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印茶侵销西藏与清王朝的对策》

作者：陈一石

来源：《民族研究》，1983年6期

摘要：本文着重论述边茶与藏区的关系，蒙古、青海从略。

关键词：边茶 印茶 西藏 清王朝

辑要

印茶侵销西藏初期，“虽畅行于藏，然不过后藏一带”。加之由于藏族人民喜饮边茶，认为印茶性热苦涩，不解油去腻，销售数量较小，对边茶的地位暂时尚未构成严重威胁。但是有识之士已经预感到印茶的竞争优势，“若不设法抵制，势且骎骎东下”，边茶在西藏的市场将有被印茶取代的危机。这里对当时边茶和印茶的产、制、运、销几个环节，作一简单的比较，便可明了：

1.生产。边茶种植均为农村副业，山坡地角，茶树往往与农作物间种，茶农按季采摘，听其生灭，向无培种、剪枝、施肥等科学管理方法。倘遇灾害，生产即大量下降。“自前数年水旱不济，树老枝空，乡农遂有矫揉等弊。”而印茶则为大规模的茶园生产，并选择良种，锐意革新，不断改进种植技术和管理方法。

2.焙制。边茶制作并无专业工厂而由商人兼制，因而真假杂揉，巧拙不一。烘制方法因循数百年，全由手工操作。从采茶、炒青、晒干、揉捻、堆茶、踏茶、包装等，据统计需要七十二道工序，以至成本增高。尤有甚者，不少茶商为谋求高额利润，暗减茶包重量，混渗马尾叶、恺木叶等假茶，以致边茶信誉日低。而印茶却力求提高产品质量，对包装、装潢等均不断改进，并派人到雅安等地窃取边茶制作技术，谋图以印茶冒充边茶，投藏人所好。

3.运输。康藏“茶道”，山路崎岖，背夫驮运均极为艰困，南路边茶集中雅安后，由雅安至打箭炉约五百华里，背夫每人可背九至十三包，每日行程三、四十里，半月始可抵炉。由打箭炉至拉萨约四千九百华里，由藏商组织驮运，行程需要十个月以上。运输时间长，运费亦剧增。“炉茶运藏，脚价比茶价加至十余倍。”而印茶产区密迩西藏，由大吉岭到达拉萨，只需八日行程，运输难易，悬殊颇大。

4.销售。在引岸制度下，边茶销售环节有六道之多：茶农—茶贩—茶商—茶店—锅庄—大藏商—小藏商—消费者。商贩们层层加价，复以巨额的运输费用，以致运抵拉萨后，价格竟高出打箭炉二十倍以上。光绪三十三年，张荫棠在《奏复西藏情形并善后事宜折》中说：“炉茶市价一钱二分，至藏需购至二两五、六钱。”而印茶由茶园主到茶商便投入西藏倾销。加以印商蓄意打击边茶，故意贱价销售，以致印茶价格竟低于边茶十余倍，在竞争中占显著的优势。

标题：《清代“引岸制”与四川边茶》

作者：照山

来源：《茶叶通讯》，1985年4期

摘要：川茶“引岸制度”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时期，随着政治、经济关系的特有变化，顺应时代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经贸新制度。这种制度的推行，在清代前期（即鸦片战争以前），对整个四川边茶制造业的发展和对边区茶叶集散地市场的繁荣，都发挥过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本文分“川岸制”产生的主要因素、“引岸制”与边茶业的发展、“引岸制”与边茶集散地的繁荣与英茶入侵夺我茶利四方面，论述了“引岸制”与四川边茶的紧密联系。

关键词：清代 引岸制 边茶

辑要

“引岸制”与边茶集散地的繁荣

川藏地区地高气寒，境内多崇山峻岭，河流湍激，车辆舟揖不易通行，有很多地方，地旷人稀，没有集市，更没有专门的交通工具和行栈。要使边茶流通无阻，产销两旺，只有首先开拓贩运贸易，才能促进边区集散地的城镇建设和市场的商业繁荣。四川边茶商，就是在上述艰难条件下，开始进行边茶长途贩运的。

南路边茶：主要运往康定销售。沿途翻山越岭，全靠人力背运。其运输路线有大路、小路之分。名山、天全、邛崃三县的成品茶包，由小路发运，经马鞍山、泸定至康定。每一壮年背负茶叶10条包，连背带杂物重约一百八十余斤，日行二、三十里，约十五天左右可达目的地。雅安、荥经两县的茶包多由大路发运，经大相岭、飞越岭，到泸定与小路汇合至康定。因大路比小路遥远，须在“泥头汛”设站转运。“泥头汛”为元代榷场故址。总行时约二十天左右才能到达康定。在康定汇集后，再由藏商（土司头人或寺院喇嘛）购进，再分南北两路运销以下各贸易城镇。

南线起于康定，往西过雅奢江至理塘、巴塘（古白狼国）、昌都（原察木多），逾瓦河、雪岭而至洛隆宗城（今洛隆县），再经丹达（今边坝县）而至拉里（今嘉黎县），又行三、四百里抵达拉萨市；北线亦起于康定，经道孚、甘孜、德格、由岗施渡金沙江而西至昌都，与南线汇合至拉萨城，总行茶之地五千余里、约85个马站。

……

随着这些运输贸易干线的发展，商贾贩夫往返不绝，逐渐出现一批新兴的边贸城镇如康定、理塘、甘孜、德格、松潘、阿坝、理县等。其中又以康定和松潘为最大边茶集散地。

自康定成为边茶贸易中心后，城镇的繁荣迅速改观。清代魏源《圣武记》说：康定是“番夷总汇、因山为城，市井辐辏”的川藏重镇。另外，就与边茶有关的民族贸易货栈“锅庄”而言，在清代中期，已发展到四十八家之多。这些“锅庄”的业主，多系土司头人或寺院大喇嘛的管家支掌。他们能操一口流利的藏汉语，精于计算，非常熟悉交换双方情况，暗中握操纵之权。并在“锅庄”内设有漂亮的卧房和宽大货仓及养畜棚槛，专为各地来康的藏商下榻与堆放货物、喂养马匹所用。因此，川省茶号老板或代理人，为了茶包脱手快、周转灵活，对“锅庄”业主竭其巴结、拉拢之能事。通过商品交换取得的大批麝香，羊毛、皮张、黄金等物，由此运入内地。为此服务的其他行业与从业人员之多亦可想而知了。

总之，随着贩运贸易的发展，促进了边区商业城镇的增多真正反映出商品（边茶）经济的活跃与繁荣。康乾盛世，“引岸制”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在此应加以肯定。

标题：《历史上甘孜地区的边茶贸易》

作者：刘俊才

来源：《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3期

辑要

1949年前，在甘孜地区从事贸易活动的汉商有陕帮（俗称老陕）和川帮。陕帮来自陕西：川帮主要来自四川的天全、雅安、荥经、名山、邛崃等地。其中陕帮资本雄厚，占优势地位。康区的喇嘛寺和土司都派专人进行商业活动。其中以大金寺、理塘寺的资本最为雄厚，经营商业的规模也最大，控制了甘孜地区北路和南路的商业活动。藏商以西藏昌都邦达地方的邦达多吉所经营的邦达昌是康藏最大的商号，西藏和印度的贸易百分之五十由它经营。邦达多吉也经常带着他的驮帮来康定销售英印商品以及土特产品，并从康定购回茶叶。

1949年前，康定有一种类似旅馆、货栈、交易所的锅庄。其建筑结构为一楼一底的四合院。据说盛时有四十八家。它在汉藏贸易中起着桥梁的作用。关外的藏商把土特产品运到康定后，他们寄宿于锅庄，商品也暂时存放在那里，然后再由锅庄主人介绍来自内地的汉商前来购买（这些汉商住在他们的茶号）。成交后，买主向锅庄交纳货款的百分之四作为“退头”（藏语叫做“债果”意为“佣金”）。锅庄向这些藏商供给食宿，不另收费，因为购买他们商品的汉商已向锅庄主人交了退头。

标题：《明正土司考略》

作者：任新建

来源：《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3期

摘要：明正土司是清代康区四大土司之一，其地位之高，历史之长，领地之广，都为众土司之，被称为“土司之领袖”。但该土司家谱无传，史载不详，故关于其建置沿革、名称、家世变还等存疑甚多，众说纷纭。本文拟就这些问题作考证。

关键词：明正土司 考略

辑要

综上所述，“明正”就是“明代的正土司”的意思。为什么这一清初时的称呼一直延续下来，而且取代了它的本来名称呢？这主要是因为“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这一名称太长，拗口，如简称以“长河西土司”，又不能确切代表其身份，加之打箭炉为川藏孔道，又是茶关，清代前期平准噶尔之乱，征廓尔喀，征青海，平金川诸大战役明正土司都参与，打箭炉亦是后方军事重镇，军务繁忙，公文力求简洁，所以凡提到该土司之处，为了省事，故简称为“明正土司”。因为是康熙帝这样称呼过的，所以也不犯忌。于是这一称号就被正式使用起来，年代久远后，人们习以为常，反不明其本义。

标题：《滇藏贸易历史初探》

作者：陈汎舟 陈一石

来源：《西藏研究》，1988年4期

摘要：历史上的滇藏贸易在加强滇藏各族人民的友谊，促进滇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等方面，均作出过应有的贡献。因此，研究滇藏各族人民通商互市的历史，对于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滇藏物资交流，加速“四化”建设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本文就藏学研究中较少接触的这一课题，进行初步的探索。

关键词：滇藏 贸易 历史

辑要

滇藏贸易促进了滇藏大道城镇的建立和繁荣。如滇西北的鹤庆、丽江、迪庆、中甸、阿墩子（德钦）等城镇都得到了发展。特别是丽江，一直是滇藏的交通要道，商贸云集之地，滇藏商人的货物于此堆积成交，滇藏的马帮欲运货物的牲口于此驻足，在一般情况下从滇西到思茅驮运紧茶的马帮，大致在春季赶来的牲口约三千余匹，冬季约一千余匹。各路马帮的牲口都必须经丽江这条通道。因此，丽江每天来往的马帮络绎不绝，经常驻足的牲口在两百头以上。“在极盛时期，来往于丽江、拉萨之间的马帮由四、五千匹牲口，增加到一万多匹，双程运输量达一千多吨”。这不仅给丽江带来了繁荣，吸引了滇商来此开铺设号，也出现了许多丽江人去西藏、印度进行商业贸易。这种贸易历史悠久，大约在清代中叶就已经开始，清末逐年增多，迫至抗日战争时期，东南沿海贸易中断，中缅交通被日寇封锁，丽江进一步成为西藏与内地往来的枢纽，商业兴旺发达，“大小商户有一千二百余家，拥有资金一、二百万银元的商户即达十余家”。除此之外，各种服务行业也很兴旺，旅店、马店接待过往的客人也很忙碌。在丽江专门接待藏商的旅店就有十余家，其性质同于民族贸易的锅庄业，每年来往于此住宿的藏商即达一千余人。锅庄业服务周到，招待热情，一般来说藏商初来住于谁处，今后来往亦于此住宿，绝不改变住处。凡藏商往来的第一天，店主必须备酒招待一餐，表示洗尘，此后要供应柴火给他们熬茶煮食之用。锅庄业对藏商询销货物有搭桥成交的业务，是滇藏商人货物成交的场所，也是藏商信任的中间人。当每批货物经店主人介绍成交之后，店主要从中收取每元二分的报酬，收入多的每年可达二、三千元。因此，店主对藏商是热情欢迎的，即使是在冬季住宿紧张，旅客已满的情况下，店主都要想尽办法，不管是向别人租房或借房，都要满足他们的住宿。这种服务行业为远道而来的藏商在购销业务上带来了方便，解决了语言的障碍。锅庄主要熟悉货物的品质，市场的行情。在他们的撮合下，买卖双方成交的价格还是比较合理的，因而也赢得了商旅们对他们的信任，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为促进滇藏贸易的发展和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起到了积极作用。

标题：《打箭炉锅庄考略》

作者：曾文琼 杨嘉铭

来源：《西藏研究》，1989年4期

摘要：宋代四川“茶马互市”崛起，宋、元、明三朝以其制先后在四川西部的雅州（今雅安）、碉门（今天全）、岩州（今泸定岚安）设市，以茶易马，开通了我国西南通往四川甘孜和西藏的“丝绸之路”。明末清初，打箭炉市取代确门、岩州市后，自宋代以来的“茶马互市”，被以边茶为中心的汉藏贸易所代替，打箭炉锅庄贸易就是在这个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这个行业无论其形成历史、发展规模、形式特点，还是在汉族贸易史上所起到的作用，在我国都可以算作是首屈一指的。由于这方面的历史记载甚微，加之民国时期逐渐衰落，解放后不久便退出历史舞台，故鲜为人知。我们通过较长时期的实地调查和了解，以此文作一个梗概性的介绍。

关键词：锅庄 考略

辑要

一、打箭炉锅庄名考

打箭炉锅庄名称的来历，说法很多，而且都有各自的引义和见地，为便于归纳和分析，我们按照习惯用汉藏两类名称来源作解。

（一）藏语称呼

1.阿佳卡巴：在打箭炉藏族人民中间，广泛称锅庄主为阿佳，锅庄为阿佳卡巴。这种称呼在康方言中是不见的，它来自拉萨方言。拉萨方言中的阿佳是指妇女、女性，阿佳啦指姐姐、老大姐，系敬语词，卡巴另指能说会道、会说话的人。为什么要用拉萨方言中的阿佳来称呼锅庄和锅庄主呢？清代中叶以后，打箭炉锅庄贸易鼎盛，西藏的藏商逐渐增多，自然带来了他们出于礼节性的尊称：加之当时锅庄的女主人已经崭露头角，在锅庄内，她们接待应酬客人十分周全，在锅庄外善于交际，精明能干，是促成藏汉商人双方生意的理想媒约。在锅庄内，西藏藏商与女主人接触多，本来是对女主人的尊称，叫阿佳啦，由于康方言中没有加“啦”的习惯，于是管叫阿佳，实际上是阿佳啦之意，久而久之，把这个对女主人的称呼变成了对锅庄男女主人的统称。阿佳卡巴本是对锅庄主人的能力的佳誉的表述，后逐渐转移为对这个特殊机构的称呼，意指“住着精明能干，能说会道的人的地方”。这个称呼较其他称呼比较起来，从时间概念上说来，出现得最晚。

2.谷昌：“代表”“使者”之意。意思是说明正土司所管辖的范围内有四十八家土百户，他们分别居住在康定、丹巴、道孚、雅江等地，锅庄是其所属四十八家土百户并传达明驻打箭炉的全权代表居住的地方，这些代表听候明正土司的调遣和差使，并传达明正土司的旨令，同时办理百户交办的一些外务事宜。

3.谷章：“贵族”“贵人”之意，是指锅庄主曾经都是明正土司的大大小小辅政臣子。他们有钱有势，是当地的达官显贵。虽然后来随着打箭炉汉藏贸易的迅速发展，锅庄从政治机构向经济机构转体，锅庄主不再担任明正土司的辅臣，但是由于他们过去相当长时期都保持着与明正土司的依附关系，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影响，所以这个名称一直被保留下来。

