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考试已步入了一个国际化、民间化、多元化、市场化、产业化的崭新历史阶段。改革有风险但没有退路。不久前正值废除科举制100周年之际，科举制发展史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一个考试制度如果不改革不完善，不顺应时代，必然走向僵化。在教育考试机构管理体制这一宏观机制的问题上，到目前为止的基本观点，主要可以分成两类。

(一)积极稳妥地推进现有体制改革，重点加强内涵建设

“教育统一考试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是政府行为。”考试的行政功能突出表现为“强化国家意志，凝聚国民心向，促进政局稳定”。根据我国进入WTO贸易规则的约定，我国没有开放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与考试业务准入权限。然而，由于教育层次的跨度范畴相当宽泛，教育考试走向全球化趋势也不可阻挡。

培植核心竞争力，拥有反映考试和评价研究的智库，建设功能强大和信息完整的数据库，建设科学实用和功能全面的题库，是发展专业化、职业化的考试与评价服务机构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而言，“考试的直接目的是实现其选拔功能，这种传统意义上的考试，至今仍是考试的主流。但是，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和对考试功能的进一步开发，考试作为评价的手段的作用日益显现，教育考试机构怎样开发评价资源为社会服务的问题也因此凸显出来。”教育考试机构今后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在现阶段选拔职能基础上加以扩展，充分承担与发挥教育考试的社会服务职能，即要实现向专业化考试与评价服务机构的转型。

(二)加快发展我国教育考试中介服务机构(非营利性组织NPO)

必须承认，我们现有的管理体制有其局限性。“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应试教育”困扰中国30多年，至今没有出现实质性的转机，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考试领域中至今没有引入有效的优化机制，至今基本是“干好干坏一个样”，至今考试的质量与考试的生产者之间基本没有利益关联，至今没有“下课”和“退出”机制，至今维持着行政权力垄断的局面。”(www.daowen.com)

也有人从法治角度指出，我国的教育考试机构“既是国家教育考试的政策制定者，又是国家教育考试的实施者，这既不符合国家改革‘政事分开’的原则，也不符合现代法治的基本精神”。“从中国社会转型的实际来说，建立专业化的社会教育考试机构，既符合国家‘政事分开’的改革原则，也符合国家教育考试科学化、专业化的发展趋势。将国家教育考试的实施权从政府行政权中剥离出来，交由中介组织实施^[2]，也就是从真正意义上实现国家教育考试管理权与实施权的分离”。

总之，这类观点认为，借鉴国外做法和我国其他行业改革的经验，政府也可以淡出教育考试市场，成为考试市场和考试质量的主要监管者，重点是做好相应的立法工作，创造良好的社会考试环境，社会中介考试组织则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实施考试活动，通过市场竞争，实现教育考试的科学化和专业化。

(三)改革与发展的历史阶段不能超越

然而，理论上的正确性不等于现实上的可行性。英美教育考试机构的发展模式，无疑给我国教育考试机构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样本，然而，众所周知的多方面原因，中国选择了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社会发展道路与政治体制模式，教育考试机构改革作为现代中国宏大改革工程的一个子系统，不可能脱离这个现实大环境而独立运作。当国内高校资源的主权归属、高校招生自主权、教育考试的相应法规等还没有明确理顺起来，整个社会人员的职业道德与个人信用，还没有得到普遍重视或好转时，我国教育考试机构走向西方式非营利性考试组织机构(包括盈利性的考试公司)的时机，显然还没有成熟。中国的发展确实离不开世界，但另一方面，历史发展的阶段也不能超越。如果不顾国情、不顾当下中国社会的客观现实，超前实现教育考试机构的变革转型，则必然会损害整个国家的教育培养与人才选拔体系。

因此，客观国情决定了这种体制变革，必须顺应国内宏观环境的变化，逐步推行，循序渐进。一个基本维持在现有体制下的教育考试机构的改革与发展所面临的困难，正是我们国家在艰难中前进的一个缩影，也是对我们中国考试工作者智慧与能力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