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争霸期（楚国中期或楚国春秋时期或楚国春秋争霸期）是指从熊通继位（公元前740）到楚昭王前期吴国军队攻入郢都的那一年（公元前506）这个时间段，共约250年。楚国中期都城从位于偏僻深山老林中的丹阳迁到位于平原的郢都；版图扩大了，大致北至河南方城、南达湖南衡山、西起湖北巴东、东到湖北鄂州。楚国中期发展轨迹呈现出新一轮的低——高——低态势，是楚国第二次起落。其中，从熊通继位当年到楚庄王最后一年即公元前591年为上升阶段，共约150年；从楚共王继位第一年即公元前590年到楚昭王前期公元前506年吴师入郢那一年为下降阶段，共84年。

楚国中期上升阶段正是我国春秋前期，大国争霸激烈，产生齐桓公、晋文公和楚庄王等后世公认的“春秋五霸”中的三大霸主，以及宋襄公和秦穆公等“春秋小霸”。

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犬戎杀死于骊山下，西周灭亡。刚刚继位的周平王于公元前770年迁都洛阳，东周开始。周平王东迁之后，王室迅速丧失了对各地诸侯的号令能力。诸侯国不仅不向周天子纳贡、朝觐、述职，反过来周王在政治上、经济上都要依赖强大的诸侯国。一些势力强大的诸侯国之间争霸战争持续不断，取得了霸主地位的诸侯国对势力弱小的诸侯国甚至是周王发号施令。

首先拉开春秋时期诸侯国争霸序幕的是的郑庄公。周桓王对郑庄公的跋扈十分不满，最终免除郑庄公的左卿士职务。郑庄公也不示弱，他不去朝觐周桓王，还派人将王室的庄稼割走。于是，公元前707年周桓王率领王室及陈、蔡、卫等诸侯国的军队对郑进行讨伐。郑庄公派出军队对抗“王师”，两军在郑国的襦葛交战，周桓王中箭负伤，只好率军撤回成周。襦葛之战的规模虽然并不大，但是却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周王室的军队从此不再具有对诸侯进行征讨的能力，周天子的威信也一落千丈。从而拉开了大国之间为建立霸业而相互争战的序幕。

郑庄公之后，率先称霸的是齐桓公。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推行改革，齐国国力日益强大。公元前664年齐桓公率军北伐山戎，保卫了燕国；公元前662年齐桓公“救邢”；公元前660年狄人进犯卫国，齐桓公率军击退狄人之后，又筑城安排卫国遗民，使卫国得以保存下来。“存邢救卫”使齐桓公逐步确立霸主地位。这时，被北方诸侯国视为南蛮的楚国在楚成王时期，已经强盛起来，不断北侵，又连年伐郑，威胁中原。为了遏阻楚国北进中原，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齐、宋、陈、卫、郑、许、曹之师伐楚，最后齐、楚订立昭陵之盟，齐国撤回军队。齐桓公这次出兵抑制了楚国北进的锋芒，暂时消除了楚国对中原诸国的威胁。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在葵丘大会诸侯，周天子也派代表参加，从此齐桓公成为霸主。公元前643年，齐桓公死，桓公霸业瓦解。

齐桓公之后，想建立霸业的是宋襄公，但宋国实力不足，加上宋襄公本人迂腐，导致在军事斗争中的指挥不力，被楚成王玩弄于掌股之中，最终与楚成王争霸失败，楚成王成为齐桓公死后、晋文公称霸之战前中原实际上的霸主。

北方诸侯国真正继承齐桓公霸业的是晋文公。晋文公继位前是晋国公子，名叫重耳，在外流浪长达19年，了解天下大势和晋国民情，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加上长期跟随他的大臣也都是治国的良才，因而尽管是在秦国军队护送下回国夺位而成为晋文侯，但继位后很快就稳定了晋国政局；又通过“勤王”击败了王子带的叛乱，取得了周襄王的支持，在诸侯中也树立了较高的威信。然后晋文侯对晋国的政治、经济及军事进行大规模的改革，于公元前633年将晋国的军队扩充到三军。在这一切准备得当后，他决心和此前实际上的霸主楚成王争霸，并于公元前632年的晋楚城濮之战中大获全胜，然后在践土大会诸侯，周襄王也前来参加，册命晋文侯为“侯伯”，晋升为晋文公，并承认晋文公为霸主，晋文公的霸主地位迅速确立。公元前628年，晋文公去世，继位的晋襄公也是一位勤于政事的国君，加上辅佐晋文公成就霸业的大臣大多健在，因此，晋国的霸业并没有随晋文公的死而宣告终结。这是晋文公霸业与齐桓公霸业不同的地方。

