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绎能够成为楚国重要君王中的第一人，与他保持与西周王朝的联系、被封立国、树立亲自劳作的榜样等贡献密不可分。

1.与周王朝保持联系

熊绎对楚国的第一个贡献就是与西周王朝保持联系。熊绎受封立国之前与西周王朝是否有联系，由于文献中没有记载，故只能推测。熊绎的先祖鬻熊与西周有很密切的联系，熊绎应该会继承先祖的做法，和西周王朝保持联系。另外，如果楚族与西周王朝没一点联系，作为大政治家的周公旦不会贸然“奔楚”。因此，熊绎会继承先祖的做法，继续与西周王朝保持联系。熊绎受封立国之后，有他与西周王朝保持联系的记载。

熊绎与西周王朝联系的第一种方式是进贡述职。他与中原诸侯一样要按时进贡述职。据《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楚国右尹子革答楚灵王说：“昔我先王熊绎……跋涉山川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由此可知，由于楚国和西周相隔较远，山川阻隔，交通不便，熊绎进贡很不容易，要跋涉山林，渡过汉水、丹江，翻越秦岭；由于生产力低下，楚国没有什么好物品贡给西周王朝，是“桃弧”“棘矢”等地方特产。《左传·僖公四年》记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中原诸国南下攻楚，回答楚使责问的理由之一就是“尔贡苞茅不入，王祭不共（供），无以缩酒”。《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楚之菁茅不贡于天子三年矣。”由此可知，楚国除了贡“桃弧”“棘矢”外，还贡“苞茅”。因此，进贡述职是熊绎和西周王朝保持联系的一种方式。

参与诸侯会盟也是熊绎与西周王朝保持联系的另一种形式。新天子继位后会择机召集诸侯会盟。文献记载了熊绎参加周成王主持的岐阳之盟。只不过，熊绎不是去出席大会，而是去做会盟的服务工作。“昔（周）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国语·晋语八》）由此可见，在周成王召集的岐阳盟会上，熊绎负责置茅缩酒，设望表，并与鲜卑酋长一起“守燎”，是无资格参加诸侯盟会的。这一方面应该与楚人祖先祝融为“火正”和苞茅是楚国进贡的有关，另一方面也表明由于楚国既与西周王室无血缘关系，不是姻亲国或者功臣国，国家也不强大，因而熊绎地位低下。

熊绎与西周王朝保持联系尽管很卑微、地位低下，尤其是名誉上是去会盟，实际上去做服务工作，使后世强大起来后的楚王如楚灵王耿耿于怀、愤愤不平。但就熊绎时期而言，与西周王朝保持联系对熊绎和楚国来说还是有很大作用的。它能够让楚人了解并向当时先进的中原文化学习，开阔了楚人尤其是楚君视野，带回了当时先进的知识和理念，确立了学习和追赶、超越的榜样，是楚人早期开阔眼光和开放精神的体现，也是从北方流迁到南方的楚族在当地众多方国部落中不仅站稳了脚跟，而且经过一百多年辛勤奋斗后崛起成为当地大国、强国，然后很快走出鄂西北山地，来到汉东和江汉平原，并最终成为“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之一的重要原因。因而，与西周王朝保持联系是熊绎对楚国的第一个贡献。

2.熊绎受封立国

熊绎对楚国的第二个也是最大的贡献就是受封立国。论及熊绎受封立国就涉及一个学术史上争论的问题：楚国到底是熊绎始封还是其曾祖父鬻熊始封。经过长期争论，学术界现在基本认可熊绎为楚国始封之君。张正明在其有关楚国史的著作中就认为熊绎为楚国始封之君。^[1]对楚国始封之君是熊绎而不是鬻熊论述得最清楚的还是赵炳清，他在全面梳理双方论点并进行分析后得出“楚国的始封之君当是熊绎无疑”的结论很有说服力^[2]。因此，楚国始封之君为熊绎。

关于熊绎受封的情况，《史记·楚世家》记载得很详细：

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

由这段记载我们可知熊绎受封的原因、时间、面积、爵位、都城等情况。(www.daowen.com)

第一，受封时间。周成王时期。具体年代，经过学者们研究，现在已经确定为约公元前1027年。^[3]

第二，受封原因。关于熊绎受封原因，罗运环、张正明、魏昌都没有深究，而是采用《史记·楚世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的说法，认为是周成王拔举周文王、周武王时勤劳有功之人的后代进行册封。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既然熊绎的祖先勤劳有功，为什么周武王大封时不直接册封熊绎的祖先，而要等到周成王册封熊绎？周成王真的这么大方，仅仅凭熊绎的祖先“勤劳”就册封与周成王没有血缘关系、对西周王朝没有任何重大贡献的熊绎？很显然这是不可能的。最多“举文、武勤劳之后嗣”只是一个官方公布的表面理由，真正的理由则是周成王不好说出口的周公“奔楚”事件。

