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庄王一生文治武功巨大，对楚国做出了巨大贡献，是楚王中的最杰出代表，成为“春秋五霸”之一。但人无完人，楚庄王一生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在对外重大事件中、处理大臣之间的矛盾、其自身能力和性格等方面存在一些不足，这些不足的产生当然有其原因。

（一）楚庄王的不足

楚庄王一生在观兵问鼎、赦郑、复陈和释宋以及邲之战等对外重大事件中存在不足；在处理若敖氏家族与蒍氏家族、处理令尹子重与申公巫臣的矛盾方面存在不足；没有南向开拓、年轻时和晚年的娱乐享受、有时不善于思考等也是不足。这些不足对楚庄王和楚国产生了很大的不利影响。

1.处理对外重大事件的不足

楚庄王在位期间的对外重大事件有：楚庄王八年观兵周疆、问鼎周使，楚庄王十六年灭陈之后又复陈，楚庄王十七年（公元前597）赦郑，楚庄王十七年邲之战等。总体上看，在这些对外重大事件中，楚庄王表现不错，为他带来巨大声誉；但辩证地、细致地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其中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在“观兵问鼎”中或者草率轻浮和不知轻重，或者因事前考虑不周而轻易改变主意，或者因害怕诸侯讨伐楚国而错失灭东周良机；在赦郑、复陈和释宋中错失灭郑、灭陈和灭宋的大好时机；在邲之战前不想打的决策不正确、发动战争的方式有问题等。

（1）在“观兵问鼎”中的不足

“观兵问鼎”是楚庄王在位期间发生的第一件对外重大事件。这件事《史记·楚世家》的记载如下：

八年，（楚庄王）伐陆浑之戎，遂至洛，观兵于周郊。周定王使王孙满劳楚王。楚王问鼎小大轻重，对曰：“在德不在鼎。”庄王曰：“子无阻九鼎！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王孙满曰：“呜呼！君王其忘之乎？昔虞夏之盛，远方皆至，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桀有乱德，鼎迁于殷，载祀六百。殷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必重。其奸回昏乱，虽大必轻。昔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楚王乃归。

《左传·宣公三年》和《史记·周本纪》也有类似的记载。一般而言，人们都津津乐道于楚庄王的“观兵问鼎”，认为它体现了楚庄王的霸气，是为楚庄王增添荣耀的事件之一。但我们若理智地、辩证地分析就会发现，不管属于下面三种可能中的哪一种，楚庄王在这件事上都存在不足。

第一种可能，楚庄王不想灭东周。那么，楚庄王的这次“观兵问鼎”可以理解为只是示威性的武装游行；问鼎轻重、大小是真的因为无知或好奇而想了解鼎的相关情况，而不是周定王、王孙满和其他人理解的暗寓取代东周之意。如果是这样，那楚庄王做事就过于草率轻浮和不知轻重。如果真只是想了解鼎的轻重和大小等情况，完全可以通过其他不至于引起误解因而是更好的方式、途径去了解；如果只是想在周天子那里炫耀一下楚国强大的武力，以此博得美誉，那更是错误的。我们不要只看到现在对楚庄王“观兵问鼎”是美誉。其实这种美誉是最近几十年中才有的，而此前在漫长的一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里一直是恶评，无论是时间还是程度恶评都远远大于美誉。因为，在中国古代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看来，周天子尽管已失去实力，不能像以前那样对诸侯具有号召力、掌控力，但他仍然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楚庄王率军来到周朝都城南郊举行阅兵，使得刚刚继位的周定王惴惴不安，导致周定王派王孙满前来慰问楚军；楚庄王又向王孙满问鼎的大小、轻重等都是对周天子的亵渎和威胁，都是大逆不道行为，应该大力谴责，甚至该杀。因此，自孔子开始到清朝占据舆论主流地位、持有话语权的经学家对“观兵问鼎”一直是恶评，并因此不给楚庄王以“春秋五霸”应有的历史席位，清人甚至直接指斥“春秋大患在楚”“（楚庄王）罪莫大于观兵问鼎”。^[18]因此，楚庄王“观兵问鼎”如果不想灭东周而做出这种轻狂、不考虑后果的行为就显得过于草率轻浮和不知轻重，是一种不足。

楚庄王“观兵问鼎”的第二种可能，那就是楚庄王本来想灭东周，但被王孙满一语挑明，反倒不好意思再去打；或者因楚庄王相信天命，被王孙满一番“周德虽衰，天命未改”说服，认为不可取代而没攻打东周。如果是这样，那楚庄王就存在因事前考虑不周全而轻易改变主意的不足。如果楚庄王本来确实想灭东周，按照常规，楚庄王及其大臣事前应该把各种可能，尤其是显而易见的可能，包括王孙满或者其他人的这种应对想清楚，拿出应对措施，再行动。这样在行动过程中不至于因别人的几句话就改变决定。如果这次楚庄王只是因为王孙满的一番话就轻易改变了主意，那楚庄王也太容易受别人影响，太没主见了，缺乏按照既定计划坚定不移去执行的品质，也是不足。仔细分析楚庄王的一生，也有这种可能性，前述楚庄王在位期间纳谏次数很多就是例证。善于纳谏本来是楚庄王优点之一，但辩证地看，纳谏太多也确实反映了楚庄王自己考虑问题不周全，思维能力不足。更何况这次采纳的是周朝使臣王孙满的谏言而错失了灭周的大好时机呢。因此，如果是这种可能也存在不足。