晋文公之后、楚庄王之前有秦穆公称霸西戎，因位置偏僻、霸力不达中原被称为小霸。晋文公之后真正称霸中原的是楚庄王。由于下文详论，故在此不述。以上就是楚国中期上升阶段的“国际”背景。

在这个大的“国际”背景下，楚国中期上升阶段进入跨越式大发展时期。楚国这一阶段共150年，先后经历楚武王、楚文王、庄敖（堵敖）、楚成王、楚穆王和楚庄王等6位君王。这6位君王中，庄敖（堵敖）幼年被拥立继位，三年后被拥立其弟熊恽的大臣所杀，谈不上对楚国有贡献。楚穆王有一些功劳：公元前623年，楚穆王乘秦攻晋之机灭江；公元前622年秋，楚穆王遣成大心、仲归（子家）率军灭六；同年冬，楚公子燮率军灭蓼；公元前618年，楚穆王派兵攻打郑国，迫使郑国成为楚国的附属国；楚国攻打陈国，占领陈的壶丘；公元前617年楚穆王在厥貉会陈、郑、蔡等国国君，策划攻打宋国，宋昭公被迫请求归服，并亲自引导楚穆王狩猎于孟诸，标志楚国城濮败北后霸业的复盛；公元前615年，群舒叛楚，令尹成嘉（子孔）率军镇压，俘获舒君，进而攻打巢国，楚国势力进一步开拓到江淮地区。楚穆王尽管有以上功劳，且和楚国历史上一些没有功劳的楚王比起来也还比较大，但在楚王个个厉害的中期（争霸期）上升阶段就不是很大了；另外，楚穆王的政变迫使楚成王自杀，不仅使得楚成王一世英名毁于一旦，而且阻滞了楚国继续上升的大好势头，使得楚国发展势头回落，延缓了楚国进一步发展的进程，因而不把他算在这一阶段的重要楚王之列。

楚国中期上升阶段剩下的4位重要楚王中，楚文王功劳有一些，但比其他三位又小得多。其他三位即楚武王、楚成王、楚庄王都是功劳极大、大名鼎鼎的重要楚王：楚武王建立了楚国国家体制，完成了楚国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转变，经过楚武王几十年的奋斗，楚国最终成为汉东的霸主；楚成王“地方千里”，先后与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争霸，成为齐桓公死后、晋文公称霸之前有实无名的中原霸主；楚庄王“灭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邲之战后一段时间内称霸中原，楚国一国独大，如日中天，甚至超越了楚国后期上升阶段鼎盛期的“宣威盛世”，是楚国发展的最高峰。“宣威盛世”时尽管楚国疆域最辽阔、人口最多，国家最富庶，但却不是楚国一国独强，同时有秦国、齐国或者赵国与楚国并驾齐驱，有时其中一国甚至几国的国力还超过楚国。因此，楚国中期上升阶段是楚国八百年中最辉煌、最鼎盛阶段。从对楚国的贡献大小而言，楚武王和楚成王在楚国42位君王中分别位居第三和第二，楚庄王无可争议地排在第一。

楚国中期上升阶段获得空前大发展，除了军事力量强大这个原因外，还有其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原因。

第一，政治方面。这一阶段楚国政治较清明，楚国君臣群体素质高、能力强，各项政治制度先进。

首先，这一阶段楚国君王群体素质高、能力强。这一阶段6个楚王，除了庄敖（堵敖）外，都素质高、能力强。这一阶段的楚王继承了楚国早期楚君的“筚路蓝缕”精神，有理想、有追求，一心一意谋楚国的发展，勤俭奋斗，不奢侈，不追求享乐；做事亲力亲为，尤其是亲自率军出征，楚武王、楚文王甚至死在征途；使民以时，出征尽可能在农闲时节；遇到天灾人祸都能想到“国人”的处境并帮助“国人”渡过难关；既向北方周天子和诸侯国学习，又能根据楚国实际情况加以改造；各种能力很强尤其是军事能力；广泛使用各种人才；根据楚国地广民散的实际情况实行法治。因此，这一阶段的楚王素质高、能力强。即便是楚穆王，和其他时期的楚王比起来也是素质高、能力强。