谈到周公“奔楚”事件，也有两个问题引起很大的争论，一个是周公“奔楚”历史上是否实有其事，第二个是周公所奔之“楚”到底在哪里。^[4]第一个问题，经过论争，参与论争的人基本上都相信历史上确有其事。第二个问题也是聚讼纷纭，真正把这个问题论述得很清楚的还是赵炳清。他先梳理了唐兰的卫都楚丘说、徐锡台的陕西商县之楚山（即终南山一带）说、周骋的今陕西商县至河南淅川这一区域说以及周书灿的楚国说，然后进行详细论述，最后得出结论：“周公遭受谗言出奔楚地，当在成王六年末至七年三月前。由于在楚地受到礼遇，回归之后的周公‘投桃报李’，熊绎在成王七年三月举行成周之会上受封。”^[5]故熊绎受封的真正原因是周公旦“奔楚”事件。周公奔楚期间受到熊绎尽心竭力地照顾，后来周成王和周公旦叔侄误会消除，周成王迎回并继续重用周公辅政。周公旦为了报答熊绎，建议周成王对熊绎进行册封。因此，才有熊绎的无功而受封立国。

第三，受封爵位和面积。西周封爵等级为公、侯、伯、子、男五等，其辖地面积为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熊绎受封爵位为低等的“子”爵位，按照周礼规定，子爵辖地面积五十里。当然，当时实际面积肯定比五十里大得多。

第四，受封都城地点。鬻熊至熊绎历代居丹阳。丹阳就成为楚人立国后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丹阳究竟在何处，也就成为楚国史研究中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有安徽当涂说、湖北秭归说、湖北枝江、河南淅川说、陕西商县丹江河谷说、湖北南漳说。^[6]经过争论，河南淅川说逐渐为多数人接受。但都是理论探讨，最终还是有待考古证据的支撑。

最近几年，随着清华简《楚居》的释读及其研究成果的发表，关于熊绎时期都城丹阳乃至于从鬻熊到熊通时期楚国都城丹阳都出现了一个更大问题。《楚居》谈到了楚国众多都城名字，却唯独没有“丹阳”。由于研究《楚居》的众多专家学者都没涉及这个问题，只有尹弘兵、吴义斌提了一下：“《楚居》中并无‘丹阳’，对这一问题还要加以深入探讨。”^[7]但在该文中他们也未探讨。以后也许会有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但现在则没有。因此，我个人就在此斗胆提出我的看法，以抛砖引玉。我认为，《楚居》中的“京宗”所指就是丹阳。“‘京宗’即是芈姓首领所居之宫观与芈姓一族祭祀先祖之宗庙的合称，用以指代都邑所在，可见在《楚居》之中，‘京宗’的含义，即是芈姓一族‘都邑’的专用名称，犹后世楚都之称‘郢’，周都之称‘镐京宗周’。”^[8]即是说，《楚居》中的“京宗”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首都”一词。新中国的首都所指是“北京”。在生活中，我们也可以只说“首都”，而不说“北京”，我们也明白“首都”就是指北京。类似地，《楚居》中只说了“京宗”，没说“丹阳”，其实“京宗”所指就是丹阳。这就很好地解释了楚国早期的都城“丹阳”为什么没有在《楚居》中出现的原因。

总之，关于熊绎受封立国尽管在《楚居》发表后受到质疑，认为熊绎受封立国其实只是西周王朝确认了楚国，楚族建国则应该是在此之前的熊丽时期，而且论述也很有道理，^[9]但由于新说才发表，还未得到广泛认同；而且从得到周天子册封和北方诸侯国的确认这个角度，熊绎受封立国标志着楚国的建立也没错。故在本书中，我们还是采用传统说法，认为熊绎于约公元前1027年受封立国标志着楚国的建立，是楚国八百年的起点。因此，尽管熊绎不是因为自己对西周王朝有功劳，或者凭自己的治国能力导致楚国很强大而受封，而只是因周王朝内部的偶然事件而意外被封，但对楚国来说意义重大，它是熊绎对楚国的一个巨大贡献，是其他楚国君王无法比拟的贡献。仅凭这一点，熊绎就可跻身楚国重要君王之列。

3.树立亲自劳作的榜样

熊绎对楚国的第三个贡献就是树立了亲自劳作的榜样。尽管熊绎受封立国后由楚族酋长成为楚国国君，但由于当时楚国还处于生产力非常低下的原始社会，因而熊绎成为国君后和担任酋长时在各方面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变化。熊绎仍旧要亲自率领族人从事当时狩猎、耕作、打柴等各种劳作，如《左传·昭公十二年》记右尹子革答楚灵王语“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就是熊绎穿着破烂衣服、推着树棍做架子的柴车上山砍柴的真实写照，是熊绎带领楚族部众在山林草莽之地辛勤开发、亲自劳作的一种行为，表明当时楚人生产力的低下和楚君没有特权的社会状况。

熊绎的亲自劳作为后世楚君树立了榜样。熊绎之后的楚君基本上都能亲自劳作，直到熊通才结束。《左传·宣公十二年》记晋栾武子语“楚自克庸以来，……训之以若敖、蚡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就是证明。同时，熊绎及其后楚君“筚路蓝缕”的经历成为激励后世楚人不断奋斗的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