楚庄王“观兵问鼎”的第三种可能，那就是楚庄王本想灭东周，但忌惮周王为天子，周天子是天下共主，若攻打会导致诸侯引兵来救援，引发楚国与北方诸侯国的全面战争，害怕楚国打不赢这些来救援的诸侯国，从而放弃攻打东周。如果是这样，那楚庄王就因缺乏对这个问题的透彻分析而显得胆小，没认识到当时国际格局和态势，没认识到楚国当时是最强大时期，楚庄王缺乏大国霸主更大的勇气、胆略和宏大气魄，错失灭东周良机，也是不足，而且是很大的不足。

首先，楚庄王如果攻打东周是完全可以灭亡东周的。从实力看，东周实力、国土面积等与一个普通的小诸侯国没有区别；周定王刚刚继位，国内局势不稳；而楚庄王时期的楚国是楚国历史中最强大的，也是当时各国中最强大的；楚庄王在位期间“灭国二十六”，再增加一个东周国是完全可以的；而且楚军已经开到了东周国都郊区并在那儿阅兵。因此，如果楚庄王想灭掉东周，而且做了充分准备，这次“观兵问鼎”事出突然，打得东周措手不及，诸侯也来不及救援，楚庄王可以迅速灭掉东周。事实上，周朝最终是被秦国灭掉的。秦国可以灭亡周朝，楚国也可以，尽管时间较早。

其次，我们分析诸侯国救援东周的问题。这应该是楚庄王要灭东周最忌惮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想清楚也不用担心。当诸侯来救时，能打就打，打不赢就退回楚国。至于诸侯进而讨伐楚国，而楚国又没有把握能赢得胜利这个问题则是楚庄王想得太严重了。因为，诸侯国肯定会来救，但团结一心、真心实意、不惜血本来救的可能性很小。晋、齐、秦等都怕强大的楚国，没有哪国会为周朝去损失自己的实力，这在楚庄王以前、楚庄王时代和楚庄王之后是屡见不鲜的现象。更何况晋、齐、秦等大国本身也希望灭掉周朝，以后自己不用受这个“共主”的限制，何乐而不为？因此，它们更多的可能是装装样子，不会真心救援周王朝。即便这些国家真心来救，以楚国当时的实力，只要充分准备，打败救援之军也是有可能的。从当时国际局势看，楚庄王在位期间，其他大国能继续与楚争霸的只有晋国。可晋襄公少弱，灵公昏暴，下及成、景，守成之君，均不足以言霸。中原其他各国内乱频繁，郑灵公、陈灵公和郑昭公先后被杀，中原大地没有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与楚庄王抗衡，南方吴越羽毛未丰。楚庄王基本上没有对手，楚国的实力当时最强大的，根本不用害怕诸侯国的救援。因此，如果楚庄王是忌惮诸侯救援，害怕楚国打不赢各诸侯国这种可能性，从而错失灭周良机的话，则表明楚庄王对当时楚国实力和国际局势缺乏正确分析，也是不足。

（2）在复陈、赦郑和释宋中的不足

复陈、赦郑和释宋也是楚庄王在位期间的对外重大事件。楚庄王在多次讨伐郑、陈、宋这三国后，终于有机会灭掉郑、陈、宋时却意外地复陈、赦郑、释宋，错失灭掉陈国、郑国和宋国的大好时机，也存在巨大的不足。

首先，为了征服这三个国家，从楚文王到楚穆王，楚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为了使这三个国家臣服，楚国自楚文王以来无数次对这三个国家用兵，有时基本上连年要对其中一国或者两国甚至三国用兵。由于郑、陈、宋都是北方诸侯国，其意识形态、思想文化等与楚国不同，更倾向于依附齐国或晋国等北方诸侯国。故楚国每次征伐，这三国都会全力抵抗，确实抵抗不了才降楚。楚国远离中原，每次征伐这三国尤其是郑国，比晋国远得多，粮草等补给运输困难得多；战争使武器、粮草的消耗很大，士兵伤亡也很大。因此，楚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其次，形势对楚国极为有利。楚庄王期间，楚国国力最强大，其他国君都不是楚国对手。更重要的是楚庄王期间最后一次攻郑、陈、宋，这些国家都穷困已极：陈国已经被灭为楚县，郑国国君郑襄公已经被迫肉袒牵羊前来投降，宋国已经穷困至极，是灭亡三国的大好时机。

陈国是楚国自楚成王以来一直与晋国争夺的国家。自楚庄王的父亲楚穆王死后，陈国一直追随晋国与楚国作对。楚庄王清除各种障碍、使楚国强大起来后就开始讨伐陈国。据《左传》记载，从公元前604年（楚庄王十年）到公元前600年（楚庄王十四年），陈被迫两次与楚媾和，一次因不媾和而受到楚的攻击。公元前598年（楚庄王十六年），楚庄王终于借口夏征舒弑其君而率军灭陈，设为楚国的一个县。可惜楚庄王却因听了申叔时的谏言后旋即恢复陈国。据《左传·宣公十一年》记载：楚庄王灭陈设为楚国陈县后，其他人都祝贺，唯独刚出使齐国回来的申叔时汇报完工作后走了，并未表示祝贺。楚庄王派人责问不贺原因，申叔时答道：

夏征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讨而戮之，君之义也。抑人亦有言曰：‘牵牛以蹊人之田，而夺之牛。’牵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夺之牛，罚已重矣。诸侯之从也，曰讨有罪也。今县陈，贪其富也。以讨召诸侯，而以贪归之，无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闻也。（《左传·宣公十一年》）