其次，这一阶段楚臣也是素质高、能力强。从现有文献记载来看，从楚武王建立国家体制开始出现楚臣。这一阶段的楚臣尽管也偶有叛乱、挟持楚王等行为，但总体上绝大多数大臣是忠君为国保民，尽职尽责，团结在楚王周围，与楚王齐心协力干大事；大臣之间尽管也有争斗和内耗，但和楚国中期下降阶段、楚国后期上升和下降阶段比起来少多了。楚武王时，屈瑕、斗廉于公元前701年率军取得蒲骚之战的胜利，公元前700年大败绞师；公元前690年，令尹斗祁、莫敖屈重在楚武王死于征途的情况下秘不发丧，继续前进，迫使随侯求和。楚文王时有保申严厉训诫楚文王贪恋田猎、沉迷酒色、不理朝政的行为，并予以笞打，楚文王才走上理国正道；公元前675年楚文王率军反击，被巴师败之于津，鬻拳严格执法，按章办事，拒绝楚文王入城，在楚文王转而打败黄师后才让入城。楚成王年幼继位时斗射师谏阻令尹子元惑乱文王夫人；公元前664年申公斗班平息子元内乱；楚国历史上著名的令尹之一斗子文先是“毁家纾难”，把自家的财物全部拿出来帮助国家渡过难关，担任令尹后严格执法、廉洁奉公，留下许多历史佳话，对楚国的强大和北上争霸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公元前656年齐桓公亲率齐、鲁、宋、陈、卫、郑、许、曹等八国军队南下攻楚，屈完受命到齐等国军队驻地探看，出色完成任务。楚庄王时，庐大夫戢梨与叔麇诱杀挟持楚庄王的公子燮与子仪，解救出楚庄王；伍举、苏从在楚庄王继位初期自静三年期间出于为国家着想而巧妙或者冒险进谏；公元前611年周边民族纷纷起来反叛、楚拟迁都于险地阪高时，蒍贾力排众议，楚庄王接受了蒍贾的建议，果断地出军回击，并采用师叔建议，打败了庸人；孙叔敖当令尹前就在期思修建陂而闻名，才干超群，令尹虞丘子荐贤让贤，推荐孙叔敖担任令尹；孙叔敖担任令尹期间，楚国经济、政治、军事均有重大发展；伍参坚决主战是楚国取得楚晋邲之战胜利的前提；公元前594年五月，申叔时献“筑室，反耕者”之计，楚庄王才最终使宋国投降。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一阶段楚臣普遍道德品质高，清正廉洁，尤其是出现了以斗子文和孙叔敖为代表的一心为国为民、不考虑个人私利的权臣，其高风亮节是后世官员的楷模。(www.daowen.com)

再次，这一阶段楚国逐步形成的土地、人才、法律等制度还没有产生弊端，因而充满了生机和活力。这也是楚国在这一阶段不断上升的一个原因。

楚国中期自熊通于公元前704年称王后，楚国土地归楚王所有。作为大臣俸禄和对功臣赏赐的土地直到昭王时期出现封君前是“二世而收”，一般情况下只有受封者本人及其儿子两代可以占有，哪怕像孙叔敖这样的功臣也只是因为他刻意选择偏远贫瘠之地才得以例外。故卿大夫对其封地只有短期的占有权。在其他诸侯国，土地一旦受封便可“保姓受氏，以守宗枯，世不绝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卿大夫可以世代拥有。和北方诸侯国相比，楚国的“二世而收”的土地制度有利于楚王控制全国土地，并进一步利用土地控制楚国臣民。这样，随着灭国数量的增加，楚国经济实力极大地增加，而不是像其他诸侯国那样，灭国后得到的土地、人口等财富的都落到卿大夫手中，国家得实惠少。这样楚王就可以掌控全国经济，为楚国的强大提供强大的兵力、赋税和物质支撑。