4.果撤：意为院坝。打箭炉锅庄建筑除了三合、四合的房屋建筑外，都有一个较为宽阔的用石墙围砌的院坝，这个院坝的功能是用来拴驻在锅庄的藏商的运物工具——牦牛和骡马的，还有就是为缝茶工人提供一定的操作场地。

（二）汉族称呼

1.来自“锅桩”一词。在藏族人民的生活当中，常以一口锅放在用三个石头支起的灶上熬茶煮食，故有以一个三锅桩即为一户人家之说。“西康人煮食时，恒以长柱形石头三个埋于土中，如栽桩三根形成三角形，上面则置以锅炉，锅桩就形成了”。许多史料中将“桩”写作庄，实为“桩”意。“数百年以前，康定尚无城市，关外各处来此贸易时，都经常在一定的地区搭起帐篷，竖起锅庄作炊事，以后逐渐在这些地方建起房屋，供作来往商人堆货，交易的处所。”

2.侍贡说：这个说法见于《康定县图志》，它同于“谷昌”说，侍贡即是明正土司所属四十八家土百户派驻打箭炉的使者，这些侍贡居驻的地方叫锅庄。

3.锅庄就是“谷章”或是“谷昌”的汉译音。

就锅庄一名，主要说法就是这些了，还有一些大同小异或是无稽之谈就不在此一一例举了。我们根据明正土司的产生和发展，根据打箭炉锅庄贸易的形成的历史，以及锅庄的特点进行了认真分析和研究，认为锅庄名最早出现于藏语“谷章”，它产生于元代明正土司先祖因随忽必烈征云南大理有功受封之后。明正土司后来迁居打箭炉，随着打箭炉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发展，汉藏交往日益频繁，定居打箭炉的汉族逐渐增多，而打箭炉藏族也逐渐熟悉汉语，汉族将“谷章”一词音译成汉文，得到藏族的承认，成为汉藏以及其他民族的共同认可。

标题：《藏文历史档案的特点及管理方法初探》

作者：张跃生 郑永平

来源：《四川档案》，1992年2期

辑要

藏文历史档案内容十分丰富。记录藏族历史的藏文档案，卷帙浩繁，就其数量而言，在我国各民族中，仅次于汉族，居第二位。仅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各级档案部门保存的藏文历史档案就达1万多件。在大量藏文历史档案中，记载了历代土司、寺院、锅庄，及历代中央和地方政府（包括西藏噶厦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活动以及红军长征途经藏区的情况，另外还记载了科技（医药、历算、建筑）、艺术（绘画、雕塑、歌舞、戏剧）等方面的成就。

原文附注：锅庄，是藏汉族交易场所，它兼有商行、货栈及经纪人的双重性质，锅庄主又是住该锅庄的藏商的代班人。

标题：《明清时期四川茶史论述》

作者：姜世碧

来源《农业考古》，1992年4期

辑要

清代四川茶叶贸易的情况。我们看顺治、嘉庆年间仅四川藏区边茶贸易，顺治年间，四川边引80492张，土引16490张。随着边茶贸易的发展，引数有所增加，至嘉庆时，边引（包括土引）增为123200余张，按每张茶引配茶100斤，另附茶14斤（附茶不征税）计算，可以大致看出清代四川边茶贸易的规模：顺治时每年运入藏区的茶叶约969万斤，嘉庆时增为1230万斤。以上这些为封建官府记录的数据。实际上由四川输往藏区的茶叶远不止这样的数字，特别是民营茶马贸易出现以后，在四川通往藏区的交通线上，“商贾满于关陇，而茶船遗于江河”。雅州“当打箭炉孔道，茶盐商贾，往来络绎”。番民由打箭炉买茶者亦“络绎不绝于道”。四川打箭炉为四方茶货所聚，“番民如蚁慕膻”。由于茶马贸易的发展，打箭炉变得空前繁荣，“因山为城，市井辐辏”，并出现了称为“庄”的贸易行栈，清代发展到四十八家之多。“夷人携土产或重资赴锅庄，庄主介绍与云南暨雅各、云天诸茶栈相交易，……”可见锅庄的作用主要是为汉、夷茶商提供茶叶商务、传递茶叶信息等。松潘为四川边茶的另一个集中行销地。由于茶马贸易，这里发展成“人烟稠密，商贾辐辏，为西陲一大都会”。城里有专门的茶叶商号，其中以“丰盛合”“本立生”“义合全”开业最早。“聚盛源”“裕国祥”经营时间最长二三百年，余百数十年不等，此外，还有很多因茶马贸易而兴盛的城镇。由上可知，明清时期的茶马贸易的规模和城镇的繁荣，反映了四川茶叶商品化经济的发展和繁盛，进而更有力地推动了四川茶叶生产的发展。

标题：《论明清川藏贸易》

作者：张莉红

来源：《中国藏学》，1993年3期

辑要

清代前期，打箭炉是藏汉贸易交汇点。藏族商人来康居住的地方，被称为锅庄。由于川边贸易的兴盛，锅庄又成为藏汉商品交易场所和内地商行、货栈及经纪人聚集之处。锅庄庄主往往是藏商的代理人。

自打箭炉开放商业贸易区以来，西藏商帮成群结队远负藏区土特产品到打箭炉贸易，交换其需要的生活日用品、茶叶、布匹、哈达等。这些商帮，有上层官贵、寺庙僧侣、土司头人，也有民间商贾。“达赖喇嘛向差人赴打箭炉贸易，每驮向叉木多、乍丫、巴塘、里塘居住喇嘛索取银两不等，名为鞍租，至打箭炉始行纳税。”西藏商贾“来炉贸易，听带鸟枪俱系内地制造款式”。这些商帮的临时锅庄，随着汉藏贸易日趋繁荣，纷纷撤去帐篷，修建四合院式楼房“锅庄”，作为藏商在打箭炉的正式商贸代理机构。

此后，来炉商帮便投宿各自的锅庄，代代相袭。锅庄庄主不仅要为投宿的藏商（主家）提供食宿服务、货物堆栈和牲畜圈槽，而且还要介绍商情，媒说交易，充当藏商代理人；交易成功后由买主按货价 4%左右付给退头（手续费）。因打箭炉地方在明正土司辖区内，锅庄还必须为土司承担各种名目的差务，如提供乌拉、供应草料、充当大小管家、仲译（秘书）、放牧人等，明正土司接待和陪同关外各土司头人上京朝贡，锅庄又须招待来客，负责一切公差杂务。

康雍时期，清廷不断对西藏用兵，军旅进出频繁。打箭炉为屯兵积粮要塞，担任驻守、运务官兵数千人，储运粮食常达万石，进出乌拉头口亦达数千匹，商务繁荣兴旺，锅庄陆续增至48家。兹按建庄先后将清代主要锅庄如下：

包家锅庄：藏人称为“瓦斯碉”，房屋80余间，其建筑肇自元代。因西藏某大寺活佛曾诞生于此，故藏人来炉城多愿居住。与德格，白玉两县客商交易最多，在锅庄中贸易量最大。

汪家锅庄：藏人称之为“下必崇”，房屋20余间，其建筑肇自元明，住客多为甘孜、昌都、波密、查耳等处商人，贸易量很大。

罗家锅庄：藏人称之为“色根古”，早期锅庄房屋15间，住客多甘孜绒坝商人，炉霍等处行商亦多居此。

木家锅庄：为果亲王后裔设立。藏人称之为“甲入色”，有房屋20余间，建筑肇于元代，为大金寺、炉霍商人居地，贸易量大。

杨家锅庄：藏人称之为“拔土家”，房屋15间，建于明季，客商以甘孜、德格两地行商居多，贸易量较大。

黄家锅庄：藏人称为“黄贵甲”，房屋12间，客商多来自德格，康雍乾时营业畅旺。

江家锅庄：藏人称之为“卡娃降错”，房屋12间，建筑于明初。客商来自德格、昌都，贸易量很大。

王家锅庄：藏人称之为“惹觉妈”，房屋4间，建于明代，住客为道孚人，营业可观。

安家锅庄：藏人称之为“仲一出”，房屋13间。建筑肇自明代。

陈家锅庄：藏人称之为“阿三速马”，房屋15间，住客多为理塘商人，间住甘孜绒坝叉商旅，贸易量最大。

彭家锅庄：藏人称之为“阿松脱”，房屋11间，住客多理塘商人，亦曾住昌都行商，贸易量属最大。

充家锅庄：藏人称之为“充洗加”，房间20，住客多道孚、甘孜行商，贸易量很大。

包家锅庄：藏人称之为“若阿”，住客多德格商人。

白家锅庄：藏人称之为“七几巴巴”，房屋20余间，住客多德格、甘孜、理塘商人，贸易量较大。

龚家锅庄：藏人称之为“那朱瓦”，房屋7间，客商多为贡觉、乍丫商人。

高日家锅庄：藏人称之为“高日拉”，房屋15间，先住道孚商人，后有瞻对商人来往营业亦佳。

邱家锅庄：藏人称“羌厥”，房屋20余间，常住甘孜、德格、昌都商人，贸易量较大。

杨家锅庄：藏人称之为“日耳淡”，房屋七八间，客商多来自炉霍，贸易量可观。

贾家锅庄：藏人称之为“独跟古”，房屋七八间，客商多炉霍人。

彭家锅庄：藏人称之为“丹尊家”，房屋20余间。

彭家锅庄：藏人称之为“第六智”，房屋七八间，客商多甘孜人。

其余锅庄，为节省篇幅，此不备录。

从上述锅庄资料，我们可以看其经营职能有以下几个特点：

1.锅庄经营者主要是依靠其拥有的营业房舍招徕客商。这些营业房舍，有的建于元明时期，多数是随着炉城商业繁荣而兴建的为客商提供商贸服务的设施。

2.锅庄服务的对象，既有藏商主家，又有其他地区客商。主家为常住户，客商为临时贸易活动暂住。还有专为担负军需商贸物资运力的“驮足娃”提供住宿条件的锅庄。

3.由于锅庄服务对象多，其营业内容也很丰富。其基本服务项目是住宿，无论主家、客商，还是“驮足娃”，首先需要住宿服务。锅庄因属主家所有，主家住宿自然免付住宿费。客商和“驮足娃”则是主要的旅店收入来源。其次，由于住宿的藏商和外来的行商、客旅赴炉城目的是从事商业贸易活动，因此，锅庄庄主利用地利条件，从中媒合交易，取得手续费。乃是取之不尽的财富来源，庄主何乐而不为？这样，锅庄又具有牙行性质。

标题：《明正土司迁康时间及名号小考》

作者：王辉全

来源：《康定民族师专学报》，1993年1期

辑要

据任新建先生考证，明正土司的祖先是康定木雅部落的首领之一，房名为“甲拉”，称为“甲拉甲布”（甲拉王）。元代，其祖先被封为长河西安抚司。当时打箭炉已成为了汉藏贸易之地。格勒在《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中认为：“康定自元代开为市场后，许多陕西人就聚居在这里，成为康定第一代汉商和汉族居民。”与土司密相切关，为明正土司听差侍贡的土目，亦于元朝时就出现在康定。如明正土司四大管家之一的瓦斯碉锅庄的祖先“元末从木坪（今宝兴县）来炉，元时已被封为土目……，明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瓦斯碉托玛锅庄主人进京为其（即明正祖先长河西安抚使）请罪，太祖赦之，授长河西安抚司为‘草古皇’，即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三十年代李亦人调查康定锅庄写道：“以安家锅庄之家谱，考查五百年前即已创业。江家锅庄则成立于的洪武年间。”四十年代贺觉非亦认为：“康定有四十八家锅庄，创始于元明之际。”由此看来，明正土司祖先迁居康定的历史最迟亦应在元朝末年。

标题：《民族文化与民族建筑刍议》

作者：徐仁瑶

来源：《广西民族研究》，1993年1期

辑要

少数民族民居中的火塘，又称锅庄，是支铁三脚或三块石头架锅做饭的地方，也是全家聚会待客的地方。火塘周围的座位主客有序，不能乱坐。如果客入脚踏锅庄石或跨过火塘，冲火塘吐痰，主家认为是对神灵的冒犯和很不吉利的事情，会引起主人极大的不悦。总之，少数民族地区的村寨、民居、室内设施、建筑装饰等等，无不反映了他们祖先崇拜、自然崇拜、鬼神崇拜的观念和审美情趣。

标题：《清代打箭炉城的川藏贸易的产生和发展》

作者：吴吉远

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4年3期

辑要

打箭炉地方，宋以前几乎无人居住，仅为游牧之夏季草场。只是随茶马互市，至元明时才有少数人在此定居下来。任乃强先生在《西康图经》地文篇中讲：“余考元明时，打箭炉仅属小村，宋以前则荒谷耳。”在境域篇中讲得更清楚：打箭炉“本非市场，自唐以来，随茶马交易，日趋繁盛，由架设帐幕之临时市场，而为建筑碉房之锅庄交易。元时设长河西鱼通宁远土司于此，红教喇嘛寺（南无寺前身。——笔者）亦元时成立。至明时，尚仅有住民十余家”。可见，打箭炉是因贸易而兴。

明末清初，川藏贸易集散地从黎州、岩州西移到打箭炉，商旅往来大增。明正土司也开始在打箭“建垒营寨，置土目于此”，充当川藏贸易的经纪人；西藏地方政府乘清王朝势力还未深入之机，一度派营官驻打箭炉，监督贸易，并大兴格鲁派寺庙。康雍之际，清军多次路过康区，打箭炉成为后勤总站。

标题：《四川省康定县档案馆所藏历史档案》

作者：薛廷全

来源：《历史档案》，1995年3期

辑要

康定锅庄史料。锅庄一词，在西康为康定独有。锅庄是藏语“卡巴”的译意，是在藏汉民族接壤地区的交通孔道——康定城内。西康人烹煮食物时，常用三块长柱形石头成三角形埋在土中，上面置锅，锅庄也固此而得名。康定锅庄的起源，可以上溯到清朝初年。当时，“关外”各县及西藏商人带着各地土特产，如羊毛、皮革、鹿茸、麝香、虫草、贝母、赤金等来打箭炉易换粗茶、布匹。由于那时的打箭炉还是一个荒凉的地方，贸易之时，来自同一地区的商人们便固定在一个地点搭起帐篷，支起锅庄。随着经济的发展，他们搭帐篷、竖锅庄的地方便修建起房屋，名曰“锅吉”，成为贸易商人及藏王明正土司所分封大小头人去觐见时住宿的地方。后来，又称锅庄为锅桩，直到现在，锅庄仍保留着主要接待某一固定地区客人的特点。例如南门上北家锅桩，在清代即为邓、德、白等县商人来康贸易时搭帐篷竖锅桩之处，而今所住的仍是邓、德、白几县的商人。又如子耳坡王家锅桩在未建房舍之前，即为瞻对娃来康贸易时住地，今天仍只容宿来康贸易的瞻对娃。打箭炉的锅庄起初只有四家：瓦斯沟包家锅庄、铁门坎汪家锅庄、大园坝邱家锅庄、兴石门坎木家锅庄。这四家锅庄在当时分担明正土司的差务，后明正土司代关外各大小土司朝贡之后，差务逐渐繁忙起来，且商业也日益繁荣，原有的四家锅庄已难胜任，锅庄遂发展到十二家。以后，打箭炉锅庄逐步增多，最著名的有四十八家。随着其后发生的经济萧条加之庄主不谙商业之道，盛极一时的四十八大锅庄关闭了十三家。民国之后，随着承买和新建，到建国初锅庄仍有四十七家。锅庄是一种既是旅店，又兼货栈、马店和经纪人的一种综合服务性商业，曾起过有利于藏汉民族间经济联系的作用。康定县档案馆收藏的锅庄史料，反映了打箭炉锅庄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的一些情况。