于是恢复陈国。应该说申叔时的谏言是有道理的，因此，楚庄王最好是先找一个更好的借口灭陈；现在既然已经这样，就可以对申叔时的谏言不理会，或者这样回答：按你讲的道理，那各诸侯国都应该听周天子的，但自公元前707年葛之战后有实力的大国国君郑庄公、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那一个把周天子放在眼里？还不都是恃强欺负周天子，公理何在？公元前656年齐桓公借口讨伐楚国，却在路上途经蔡国时击溃蔡国不也是恃强攻弱。可惜，楚庄王没讲这个道理，更看不到楚国为了征服陈国所付出的巨大代价，也想不到恢复陈国为楚国后世带来的巨大负担，又太在意名声，因而是一听申叔时的谏言觉得有道理就恢复了陈国。尽管博得好的名声，可惜楚国却失去了得到陈国的巨大实惠。

郑国也是楚庄王完全可以灭掉但最后却功亏一篑，十分可惜。郑国夹在楚国和晋国两大国之间，也是楚国自楚文王以来就一直与齐和晋争夺十分激烈的一个中等诸侯国。以前一直没有绝对的实力和把握灭掉郑国。到了楚庄王时代，楚国终于有了这种实力。楚庄王在位期间，从楚庄王十年（公元前604）到楚庄王十七年（公元前597），几乎年年出兵，先后六次伐郑。最后一次，楚庄王十七年（公元前597）终于打得郑国穷困已极，郑襄公被迫肉袒牵羊前来投降。据《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

十二年春，楚子围郑，旬有七日。郑人卜行成，不吉；卜临于大宫，且巷出车，吉。国人大临，守阵者哭。楚子退师，郑人修城，进复围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门，至于逵路。郑伯肉袒牵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怀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听？其俘诸江南，以实海滨，亦唯命；其翦以赐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顾前好，徼福于厉、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于九县，君之惠也，孤之愿之，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实图之。”左右曰：“不可许也，得国无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几乎！”退三十里而许之平。子良出质。

从中可以看出，郑伯尽管心存侥幸，但郑国被灭也无可奈何，心理上是有准备的；楚国征伐郑国代价巨大；楚庄王左右大臣都要求不要赦免郑国。可惜，这次楚庄王又没听正确谏言，不知从那儿看出郑国国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莫名其妙地赦免了郑国，留下巨大遗憾，也为楚国后世留下巨大隐患。

宋国也是楚庄王可以灭掉而在最后却莫名其妙放弃的中等诸侯国之一。宋国是历史悠久的中等国家之一，具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和代表性。宋国是殷商后代之国，具有严重的“夷夏有别”正统观念，瞧不起包括楚国在内的周边夷狄之国。齐桓公死后，宋国国势正盛，楚成王想称霸，就是这个昏聩却想称霸的宋襄公搅局，于是楚宋冲突不可避免，并于公元前638年发生楚宋泓之战，宋军大败，宋襄公本人也被射伤而死，宋国从此也就退出了争霸的历史舞台。但宋国从此忌恨楚国，在楚国与晋国争夺宋国时，宋国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依附楚国。而征服宋国成为称霸的标志之一。因此，楚庄王平群蛮百濮后于公元前608年（楚庄王六年）与晋争夺宋国，并大败晋军。第二年，楚又命郑伐宋，宋军又败。其后，楚庄王重点打击陈、郑，对宋暂置一旁，宋则坚定附晋。公元前598年（楚庄王十六年），楚庄王以陈、郑已服，形势对己有利，就命左尹子重攻宋，自己也前往前线声援。邲之战后，楚庄王率军攻萧时，宋竟然与蔡国军队相救。萧溃，宋又参加晋等国的清丘之盟。盟后，宋即讨伐附楚的陈国，公然与楚国为敌。楚庄王为了彻底降服宋国，在邲之战后，把矛头指向了宋国。公元前596年（楚庄王十八年），楚庄王亲领军攻宋，警告宋国。第二年，当作好了充分准备后，楚庄王决定派申舟出使齐国，指示申舟“无假道于宋”，向宋国挑衅，试探宋人的态度，宋国执政华元竟杀了申舟。楚庄王获此消息后大怒，于公元前595年（楚庄王十九年）九月亲率大军攻宋，把宋国国都团团包围。宋国君臣尽管惊恐，但还是坚决誓死抵抗，同时派人赴晋求救，晋景公不敢和楚交战，就派大夫解扬去宋诡称晋军即至，不要降楚。因而围宋之役异常艰难，久攻不下。公元前594年五月，楚军围宋已很久了，粮食将尽，宋又坚守不降，楚庄王准备撤军。申舟之子申犀牵住楚庄王马的缰绳不让楚庄王撤军，要求为父复仇，继续攻宋。申叔时献“筑室，反耕者”之计，楚军在阵地上修建房子，就地屯兵耕作，以示持久围城不去之意；加上宋城中早就缺粮，民众早就易子而食、折骨而炊。宋华元这才夜里从城墙上缒出，私见楚将子反。子反告庄王。王问：‘城中何如？’曰：‘折骨而炊，易子而食。’庄王曰：‘诚哉言！我军亦有二日粮。’以信故，遂罢兵去”。（《左传·宣公十五年》《史记·楚世家》）楚庄王见宋已服，就与宋结盟，宋以华元为质，楚释围罢兵而回。看完这个内容，真不知道雄才大略的楚庄王当时是怎么想的。可以说，放弃到手的宋国是楚庄王比赦免郑国、恢复陈国更大的不足。因为宋国既因文化的不同而轻视楚国、又因宋襄公被打死而忌恨楚国。加上宋国是坚定的北方文化本位的顽固分子，特别容易认死理而与楚国死磕到底。因此，如果说赦免郑国、恢复陈国还可以给宋国做臣服榜样的话，那么，放弃到手的宋国则根本没有必要和理由，是楚庄王更大的失误或不足。