在楚国中期上升阶段，楚国也在探索用人制度。由于还没有受北方诸侯国和楚国后来形成的用人传统的影响，还能任用各种人才，真正做到不拘一格，如楚武王任用鄀国俘虏观丁父为“军帅”，楚文王用申俘彭仲爽为令尹，楚成王、楚庄王也都大量使用各方面人才。从楚武王到楚庄王，楚国用人发生由重用若敖氏家族变为重用蒍氏家族、兼用其他家族成员的转变，当然这种转变代价较大，以楚庄王镇压若敖氏叛乱、消灭楚国战斗力最强的若敖氏才得以实现。到楚庄王时楚国用人制度基本上形成了“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的传统，即任用楚王嫡亲弟弟或者叔叔、固定的几家楚王同姓世族子弟担任令尹、司马、莫敖、县公等中央和地方重要职官。这种重用宗亲之人可以确保楚王大权不会旁落，更不会像晋国、齐国那样，政权被异姓篡夺，又可以使同姓大臣有家国一体的认同感，把国家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刚开始时确实涌现出了不少大臣尤其是重臣尽忠爱国的事例，如楚成王时令尹子文“毁家纾难”楚庄王时孙叔敖一心为国为民等等。这是楚国用人最好的时期。

楚国从楚武王熊通开始进入法治社会。^[1]楚国根据地广人散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符合楚国国情的法律制度，如楚武王时制定的楚王、太子不尽责，师傅可以笞打，楚王、国人打了败仗不得入都城；楚文王时的“仆区之法”；楚庄王时的“茅门之法”等。更难能可贵的是，楚国中期上升阶段，从楚王、官吏到普通老百姓都具备法律意识，并能严格执行。

楚王具备法律意识，能够带头遵守法律。据《吕氏春秋·直谏》记载，刚登王位不久的楚文王带着爱犬和利箭去云梦打猎，三个月不回；宠爱“丹之姬”，一整年不上朝。他的老师葆申就直言劝戒并要进行惩罚，楚文王尽管极不情愿，但最后还是接受了惩罚。据《左传·庄公十九年》记载，楚文王晚年带兵抵抗巴人伐楚之师，打了败仗回来，守郢都城门的官鬻拳按照规定不让他进，他只好又去打败黄国军队才被允许进入城门。据《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记载，楚庄王的太子有一次违反“茅门之法”，廷理照章执法，斩了太子车辕，杀了太子车夫。太子进去向楚庄王哭诉，要楚庄王杀“廷理”。楚庄王支持“廷理”执法，还连升“廷理”两级官爵。据《左传·昭公七年》记载，楚灵王章华宫的仆人中有一个是从芋尹无宇家逃出来的守门人。无宇找灵王要人，灵王不给；无宇用楚文王制定的“仆区之法”中有关窝藏逃亡之人与盗同罪的条款迫使楚灵王放了人，无宇领回逃跑的守门人。以上史料，充分证明了中期的楚王，即便是最不守规矩的楚灵王都具备法律意识，带头遵守法律。

楚国官吏也具备法律意识，对任何人都严格执法。除上述葆申笞（楚）文王、鬻拳按照规定不让打了败仗的文王进郢都城门、“廷理”对违反“茅门之法”的太子照章执法、楚成王时令尹斗子文把犯法族人交给廷理处罚、楚庄王时孙叔敖对推荐他担任令尹的前任令尹虞丘子犯了法的家人“执而戮之”、楚昭王时的相石奢放了他的杀人犯父亲然后自杀等记载表明楚国官吏具备法律意识。

楚国普通百姓具有法律意识。据《论语·子路》记载，叶公（楚国叶县县公）对孔子说：“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父亲“攘羊”，儿子出来证明父亲的不法行为，这是法律高于亲人观念的表现。

最后，楚国中期上升阶段楚民社会地位较高。早期由于楚（公）王族及其依附族群是从北方流迁而来的，当地土著民是主人，接纳了他们。尽管楚（公）王族由于战斗力强、文明程度高而成为统治者，但不可能像对待被打败而成为奴隶的人那样对待当地土著民。因此，楚国早期虽有奴隶存在，但奴隶所占有的比例数不大。“楚国直接生产者的身份是农奴和其他依附民，这是对有关史料进行综合分析得出的结论。当然，在楚国直接生产者之间，也并非全无奴隶。只是农业奴隶在楚国是极个别的现象，而且限于畜牧业之中。”^[2]作为楚国被统治阶级主体的庶人通过耕种名义上属于楚王或者贵族卿大夫、其实是他们自己开垦出来的土地，给楚王或者贵族卿大夫交纳谷物和其他实物以及劳役，有一定的人身自由。因此，这一阶段楚国社会的直接生产者地位远比北方诸侯国的奴隶地位要高。