标题：《川藏贸易重镇──清代打箭炉城的产生和发展》

作者：吴吉远

来源：《西藏研究》，1995年2期

辑要

打箭炉以茶叶通贸易为主，“其他各业皆因茶而兴”。有清一代，逐渐在炉城形成三大特殊行业，即锅庄业、缝茶业、皮房业，对炉城的发展和贸易兴隆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锅庄业，为打箭炉城所特有，是兼有土司头人、经纪人、旅店、借贷、贮存等职能的行业。由于其职能颇多，取名含混，所以留下不少传统。但可以肯定，它是一项主要为炉城贸易服务或因贸易而兴的综合性行业。锅庄产生于康熙年间，据《康定图志》载：“康熙三十九年土司锡拉扎克被藏蕃昌侧集烈杀害，旋经四川提督唐希顺率兵征剿，以土司之妻贡噶袭职其子坚赞德昌自木雅移此（打箭炉）建垒营寨，置土目于此，听差侍贡，名锅庄”。在木雅时称土目，入炉后始称锅庄。

锅庄始终是明正土司的下属头人，首先得给土司录办一切对内对外事务。锅庄中地位也不一样，有称为土司最亲信的五户，即萨根过、郊自措、贡觉娃、瓦斯碉和甲绒五家锅庄，又称为“弄密呷”；有四户大管家，即效白措、贡觉娃、瓦斯碉和甲绒四家锅庄，又称“捏巴切波儿”；有四户小管家，即充布措、昌措、曲里巴巴和卡娃降措四家锅庄，又称“捏巴穷娃亦”；还有称为一般管家的“捏巴”。嘉庆年间，锅庄发展到四十八家。根据职务上的悬殊，宗教信仰的差异，关系的亲疏，待遇也是非常悬殊的，大锅庄当大管家或辅佐土司，小锅庄被派卖酸菜；大的经济年收入可达二万两以上，小的维持生计亦难。

随着炉城商业贸易的发展，锅庄业也逐渐转向和发展。最初，康藏商人大多自带帐篷，沿山傍水居住，购买茶包即行上路。自木雅十八家锅庄迁居炉城后，锅庄已从听差侍贡，接送汉藏官员，逐渐转向为接待康藏商人，供给茶水、食宿，提供贮存、饲养牲畜的场所和汉藏商人间交易的经纪人。其收入按康藏商出售货物的百分之四提取，一般由汉商负担，称之为“退头”。锅庄除给康藏商人提供一切方便外，还要保证藏货不受损失，负责贷购茶包等。嘉庆以后，四十八家锅庄都修有较好的居住场所，条件充备，营业稳定。嘉道成同年间，康藏土特产最高峰时，每年交易黄金达八千两、白银五万两、麝香一千二百五十斤、虫草两万斤、贝母三万斤、知母三万五千斤、鹿茸一千二百斤、羊毛五十万斤、高级皮张三千张、借毽一万根、以及牛羊、其他杂货等。同时，行销炉城的茶叶每年也达一千三百余万斤。如此大量的贸易都要经过锅庄来撮合，可见其营业之兴隆。有人将锅庄的职能概括为：“居间介绍、撮合交易、协助结账、担保赊销预购、提供食宿等”，其在川藏贸易中所起的作用可见一斑。

缝茶业，即为茶叶运输提供包装的行业，缝茶业起源的准确时间已无从考释，因与茶叶贸易有直接联系，又受锅庄的控制，雍乾时期兴起此行业比较合理。据炉城的交通便知，要保证茶货，特别是运出关外的茶叶，不致受潮散失，包装就显得十分必要了，于是，缝茶业便于炉城应运而生。茶叶的包装与运输，必须适应康藏地理、气候的特点，炉城的缝茶业在技术上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在广大康区及西藏、青海都享有盛誉。

缝茶工人藏语称“甲朱娃”，即明正土司的匠奴或土奴。平时，除做工以养家糊口外，还要应官差、跑驿站、扫街道，甚至从事抬丧送葬等杂役。人数最多时曾达一百三四十人，分上、下街两地作业。缝茶的工具极为简单：刀、针和生牛皮，可缝花包与满包两种，一人一天最多能缝十驮。缝茶业主要承办康藏商人所购茶叶之包装，在包装好的花包或满包两头，各家康藏商均用刀划出自家的房名、或地名、或庙名，以示区别。业务由锅庄与工头接洽，人手不够时，即可临时增派。可见，缝茶业类似明正土司的锅庄之下的手工作坊。

标题：《原始炉灶的演变》

作者：宋兆麟

来源：《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7年2期

辑要

凉山彝族在室内挖穴为火塘，安三石为锅庄，以架炊具。这三个石头是固定的，其中里边一石代表祖先，左石象征男人，右石象征女人。平时睡眠、就餐时即按男女性别分开。

由此看出，石支脚曾普遍流行，但是为什么考古发掘很少见石三脚，而多陶支子呢？可能有几种原因：一石三脚是早期支撑炊具的设备，后来为陶支子所取代；二在考古发掘中对石三脚重视不够，即使有所发现，也当一般石头丢弃了，因此考古发现石三脚较少。至于民族地区多为石三脚：一是制陶手工业已衰落，人们已不爱做陶支子了；二是取石方便，尤其现代各民族普遍用铁炊具，以石三脚更牢固些。所以民族地区保留石三脚较多。

标题：《画家吴作人的西行漫旅》

作者：沈左尧

来源：《民国春秋》，1999年5期

辑要

小小的康定城已无人不知大艺术家吴作人，请他画肖像的接踵而来。

这里有多处藏汉商队贸易集散地——锅庄。所谓“锅庄”，原是骡帮在此驻脚，埋锅造饭之意，久之形成集市。木家锅庄和甲家锅庄世代居住着两大家族，庄主为世袭制。源出18世纪清代雍正年间，胤祯为巩固帝位，用权谋杀戮兄弟，摒斥异己，其中一个果亲王被遣送到这遥远的地方，后代绵延定居于此，虽系满族，风俗习惯已藏化了。现在木家锅庄的主人是一位女性，她出于仰慕，特请金司令出面求吴作人画像。

吴作人在短短的一个多小时内就完成了油画像，画家把她那妩媚中寓英气、华贵中蕴倔强的姿容表现得淋漓尽致。女主人一看爱不释手，金搏九拍案叫绝。想不到画家说话了：

“这是我在此最得意的一幅肖像画，要带回去展览。”

“不！吴先生，我买你这张画，要多少钱都行。”

她在这小小王国里是一位公主，平时说一不二，谁敢违拗！但吴作人决不松口。金司令只好打圆场，向女主人再三解释：

“画家心爱的杰作是要传之永久的，将来这幅画也会使你名扬天下。”

好在她一旦明白，也就爽快同意了。吴氏名画《打箭炉少女》诞生了。

标题：《明清陕西商人与康藏锅庄关系探微》

作者：李刚 郑中伟

来源：《重庆商学院学报》，2000年6期

摘要：文章研究了陕商与锅庄关系发展的历史和陕商与锅庄的贸易形成。认为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是当时经济社会的需要。了解这一商业史对于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中介组织有启迪作用。

关键词：明清 陕西商人 康藏锅庄

辑要

“锅庄”在明清康藏社会经济生活中，是不可缺少的环节。它的社会经济功能、经营方式以及与汉商主要是陕商之间的关系等，具体反映了康藏地区畜牧业经济与农耕经济进行交换的一系列特征。研究陕西商人与康藏锅庄之间的关系，不仅对于了解明清康藏的经济社会生活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中介组织有启迪作用。

一、陕商与锅庄关系发展的历史

我国西北地区与西南地区的经济交流已有数千年历史。而其中秦人又是主要的开拓者。

陕西人对大西南的开发，可上溯到战国及秦代，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对成都平原的水利开发和几次大的秦人移民入川。但是陕西商人对康藏地区的经贸开发活动，却大致肇始于唐，而开成于元。川藏交界的康藏地区，是汉藏联系的桥梁，自文成公主入藏带去茶叶，遂使食茶之风开始盛行藏区，西康的雅安等地，又盛产茶叶，所以除由唐蕃古道将内地茶叶输入藏区之外，唐高宗时，茶由秦陇输入吐蕃，遂养成藏族普遍饮茶之嗜好。到唐肃宗至德三年，藏汉茶叶市场在雅州（今四川雅安）已正式形成，成为藏汉民间贸易的主要形式。十三世纪元朝收复西藏并吞南宋实现全国统一后，把全国划分为十一个行中书省，川陕被划归为同一个行政区划，称“陕西四川行省”。当时元朝中央规定西康包括雅安、天全、汉源等的藏族土司头人宗教首领的朝贡事项，统一归属陕西官府办理。于是大批汉藏官员在陕西与川藏之间往来，而且西藏的朝贡及茶马贸易也经由打箭炉等地周转，再经川陕入京来往，这就为秦商进入康藏大开方便之门。秦商在唐代就有同羌藏地区经贸文化交流的传统，他们抓住了这一有利的历史机遇，利用元代在打箭炉开辟的市场进行民族贸易，使其成为汉藏贸易的中转站。

明清时，康藏地区仍为不毛之地，“川人不喜经营，成尤畏远道”。故在明初就有大批的陕西商人取道甘宁州去西康经商，史称“炉客”。此后一代代的炉客千里投荒赴打箭炉贸易，使打箭炉由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变为“商旅满关，茶船遍河”的商埠城市。商号、商行和货栈遍布炉城。仅炉河东岸的“陕西街”就有陕商字号80余家。康藏羊毛、皮货、麝香、鹿茸经此运输内地，内地茶叶、布匹、绸缎亦经此大量流向藏区。由于明清时西藏经济以畜牧业为主，羊毛、皮货来源分散而不易大宗收购，而且语言隔阂，汉藏风俗礼仪不同，给当时的贸易造成了种种困难。而藏族牧民每年秋冬季赶着牦牛百数头，驮着以羊毛为主的畜产品，到达康定后，就地露宿，人居畜藏均有困难；而且当时的汉藏贸易，由于市场不完善，只能进行以茶易马形式的物物交换，必然要求有一个中间经纪人来为双方沟通语言，协调比例，说合作价。于是，当地商民针对市场这种需求，开始经营作为交换中介组织的新兴行业。而在土司制度下，负责公差往来，朝贡贸易接待工作的“锅庄”又为他们对其职能进行改造，为之转变为市场交换中介机构提供了组织原形，在土司制度下，明正土司除了和其他土司一样有自己分散在康定、泸定、丹巴、道孚、雅江的安抚司、千户、百户、俄巴管理系统外，还有为自己管家及在“朝贡差发”制度下负责一切公差杂务的同清政府打交道换取茶叶的锅庄。锅庄是土司随朝贸易的组织，藏民在汉藏交界处，支锅煮食，扎桩拴马，是为“锅桩”，后逐渐演变为专门从事接待工作的常设机构，称为“锅庄”。最初康定锅庄只有四家，后因“关外大小土司朝贡差务日繁，原有锅庄不敷应用，由四家增为十三家，代分差务。嗣因贸易日繁，锅庄建立益多。清中叶增为四十八家锅庄”。兹按建庄先后将清代主要锅庄列如下：

包家锅庄：藏人称为“瓦斯碉”，房屋80余间，其建筑肇自元代。因西藏某活佛曾诞生于此，故藏人来炉城多愿居住。与德格、白玉两县客商交易最多，在锅庄中首屈一指。

汪家锅庄：藏称之为“下必崇”，房屋20余间，其建筑肇自元明，住客多为甘孜、昌都、波密、查耳等处商人，贸易量很大。

罗家锅庄：藏人称之为“色根古”，早期锅庄房屋15间，住客多甘孜绒坝商人，炉霍等处行商亦多居此。

木家锅庄：为果亲王后裔设立。藏人称之为“甲人色”，有房屋20余间，建筑肇于元代，为大金市、炉霍商人居地，贸易量大。

杨家锅庄：藏人称之为“拨土家”，房屋巧间，建于明季，客商以甘孜、德格两地行商居多，贸易量较大。

黄家锅庄：藏人称为“黄贵甲”，房屋12间，客商多来自德格，康雍乾时营业畅旺。

汪家锅庄：藏人称之为“卡娃降错”，房屋12间，建筑于明初，客商来自德格、昌都，贸易量很大。

王家锅庄：藏人称之为“惹觉妈”，房屋4间，建于明代，住客为道孚人，营业可观。

安家锅庄：藏人称之为“仲一出”，房屋13间，建筑肇自明代。

陈家锅庄：藏人称之为“阿三速马”，房屋15间，住客多为理塘商人，间住甘孜绒坝叉商旅，贸易量最大。

彭家锅庄：藏人称之为“阿松脱”，房屋11间，住客多理塘商人，亦曾住昌都行商，贸易量属最大。

充家锅庄：藏人称之为“充洗加”，房间20，住客多道孚、甘孜行商，贸易量很大。

包家锅庄：藏人称之为“若阿”，住客多德格商人。

白家锅庄：藏人称之为“七几巴巴”，房屋29余间，住客多德格、甘孜、理塘商人，贸易量较大。

龚家锅庄：藏人称之为“那朱瓦”，房屋7间，客商多贡觉、乍丫商人。

高日家锅庄：藏人称之为“高日拉”，房屋15间，先住道孚商人，后有瞻对商人来往，营业亦佳。

邱家锅庄：藏人称“羌厥”，房屋20余间，常住甘孜、德格、昌都商人，贸易量较大。

杨家锅庄：藏人称之为“旧耳淡”，房屋七八间，客商多来自炉霍，贸易量可观。

贾家锅庄：藏人称之为“独跟古”，房屋七八间，客商多炉霍人。

彭家锅庄：藏人称之为“丹尊家”，房屋20余间。

彭家锅庄：藏人称之为“第六智”，房屋七八间，客商多甘孜人。

从以上论述及材料不难看出：锅庄是在陕商开发川藏，促进康藏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将土司制度下专门从事朝贡接待的锅庄转变为专为商旅提供住宿及充当经纪人的商贸代理组织。

二、陕商与锅庄的贸易形成

康藏锅庄经元、明两朝，至清初开始由纯粹的官府机构向政治、经济双轨制过渡，再由清代中叶完全转变为面向汉藏贸易的经济中介组织。这个转变是陕藏贸易发展的客观要求。川康地区汉藏贸易的中心是边茶贸易，它不但开创了四川西部汉藏贸易之先河，而且带动了康区其他行业的发展，扩大了汉藏贸易的范围，在促进川康经济发展、汉藏团结等诸方面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以说边茶贸易是使锅庄性质发生突变的染色基因。