再次，楚庄王复陈、赦郑和释宋给楚国后世留下巨大麻烦。关于陈、郑、宋三国给楚庄王之后的楚王和楚国带来的麻烦从第三章开始还有详细的论述，在此就只略述陈、郑、宋三国给楚国后世带来的麻烦。楚庄王复陈给楚国后世灭陈带来了许多麻烦，凭空多了许多波折。楚灵王于公元前534年（楚灵王七年）再灭陈国，设为楚县；可公元前529年楚平王在政变夺取王位后兑现诺言，又恢复助其夺位有功的陈县为陈国，给楚国带来不利影响；楚惠王最终于公元前478年灭陈后，陈才最终成为楚国的一部分。

楚庄王不灭郑国，郑国并不会因此而坚定地依附楚国。郑国夹在晋楚两大国之间也没办法，不可能坚定依附某一国，只好哪国厉害就服哪国，或者哪国来了就服哪国，或者两国都厉害就两大国都服，摇摆不定。因此，楚庄王之后，楚国仍然要与晋国（三家分晋后主要是魏国）等国交替争夺郑国，消耗掉楚国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楚庄王的儿子楚共王在位时期，楚国甚至为了争夺郑国发生了晋楚之间第三次大战——晋楚鄢陵之战，楚国战败，对楚国的贻害更大。直到公元前375年郑国被韩国灭掉才彻底结束楚国与北方诸侯国争夺郑国的局面。

楚庄王释宋也给楚国后世遗留了无穷祸患。宋国在楚庄王之后坚定地站在北方诸侯国一边，楚国离宋国又相对较远，因而征伐代价更大，遗留的祸患也更大。

如果“观兵问鼎”楚庄王是害怕因周天子的“共主”身份，灭周导致诸侯国救援；远离楚国本土，打下周朝楚国也得不到实惠而放弃灭周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赦免与楚国相邻的郑国、灭陈后复陈和释宋就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楚庄王开脱了。

最后，赦郑、复陈、释宋还表明楚庄王存在不敢为天下先的不足。郑、陈、宋三国不像楚庄王灭掉的二十六个小国，而是比较大的诸侯国。楚庄王时期还是春秋时期，对比较大的国家是让其臣服纳贡，而不是灭亡。因此，楚庄王不灭郑、陈、宋三国就是遵循这个惯例。正因为这样，表明楚庄王存在不敢为天下先的不足。前面已经论述，楚庄王时，没有哪一个诸侯国及其君是楚国和楚庄王的对手；这三个国家确实比楚庄王已灭的国要大，但也不是大到楚国不能灭亡；更重要的是楚庄王已经灭了陈国，郑国也唾手可得，且楚庄王左右都说“得国无赦”，只有宋国稍微难打一些，但春秋时期灭国的特点是攻破都城，抓住国君即可。楚军围宋都至少五个月，宋国也是最后穷困以极才投降，就应该灭掉。至于我们现在看到的后来齐国因为灭宋而导致燕、秦等多国军队差点灭亡齐国，那是战国后期的事。楚庄王时期还没像燕昭王、乐毅那样人才；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不像战国后期那样因合纵连横而联系很紧密，其他诸侯国不会很认真去救援，正如楚庄王攻打陈国、郑国和宋国时的实际情形一样。最主要的，陈国最终还是被楚惠王于公元前478年灭亡，郑国于公元前375年被韩国灭亡，宋国于公元前286年被齐国灭亡。因此，楚庄王最后复陈、赦郑、释宋是功亏一篑，是楚庄王不像其祖先熊渠、熊通那样敢为天下先的表现，是楚庄王的重大不足。如果楚庄王真的灭了郑、陈、宋三国，那以后就不是大国争夺中小诸侯国成为属国，有可能是大国纷纷灭亡其他中小诸侯国。因此，如果楚庄王真的灭了郑、陈、宋三国，不仅会为楚国增加疆域和巨大国力，甚至楚国还有可能开统一全国之先例，改变中国古代历史的进程，提前结束春秋时代和开启战国时代。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知，楚庄王不顾楚国付出极大代价、不计后果地赦郑、复陈和释宋使楚庄王以前和楚庄王时期多年的征伐功亏一篑，尤其给后世的楚国留下巨大隐患，是楚庄王一生极大的不足。

（3）在邲之战中的不足

据《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楚庄王十七年（公元前597），楚庄王亲率大军与前来救郑的晋军在邲地决战，大胜晋国，立威定霸。因此，邲之战是楚庄王在位期间最重要、最关键的一战，是标志着楚庄王立威定霸的对外重大历史事件。邲之战的结果也给楚庄王带来巨大的荣誉，但透过现象看本质，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在邲之战中，楚庄王先不准备和晋交战的决策和战争爆发的方式等存在不足。