到熊通时代，楚国已经开始进入封建社会。“春秋早期熊通自立为武王，是楚国历史上发生的重大转折。从此，楚族原来那种氏族制度的机关已被完全意义的国家机关所取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楚族并非像诸夏那样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而后封建社会，而是超越了奴隶社会阶段，直接由原始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3]到了楚国中期的上升阶段，楚国统治者进而明确提出“庇民”思想，并在行动中体现出来。《国语·楚语》记令尹子文言：“夫从政者，以庇民也。”表明在楚成王时代楚国统治者就已经有了明确的“庇民”即保民思想。在春秋之世，“庇民”即保民一直作为国策被楚国历代君臣所遵循。因此，楚国被统治者地位更高，在承担税赋、徭役、兵役等方面积极性高一些。这一阶段楚国阶级矛盾不明显、没有发生楚国中期下降阶段和楚国后期的“盗”（即反抗楚国统治者的老百姓）尤其是危害甚巨的“盗”就是证明，楚国士卒从早期到中期上升阶段战斗力一直很强，除城濮之战因情况特殊而失败外，战斗都是以胜利告终也是证明。

第二，楚国资源丰富，经济发达，为楚国崛起提供了强大的物质支撑和赋税保障。

楚国从早期“子男五十”的偏僻小国，到楚庄王时变成称霸中原的强国，这与楚国有一套完备的赋税制度关系很大。楚国赋税主要有军赋、田赋、户口赋、关市税，茶税等。军赋是楚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楚国八百年间田赋和户口赋税也一直存在。田赋是楚国向赏田所有者征收的税，当时地租一般为总收入的二分之一，大约每亩一石。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向工商业征收的关市税已在楚国的财政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日益成为楚国赋税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茶税也是当时楚国主要税收的一种，政府每年茶税收“凡百万计”。总之，楚国的军赋、田赋、户口税、关市税、茶税成为楚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为楚国提供了雄厚的财力物力，保证了连年征战的需要，为楚国称霸奠定了强大的经济基础。

楚之所以能称霸争雄，除了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因素之外，对当时重要的战略资源——铜矿的占有和利用是密不可分。铜在当时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石油等战略资源。铜绿山古铜矿自殷商直到西汉，古人曾连续在此采冶铜矿达千余年之久，仅此一处遗留的炼铜炉渣就达50余万吨，由此推算，获得粗铜约为15万吨。尤其是其采冶技术水平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而在整个大冶地区类似于铜绿山这样规模、且时代相当的采冶遗址就有数十处之多，说明包括春秋在内的商周时期这里便是重要的粗铜生产基地，生产规模宏大。^[4]在春秋战国这个“青铜”时代，在政治、经济、文明程度等方面差不多的情况下，谁掌握了铜矿资源，拥有了相应的采冶技术，谁就有了争雄称霸的实力，在那个时代无疑具有更多的优势。西周时期楚国已完全控制了这里的青铜开采冶炼业，为楚国的强盛并“问鼎中原”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

总之，楚国中期上升阶段，楚国社会生产力和文化进一步发展，楚国向北方学到的先进的文化和楚国建立的制度的负面影响还没显现出来，不会对楚国君臣产生束缚，不管是向北方学习还是楚国自己传统都达到那种优势完全发挥、弊端又还没显现出来的最佳境界。因而楚国中期上升阶段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和创造力，国势蒸蒸日上，积极参与北方诸侯国争霸，并分别在楚成王后期成为中原有实无名的霸主、在楚庄王后期成为有名有实的霸主，既超过楚国早期、中期下降阶段、后期上升和下降阶段，成为楚国八百年发展中其他时期和阶段无法企及的最高峰，也超过同一时期其他诸侯国，成为当时最具活力、到楚庄王后期一度成为最强大的诸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