明清经营川南雅、灌、名、邛、洪五县区“五属边茶”的主要是径阳、户县等地的陕西商人。他们在蜀地又因地域不同而区分为“河南帮”与“河北帮”。河北帮以径阳、三原、渭南等地的旅蜀茶商为多。如径阳石桥刘村的刘义兴“以经营茶叶、药材为主，商号多设四川、西康等地”。他家办的“义兴茶庄”在雅安设店于明代嘉靖年间，成为从明到清无论规模和信义在康定都名列第一的大茶庄，径阳当年流传的“东刘西孟社树姚”几家大富户中第一家“东刘”就是指的他家。社树姚家，“分为恒昌、惠谦、燕义、居敬、祝新、仁在等七支，不但在径阳、三原、西安开设货栈、钱号，而且发展到巴蜀、康藏支贵地区，以雅安为中心”，成为明清径阳著明富户。而最富的于家，专营茶、药材，商号多设在四川一带，最有名的是“恒盛泰”字号，堂名“务本堂”，康定的“恒泰”茶庄就是他家的生意。此外，康定另外八家大的茶庄聚诚、永和、丰盛、天兴仁等都是径阳商人开办的。“河北帮”由于财力雄厚，这些茶庄基本上都采取了独资经营的形式。

河南帮以户县牛东、第五桥等乡的人为多，故又称“牛东帮”，户县牛东炉客在康定陕西街的陕帮生意中“竟占十之八九”。河南帮在康定经营的茶庄主要有恒盛合、利盛公、魁盛隆、昌义生、茂盛福、德茂源、泰来恒、德泰合等号，由于河南帮财力不如河北帮厚实，故他们经营的茶庄大都采取了合资形式……

这些总店设于康定的陕西茶商，基本上掌握了川康的经济命脉，使川康商业操之于陕商之手，其“资本之雄厚，规模之阔大，态度之佳良，目光之敏锐，在康地商人中，皆为首屈”。故“川康商业实为陕人所开发，即在今日采办茶布、绸缎之大商号，仍多陕籍也”。并且在陕商的带动下，川商“居信之久，羡慕陕商，而以小资本尝试成功者，或川人之为陕商司柜存钞后，自己经营者”。从1933年的统计看，康区商贾总数约为12000人，其中藏商2000人，陕商7000人，川商3000人。陕商人数比重最大。雍正五年（1727 年），荥经额行边茶引二万三千三百一十四张，由陕商和川商分销，陕商行引一万四千八百五十一张，川商行引八千四百六十三张，可见清初陕商在边茶贸易中处于主导地位。

陕商在康藏销售茶业的方式有三，一是由总店派伙计押送茶叶到深入藏区的分庄，分销当地藏族民众，以运回藏区的药材、麝香、毛皮作为回程货，“每年草木滋深，店号伙发，分赴各乡销售货物，收买土产”即此谓也，河北帮办的专业茶店大部分都采取了这种方式。二是由总店将茶业批发给康定的其他陕帮茶商，由他们再押送到自己设在藏区的分号销售，如陕商在康定办的历史最悠久的“恒盛合”茶店，就是“由康定买茶叶、布匹、绸缎等运往木里销售，再由木里收购金子、麝香等运到康定推销”，后来户县人办的康定最大的字号“德泰合”茶庄亦是如此，他们由“康定买茶叶、布匹、绸缎、杂货运到甘孜销售，在甘孜收购鹿茸、麝香、虫草、贝母及各样皮张运往康定销售”。大部分户县“炉客”亦采取这种接力的销售方式。三是由康定总店通过居间“锅庄”把茶叶批发给赴康购茶的藏商，由他们驮茶返回藏区售卖。在明清边茶制度“汉不入番，番不入汉”的政规定下，这种方式是最主要的形式。

那时，陕商数十万茶叶，数以百计的日用商品都要通过锅庄集散，生意都要靠锅庄主来撮合，陕藏贸易的发展推动了锅庄行业的发展。反过来，锅庄行业的发展又促进了陕藏贸易的兴盛，因为陕藏商人的接触，存在着语言障碍，商品交换又笼罩着一层神秘色彩，买卖双方出自各自的经济利益，总喜欢暗中摸底，明里又保持一定距离，但又急于成交而各得其所，迫切需要能懂得汉藏两语、深谙经济、信息灵通、交际广泛，在当地有一定声望的人来从中穿针引线。作为贸易中介的这种角色，在当时的打箭炉，只有属于明正土司的锅庄主们才是最理想的人选。此外，锅庄主资金厚实，特殊情况下还可以为买卖双方作保，遇上官司，还可利用其身份作庭证。对于藏商来说，由于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和生活方式，自然更为信赖锅庄主。同时锅庄有宽敞的房屋，可以提供住宿和满意的膳食，可为藏商存放大批进出货物，有院坝可喂养运输骡马和牦牛。锅庄主手中虽没有直接掌握商品，但是藏汉商人双方交易的得失、利惠的命运却暗地掌握在锅庄主的手中，所以买卖双方总是对锅庄主尊重有加，锅庄主以中庸之态，用流利的语言勾通双方感情，用最新的信息去告诫双方，用微妙的手法尽快促成交易，还利用自己的各种条件为双方提供方便，只有这样，才能博得客商们的信任，使自己的事业兴旺发达。

……

三、小结

锅庄贸易是有着悠久历史的重要区域贸易。作为康藏地区经济的开拓者——陕商对锅庄贸易的形成与发展起过重要作用。陕藏贸易的发展推动了锅庄行业的发展，反过来，锅庄行业的发展又促进了陕藏贸易的兴盛。关于陕商与康藏锅庄的关系，如果仅从社会经济历史发展的视角来观察，则似应得出如下结论。

（一）锅庄贸易是陕藏物资交流的主要形式，就陕商与康藏锅庄的关系而言，本质上是基于藏区和内地物质和文化生活的迫切需要，而不得不进行地区经济交流的一种商业联合关系。锅庄作为联系陕藏贸易的中介组织在促进藏区经济发展，满足川藏社会的物质需要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二）锅庄作为一种中介代理机构，为了尽快促成交易，以便快速地获得回报，不得不形成一种对陕商的依赖关系，极力笼络陕商，为陕商提供各种服务，而陕商为了自己的利益，基于异地经商的需要也不时带给锅庄主以及藏民以先进的农业技术和先进的手工业品，以获得他们的好感，以便在贸易中获利，使自己赢得一个良好的外部贸易环境，于是双方在商业联合关系的基础上又结成了一种互相依存的协作关系。

（三）陕商与康藏锅庄之间的交流，注定了是一种平等友好关系，这更促进了汉藏之间的团结与平等，加深了两地人民之间的感情，促进了康藏地区与内地的经济交流与合作，从而使西藏地区与内地的血肉关系更加巩固，牢不可破。

标题：《二十世纪上半叶藏区地理研究述评》

作者：王启龙 邓小咏

来源：《西藏研究》，2001年2期

摘要：与藏族史研究一样，藏区地理研究（主要是人文地理）一直是藏学界的重点之一。这在50年代后是如此，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20世纪上半叶也是如此。不过，我们对50年代后的研究情况，特别是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的情况了解甚多，而对20世纪上半叶藏区人文地理的研究情况（含译述）知之甚少。本文拟对这一时期藏区人文地理研究成就作一述评，以供学术界参考和批评指正。为了便于参考，我们分文章和书籍两部分进行描述。

关键词：二十世纪 藏区地理 研究 述评

标题：《清代西部开发中的藏族女性》

作者：刘正刚

来源：《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会议论文集》，2005年

会议地点：中国宁夏银川

会议时间：2005年9月

辑要

商业贸易是社会生活中互通有无的必须手段，汉族的商业贸易主要由男人承担，而藏族的贸易经营也凸显了女性的主角意识，“其贸易经营，妇女尤多，而缝纫则专属男子”。乾隆《西藏志·市肆》也载：“贸易经营，男女皆为，一切缝纫专属男子。”这与汉族传统农业社会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职业分配格局形成鲜明对比。这种职业格局与藏民自幼就逐渐培养的性别意识有关，藏族孩童稍长，“男子教书算，或习一技；女子则教识秤作买卖、纺毛线、织徽借，不习针工，不拘女诫”。藏族妇女在贸易过程中，不但坐贾行商，而且还充当中介牙人，“货物辐辏，交易街市，女人充牙僧，经纪其间”。女性能否善于贸易，甚至成为藏民判断女性是否贤淑的一个重要标准：“媳以善经营、能货殖者为淑。”，在康定县出现了专门以女性经营类似旅店并代客商销售货物为特色的锅庄小姐：“本城原有十八家锅庄，凡康藏行商皆住此锅庄为旅店，不取宿膳费。盖客商之货交与主人代为估卖，出入提取二分用代为膳费，形同内地之传统。凡营此者悉为女子，善为交际名为锅庄小姐。”清代汉藏边境贸易以茶叶为大宗，四川雅州府属的打箭炉厅“自改土归流，人烟辐辏，万商云集，尚为川茶入藏土产出口之商埠”。乾隆《西藏志·藏程纪略》称：“打箭炉为蜀西极边，皆番地，乃藏路咽喉……其地番汉咸集，交相贸易，称闹市焉。”打箭炉成为茶叶贸易的重要集散地，乾隆《雅州府志》卷五《茶政》载：“炉不产茶，但系西藏总会口外，番民全资茶食，惟赖雅州府属之雅安、名山、荥经、天全、直隶邛州等五州县商人行运到炉，番民赴炉买运至藏行销。”在打箭炉的茶叶贸易中，一种名为“沙鸨”的藏族妇女非常活跃，客商的茶叶几乎都要经过其手才能销售出去。“打箭炉番女，年十五以上即受雇于茶客，名曰沙鸨。凡茶客贸易听沙鸨定价。直人不敢校，茶客受成而已。”由于藏族女性的勤劳，尤其在商业贸易交往中的善贾行为，更令人钦佩。嘉庆《里塘志略》卷上称：“贸易之事，妇人智过男子。”清代一些汉族商人在藏区从事商业贸易，并响应官府号召，在藏区报垦土地屯田，有些人甚至与藏女组成临时家庭。

标题：《康定锅庄简述》

作者：董春美

来源：《文史杂志》，2006年1期

辑要

锅庄的产生并非始于藏汉贸易，它是“茶马贸易”的产物。历史上的藏汉贸易大宗是茶马贸易。在清以前，藏汉贸易的主要市场在天全、雅安等地。那时康定是藏族内部的互市区域，可营业数量不大；打箭炉还是荒凉的小村庄清代以来，随着清王朝直接在康定设官治理，汉藏贸易迅速发展，打箭炉成为川藏交通的枢要、汉藏贸易最繁盛的市场。汉藏商人、军民云集打箭炉，为满足商人食宿和营业的要求，锅庄业也应运而生了。

锅庄是藏汉贸易的中介机构，藏族商人和汉族商人交易都要通过锅庄。藏族商人从藏区驮运土特产来康定，寄住在熟悉的锅庄，其货物也寄存锅庄，甚至驮运货物的牛马也由锅庄代为放牧。藏族商人的货物由锅庄介绍雇主，买进货物也由锅庄负责代办。从锅庄经营的业务性质来看：安排食宿，近似旅馆；堆存货物，近似仓库；代客买卖，近似捐客。很多锅庄自己也贩运土产，对外批售货物，这又类同运输商和批发商。要是藏汉商人的货款一时不能付清，锅庄主人就为双方担保，延期交付。这时它又成了信用保证人。

锅庄经营业务的性质虽很复杂，但它主要的业务是代藏族商人买卖货物。藏族客商来到康定，锅庄主人便陪同前往土产药材商店销售货物。土特产药材商店便按货价每平银子付给锅庄主人2两银子的佣金，此佣金俗称“退头”。1平银子重50两，佣金按百分比算就是4%的佣金了。藏族商人取到货款后，随即由锅庄主人陪同到茶号购买茶包。那时1平银子购金玉茶22包，每包茶由茶号付给佣金3分，计1平银子佣金6钱6分；茶号另外还送1钱银的酬金，以资拉拢。故锅庄主人在介绍藏商买茶时，又收入7钱6分的佣金；与前面出售土产的佣金合计，锅庄主人在每1平银的藏汉贸易上，共得佣金5.5%。这是为数不小的一笔收入。因此，锅庄主人对来往的藏族商人极为客气，不收客商的房金，并且供给客人所需的燃料、饮水和灯油。逢年过节，锅庄主人要请住客吃酒席。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锅庄主从商业上的长远利益考虑而做的。

标题：《清代四川茶叶与乡土社会简论》

作者：周邦君

来源：《怀化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6年9期

摘要：欲认识乡土社，茶叶不失为一较好的新角度。清代四川茶叶与农民生计关系较大，见证了农民之间社会关系的常态与病态。通过川茶，部分农民为商人的活动提供了条件，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也由此而生。茶叶为农民与商人的分工创造了机会，又成为他们互相联系的纽带。商人对川茶贸易做出了较大贡献，其中陕商、徽商地位突出。茶叶与部分手工业工人、知识分子、官吏等相联系。它还是城乡社会风俗的显著因素之一。川茶与乡土社会的关系，将引起进一步关注。

关键词：清代 四川 茶叶 乡土社会

辑要

商人运销川茶边引，通常较有规模边茶以打箭炉、松藩、西藏为主要目的地，分为三道：其行销打箭炉者称南路边引，行销松潘厅者称西路边引，行销邛州者称邛州边引。其中，南路边茶最为重要，以雅安为集散地，然后运往打箭炉，全程约200公里。打箭炉是南路边茶承销处，每年汉藏商人在此进行大宗茶叶交易，如道孚县商人非常看重茶叶买卖，将该县茶叶多半运往打箭炉。藏族等少数民族商人携带土产或重资赴打箭炉“锅庄”（类似于内地行栈），经庄主介绍与诸茶栈进行交易。他们以竹蔑包裹茶叶，或在茶包外面用皮箱保护，雇乌拉（相当于内地苦力）运回藏区，其所获利润，高者可达三、四倍。打箭炉在清初有13家锅庄，后来发展到48家，由此可见，藏族茶商增加比较迅速。19世纪90年代，英国驻重庆助理领事烈敦曾亲历打箭炉，考察川藏贸易。他说：“茶叶系西藏进口最重要的商品，在我访问打箭炉期间，虽无暇深入了解其现状，但几位茶商告诉我，这项贸易的年交易量应值银100万两以上。”另有西方人士估计，清末以打箭炉为集散中心的四川边茶贸易，年交易额约125万两白银。^[1]

标题：《川藏茶马古道研究的重大现实意义》(www.daowen.com)

作者：陈书谦

来源：《茶叶经济信息》，2006年3期

辑要

成都以南雅安、邛崃等地所产称“南路边茶”，主要品种有：芽细、毛尖、金玉、金尖、康砖、金仓。主要通道从名山（蒙顶山）、雅州（雅安）、严道（荥经），翻大相岭，经旎牛县（黎州、今汉源），到泥头驿（宜东），去泸定、到打箭炉（今康定），再往理塘、昌都、拉萨，以至西亚各国。南路茶道的背夫、康定锅庄和关外马帮最为有名。

标题：《西南地区茶马古道论略》

作者：谷中原 鲁惠

来源：《茶叶通讯》，2007年2期

摘要：西南地区茶马古道是唐代以来西南川、滇、藏山区人民以茶叶为交换主体、以马为交换载体进行贸易的民间商道。对西南山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在方便人民生活方面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