首先，楚晋邲之战前，由于郑国已服，当晋军来救时，楚庄王准备不与晋军交战。令尹孙叔敖等重臣附和楚庄王主张，孙叔敖已经下令楚军调转车辕回撤。而此次最终和晋国开战并取得巨大胜利，都是伍参极力主张打的结果。因此，邲之战前，楚庄王不准备打这个决策就是错的。好在伍参向楚庄王分析了“晋之从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刚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帅者专行不获，听而无上，众谁适从？此行也，晋师必败”的理由，尤其是伍参的那句“且（楚）君而逃（晋）臣，若社稷何”的话刺痛楚庄王后，楚庄王才决定打。如果不是伍参力谏，那就没有邲之战的楚国大胜、立威定霸了。此即邲之战楚庄王先决定不和晋交战这个决策存在的不足。

再就是战争爆发方式体现的楚庄王的不足。晋国挑战者赵旃傍晚来楚营前挑战，一夜未归，第二天早上接着挑战。楚庄王知道这个情况后被激怒了，不出任何号令就自己带领“左广”亲自去追赶赵旃。孙叔敖听到这个消息后，担心楚庄王有危险才催动三军进攻晋军。晋楚决定性的邲之战就是这么爆发的。这种方式显得极为仓促。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战前在考虑了各种情况，筹划好后，除非非常特别的情况，否则都应该按照预定方案实施进攻。赵旃挑战一夜未回、第二天早上继续挑战绝对不是需要改变作战计划的特别情况。而邲之战完全相反，以楚庄王被激怒而意外爆发，表明要么战前无策划，要么策划了没按照事前的预案进行，任何一种情况在战争中都是很危险的。此其不足之一。邲之战这么重大的战役，作为三军统帅的楚庄王亲自带领少数卫兵去追赶一个敌方的挑战者，这种做法未免太冲动了。若这是对方设计的计谋，岂不正好上当中计了；即便不是对方计谋，如果对方在楚庄王追赶挑战者的必经之路埋伏射手，或者对方救援队伍在楚国大军之前赶到，那后果都不堪设想。因此，邲之战的爆发方式存在严重的不足。此其不足之二。

2.处理大家族之间和大臣之间矛盾的不足

楚庄王在处理大家族之间和大臣之间的矛盾也存在不足。

第一，在处理楚国大家族之间的矛盾方面存在不足。具体而言就是在若敖氏家族和蒍氏家族这两大楚王室同姓后裔之间的斗争中持不公平态度和立场，抑制若敖氏家族，偏袒蒍氏家族。由于楚国用人到楚庄王时形成“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的原则，没选中的外姓很难得到重用。要想得到重用非得扳倒旧姓不可。在楚国，随着楚国的不断发展和强大，若敖氏家族一枝独秀，对楚国的贡献越来越多，力量也不断强大，引起楚国其他大家族主要是蒍氏的不满、嫉恨，矛盾也愈益尖锐化，总想扳倒若敖氏家族。同时，由于若敖氏家族越来越嚣张跋扈也引起楚王的担忧。因而从楚成王晚年开始就采取了抑制若敖氏家族，偏袒蒍氏家族的做法，经过楚穆王到楚庄王时依旧存在，最终导致若敖氏叛乱。若敖氏的叛乱除了子越的嚣张跋扈、蒍贾的步步紧逼等原因外，楚庄王沿用楚成王晚年和楚穆王时代的做法，对若敖氏家族的抑制和对蒍氏家族的偏袒肯定是其中原因。蒍贾诬陷令尹子扬，楚庄王就借机杀掉子扬，尽管还是子越升为令尹，但蒍贾也升任为司马了。且楚庄王的偏袒、纵容导致蒍贾更加有恃无恐，子越则更害怕蒍贾故伎重演，在楚庄王面前陷害自己，最后将蒍贾诱捕囚禁后杀掉，以解心头之恨。其实楚庄王完全可以更好地处理若敖氏家族和蒍氏家族的矛盾。楚庄王不应该用一次性全部灭掉若敖氏家族这么极端的方式方法，而是用逐步削减若敖氏家族和启用蒍氏家族和其他家族的办法；解决内部的矛盾应该以更有利于楚国发展为原则。若敖氏家族是楚国的战神，楚庄王平定若敖氏家族的叛乱后，极大地削弱了楚国的战斗力，以致于楚国很长时间内对外征战都不能取胜。

第二，处理子重和申公屈巫的矛盾存在不足。据《左传·成公七年》载，楚围宋之役后，楚庄王的弟弟令尹子重请求把申、吕赏给自己，楚庄王答应了。申公巫臣认为：“此申、吕所以邑也，是以为赋，以御北方。若取之，是无申、吕也，晋、郑必至于汉。”反对把申、吕赏赐给子重。楚庄王接受了这一意见，没有把申、吕赏给子重。子重对申公巫臣怀恨在心。子反要娶夏姬，申公巫臣自己想娶她，出面阻止，这样又得罪了子反。作为楚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楚王，楚庄王肯定知道子重、子反和申公屈巫的矛盾会对楚国产生巨大影响。因此，最好的做法是要避免产生矛盾，如在子重请取申、吕以为赏田时，楚庄王自己应该认识到申、吕的重要性，直接回绝子重请赏申、吕的错误行为就行了；既然认识不到，那应该在子重请赏申、吕时先不答应，等和包括巫臣在内的重要大臣商量一下再作答也可以，也不会导致子重和屈巫产生矛盾。其次，既然矛盾已经产生，楚庄王就应该采取措施加以化解。但从现有文献来看，楚庄王没采取任何措施来化解子重和申公屈巫的矛盾。因此，楚庄王在处理子重和屈巫矛盾时存在不足，是吴国崛起并成功挑战楚国霸主地位、公元前506年攻入郢都、差点灭亡楚国的远因。楚庄王活着时子重、子反还不敢对申公屈巫怎样；但楚庄王死、楚共王即位后，申公屈巫自知与子重子反的矛盾在楚国肯定呆不下去，即于楚共王即位当年利用出使齐国之机，携带夏姬奔晋，晋任命为邢大夫。令尹子重利用特权灭申公巫臣之族而分其家财。申公巫臣怨恨，请求出使到吴国，教吴人乘车和战阵之法，使其叛楚。吴国从此开始伐楚，并日益强大起来，对楚国构成严重威胁，直到公元前506年吴国军队攻入郢都。

