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类楚王的决策和行为导致楚国停滞不前、被动挨打、衰弱乃至于灭亡。他们是楚共王、楚灵王、楚平王、楚怀王、楚顷襄王和负刍等6位。其中楚共王、楚灵王、楚平王对楚国由春秋时期的霸主国跌落到公元前506年吴师入郢、差点亡国的低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楚怀王、楚顷襄王和负刍对楚国由战国时期的楚宣王、楚威王鼎盛时期垂直衰落至于灭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春秋时期损害楚国的楚王
春秋时期对楚国造成巨大损害的楚王主要有楚共王、楚灵王、楚平王。
楚共王20岁继位亲政,不成熟,志大才疏偏偏又什么都管,加上王族和世家大族的矛盾,导致公元前575年晋楚鄢陵之战中楚国失败,原楚国的中原属国纷纷倒向晋国,楚国失去霸主地位,由春秋霸主国跌落为一般国家,极大地损害了楚国。
楚灵王靠政变上台,复霸心切,对外频频用兵,或者不得人心,或者无功而返,或者失败;对内大肆杀戮,讲究排场,又长时间修建耗资极大的章华台,最后导致国内外反对派的大规模政变。因此,楚灵王的行为也极大地损害了楚国。
楚平王也是靠政变上台,对内大肆杀戮,对外则务求自保,完全丧失霸主威势;尤其是楚平王贪念女色,又宠信佞臣费无极,杀害忠直无辜之臣伍奢及其大儿子伍尚,逼迫伍奢次子伍员(伍子胥)出逃,导致伍子胥为了报仇而于公元前506年引导吴师入郢,差点灭亡楚国,更极大地损害了楚国。由此可见,楚共王、楚灵王和楚平王对楚国由楚庄王时的霸主国一步步跌入春秋时期发展的最低谷要负主要责任。
2.战国时期导致楚国衰落和灭亡的楚王
战国时期导致楚国衰落和灭亡的楚王主要是楚怀王、楚顷襄王父子和负刍。楚怀王在位期间,一方面权利高度集中到他一人手中,另外一方面他又昏聩无能,宠信靳尚、子兰和妃子郑袖,不听忠直、智慧之言,对楚国造成了最大的损害。在楚怀王继位之初,王族宗室屈原针对楚国弊端进行改革,触动守旧势力和秦国利益,靳尚、子兰和郑袖等就联合起来谗害屈原。楚怀王听信谗言,弃用屈原,楚国又回复到一潭死水的状态,从此再无任何改革。公元前316年,秦国攻取巴蜀,对楚国形成战略包围之势,楚怀王认识不到其危害,没有采取任何应对措施。公元前313年,秦相张仪以商於六百里地“诈楚”,楚怀王昏聩,又不听陈轸明智之言,上当受骗。受张仪欺骗后,楚怀王大怒,在未做好充分备战情况下仓促举兵攻打秦国,结果公元前312年的秦楚丹阳、蓝田两大战役,楚国皆败,损兵折将,“亡地汉中”,国势垂直下降。公元前311年,秦又攻取了楚国的召陵,楚国无力还击。公元前301年,秦、韩、魏、齐共同攻楚,楚国战败,韩、魏攻取楚国宛、叶以北地区。公元前300年,秦国攻取楚国襄城,楚国无还手之力,更加衰弱。公元前299年,秦国攻占楚国八座城邑,楚国没有还击;同一年,楚怀王听子兰之言而不听昭雎警告去了武关,结果被秦昭襄王扣留,直到公元前296年客死秦国。总之,楚怀王判断失误,举措失当,不仅他本人客死秦国,更导致楚国垂直衰落为弱国。此后楚国再也没能振作,直至灭亡。因此,楚怀王是战国时期楚国由大国强国垂直衰落为弱国的直接责任人,是42个楚国君王中对楚国损害最大的楚王。
楚顷襄王继位后,诸国间出现更加复杂的兼并狂潮,秦国统一趋势更加明显,对楚国的打击力度更大。公元前298年秦兵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析等十六城。公元前284年,燕、秦、韩、魏、赵五国攻占了齐都临淄,楚国派淖齿率兵救齐,淖齿到齐后却擅自杀了齐王,楚国失去了一个犄角。公元前281年,楚顷襄王“遣使于诸侯,复为纵,欲以伐秦”。秦获知后,先下手为强,立即对楚国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公元前280年,秦司马错大举攻楚,占领了楚国的黔中郡后,进攻楚国北境的邓城,楚国被迫割上庸及汉水以北地。同年,楚国为了摆脱秦从巴蜀方面的威胁,举兵沿江而上,攻旧巴国,占领了枳。秦因此而更加疯狂地报复楚国。公元前279年,秦分兵两路攻楚,一路由白起率军攻陷邓城后,向鄢进逼;另一路向楚国的巫郡及江南地进军。楚国为了保卫鄢、郢,调动主力部队与秦军在鄢决战。白起攻城不下,引鄢水灌城,鄢城沦陷,数十万人被溺死,楚军主力受创,楚国历史悠久的郢都危在旦夕。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陷楚都郢,楚顷襄王君臣逃跑到陈,以陈城为都城。秦将白起又西烧夷陵,楚顷襄王兵散,东北保于陈城,遂不复再战。白起接着东攻至竞陵、安陆等地,南攻至洞庭湖一带,设置南郡。从此楚国本土丧失殆尽。
总之,在“国际”形势日益对楚国极为不利的情况下,在楚怀王的失误已导致楚国垂直衰落为弱国的关键时期,如果楚顷襄王继位开始能够振作起来,楚国的结局未为可知。可惜,楚顷襄王也不是那种可以力挽狂澜的人,而是一个奢侈腐朽、卑弱无能之君。在与秦交手受挫后,旋即放弃战斗,被动挨打,楚国也就进一步衰弱下去,从此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公元前228年楚哀王继位。不到一个月,楚哀王庶兄负刍杀哀王自立。公元前224年,王翦、蒙武率六十万大军攻楚,大败楚军于蕲南。公元前223年,王翦、蒙武攻入楚都寿春,虏楚王负刍,楚国灭亡。
【注释】
[1]罗运环:《楚国八百年》,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2—64页;李玉洁:《楚国史》,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1页;赵炳清:《“荆”“楚”称号申论》,《荆楚学刊》2013年第5期。(www.daowen.com)
[2]梁滨:《名楚考》,《怀化学院学报》2011年第7期;王芳:《楚国国名考》,《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
[3]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上海:中西书局2010年版。
[4]参见罗运环:《楚国八百年》,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0—61页;魏昌:《楚国史》,武汉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李玉洁:《楚国史》,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14页。
[5]魏昌:《楚国史》,武汉:武汉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8页。
[6]魏昌:《楚国史》,武汉:武汉出版社2002年版,第40页。
[7]俞伟超:《寻找“楚文化”渊源的新线索》,《江汉考古》1982年第2期。
[8]罗运环:《楚国八百年》,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0—61页;魏昌:《楚国史》,武汉:武汉出版社2002年版,第19—20页、第33—35页。
[9]魏昌:《楚国史》,武汉:武汉出版社2002年版,第36页。
[10]赵炳清:《楚人受封与“周公奔楚”关系之考辨》,《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11]笪浩波:《从清华简〈楚居〉看楚史的若干问题》,《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1期。
[12]周家洪:《楚国历史的分期》,《长江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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