关键词：茶马古道 成因 线路 运输方式 历史功绩

辑要

马帮集中驻足停留的地方和进行商品集散的驿站，演变成后来的城镇。如四川的打箭炉，在元朝还是荒凉的山沟，自从元朝开通碉门和岩州茶马贸易通道以后，逐渐成为大渡河以西驮队集散地。在清朝开通瓦斯沟路和修建泸定桥并建茶关后，发展成为商业城市，藏区和关外的商队络绎不绝地云集于此，出现了48家锅庄和32家茶号，以及数10家做其他生意的商号。兴起了缝茶、制革、饮食、五金等新兴产业。民居、店铺、医院、学校、官署、街道修建起来，成为闻名遐迩的城市。云南的丽江、中甸、德钦，四川的雅安、康定、汉源、碉门、松潘，西藏的昌都等等都是因茶马古道的延续和茶马贸易的发展而壮大的。

标题：《打箭炉锅庄及锅庄文化》

作者：陈运旗

来源：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学（硕士），2008

辑要

打箭炉锅庄是打箭炉（今康定）所独有的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它集客栈、商店、旅店、中介、担保人为一体，在汉藏民族贸易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它与汉藏民族贸易相始终，因茶马互市而兴起，又因边茶贸易的沉寂而衰退。无论从其形成的历史、发展规模、形式特点，还是在汉藏民族贸易史上的地位，都是首屈一指的。由于历史的记载甚微，加之民国时逐渐衰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便退出历史的舞台，故鲜为人知。故开展对打箭炉锅庄的研究，不仅对康藏地方史的研究有积极的意义，而且对今天企业市场某些理念的形成更具有警示意义。

打箭炉锅庄最早是作为明正土司的一种组织机构而存在，是一种组织。这种组织是源于西康藏族家庭的一种组织形式，是“康人社会结构的核心”，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阶级和贫富分化，锅庄荣升为一种统治机构，锅庄主也相应的变为贵族。随着明正土司迁炉，在汉藏贸易的洪流中，锅庄实现了自身机制的变异，由以前的听差侍贡为主，逐渐变成接待往来藏商，经营汉藏贸易的中介的经济功能。这个转变过程是以打箭炉成为汉藏贸易的转口基地和明正土司实力的衰弱为前提，持续了近两个世纪。锅庄这种组织是来源于藏族，而其得名是要归功于汉族的，是在汉藏双方彼此了解、相互融合的基础上而提出来的。是汉族借用了原始意义“锅桩”之名，并结合藏族的生活习惯，把这种作为明正土司属下的贵族（古曹）组织之实和其住宿的高大建筑之体三者紧密结合，创造性的发明了锅庄，看似是“古曹”的汉语对音，实际上包含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其锅庄的名称本身就包含了汉藏文化交融的内容。锅庄的数目也是受学者们关心的内容，最初一般认为是四家，随着明正土司差务的繁忙，而逐渐增多，最后达四十八家。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四十八家锅庄是锅庄鼎盛时期的数字，而非四十八家土白户在打箭炉的代表。至于鼎盛时期是在什么时候，学者们也有争论，但总体认为是在清代中后期即乾隆、嘉庆时期。锅庄的发展和鼎盛，除了外围的环境因素之外，锅庄经营的汉藏商人也不断增多，区域对象而日趋多元化。相应的锅庄经营的商品数目、种类而日益广泛。其表现在自身就是锅庄数目的不断增多和功能的日趋完善。到清代中后期，锅庄基本上实现了自身体制的转型，变得功能趋于多元化，集商贸中介、商场、旅店、客栈、担保人为一体，使历史时期锅庄的面目离我们越来越近了。锅庄体制的转型，那就意味着它要生存，就要适应市场的变化，适应汉藏双方的需求，利用自身的优势，抢占制高点。其在无意识之间打上了市场化的烙印，变得以利润为导向，以顾客的需求为方向。锅庄利润的获得，是通过经纪汉藏贸易而实现的，名曰“退头”，即佣金，它是以每次交易的总数为基数，抽取2%到4%不等，一般由汉商支付。锅庄是源于明正土司的一种政治组织，发展到后来变成了一种经济性的组织，再加上汉藏客商需求的多元性而使其变得“面目全非”，几乎不能用一个合适贴切的词语来概括其本质含义。笔者试以探之，提出了锅庄的三大特性：即独有的地域性、和谐的交融性、多样的功能性。在以前学者的基础之上，从宏观的经济的角度提出了锅庄的历史作用，即带动了炉城相关产业的发展，如缝茶业、搬运业；锅庄是维系汉藏民族生存、发展的生命之路；对汉藏民族关系的加强和汉藏文化的交流，以及促使藏民族的东向发展，增强对中央王朝的向心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推动了川、康、藏区域市场一体化的实现，是近代西藏没有被帝国主义分割出去的重要原因。

打箭炉锅庄因为其本身文化的多元性和蕴含的丰富内涵，无疑对今天藏区的经济建设具有借鉴意义。本文在文章的最后提出了锅庄的文化内涵，即锅庄的和谐文化和诚信文化，它对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尤其是对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和树立以诚信为基础的良好社会风尚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对形成以诚信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信用体系，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示范和标本作用。这些文化内涵同样也是今日康定的宝贵财富，它是康定的文化载体，是一个融多元为一体的符号和象征，可以称为“康定的唯一”，为今天康定旅游的打造，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地域资源优势。

标题：《清代打箭炉城镇的兴起与发展》

作者：骆俊波

来源：四川师范大学专门史（硕士），2008年

辑要

锅庄作为“旅馆”和“仓库”参与商贸交易的过程中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独特而独立的商贸组织。锅庄主也因为“一般都精通藏汉两种语言，熟悉藏汉双方商人的贸易情况，成为商人之间进行物资交流不可缺少的媒介”，发展成为汉藏商人贸易活动的“中介人”。藏商的货物运到锅庄后，锅庄就有责任“保证藏商货物不受损失”，同时还要负责为藏商联系买主，从中撮合价格；藏汉双方交易现场的过秤、钱货易手等程序锅庄都要参与，甚至锅庄还要为藏商代买汉方货物。“买卖双方在交易中发生纠纷，锅庄主也是仲裁、调解人”，锅庄主在汉藏贸易中的中介作用有力地保障了汉藏贸易的顺利进行。西藏地区的大商人由于距离打箭炉较远，一般每年只到打箭炉完成一次交易，为了节约时间成本，他们常常会在每年“旧历三、四月份从西藏各地运货抵康定，只要锅庄主点头，‘充本’即把货物折成茶包或其他所要买的东西赊销给各帮字号（汉商），各帮字号下半年陆续付茶”。此时，锅庄对于汉藏贸易实际上还起到了信誉担保的作用，保障了赊销的进行，在汉藏商品的流通过程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促进了汉藏间的商贸活动顺利进行。锅庄主自身也在撮合汉藏双方交易的过程中提高了影响力，“各帮字号对锅庄主都十分尊重”，在交易双方过秤、作价方面甚至有“一锤定音的权利，双方决不倔强，惟命是从”的作用，这又反过来增强了锅庄在汉藏商贸活动中的中介和信誉担保功能。

锅庄贸易的丰厚收益驱使着明正土司所属下臣头人纷纷筹设锅庄，“嗣因贸易口繁，锅庄建立益多。清中叶增为四十八家锅庄”。锅庄收益是由藏商入驻带来丰厚“退头”而实现的，因此各锅庄主都想方设法吸引藏商入驻，其中修建、改扩建锅庄，完善锅庄设施就是措施之一。为了满足藏商储存货物、保障安全、拴套马匹等需求，各锅庄竞相修（扩）建仓库、院坝、围墙、碉楼等。锅庄建筑显得“宏大轩敞，……窗根饰以玻璃，帘幕丽以碴僵，五色陆离，陈设光怪。楼上居客，楼下养驮马乌拉。”其中“最大有八家，称‘八大锅庄’……有瓦斯碉者，锅庄之巨擎也，碉在二水（雅拉沟与折多水）会流之处，建筑之丽，积蓄之富，并推炉城第一。”“炉城锅庄。砌石为垣，架木为之，形式如高楼”，建筑面积普遍较大，是打箭炉主要的城市建筑，锅庄建设使城镇建设得到快速发展，在“明正土司盛时，炉城严如国都”。

在相互竞争过程中，打箭炉城内的四十八家锅庄根据各家自身政治和经济实力，彼此间逐渐形成了较大的规模和风格上的差异。锅庄“房屋的安排，多的达五千余平方米，少的四、五百平方米”。大锅庄如瓦斯碉者“康藏钜商，咸集于此”，并且这些长驻某家锅庄的“充本”无特殊原因，一般不会随意另迁别家的，而且别的锅庄一般也不会接受的，“万一接受，两家锅庄是要‘打官司’的”。于是一些规模较小的锅庄采用了较为灵活的方式参与汉藏贸易，他们接待邻近地区较小的藏商，同时也接待“出售土特产及粮食、酥油、木炭以换取茶、盐、生活口用品的农牧民，以及专事驮运业务的‘驮牛娃’。锅庄主经营灵活，收费低廉，按口收取客人的住宿费，无藏洋交付，一碗糌粑也可。客人的牛马在锅庄过夜，每头（匹）收取藏洋一个或一咀（藏洋的1\4）。来往藏族商贩和自产自销的农牧民终年不断，其收入也不错。这类锅庄主要集中在将军桥以上南门一带，因而使这一带成为农牧副产品的交易市场”。

标题：《明清陕西商人在打箭炉的贸易活动探微》

作者：许祖波

来源：《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1期

摘要：明清时期陕西商人这个特殊群体在打箭炉对汉藏贸易进行了大规模开拓，他们以打箭炉为中心，开展以边茶贸易为主的民族贸易活动，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加强了当地与内地的经济联系，不仅为促进汉藏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还为今天搞好民族团结和发展民族贸易经济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

关键词：明清 陕商 打箭炉 汉藏贸易

辑要

锅庄原是土司随朝贸易的组织，藏民在打箭炉处，支锅煮食，扎桩拴马，是为“锅桩”，后逐渐演变为专门从事接待工作的常设机构，称为“锅庄”。锅庄在明清康区社会经济生活中，是不可缺少的环节，是陕藏贸易中居间的贸易中介组织，是明代以来的汉藏通商贸易的产物。一方面陕商与藏族商人在贸易过程中存在语言障碍，商品交换又笼罩着一层神秘色彩，然而经济利益又急于成交，而得其所迫切需要能懂得汉藏两语、深谙经济、信息灵通，在当地有一定声望的人来从中穿针引线；另一方面对于藏商来说，由于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和生活方式，自然更信赖锅庄主，同时锅庄主有宽敞的房屋，可以提供住宿和满意的膳食，可为藏商存放大批进出货物，有院坝可喂养骡马和牦牛。明代以后随着边茶在此集散，由最初4家锅庄，至清中叶增为48家锅庄。清代，与各地锅庄集中于打箭炉相适应越来越多的陕商集中打箭炉，并在打箭炉建立陕西会馆形成了打箭炉著名的陕西街。据《清稗类钞》等书记载，乾嘉之际陕西、湖南等地客商纷纷赶炉城一带设锅庄、建会馆，以至“关外各处市况，视炉城之高下为标准”。又据格勒教授考证：康定陕西街的主要建筑始于明末清初，在清代得到大规模发展。陕西会馆成为了供陕籍商人在炉城寄居和存货，交流市场信息，协调同籍商人竞争的场所和维系在炉“老陕”共同利益的坚实团体。这不但为陕商的贸易发展创造了相对公平的生存环境，还防止了非商业因素对商人的排挤，在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等层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具有安置同乡、扶贫济困、调节纠纷、惩恶抚善、经营商业、繁荣贸易等功能。

标题：《康区在近现代汉藏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

作者：李海毅

来源：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专门史（硕士），2009

辑要

康区的建筑吸收了汉藏两族建筑文化的精华。清雍正三年（1725年）打箭炉地震，伤亡巨大，署理土司桑结被压死，其碉房的建筑格局遭到破坏，雍正八年（1730年）依山修砌石城，周长145丈，有五门，是为炉城建城之始。因炉城“地当边冲，向无城垣，宜建设，勘的城基周六里余，长一白五十丈有奇。高白七八尺至一丈二、三，请照番民垒碉法，砌石为城，坚实省费”，其建城的原料是用石头，仿照“番民垒碉”，建造城池，形成了打箭炉的城市建筑布局，其贵族所住的锅庄，也变成了汉藏合璧穿斗拱结构，四合院式的风格，实现了锅庄在外观形象的变异，显得更加大气开阔，更具有包容性。其作为储藏、堆放货物的锅庄，在继承藏族传统建筑格局的同时，又融进了汉文化的风格，使四合院的天井和院坝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达到了汉藏文化的和谐的高度统一。

锅庄的建筑布局是四合院的风格，是融合汉藏文化为一体的多元的建筑布局。一般是两层，上层供藏商休息，下层供其堆放货物，中间一个非常大的院坝，类似于汉族四合院的天井，但又不是天井，一般是供藏商休闲、娱乐、跳锅庄舞、熬茶、支锅桩之用，同时是锅庄主帮助藏商喂养驮运的骡马和牦牛以及晒茶的地方。所以比起汉族的四合院来说，锅庄的天井用途更广泛，更具实际意义，但毫无疑问，是吸收了汉族的建筑思想。藏族以前的建筑格局是什么样了呢？为什么会变成现在的格局呢？据史料记载，藏族先民最早住的是碉房，又称“邛笼”，是一种源于藏族天人合一的建筑布局，分布在半山腰或者山顶，一般分三层，第一层为牲畜，第二层为家人休息、娱乐、生活、接待客人的地方，第三层为堆放货物的仓库。明正土司概莫能外，只是说他住得碉房比一般平民的更加高大，更加宽敞，更加富丽一点罢了。随着汉藏贸易的发展，汉藏之间的文化在康区交流交汇，自然而然地在建筑上吸收了汉族的建筑文化。从事于汉藏贸易的锅庄自然更具代表性和典型性。

总之，这些康区汉藏经济贸易的交汇地带的地位，使得康区形成了新的“文化”特征，即“康巴学”。

标题：《甘孜州图书馆现存文辉图书馆馆藏文献价值初探》

作者：任银凤

来源：《四川图书馆学报》，2009年6期

摘要：文辉图书馆文献，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变迁，流失严重；现存文献中，内容丰富，种类繁多，经过系统整理和合理的开发利用，将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关键词：收藏价值 史料价值 经济价值 共享价值