3.开始娱乐享受

熊通以前，大概因为楚国生产力低下，没什么好想享受的；楚国国力弱小，也不敢享受；楚国此时充满积极向上的精神，楚王没有贪图享受。因此，文献没有楚君任何享乐的记载，相反只有“筚路蓝缕”的记载。楚武王一生处于转折时期，物质财富有所增长，国力增强，但楚武王本人不贪图享乐，只是积极奋斗，因而也没有享乐记载。但到楚文王就有享乐的记载了：

荆文王得茹黄之狗，宛路之矰，以畋于云梦，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期年不听朝。（《吕氏春秋·直谏》）(www.daowen.com)

楚成王、楚穆王没有直接、明确的享乐记载，到楚庄王则有明确的享乐记载：

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日夜为乐……庄王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钟鼓之间……居数月，淫益甚。（《史记·楚世家》）

《吕氏春秋》《韩非子》也有类似记载。还有，楚庄王晚年筑台也是开始享乐的证据。楚文王没楚庄王名气大，因而对楚国后世影响而言，楚庄王的享乐给后世楚王乃至于楚国开了坏风气。楚庄王之后的楚王没有不享乐的，尤其是楚灵王、楚平王、楚怀王、楚顷襄王、楚考烈王等，一个比一个会享乐。楚庄王还能从享乐的泥潭中爬出来，而后世楚王则没有一个能像楚庄王那样从享乐的泥潭中爬出来，楚国积极进取精神就因为享乐而一点点消耗殆尽。因此，楚庄王开始的享乐给后世楚王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也是一个不足。

4.对敌人宽容

对下属、对国人的宽容是美德，如宽容唐狡和赦免斗克黄；但对敌人宽容就是错误。楚庄王赦免斗克黄是正确的。斗克黄是对楚国有巨大贡献的斗氏的后裔，本人没参加叛乱；出使齐国回来也没像其他人那样逃跑，而是尽职尽责完成公务，然后自己到廷理那里报到，等候任何惩罚。如果楚庄王真的处罚了斗克黄，那还真的有点说不过去。好在楚庄王赦免了斗克黄，值得赞扬。

但楚庄王还赦免了解扬，尤其是赦免郑国、陈国和宋国则是错误的。公元前594年楚庄王亲率大军伐宋期间，晋国不敢派军队去救，只派大夫解扬去宋国说晋军将至，不要降楚。解扬被捉，楚庄王厚赂解扬，要解扬去宋国阵前说晋国不能来救。解扬假装答应，到了阵前却大呼：晋军马上来救，你们坚决顶住不投降。庄王大怒，要处以极刑。解扬一番说辞后，楚庄王竟然深为佩服，“舍之以归”。解扬是敌人，无论怎么花言巧语都不可能放，应该处死；加上解扬的这种行为极大地增加了楚国下打宋国的难度，使楚国付出的代价更大，后果更严重。因此，应该立即处死解扬。可楚庄王偏偏放了解扬，也是一个错误。

赦免解扬还是楚庄王对敌人宽容的一个小错误，赦免郑国、陈国和宋围才是楚庄王更大的错误。前述从楚文王到楚庄王，楚国就为征服这几个国家多年征战，劳民伤财，极大地损耗了楚国国力；楚庄王时楚国最强大，且已这三国已经被楚国攻下，胜利后却又莫名其妙地放过郑国、陈国和宋国，给楚国后世留下的祸患，因而肯定是更大的不足。

5.没有向南开拓

如果说楚武王、楚文王、楚成王等向北争霸是正确的话，那么，在楚庄王时期，楚国已称霸中原后却没适时转向南方开拓，也是一大失误。纵观楚国八百年，鬻熊、熊丽、熊狂、熊绎在现在的陕西、河南、湖北交接的鄂西北、荆山汉水之滨开拓；到熊渠时期已拓展到现在襄阳、宜城一带，并在现在的湖北荆州、武汉和鄂州三地进行布点式开拓，以便保证铜绿山的铜能运到都城丹阳；到熊通时期，已拓展到现在湖北钟祥、荆门、荆州等江汉平原和鄂东、赣西；到楚文王时开始转向北方中原，楚成王时向东北方的淮水流域开拓。此后直到春秋后期，楚国拓展的重点都在北方中原和东北方的淮河流域，总是在和北方的齐、晋等大国争霸，没有向南拓展。到春秋后期战国初期，与北方晋国并霸的同时又与东边的吴国争霸；到楚怀王时期，重点由转向与西北方的秦国争霸后；到公元前278年郢都被秦将白起攻陷后，楚顷襄王才开始大规模向东拓展，可惜东面是海，没有更广阔的空间可以周旋；向西也有所拓展，但超越三峡不多，更没直接占领巴蜀；向南很少过洞庭湖。从楚国八百年拓展路线我们可以看出，楚文王及以后几任楚王时期，向北拓展是正确的决策；但在向北拓展难度、代价极大且很难有更大突破时，应该转向广阔的南方拓展。可惜楚国八百年中整个统治集团没几个向南拓展。本来这是包括楚王在内整个楚国统治集团的失误。但此前楚国没有称霸中原，因而向北争霸、不向南开拓是正确的。但楚庄王时已经称霸中原，这时就应该适时转向，向南开拓。如果从楚庄王开始，楚国向南拓展，给后世的楚王做个示范，说不定就有楚王沿着楚庄王的路线向南拓展。果真如此，楚国逐渐开拓并占有南半个中国，那楚国实力肯定会极大地增强，也可增加北上和后来西进与秦争霸的实力，楚国的发展肯定是另一种结局，甚至会改变到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方向和进程。

