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通于公元前740年夺位为君，在位51年，在屈瑕、斗廉、斗伯比、蒍章、斗祁、屈重、观丁父等一大批人才的辅佐下，先后对内进行一系列改革和创新：把楚部落酋长变为楚国国君，并于公元前704年自称为王，把楚君提升到和周天子齐平的地位；建设新都；在中央设立令尹、莫敖等职官，采用分封制和县制管理地方，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管理体制；制定粗略的规章制度。这些改革和创新最终建立了国家体制，完成楚国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转变，极大的推动了楚国的向前发展，使楚国由当地霸主发展为更大范围的汉东霸主。

1.建立国家体制

熊通对楚国的第一个贡献就是建立国家体制。尽管楚国早就于约公元前1027年立国，但直到武王以前，估计除了在内外征伐过程中逐渐组建了一支军队、有了粗略地军事体制外，楚国国家体制并没有建立起来，楚国仍旧属于氏族部落形态：楚君仍是部落中的一员，没有特殊权力，还得亲自从事诸如“筚路蓝缕”那样的体力劳动；楚君的称呼在熊仪前只是叫本名，从熊仪开始才称“敖”；国都不过是中心位置有供奉祖先牌位、可以祭祀祖先兼开展部落议事活动的茅屋和楚君居住的茅屋的地方，周围没有城墙，只用茅草缠的树桩围了一圈，其门也是这样做成的，因而叫“茅门”；没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及其相应的组织和制度。针对当时楚国的现状，熊通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提升楚君地位、建设新都、建立中央和地方粗略的管理体制和法律制度等一系列改革和创新，建立了楚国国家体制，从而完成了楚国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转变。

（1）提升楚君地位

熊通建立国家体制的第一项活动就是提升楚君地位。他分两步来进行。第一步是把楚君从部落成员中提升。由于楚君管理事务的增多，熊通继任楚君后打破老规矩，不再像熊绎及其后诸君那样亲自从事诸如“筚路蓝缕”那样的体力劳动了。“楚君自熊绎到蚡冒从本质上尚未脱离氏族成员的身份，史载从熊绎至盼冒的楚君皆‘筚路蓝缕’‘以处草莽’（或日‘以启山林’）便是明证。”^[5]自熊通开始，再也见不到关于楚君亲身参加部落生产活动的记载了。这样既有利于楚君做符合楚君职责的事，提高办事效率，也把楚君和一般的部落成员分离出来，提高了楚君的威信，也符合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必然要出现职能分工的趋势和要求，是楚族由部落向国家转变的重要一步。

第二步就是熊通把楚君提高到和周天子平齐的地位。熊通要称王当南方的天子，故仅仅把楚君从部落成员中分离出来还不够，还应该把楚君提升到和周天子齐平的地位。从历史事实看，熊通先后尝试了两种方法称王。熊通先想用当时的合法途径称王——让周王朝册封他为王。于是他就让楚国周边周天子最大的同姓国——随国的国君随侯去向周天子代请尊号。于是公元前706年熊通率军攻随，随侯指责熊通攻随无礼，《史记·楚世家》记载了熊通的回答：“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随侯这才明白楚武王此次攻随的真正意图，于是答应为之周旋，熊通便收兵回国了。随侯向周王室通报了熊通封“王”的请求，结果自然遭到拒绝。于是熊通只好采用第二种方法即自我加封的方法称王。公元前704年，随侯把周王室拒绝封王的消息告知熊通，《史记·楚世家》记载熊通得知周王室不肯尊他为王的消息后的反应：“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早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今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于是熊通自立为王，以南方天子自居。熊通就是楚武王。

由于熊通的“王”号是自封的，为了至少得到周边国家的认可，熊通于是效仿周天子会盟诸侯的做法，召集楚国周边国家在沈鹿会盟。《左传·桓公八年》载，公元前704年夏，楚武王在沈鹿盟会诸侯，黄国因路途遥远而没来参加，随侯因担心周天子的指责甚至惩罚也没敢来参加。沈鹿会盟后楚武王一方面派蒍章前往黄国进行指责，黄国承认楚君称王；另一方面熊通亲自率军再次攻打随国，用武力迫使随侯承认楚国称王。经速杞一战，随军溃败，随侯逃跑。同年秋，随侯被迫签订盟约尊熊通为王。这样，通过沈鹿会盟和速杞之战，熊通称王得到了周边国家的承认，成为南方的天子。当然，这之后还有反复。公元前690年（楚武王五十一年），周王召随侯，谴责随侯承认楚称王的行为，随国与楚国关系随即疏远。熊通很生气，以为随侯背叛了自己，于是又带领军队第三次讨伐随国，随侯被迫再次认可熊通称王。此后，熊通僭号自称的王位也就合法化了。

