渐变过程。楚共王时，权臣子重还有体惜民众之举。如《左传·成公三年》载，楚令尹子重在阳桥之役前效仿楚庄王的做法，“乃大户，已责，逮鳏，救乏，赦罪，悉师。王卒尽行。”即对户籍重新清理，并在此基础上，采取免除拖欠，宽宥孤寡、赈济贫穷等“惠恤”楚民措施。楚康王时扰民也还不严重。但此后的楚臣尤其是专权的重臣就完全不管老百姓死活，和变坏的楚王一样虐民。如楚昭王时的令尹子常就是一个“蓄聚积实，如饿豺狼”、以残酷搜刮钱财著称的家伙。（《国语·楚语》）作为统治阶级重要成员的楚臣尤其是权臣虐民必然导致阶级矛盾激化。

总之，楚国中期下降阶段，王位争夺剧烈，政变接连发生，灵王、子比、平王都是靠政变上台；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君臣关系由融洽到隔阂再到猜忌、防范，大臣之间由齐心协力辅佐楚王到相互之间矛盾重重，统治集团长期争斗，杀戮迭出，导致大量人才尤其是异姓人才被迫外逃或被杀；用人也发生重大变化，由重用忠勇正直大臣向重用奸佞小人转变；对外则从积极进取走向平庸保守。加上外既有老对手晋国的强力相争，又有刚刚崛起的吴国虎视眈眈，导致楚国从楚庄王时期的鼎盛时期逐渐跌落，一直到公元前506年吴师入郢，跌入楚国中期的最低谷。在楚国跌落过程中，对楚国有损害、导致楚国衰落的楚王有楚共王、楚灵王、楚平王和前期的楚昭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