以上就是楚庄王的不足。在楚庄王的这些不足中，有的是不应该的，如赦免解扬，敌人是不该赦免的，更何况他的行为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如邲之战的追赶赵旃，这不是作为三军统帅的楚庄王应该做的事，况且这么冲动隐含有巨大的、没必要冒的风险；如不调解若敖氏和蒍氏家族、子重与巫臣的矛盾，他是有能力调解的，可以避免若敖氏和蒍氏家族、子重与巫臣的矛盾给楚国造成的巨大损失；如复陈、赦郑、释宋，因为这完全是为了虚名而丢掉巨大实惠。有的是较难的，如要灭西周王朝，因为西周王朝毕竟是当时天下共主；如不要享乐，因为享乐是人的天性，很少有人能战胜自我。有的则是最高要求，如向南开拓。南方是众多少数民族聚居的大山区，文化落后，物产不丰富，交通极不便，气候潮湿，即便在当时楚国人的观念里都是荒蛮之地，凭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也是难以开拓的，因而整个楚王集团都没想到要向南开拓。在此种情况下，把不向南开拓作为楚庄王的不足那是有点吹毛求疵。但楚庄王不是一般的楚王，他是最杰出的楚王，是“春秋五霸”之一，是一个伟大人物，因而要用伟大人物的标准去要求他。他要是开个头向南开拓，楚国后世说不定就有楚王尽早地、主动地向南开拓，很可能就取得从楚国南部疆土直到海南岛的广阔疆域，比老是向北去虎口抢食似的与北方诸侯国抢地盘要强多了。这样还可以早日开发当今中国南方的湖南南部、贵州、广东、广西、福建、云南、海南等地，甚至有可能依托南方广阔的地域、人力、物力等统一中国。至少可以在与秦国争霸时不至于跑到没任何屏障的北方和东方，以致最后灭亡。

由于楚庄王存在以上不足，有人据此认为楚庄王本质上就是一个平凡人物。“楚庄王不像其他历史风云人物那样具有那么多雄才大略、英明神武的色彩，而更多地表现出常人之质。”^[19]这种观点我们当然不赞成。楚庄王的不足丝毫不影响楚庄王成为杰出的楚王，不影响他成为“春秋五霸”之一。但楚庄王是楚王中的杰出代表，按照常规不应该出现有些不足。他尚有这些不足，只能表明确实人无完人。而且窥一斑而见全貌，了解楚庄王的这些不足对我们全面准确认识楚庄王和楚王群体是有价值的，也有利于我们探索有关楚国八百年历史高低起伏发展变化的楚王方面的原因。

（二）楚庄王不足产生的原因

楚庄王不足产生的原因是没有保持楚人敢为天下先的传统、驾驭臣子的策略带来的消极后果、楚庄王自身思维能力欠缺和楚国称霸以后享乐思想渐起等。

1.没有保持楚人敢为天下先的传统

楚庄王尽管是楚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楚王，但在敢为人先方面还没有熊渠、熊通做得好。熊渠、熊通在向北方中原当时先进文化学习的同时，也认识到楚国的国情，并不一定要安全按照北方的去做，而是敢为人先，敢于做北方不敢做的事。如熊渠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就自称“公”，晚年分封三个儿子为王；熊通说：“我蛮夷也”，自称王，设县，制造戟这种新式武器。诸侯国国君称王、设立县制北方都是几百年以后的事。由此可见，熊渠、熊通在学习北方中原先进文化的同时，又敢于超越北方中原文化，敢为人先。楚庄王时代，随着长时间、全面、深入地向中原文化学习，中原文化对包括楚庄王在内的楚国人影响越来越大。楚庄王很多时候是用按照北方文化的标准来行动的，甚至有点迎合北方或中原文化，因而楚庄王缺乏熊渠、熊通的楚人那种敢为天下先的思想和行为，不敢灭掉名存实亡的周天子，不敢开启兼并郑、陈、宋中等诸侯国、进而兼并、统一天下的模式，也没开启大规模向南开拓的行为。这是非常遗憾的。当然，正因为楚庄王的行为符合北方中原文化，后世北方中原一些人才接受楚庄王，称赞楚庄王，承认楚庄王为“春秋五霸”之一。但如果楚庄王像熊渠、熊通那样，直接灭了周天子、陈、郑、宋，那么楚国乃至于古代中国的发展肯定又不一样，楚国有可能统一古代中国，根本不用北方人的评头论足了。因此，没有保持楚人敢为天下先的传统是导致楚庄王没有灭周、陈、郑、宋以及等的重要原因。