熊通率先称王对楚国后来的发展意义重大。楚武王未称王前，干什么事都得考虑周天子和北方诸侯国的反应，有时甚至还得请示周天子或者得到周王的批准才行；名义上楚国的土地、人口和财富等都是周天子的，因此要纳贡。熊通称王以后，楚国的土地、人口和财富等都成为楚王的，楚国再也不用纳贡；楚国做什么事根本不用考虑周天子和北方诸侯国的反应，更不用向周天子请示和要得到周天子的批准。称王之后，熊通就大大提升了楚君地位。因此，熊通称王否定了周天子的权威，在国体上第一次超越了北方诸国，与周天子分庭抗礼，并驾齐驱。这样，楚国可以放手在南方发展而不用受周天子和北方诸国的限制。历史事实证明，从此楚国走上蒸蒸日上的发展时期：楚武王之孙楚成王成为有霸主之实、无霸主之名的春秋霸主，成王之孙楚庄王成为名副其实的“春秋五霸”之一，进入战国，楚国也成为“战国七雄”之一。因此，熊通称王对解除周天子和北方诸侯国对楚国的束缚、解放楚人思想起到了巨大作用。

由此可见，熊通经过这两步提升了楚君地位，最终完成了楚君从部落酋长向专制君主的转变，从此奠定了楚国君主专制的体制和格局，直到楚国灭亡，楚王大权从未旁落。在各诸侯国中，楚王对中央和地方大权的掌控是最严的。^[6]

（2）建设新都

熊通建立国家体制的第二项活动就是建设新都。建立了国家，都城就很重要。前面已经论述，楚国早期都城丹阳及其地点是楚国史研究中一个争议很大、众说纷纭的问题。经过多年论争，已基本达成共识，即楚武王之前楚国都城是丹阳，地点多次迁移，位置一直在变化，基本趋势是从西北向东南、从深山老林向山外迁移。而到楚武王时期，楚国都城由丹阳迁徙到郢都。关于楚国都城的这次迁徙又产生了一个争议。这个争议是由《史记》《汉书》等文献的矛盾记载引起的：一是武王迁郢说，成书最早的《世本·居篇》有“楚武王徙郢”、杜预《春秋释例·氏族谱》有“楚国武王居郢，今江陵是也”记载；另一说是文王始都郢，《史记·楚世家》有“文王熊赀立，始都郢”、《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周庄王八年“楚”栏有“楚文王熊赀元年，始都郢”、《汉书·地理志》南郡“江陵”县原注有“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阳徙此”的记载。这两种记载存在矛盾。那么，楚国到底是何时迁都郢呢？以前也是众说纷纭。现在，清华简《楚居》为我们解答了这个问题。

清华简《楚居》中有关武王徙都郢的记载如下：

……至武王酓自宵徙居冗，……众不容于免，乃渭（围）疆浧之波而宇人焉，氐今曰郢。^[7](www.daowen.com)

意思是武王所徙的郢本名为免，后因人口众多，免不能容纳，将附近的“疆浧”陂隄掘开，使水流出干涸，成为适合居住之地。“浧”本义是泥、澱，此处指泽地而言。当地原来是“浧”，故而新迁之地把偏旁部首“氵”改为称“阝”。此后楚国都成皆叫“郢”。^[8]这样，楚国都城从熊通开始出现“丹阳”和“郢”并存的情况。到楚武王末年，楚国新都——郢就建得差不多了，但还没来得及搬迁，楚武王就去世了。最终完成从丹阳迁都到郢是在楚文王初年。这也可以很好的解决《史记》《汉书》等文献典籍有关楚武王、楚文王迁徙到郢都的矛盾。因此，新都城的建设是在楚武王时期。