辑要

原西康省所属地区，是我国藏、彝、纳西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地域辽阔，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西康省会康定，是历史上早期民族频繁迁徙的“民族走廊”腹心带，又是内地通往西藏的交通枢纽，藏汉贸易的主要集散地和“茶马互市”的中心。中国社科院有关专家就“茶马古道”的开发作出了这样的论述：“在这条古道上，集中了中国最好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经过适度的开发，完全可以成为世界级的旅游绝品”。在现存的文辉图书馆文献中，有很多文献是有关“茶马古道”的。如西康国民日报社1941年出版的《入康记》里作者段公爽记述了雅康道上背茶包的盛况以及作为“康定灵魂”的四十八家锅庄的作用等。西康所属各地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多元性文化历史印记和鲜明的地域特征交织，形成了以藏文化为主体兼容其他文化的多元文化共存的特点，民族风情绚丽多彩，宗教文化、民俗文化纷繁多样。如《炉霍屯志略》所述：“炉霍屯习俗重佛，无论老少力作，稍暇即持念珠，口中喃喃诵六字真言”“每逢社期社会率以跳歌庄为戏，附肩联臂绕径而歌”等记录了当地的风俗、宗教信仰、婚嫁、丧葬、饮食等。旅游业是当今世界的朝阳产业，旅游业的发展将对地方经济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合理开发现有文辉图书馆文献，打造以“锅庄文化”“马帮文化”“情歌文化”等为代表的旅游文化精品，对原西康省所属行政区的地方经济文化发展、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标题：《〈格萨尔〉中的商业民俗事象探析》

作者：才让扎西

来源：西北民族大学历史学（硕士），2009年

辑要

近代云南商人中最早到康区的是滇西北商人，同时他们也一直是滇康商贸交流的主力。时人便有这一说法，西康云南帮以云南鹤庆、丽江、阿墩子一带之人为多。其贸易以鸦片为大宗，茶及杂货次之。

一些云南行商到康定后自己没有开设商号，而是借助于康定锅庄进行商贸活动，一些坐商也干脆就把自己的商号设在所住锅庄内。“锅庄”成为康区特有的一种经营组织，它集旅店、货栈、商贸中介机构等多种功能于一身，但凡外地客商来康定等康区经营就必与锅庄发生联系。康区锅庄业历史悠久，自元代起设，至民国时已有五六百年的历史。康区的锅庄业类似于滇西北地区的藏商旅马店，其经营方式都是客商入住并将货物堆放于店中后，待价而沽，且免交住宿费，并由房东供给住宿期间的柴、米、油、盐等部分生活必需品。房东负责为商人居中介绍买卖，成交后收取一定比例的佣金，买卖如银款不足，房东常为客商担保，并代雇驮脚，包运货物。原先康区的锅庄业也主要面向藏族客商经营，后来服务对象扩大，其他民族客商也入住锅庄。清末民初康定共有云南庄客大约五六十家，行商约二十家，而现庄号行商共只不过七八家。

近代云南商人除在木里、康定等地设号经营外，在得荣、乡城、巴塘、里塘等地也很活跃。如巴塘城中有居民三千人，驻巴商户中汉商（主要是滇商）较多，藏商也有十几户滇商处于绝对优势。近代以滇西北商人为主的云南商人大量进入康区经商营生，不仅促进了滇康间的商贸交流，掀起了滇康边区的各族人民的经商热情，而且客观上促进了各民族间的交往，发展了各民族间友好和睦的民族关系。同时，对于促进康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也起到积极作用。康南、巴安商业曾极度繁荣，时人并有苏杭称谓。因为气候物产民情风尚均冠于他区，其商业繁荣、社会进步，我们都可归功于滇籍商人。因为当时康南经济基础全为滇籍商人所支持，而昌都之桥亦以云南为名至今日，滇籍商人对国防上的贡献可知。为了进一步促进滇康间的商贸交流，为双方人员往来创造良好的交通条件，云南商人还曾通过云南商会及各相关机构，恳请予以修复滇康间各通商大道。民国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五日，准予修复云南入康藏各通商大道沿途驿站。虽然这一救令在当时纷乱的社会状况中最终只能成为一张空文，但它明确地表明了云南商人渴望加强滇康间商贸联系，并愿为之而努力的良好愿望。

标题：《四川藏区近代史上的藏汉民族通婚》

作者：赵勍

来源：四川师范大学专门史（硕士），2009

辑要

明代，茶马交易场所逐渐西移。明末清初，泸定岚安古岩州易市再移至打箭炉，一改单纯茶马交易之旧貌，成为更为广泛的汉藏贸易，川、滇、藏、甘、青等各地汉藏商贾毕集于打箭炉，出现了锅庄行业，打箭炉成为藏区著名的汉藏贸易集散口岸，大大促进了汉藏民族间的交往。

汉族的大量迁入也带来了汉族发达的商业文化，大批商人在此开店设市，形成街市。都市的大部分建筑也以汉族样式为主。在婚姻家庭方面也通行一夫一妻制，同姓不婚，家庭关系稳定。受藏族文化影响，大多数人家又和藏族有姻亲关系，他们大都采用汉姓藏名，如王扎西、张尼玛等。同时，世居康定的汉族大都信仰藏传佛教。家中有大事，都会请喇嘛念经。寺庙有重大活动，亦积极参加，成为虔诚的信徒。少数汉族人士还入喇嘛寺为僧。

标题：《茶马古道上的康定锅庄》

作者：王一意

来源：《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10年1期

摘要：本文主要研究的是明清时期茶马占道上的康定锅庄。论文先从茶马贸易和康定的兴盛入手分析了康定锅庄的职能转变。它原本是土司下设的一个部门机构，是土司分封的产物，但后来慢慢演变成为一个集货栈、旅店、饭馆、翻译等多功能为一体的中介机构。然后论文从文化功能主义的角度分析康定锅庄具体的社会功能和历史文化功能。

关键词：茶马贸易 康定 锅庄 社会功能

辑要

康定锅庄的功能

1.康定锅庄的社会经济功能。康定锅庄的产生和演变正是茶马古道川藏线的民族贸易的需要。贸易需要一个交易的地点，货物需要一个储存的地方，商人需要住宿，操持不同语言的商人需要翻译，等等。为了满足这些需要，康定锅庄拥有了旅店、货栈、翻译和中介等诸多功能。

锅庄是汉藏双方生意们来的媒介。一方而它是茶马贸易的产物。另一方而，锅庄也促进了茶马贸易的发展。锅庄的发展给茶马贸易提供了一个发展的可能性。锅庄给茶马贸易提供了如此好的条件，客观上刺激了茶马贸易的兴盛，使得以汉藏为主的多个民族在经济上有了很好的介作交流，发展了民族贸易，有利于各民族的经济发展。比如“上世纪30年代经打箭炉输入内地的麝香、鹿茸、皮张等藏区物质总价值达2 450 428元，其中80%用于易茶。”

2.康定锅庄的文化功能。康定，是一个汉藏文化碰撞之地，也是一个汉藏文化交流之地。而锅庄，作为康定的一个特殊的贸易行业，是汉藏文化交往的产物，为汉藏文化的交流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康定锅庄里，汉藏文化在碰撞，两种文化相互影响。康定锅庄汉藏商人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场所。就在这种长期的交们中，增进了对彼此小同文化的了解和亲切感。康定地处藏彝走廊的中心位置，藏彝走廊是一个民族文化生态形式特别丰富的区域，它的民族文化生态多样性来源于该地区亚群体多元的祖源和独特的地理环境，锅庄文化的形成为藏彝走廊文化注入了新的成分。

康定锅庄本身已成为一个独具特色的文化丛，丰富了民族文化。康定锅庄最初只是土司下的一个下属机构，经过发展演变，已经衍生出了许多文化涵义。它们紧紧围绕着康定锅庄，使之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锅庄文化。

大量汉族居民沿着茶马古道来到藏区，带来了小同于藏区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促进了康藏地区的民族团结和社会进步。康定锅庄这一组织形态文化的个案为我们解读汉藏交流史，理解组织职能的社会演变提供了生动案例。

康定锅庄是茶马古道川藏线上民族贸易的代表符号。它是康定独有，世界独有的一种组织机构，是“茶马互市”这种特殊的商业活动中产生的独特的形式。康定锅庄，甚至整个茶马古道的范围内，都形成了以汉藏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经济共同繁荣、文化交流相融的局面。

标题：《“边茶”贸易制度变迁》

作者：陈树珍

来源：《中国文化遗产》，2010年4期

辑要

“边茶”贸易的发展和“茶马古道”的产生，促进了康藏和滇藏沿线高原城镇化的发展。如泸定、康定、德格、甘孜、巴塘、中甸、昌都等比较著名的高原城镇就是随着“茶马古道”的开通、繁荣而相继出现的。其中康定作为“边茶”贸易的交通咽喉，在唐、宋时只是一个架设帐篷的临时露天市场。“明以前这里几乎是一片荒凉的牧场，仅有元代留下的碉房和红教寺院，而明代以后随着边茶在此集散，48家锅庄先后形成日渐繁荣起来。‘锅庄’实际上是明代以来的汉藏通商贸易的产物。”（《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随着茶马贸易，以“锅庄”形式的固定货栈纷纷兴起，于是市场兴起，人口增多，康定成为康藏地区的贸易重镇。随着滇藏关系的密切，清代西藏地区历次发生的政治军事事件中，滇军多次派兵进驻西藏，事件平息后，滇军常驻昌都等地，滇军的驻防进一步开拓了滇藏交通，促进了商人的往来。滇西北的丽江、中甸、德钦等地变成了滇藏贸易的重要城市和物资交流集散市场。在滇西北迪庆藏区，至清末民初，作为滇、康、藏三省区商业交通要道的中甸，县城东外本寨，有大商号五十余家；归化寺前的小街子有“大堆店三十余所”，两地每年货财出人最少在七百万元以上。

“边茶”贸易不仅促进了内地产茶地区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藏族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藏族地区对内地茶叶需求量的不断扩大，刺激了内地茶业兴盛、产量增加；服务于茶叶贸易的机构、人员以及运输力量等逐渐加大，依附于茶叶加工的其他行业得到发展。更重要的是茶马贸易带动了汉藏各族各类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物资交流的兴盛，使各民族各地区之间，在经济上形成互通有无、互为依赖、互为支援的不可分割的整体。特别到了清代将宫茶改为商茶后，汉藏民间的商业贸易更为发展和繁荣，大批茶叶和内地出产的生产生活资料，如衣服、绸缎、布匹、酒肉、铁器、瓷器等商品源源不断地运往藏区，藏区的土特产品，特别是药材和黄金等大批销往内地，双方交换的数额远远超过历史上茶马贸易的规模和水平，藏区的社会经济更为发展。

因“边茶”贸易而产生的“茶马古道”还是一条民族文化走廊，是独具特色的马帮文化和茶文化的载体。如今，生活在这条古道上的各民族至今延续着古朴的生活方式，用和谐的多元文化守护并建设着祖国的西南边陲。

标题：《民国时期西康边茶贸易及其意义》

作者：陈沛杉

来源：四川师范大学专门史（硕士），2010年

辑要

边茶业的发展促进了民族地区市镇的兴起。比如在宋之前，康定是个不毛之地，元明时期也只是一个小村庄，虽有一二客店商户，还谈不上商贸市镇；明代末年，商民避兵祸过大渡河进入康定境内，与当地民居互易有无，商业渐盛；清康熙末年，随着康定及松潘分别成为南路边茶与西路边茶的总汇，川藏茶道上炉霍、巴塘等市镇也商贾渐增，店铺鳞次，逐渐成为新兴的城镇。而这些城镇的兴起又进一步促进了该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

在这些城镇兴起的过程中，边茶自始至终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汉藏贸易过程中形成的茶商，锅庄在当地的商贸中有举足轻重之势。刘仕权所撰《康定四十八家锅庄》一文曾这样描述：“清朝中叶，明正土司鼎盛时期，即十八世纪下半期到十九世纪上半期，康定锅庄业发展到48家，骡马络绎，珍宝荟萃，俨如王者之都。”从上述有所夸大的描述中，可以看出由边茶贸易而产生的锅庄对于当地经济的重要作用。

进入民国以来，边茶由于汉藏关系失和在西藏的茶市渐为印茶侵夺，康定商务随之凋弊，一些锅庄主人或因病死绝嗣，或经营不善，或因火灾破产，先后倒闭歇业。1936年12月调查显示，四十八家锅庄仅剩三十七家，而到1938年康定尚存十三家锅庄继续营业。

随着边茶业的衰落，相关产业受到严重影响，西康藏区出现百业萧条的状态。雅安的造纸业、竹笺业在边茶贸易兴盛时期，每年需要竹编茶兜五十余万个，竹笺条约二百五十根，黄包纸二百万张以上，竹编叶子二百五十万张，但随着边茶贸易的衰落，这些因茶业繁荣而发展起来的手工业均一蹶不振。“康定市场口落千丈，商号倒闭停业，及民众负担过巨，迁徙者时有所闻，仅存者不及十之二三”，以边茶为代表的民族工商业萎靡不振，使得藏区土特产离开传统的流向，藏区的黄金、羊毛、药材源源不断流入印度，仅1940年由拉萨出口到印度的羊毛就有五百万斤，皮革、麝香等药材约二千万斤，黄金之数约为万两。边茶业的衰落进一步加剧了藏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过程。由此可见，边茶业在沟通民族经济文化交流和密切汉藏民族关系中的巨大作用。不论是农村，还是城镇的繁荣兴衰都与边茶业的发展息息相关。

标题：《浅析清代打箭炉锅庄》

作者：宋家乐

来源：《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1年2期

摘要：打箭炉锅庄是历史上康定城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是汉藏贸易的产物。锅庄的兴起促进了汉藏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康定城的繁荣，并使康定城成为商贸重镇，成为汉藏贸易的关键性环节。

关键词：清代 打箭炉 锅庄

辑要

锅庄贸易的繁荣，推动了炉城的发展，逐渐使炉城走向繁盛，成为商贸重镇。当然与地理位置、政治历史环境、商贸密不可分。由于前两种因素与本节无关，故不再述之。就商贸而言，陕商、川商等汉商不得不提。

陕商开发西南可谓甚早可以追溯到战国及秦代。而对打箭炉的开发，则始于明代，利用元代在此开辟的市场进行贸易，以茶为大宗，兼顾其他商品，渐渐出现了较有影响的恒盛合、昌义生、德茂源等商号，且总店设在炉城，基本掌握了川康的经济命脉，出现了“资金之雄厚，规模之阔大，……在康地商人中，皆为首屈”的局面。炉城商业资本中一半为陕商所有，藏商占四成，而川商仅占十分之一。随着炉城的快速发展，陕商也在炉城建立锅庄，至清乾隆时陕商在打箭炉有茶庄80余家，居炉城首位。又有大量从事棉布、绸绢的陕商存在，且居住在一起，形成“陕西街”，是炉城最繁华的街道。

除此以外，川商也在清朝大规模入康。由于清用兵西藏，四川成为战略要点和后勤保障之处，与战事相关之活动皆离不开廉价劳动力，川商乘机而入，加之当时政府鼓励，遂有“三数年间，其入康经营者不下二十余万人，遂使康地汉商顿成繁荣之象。”为数众多的汉藏商人汇集炉城，从事不同的贸易活动，为炉城的繁荣和发展增色不少。

这些商人穿梭往来于汉藏之间，又受到锅庄主的优厚款待，使打箭炉商贸更加繁荣。其市场繁盛之况《清稗类钞·打箭炉商务》有载“百货完备，商务称盛，在关外可首屈一指。常年交易，不下数千金，俗以‘小成都，名之”。四川省甘孜州藏族社会历史调查则指出，光绪之时，“炉城人烟辐辏，市亦繁华，凡珠宝等物，为中国本部所无者，每于此地见之。”也即“番夷总汇，因山为城，市井辐辏”之貌，“而山海各货咸集，交易之盛，冠于西陲”之状。以此可见各种货物云集于此。