2.驾驭臣子的策略带来的消极后果

作为最优秀的楚王，楚庄王处理楚国大家族之间的矛盾、处理子重和申公屈巫的矛盾肯定有失误。那么，楚庄王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失误呢？正确的理解是楚庄王有意为之，以便于驾驭臣属。这是中国乃至于世界、古代近代乃至于现当代专制君王或领导常用的手法之一。作为最厉害的楚王，楚庄王肯定有这种考虑，让楚国大家族与大家族之间、大臣与大臣之间相互争斗，从而有利于楚庄王本人牢牢掌控局势。这就可以解释聪明的楚庄王为什么对大家族之间的矛盾、大臣之间矛盾的熟视无睹，缺乏敏感、警觉。这种驾驭臣属的做法，好的方面是有利于他的统治；消极后果就是引起大家族与大家族之间、大臣与大臣之间勾心斗角，引发内乱和外患。楚庄王时期的若敖氏家族叛乱、楚庄王死后申公屈巫逃到晋国就是这种驾驭臣子的策略的消极后果。

3.楚庄王思维能力有时欠缺

作为楚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楚王、“春秋五霸”之一，楚庄王有时看问题很深刻，有时候看问题又很浅显，对问题看不透、分析不深刻，甚至没思考。这点可以从楚庄王一生纳谏太多得到印证。善于纳谏固然是好事，表明善于接受他人意见。但楚庄王一生纳谏太多，尤其是有的谏言不是很深奥，稍微想一下就可想到，如公元前611年庸与群蛮、麇、百濮叛楚，有人建议迁都楚国险要之地阪高，楚庄王同意了；蒍贾反对，认为我们可以去，敌人也可以去。楚庄王又觉得有道理，最终采纳蒍贾的意见，坚决镇压反叛，最后取得胜利。蒍贾能想到，那杰出的楚庄王为什么想不到呢？又如，决定楚庄王是否能够称霸的楚晋邲之战，刚开始楚庄王不想打，孙叔敖已经下令调转军阵方向，准备回国。是伍参极力劝说，分析晋军将帅之间战和不统一，军队不知该怎么办，楚军必胜；尤其是楚国是楚王领军，晋国是大臣领军，君遇到臣却逃跑，以后国家颜面何在？这些分析，尤其是“君而逃臣，若社稷何”这句话才打动楚庄王，才同意打，才有楚国的胜利进而立威定霸。这些情报伍参知道，楚庄王肯定更知道；这些道理并不深奥，伍参能想到，楚庄王更应该想到。可实际上楚庄王没想到。再如，公元前594年楚围宋之役后，令尹子重请取申、吕以为赏田时，申公屈巫后来说的申、吕是防御晋国、郑国的要地，赏给子重，晋国、郑国就要打进来了的道理，楚庄王应该可以想到；或者不知道，也可以缓一缓再答复。但实际情况却是楚庄王一听就答应把申、吕赏给子重；而屈巫一谏阻，楚庄王又不赏给子重。屈巫能认识到，楚庄王更应该能认识到。因此，这些纳谏尤其是显而易见常识方面的纳谏表明楚庄王有时思维能力有欠缺。

4.楚国称霸以后享乐思想渐起

好享乐严格来说不是楚庄王一个人的毛病。其实一般人都好享乐，只是有没有条件和可能而已。在春秋时期的诸侯国中，楚国的自然条件最好，因而，楚国人比其他诸侯国的人更享乐。这从楚国发达的漆木器、青铜器、丝绸等物质文化得到反映，也可从楚国同样发达的屈宋文学、音乐舞蹈、绘画雕刻等精神文化得到印证。楚王因为有权利，享乐条件更好，故而更明显。但楚国君王开始享乐也有一个发展过程。楚国君王直到楚武王时期物质条件一直不好，没什么可供享乐的。文献记载中开始享乐的是楚文王，但很短暂，申保用荆条象征性地惩罚后就改正了。第二个就是楚庄王年轻时，只不过楚庄王在享乐的时候还有远大志向，并能够从沉溺于享乐中拔脱出来。楚庄王真正的享乐是在晚年。公元前594年释宋以后，直到公元前591年，以前轰轰烈烈干大事的楚庄王基本上没什么事迹记载，估计与称霸以后开始享乐有关。故楚庄王称霸中原后就不再有进取心，而是享乐本性抬头，导致晚年好享乐。

【注释】

[1]涂又光：《楚国哲学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71—72页。

[2]刘玉堂：《楚国经济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

[3]刘玉堂：《楚国经济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

[4]龚长根、郭恩：《铜绿山古铜矿与楚国的强盛》，载《全国第七届民间收藏文化高层（湖北荆州）论坛文集》，2007年。

[5]刘玉堂：《论楚国家的形成和春秋战国时期楚的社会经济形态》，《江汉考古》1994年第4期。

[6]白松梅：《试论春秋时期楚王驭下之道》，长春：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7]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版，第181页。

[8]李学勤：《清华简〈楚居〉与楚徙寻郢》，《江汉考古》2011年第2期。

[9]刘玉堂：《论楚国家的形成和春秋战国时期楚的社会经济形态》，《江汉考古》1994年第4期。

[10]罗运环：《楚国八百年》，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8页。

[11]罗运环：《楚国八百年》，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8页。

[12]涂又光：《楚国哲学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71—72页。

[13]参见张正明：《楚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87—88页。

[14]罗运环：《楚国八百年》，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1页。

[15]张正明：《楚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页。

[16]张正明：《楚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03页。

[17]参见罗运环：《楚国八百年》，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79页。

[18]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晋楚交兵》，北京：中华书局1993版。

[19]聂世军：《楚庄王的常人之质与过人之善》，《领导科学》199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