丹阳在丹水之北，靠近深山老林，而郢都则在平原，交通便利，视野开阔，有利于楚国从深山老林中走出来，有利于楚国此后的发展。由此可知，楚武王建设新都的重大意义。

（3）建立粗略的中央和地方管理机构

熊通建立国家体制的第三项活动就是建立粗略的中央和地方管理机构。伴随君主专制地位的确立，在楚武王时期，建立了一个包括令尹、莫敖和县尹在内的比较粗略的中央和地方管理机构。令尹是楚国仅次于楚王的执掌军政大权的辅佐楚王的最高官职，据现有文献资料的记载，最早出现在楚武王时期；莫敖第一次出现也是在楚武王时期；县最早也出现在楚武王时期。楚武王时楚国还建立了司法机构，称“司败”。等等。因此，楚武王建立了一个各有司职的从中央到地方的粗略管理机构。它是国家体制建设的必备条件。后世楚国在楚武王建立的中央和地方粗略的管理机构基础上不断充实，最终形成完备的国家机构。

（4）建立粗略的规章制度

熊通建立国家体制的第四项活动就是建立粗略的规章制度。在建立起粗略的中央和地方管理体制的同时，熊通还制定了一些粗略的规章制度，如楚国王制、县制、出师大败主帅自杀、群帅自囚以听刑、楚王有过必受刑等规定，开始了楚国由道治向法制的转变。这些规定尽管还算不上是现代意义上的法律条款，但仍可算雏形的法律规定，充满了法律精神，对以后的楚国影响巨大。以后各位楚王据此制定出不同时期的法律条款，如楚文王时有“仆区之法”，楚庄王时有“茅门之法”，楚昭王时有“鸡次之典”，楚国最重要的根本大法是国典。

通过以上活动，熊通完成了楚族由部落向国家、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度，向前跨进了一大步，跨入文明的门槛。“楚国家的形成当在武王之世。”^[9]这是楚武王对楚国的第一大贡献。

2.成为汉东大国强国

楚武王对楚国的第二大贡献就是领导楚国成为汉东大国、强国。熊通在熊渠使楚国成为荆山当地大国强国的基础上使楚国成为更大范围内的汉东大国强国。

熊通即君位后，在积极进行内政建设、完成楚国国家体制建设和增强楚国实力的同时，又不断向周围扩张，大力开拓领土。据《左传·庄公十八年》记载：“初，楚武王克权，使缗尹之，以叛，因而杀之，迁权于那处，使斗敖尹之。”由此可知，楚武王灭权国设为楚国的权县。据《左传·哀公十七年》记子谷语：“观丁父，鄀俘也，武王以为军率，是以克州、蓼，服随、唐，大启群蛮。”由此可知，楚武王时至少还攻克鄀、州、蓼等国。熊通在巩固后方后，就决心进攻汉东的“汉阳诸姬”，以解除其对楚国的威胁。《左传·桓公六年》记载了楚武王的分析：“汉东之国，随为大。随张，必弃小国，小国离，楚之利也”。于是，公元前704年，楚武王伐随，随国臣服。然后，立即向濮人大举进攻，“始开濮地而有之”，占有今川、鄂交界的广大地区。公元前703年，楚、巴出兵围鄾，邓来救，结果邓被楚国打败，鄾人宵遁。公元前701年，郧为阻遏楚国势力东进，驻军于蒲骚，联合随、州、绞、蓼等国，谋略攻楚。楚屈瑕、斗廉乘随等四国军队未至，出锐师袭击蒲骚，大败郧国军队，其他各国军队不敢出，贰、轸只得屈服，与楚订盟。公元前700年，屈瑕率军惩罚绞，大败绞师，迫其订城下之盟而还。楚武王时期，楚国经多年频频出击，占领了汉水中上游大片土地，汉东、汉北的道路已被打通，为楚国后来北上争霸创造了条件。

总之，楚武王在位五十一年，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军事改革，建立楚国国家体制，多次出兵征战，开拓江汉，扩大了楚国疆域，为楚文王北上中原争霸奠定了基础，成为楚国中期上升阶段第一个重要楚王，从对楚国作出的贡献来看，楚武王位居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