由内地输入炉城之货物主要有茶叶、棉纱、布匹、帛、米、铁器等；藏地运至炉城货物则以其土特产为主，有羊绒、藏香、羊皮毛、动物皮张、虫草、贝母、鹿茸等。如光绪初年黄沛翘《西藏图考》所载：“市有藏茧、羊、绒、氆氇、藏香、藏布及食物。如葡萄、核桃等物。藏番男妇皆卖，但不设阛阓，惟席地货之。至绸缎绩棉皆贩内地。其贸易经营，妇女尤多，而缝纫则专属男子。”由此可见，锅庄业的发展和繁荣也助推了其他行业的发展。

首先是缝茶业，即为茶叶运输提供包装的行业。川藏贸易缘于边茶，而锅庄业之兴则起于川藏贸易，缝茶业便与茶叶贸易密不可分，也与锅庄业有不解之缘。要使邛、雅、荥、天、芦等县运至炉城之茶，在运出关外之后不受损失、损坏，以致散落，所经之途，须包装茶叶，打包成驮便尤为重要，需要专门职业的人来完成。于是缝茶业便随之而起了。

缝茶工人藏语称“甲朱娃”，除外做活，以维生计，所事之活多种多样，往来驿站，清扫道路，支应官差，割草放牧等不胜枚举。人多之时可达一百三、四十人，分上街、下街两个地段作业。而做工之多少又与“甲朱娃”的头目和锅庄主（即头人）的私交为起点。也即是头目（工头）与锅庄主（锅主）接洽，根据需要，临时选派。比如某家锅庄的商人有一批茶，需要缝制，锅庄主便通知其所属“甲朱娃”。而头人则根据实际情况选派人员，活多则多派人手，反之则少派自己之人。缝茶业类似明正土司的锅庄之下的手工作坊，是明正土司或锅庄头人的匹奴。由于气候、地理的因素和物资条件之限制，牛皮成为包装材料的首选之物。而缝茶工具十分简单：刀、针和生牛皮。茶叶运至炉城后，缝茶工人将“牛皮泡软。”而后包裹茶叶，用工具缝制成花包或满包两种。各家康藏商均用刀划出自家的房名，或地名、或庙名以示区别。

商贸的拓展以及缝茶业的形成及兴盛又带动了皮房业的发展。据吴吉远《川藏贸易重镇——清代打箭炉的产生和发展》中所述“皮房业，是炉城最早的制革业，主要制作烟熏红牛皮，藏语称‘路各古玛’”。据炉城皮房业老人回忆，炉城皮房业大约始于清同光时期，最早由清溪一位姓邓的师傅率先来炉创其首业，设坊带徒经营，到清末民初发展到十余家。皮房业产品大都以“四十八家锅庄为主要经销场所，通过康藏商人运到康区各地、西藏、青海以及云南贩卖。一张红牛皮一般可换三张生牛皮，或茶叶三包半至四包，或银元十个。”而烟熏红牛皮的制作业需多道工序。其中靴蒸工序最为奇特，这种工序学名谓之“烟熏植物鞣革”。采用这种工序制出的皮革多为红色，也称“火秋皮”。

再者，锅庄贸易事关民族生存和发展。内地和西藏通过贸易，互通有无，都得到了各自所需的商品，相对于藏族同胞来讲，得到了其生活必须品—茶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疾病的发生，使其更有活力。而内地得到了大量马匹，无论用于农耕还是军事方面，都至关重要，不可或缺。也促进了康区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满足了川藏社会的物质要求，成了维系和推动藏汉区各民族共同繁荣的纽带。

最后，锅庄贸易加强了藏汉联系。在贸易过程中藏汉双方相互学习文化，增加了了解，逐步加深了藏汉两个民族之间的感情，凝聚了民族平等、团结的力量，使康藏地区与内地之间的交往不断向更深层次扩展，更加巩固了藏地与内地的血肉关系，并使之牢不可破，使藏汉人民都心归一处、向指中央（清政府）。这样既利于西南边防的巩固和政治稳定，也有力地促成了封建国家大一统局面的形成。

由于汉藏交流活动的开展，茶马贸易的盛行，促使了锅庄的诞生。又由于汉藏贸易的兴盛，锅庄又成为汉藏商品交易场所和内地商行、货栈及经纪人聚集之处。更由于藏汉贸易的迅速发展，推动了打箭炉的建立和繁荣，同时炉城的繁盛又促进了锅庄的发展。总之锅庄为汉藏之间的贸易渊源中起到积极地作用且建树颇多。

标题：《近代康区陕商在汉藏互动与文化交流中的角色》

作者：石硕 邹立波

来源：《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3期

摘要：自清代初期以来，陕商始终在康区汉藏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这不仅在于陕商善于把握商机，构建起层级式的商贸网络，扩大与藏区社会的商贸接触面，还在于陕商重视文化与社会交往在汉藏族际贸易中的作用，通过尊重、效仿藏民生活方式和频繁的社会接触与互动，推动贸易的顺利进行。在此过程中，陕商扮演着向康区传播汉文化与吸纳藏文化因素的双重角色，客观上推动了康区汉藏文化交融。

关键词：陕商 康区 汉藏互动

辑要

早期内地商贾在康区的经商活动，主要是固定于打箭炉，借助“锅庄”的引荐来完成与藏商交易。这种集食宿、货栈、商贸媒介于一体的商业场所，在汉藏交易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与催化作用。但是完全依赖藏商与锅庄的经商方式无形中增加了商业运作的环节，影响利润，也使得汉藏之间直接的商贸接触程度减弱。为进一步拓展广阔的藏区市场，获取更为丰富的商业利润，以陕商为代表的一些资本雄厚的内地商贾便采取设分号、派坝充、长途贸易等商贸形式。实际上，清末民初以前，内地商贾已经在康南的巴塘、理塘，及康北的炉霍、甘孜一带从事商贸活动，设庄或分号，尤其以陕商最为突出。到18、19世纪，理塘、甘孜等关外主要城镇均有陕商的分号。而且，陕商分号无论数量，还是商业实力均占优势。以民国时期北路第一大商埠——甘孜为例，外埠在当地分设的16家商号中，利盛公、吉泰公、玉泰公、德聚和等陕商字号就占一半。此类商号大多是打箭炉各大商号所设分号，属坐商性质，自行收购当地各类土特产，雇佣驮脚，运至康定。

标题：《民国时期（1912～1949）川西北商业及城镇的发展与布局述论》

作者：张保见

来源：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3期

摘要：民国时期，川西北商业格局总体上具有较强的承继性，对外贸易曾长期处于出超。商业具有民族资本、寺庙商业和官僚资本等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的特点。城镇发展基本上与商业发展同步，政治中心的确立和交通线路的转移成为城镇兴衰的主要因素，矿业开发在城镇发展中也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城镇发展坎坷，起伏较大，存在明显的不足，对于经济发展的带动能力小。

辑要

边茶贸易的兴衰是川西北转口贸易的一个缩影。对藏茶叶贸易为传统商业，历史上曾形成著名的茶马贸易。民国时期，转销青、藏的茶叶多为雅安一带生产制造，贸易量由政府控制，向经营商发放茶引进行贸易。茶引民国初年定额为十万引，每引重百斤“当时销路甚畅，年达七十余万包，额引不足，常发余票”。在边茶业盛时，康定经营边茶业之锅庄一度达38家之多。民国七年川边有事，康藏边销茶税收转归川边镇守使，增引8000道，民国十年又增2000引，“合前额为十一万引”。但实际销售额却开始衰落。此后，印度茶叶销藏增加，边茶衰落更甚。

民国二十五年西康建省委员会迁至康定，将引额减至69420引。为重新振兴边茶业，民国二十八年合并原有私商茶叶公司组建康藏茶叶公司，将资本由100万元增至300万元，后又增至1000万元。茶叶数量复增至11万引，康藏茶叶公司认领全部茶引。由西康省政府实施监督，政府垄断经营，弊端更大，亏损严重。民国三十三年不得不废除引票制度，茶商得以自由贸易。但销售衰落之势始终无力挽回。到1949年，边茶产量下跌至20万包。

标题：《论川藏边茶马古道上的城镇》

作者：宋家乐

来源：西藏民族大学专门史（硕士），2011年

辑要

打箭炉因茶马互市而起，“其他各业皆因茶而兴”。锅庄业、缝茶业、皮房业在清之炉城兴盛起来，三业也助推了炉城的发展和贸易的繁荣。

锅庄业是炉城特有的贸易组织，兼有土司头人、经纪人、旅店、借贷、贮存等职能之行业，也是经营汉藏茶叶及其他物资的行栈，更是一项主要为炉城贸易服务或与贸易有关的综合性行业。

“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土司锡拉扎克被藏蕃昌策集烈杀害，旋经四川提督唐希顺率兵征剿，以土司之妻贡嘎袭职，其子坚赞德昌自木雅移此（打箭炉），建垒营寨，置土目于此，听差侍贡，名锅庄。”在木雅时称土目，入炉后始称锅庄。以此可见先有土目之名，后有锅庄之称。五州县之茶运往打箭炉，使打箭炉成为边茶的主要销售地。由于边茶在此集散，先后形成了“四十八家”锅庄，并逐渐繁盛起来。

“锅庄”实际上是明代以来的汉藏通商贸易的产物。锅庄的涌现及交通要道作用的发挥，成就了打箭炉的繁荣。

元明时期，先期而至的藏族商旅，由于日常生活所需，在各地架设帐篷以食宿之用，立锅用以煮饭。随时间变化，日新月异，商贸活动渐渐兴盛，促生屋林立，以供来往客商之用。贸易亦随之繁盛。

清时，锅庄听差侍贡，接待贡使，为商人提供茶水、食物、住宿及贮存、饲养牲畜之场所。由于贸易的增加与相关差务的增多。锅庄的数量与口俱增，由原来清初的4家锅庄到嘉庆年间发展至48家。康熙、雍正两朝，接连用兵西藏，军旅出入频繁。打箭炉作为清朝用兵西藏之后勤保障之站，为屯兵积粮要塞，数千官兵常驻于此；进出炉城乌拉头口数千匹，储运粮食，商务繁荣。如朱祖明在《明正土司之过去与现在》中所言：“明正土司为使其头人舒适计，又建造宏大锅庄。康定初有锅庄四家，属明正土司分担差务，后因关外大小土司朝贡，差务日繁，原有锅庄不敷应有，由四家而增为十三家，代分差务。嗣因贸易日繁，锅庄建立益多。清中叶，增为四十八家锅庄，性质变而为旅店矣。”

标题：《康定的街巷》

作者：佚名

来源：《甘孜日报（汉文）》，2011年12月11日1版

辑要

康定，本是由“茶马互市”孕育、催生的一座城镇，康定城中的街巷便与商贸、交易有割不断的关系。还不止于此，由于康定也是明正土司常驻的地方，在历史上也算得上是一处经济文化的中心，后来又是西康省的省会，它的街巷又与不停变换的政治有了关联。而所有的街巷，与城里人们的平常日子更有着千丝万缕的、包括情感在内的各种关系。康定的老街、老巷现在消失已尽，从老人们残存的记忆里把老街、老巷挖出来，却也并不是完全为了怀旧，也不只是为了发些感慨，究竟为什么，也是一言难尽。

康定的主街道，沿折多河两岸展开。河东有东大街、南大街等等，河西有西大街等等。这些街道，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街段与不同的称呼。而也称为街的那些巷子，就分别在这两条街道后穿梭、交叉，尤如网。主街道，集中了做生意的店铺，人流较频繁，其他街巷，少有店铺，主要供通行。

折多河以东，不多远就是一条街。让我们沿着折多河边逆流而上，从现今的新市前街与新市后街交汇处说起，就有文辉路、少扬路、永晖路，这三条街，都是西康建省后新开的街道，分别以当时的几个西康省重要人物的“字”命名。进康定城门，就是“坛罐街”，这条街，有米、面、清油等物品出售，也有锅碗和坛坛罐罐出售。与此几乎并排，还有一条“下桥街”，再朝上走，有街名“风窝街”，有人说是“封火街”，也有人写作“蜂窝街”，年代久远了，这街名也模糊起来。过了颇有名气的“康定水井子”，便是当年有“康定春熙路”之称的“中桥街”。再走，有街名叫“大石包街”，不远处，有“两岔街”。接着是“马市上”，不几步，便是“将军桥横街”，再向如今的民族干部学校方向，有街原名“祥云路”，西康建省后更名为“向阳街”。通往跑马山方向有条小巷先叫“复兴路”，后又叫“向阳巷”。其实，过了“中桥街”直到当年的南边城门洞，又都叫做“南大街”。西康建省后，又把“南大街”更名为“中山路”，表示对孙中山先生的纪念。

但是不同的路段又还是有各自的称谓。所谓的“东大街”则是解放以后才叫的，却也包括了若干条自有名称的街道。

折多河以西，从现今的甘孜日报社所在地开始说，首先是“光明路”，直到现今的康定宾馆。甘孜日报社所在地原有一个小发电站，当年的“电灯公司”就在这里，可能是这个原因，就有了“光明路”的称谓。过了康定宾馆，接着下来是“明正街”，后因西康省政府在这条街上，又叫了“省府路”，直到现在的州委门前。在这里朝河边方向，有“上桥街”“贡加市”，朝现今的情歌广场，便是康定赫赫有名的“陕西街”或“老陕街”了。不远处有小街名叫“茶店街”，向北门方向，还有“兴隆街”“诸葛院子街”“营盘街”。从“老陕街”开始到“营盘街”后又改称“中正路”。

康定当年的小巷，较出名的有“深巷子”，西康建省改名“民权巷”，“木家锅庄巷子”西康建省改名“民生巷”，“彭家锅庄巷子”改名为“自治巷”。此外，从中桥到下桥有条小巷“梭罗坝”（音），改名为“自强巷”。“下桥上巷子”改名为“民族巷”。据有的老人回忆说，河东、河西的主要街道后面，总共有近二十条小巷，其中狭窄的只能容一人通行，短的不过数步距离，宽的有五六尺，长的有近半里路程。

标题：《晚清川藏南路边茶探析》

作者：石涛 李欢

来源：《清史研究》，2012年4期

摘要：晚清时期，川茶在西藏市场的地位受到印度茶叶的冲击，对于当时南路边茶的发展状况，目前相关研究较少，且多为定性分析。自清政府批准打箭炉为川藏贸易市场以后，随着藏人对边茶需求不断增多，南路边茶贸易日渐繁荣，对四川地区经济产生了很大影响。英人De Rosthorn于19世纪末对南路边茶贸易进行了实地考察，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川藏贸易提供了新的史料。文章结合该史料，对藏区南路边茶供给进行量化分析，并考证其运输路线，研究边茶贸易对四川地区的经济带动。

关键词：晚清 边茶 经济 影响

辑要

De Rosthorn记录了1890年打箭炉贸易的流程。内地茶商将茶叶运到打箭炉，须从设在城东门的本关进入，交由炉关监督查验、注册，再由茶商选择茶店存放。值得注意的是，以往的研究中大多谈到打箭炉的锅庄，而鲜有涉及茶店者。从De Rosthorn的记载中可以看出，锅庄所存放的是藏区商民的货物，而中国茶商则将茶叶存放在由汉人开设的茶店中。这一时期打箭炉城内的茶店有36家、锅庄48家。茶店往往由资本雄厚的中国茶商开设，中小茶商的货物存放到这些茶店中需要支付1文铜钱的费用。藏区商民的货物存放到锅庄不需要支付租金、存货费以及食宿费，在每笔生意做成后，锅庄主人抽取8%的佣金。由于打箭炉明正土司临时征用男性，当时藏民与汉人的交易主要由女性来完成。打箭炉市场上茶叶的价格十分稳定，无论包装大小，一律按每包5卢比的价格进行交易。交易结束后，中国茶商到东门本关验引交税，并将交换到的钱货运回内地。藏区商民则将交换到的茶叶分别从北门和西门运出，从北门运出的茶一般为小包装的精品茶，向西北运往甘孜等处，每年的运量达53400引；从西门运出的茶多为大包装的劣质茶，向西从理塘、巴塘入藏，每年的运量达73400引。

事实上，锅庄的发展见证了打箭炉逐渐繁荣的过程。元朝时期打箭炉还只是一片荒凉原野，关外及西藏商人来炉用土特产交换茶叶时，只好搭起帐篷，竖起锅桩，作为住宿的地方。后来，商业逐渐繁荣，汉藏商人云集打箭炉进行贸易，在这些锅桩地方建起房屋，于是锅桩便成为锅庄了。清后期，锅庄所营业务不只限于茶叶，匹头、药材、羊毛、黄金、白银等亦是多数锅庄的主要业务。之后与锅庄功能相似的“招商店”出现，“招商店”亦接待来往商贩，促成交易，只是称谓有所不同。截止1949年前“招商店”与锅庄共有六七十家之多。

标题：《清代打箭炉城镇的形成与发展》

作者：李成林

来源：兰州大学藏学（硕士），2013年

辑要

炉城的建筑群还是以居民住宅为主，除此之外，锅庄、政府公署及其他公共建筑也占据了一定的比重。建筑风格呈现多样化特征，藏式、汉式甚至是西式建筑都能在炉城中见到。

打箭炉最初的民宅还是以传统的土石堆砌的碉房为主，这也是康区最常见的民宅。据《藏哲印水陆记异》中记载，打箭炉民众“所居之屋，外砌虎皮石，内以木为柱，三五层不等，各曰碉房，能御枪炮之射击”。碉房的底层通常不住人，主要供牲畜歇息。楼层之间用木梯连接在一起，登上木梯，就到了第二层，这一层即藏民日常起居之所，主要包括厨房与寝室，存放主要的生活用品。楼顶较平，呈四方形，主要用于存放杂物或饲养鸡犬。

到了清代以后，炉城的民宅由汉式的木结构房屋所代替，大多是一楼一底的小青瓦屋，房屋两侧多建有高出房屋不少的石墙，称“风火墙”，用以防火。为了更好的采光，临街的房屋大都架设一吊脚楼，大小不到一平方米。富人的房屋后还盖有一处“土库”，用以存放家中的贵重物品。“土库”的四周建有高出屋面两尺的石墙，再加上厚五寸的铁皮包裹的木板门，足以防火防盗。外国传教士的房屋更为引人注目，大多是砖结构平房，墙面由石灰粉刷，窗户上安有玻璃，房前院内遍植青草花木，既有西式洋房的特点，又吸收了中式民居的元素，可谓中西合璧的产物。

锅庄是炉城早期的主要建筑，遍布城区。锅庄有大有小，建筑面积为几百平方米到几千平方米不等，多为一进几院的布局，主要分布在诸葛街、将军桥街一带，位于炉城的核心地段。以面积最大的瓦斯碉包家锅庄为例，它的占地面积到了六千多平方米。整个锅庄是一进四院的布局，包含了两个花园，果园、菜园各一个，还有转经楼一座。在后花园中，还建有苯教、宁玛派喇嘛经堂各一座，精雕细镂彩绘书房一幢，房屋总数达八十余间，装修更是豪华，无不体现了炉城第一大锅庄的地位与风采。

标题：《民国以来四川传统藏茶茶商初探》

作者：赵国栋

来源：《农业考古》，2013年2期

摘要：民国以来，以雅安为中心的四川藏茶文化非常浓郁，藏茶茶商文化是其重要的组成。其文化主要反映在茶商种类、经营方式、组织方式、演变过程及特征等方面。天全茶厂及茶商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关键词：四川 藏茶 茶商

辑要

锅庄是康定独有的茶叶经营馆驿。《西康综览》载：“锅庄为康定所独有，为他县所无。在未入康及不明康定情形者，或以为制造出售铜锅铁锅者。二十六年入康调查各情，遄返内地整理报告，友人乍见即作如是感想。究其得名之始，或因康人应烹煮食物，恒以长柱形石头三块埋于土中，或栽三根成三角形置锅其上，遂以名之也。锅庄萌于何时，殊难确考。然以安家锅庄之家谱，考查五百年前即已创业。江家锅庄则成立于明洪武年间。余如包家锅庄、杨家锅庄亦皆成立于明代”。锅庄之名的由来虽只有这种推测，但与商业经营的联系却不容抹杀。在元、明时期，西藏商人常以各地土产，如羊毛、皮革、麝香、虫草、鹿茸、贝母、赤金物品到康定开展贸易，易回粗茶、布正等物。当时的康定是一个荒凉的山村，前来贸易的大量商贾无处可住，只能在住宿之地搭架帐篷，竖立锅。如此为时既久，“建筑房屋，或为远商来康招待之所，或为明正土司分封大小头人勤见时来康止宿之处，名曰‘督吉’”。据《西康综览》记载，最早的锅庄有四家，即瓦斯碉包家锅庄、铁门坎汪家锅庄、大园罗家锅庄及石门坎木家锅庄。他们原属明正土司，各自分担差务。后因关外各大小土司朝贡差务日繁，原有锅庄不敷应用，由四家而增为十二家，各直属三家，代分差务。

锅庄的运营自清朝后一直保持了专门的模式：……清代已增为四十八家，而锅庄性质亦已变为旅馆。国外商人至康，无铺店，货物即堆存锅庄之内。锅庄主人代为介绍顾主，抽取佣金百分之四，来客购买货物亦取百分之四以作佣金，其佣金皆曰“退头”，实质发展成为进行商业中介业务的有着固定场所的馆驿。

1950年康定税务局统计，康定锅庄有25家，分布在北门、南门、子耳坡、白土坎、瓦斯堡、参政路等处。^[2]

标题：《从清代驿站制度建设看康区社会发展》

作者：贡布多加

来源：《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3年5期

摘要：清代，中央政府为了更好地联络与统辖边疆地区，以京师皇华驿为中心，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了五条主干驿道。其中，康藏驿道、滇藏驿道、青藏驿道的设立和藏区有着直接的关系。清廷通过这三条驿道，有效地管理了藏区的政教事务，维护了川滇藏边疆地区社会秩序长期稳定的局面，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和民族间文化的交流。本文就驿站制度对康区城镇、文化、商贸等发展所起的历史作用，略述己见。

关键词：驿站制度 康区 商贸

辑要

“锅庄”，现在人们通常理解为“圆圈舞”，是藏族舞蹈的一种。但“康定锅庄”不是指“康定圆圈舞”，这里的“锅庄”是指历史上茶马古道川藏线上独有的集货栈、旅店、饭馆、翻译等多功能为一体的中介机构，是康区独有的茶马贸易组织形式。

康定锅庄原本是土司下设的一个部门机构，是土司分封的产物。“锅庄的主人全都是明正土司的家臣，他们专门负责管理明正土司的土地、服饰、茶叶，呈写文稿、看守城门，接待来往贡使，等等。”正是因为茶马贸易的日益兴盛，以汉藏为主的茶马商人越来越多地汇集在康定，不同语言的差异，不同文化的碰撞，使得康定迫切地需要建立一个在汉藏间沟通的商贸中介机构。于是，锅庄的职能发生了变化，成为一个集货栈、旅店、饭馆、翻译等多项职能为一身的中介机构。

锅庄中介机构中有个重要的角色，称之为“阿佳卡巴”。“阿佳卡巴”意为“能说会道的女子”，一般都由藏族女子担任，她们负责各地驮队的接待住宿、翻译、商议调节等任务，和“藏客”关系密切，彼此信任。她们接待应酬客人十分周全，在锅庄外善于交际，精明能干，是促成藏汉商人双方生意的理想媒妁。后来，把这个对女主人的称呼变成了对锅庄男女主人的统称。

清代开瓦斯沟路，建泸定桥，在当地设茶关后，康定迅速成为“汉番辐辏，商贾云集”的商业城市。藏地驮队络绎不绝地来往于此，各地的商人在这里齐集。形成了“以专业经营的茶叶帮，专营黄金、康香的金香帮，专营布匹、哈达的邛崃帮，专营药材的山药帮，专营绸缎、皮张的府货帮，专营菜食的干菜帮，以及专营鸦片、杂货的云南帮等。呈现了48家锅庄，32家茶号以及数十家经营不同商品的商号。兴起了缝茶、制革、饮食、五金等新兴产业。民居、店铺、医院、学校、官署、街道纷纷建立。”锅庄还带动了缝茶业、搬运业、造茶业、皮纺业等。康定，从此成为因茶马古道而兴起的古道沿途城镇的经典例子。

标题：《清代康定锅庄：一种讨论汉藏关系的历史路径》

作者：郑少雄

来源：《开放时代》，2014年4期

摘要：清代康定边茶贸易，及其衍生出的锅庄，使得康定在如下三个方面向符合波兰尼的“贸易港”概念特征：第一，边茶贸易是晚期帝国管理和保护下的汉藏共同体之间的外部贸易；第二，中央王朝实施的土司制度奠定了康定的“准中立性”特征；第三，锅庄贸易延续并强化了共同体间的接触禁忌。基于传统中国之历史格局，康定在如下意义上又具备超越性：首先是康定实质上也兼具帝国内部贸易的意涵，并且表征了帝国的道德秩序；其次，接触禁忌试图保护的是汉藏双方的内部整合性；最后，土司及其锅庄贵族共同构成的系统，其中立性之维持，端赖于从政治、经济、亲属制度等诸方面建构与汉藏双方的关系，从而使土司地区成为汉藏缓冲地带，也使汉藏之间成为一道不可分割的连续光谱。考察清代康定锅庄贸易，可以为处理当代汉藏关系提供历史的洞见。

关键词：锅庄 汉藏关系 贸易港 经济人类学

辑要

作为贸易港，康定有效实现了汉藏文化共同体之间的外部交换和区分；但是康定超越贸易港的诸特性同时也表明：第一，这种外部性交换及区分是帝国有意识的制度性安排，目的是为了实现少数民族之合作与边疆安定；第二，帝国的这种制度安排获得了地方基于历史资源及自我定位的响应和进一步发挥，尤其是锅庄这种中介机构的出现；第三，文化共同体之间的区分是辩证的，区分并非意味着在共同体之间划定将双方隔绝开的明确界线，毋宁说是在其间形成界限模糊的缓冲地带。这一缓冲地带是仪式性转化的场所，目的是为了确保双方的交换和流通：比如茶叶从产地到康定之间，是以竹蔑包装，从康定出关，则须用整张生牛皮包裹，由此缝茶（包）业也就成了康定继锅庄之后的另一大行业。在康定等待改换茶叶包装，与朝廷官员兵士出关前等待“乌拉”牛马，驻藏大臣被本地活佛劝谕到藏后要“多念观音经、陀罗经”一道成为一种隐喻，表明一方的物资、人员和观念进入对方共同体之前，必须经过合理的仪式性转化。第四，缓冲地带上的政治、经济和亲属制度包含了双边共同体的要素，组合成一种独特的本地形式，既有别于双边共同体，同时也可以视为分别是双边共同体的一部分，因而中间地带可以理解双边的文化政治理念。从而使得不同族群既保留了相对宽松的自我空间，其基于历史和“血缘”形成的关系又始终维持不辍。

总而言之，以土司社会（锅庄是其内部最重要的组织要素之一）为中介，汉藏之间存在着包括生态、贸易、族群、宗教等众多面向在内的有机政治联系，这种有机政治联系使得汉藏文明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连续统。近代从天下到民族一国家转变的过程中，新型国家的设计是把川、康、藏切割开来，并且希望把它们都改造成为内部同质性的原子化单位。换句话说，当代思想并没有充分意识到汉藏之间复杂的多元文化特征和跨地方的历史联系。当下对中国少数民族“去政治化”的政策构想，认为通过民族识别强化了民族意识，以一个族群对应于一个地理区域，以及当代少数民族精英培养体制，这三者有导致国家分裂的危险。很大程度上，产生这些忧虑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没有意识到，不同文化共同体存在明确的区分且对应于各自的地理区域，是历史的本来面目以及人类心理之本性，更没有意识到在不同人群表面的区分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关联；另一方面没有意识到，少数民族精英（如土司和锅庄主）为平衡汉藏关系展开了极其多样的历史实践。上述这些历史关联和历史实践是当代落实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时不可忽视的历史智慧。

标题：《康定锅庄的历史与特征研究》

作者：杜玉粉

来源：《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年2期

摘要：明朝开始，茶马贸易开始在川、藏、滇等地区盛行起来，从而促进了茶马古道川藏线上的贸易发展和锅庄这一特殊行业的产生。康定锅庄是茶马古道川藏线上独有的集旅店、货栈、饭馆、中介以及翻译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中介机构，也是一种地区特有的文化现象。本文就康定锅庄的历史和特征进行了研究探讨。

关键词：康定锅庄 历史 特征 研究

辑要

1.康定锅庄的社会经济功能

康定锅庄从产生至演变，都具有一定的社会经济功能。首先，其兴起和发展是茶马古道川藏线上民族贸易的需要。通常进行贸易都需要一个提供货物存储、商家食宿的交易地点。如有不同语言的商人，则可能需要提供翻译。康定锅庄为满足这些需要，集货栈、旅店、中介以及翻等诸多功能于一身。

其次，康定锅庄是藏汉双方进行生意来往的媒介。康定锅庄是茶马贸易的产物，同时也对茶马贸易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因此，客观上，康定锅庄的产生也刺激了茶马贸易的兴盛，推动了以汉藏为主的多民族经济交流与合作，有利于民族经济的发展。

2.康定锅庄的文化功能

历史上，康定是一个汉藏文化碰撞、交流之地。而作为康定地区的一种特殊的贸易行业——锅庄，为汉藏两地的文化交流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它是汉藏两地文化交流的产物。汉藏两种民族的文化在康定锅庄里相互碰撞、相互影响、相互交流，然后在这种长期的交往中，增加了对彼此间的文化了解以及对彼此不同文化的亲切感。

康定位于藏彝走廊中心的位置，而康定锅庄一开始只是明正土司治下的一个侍贡机构。随着康定地区经济贸易的发展，康定锅庄的功能也在不断发生改变，其政治功能也逐渐减弱，到后来，已逐渐衍生出许多的文化涵义，最终形成了一种康定独有的文化现象，人们将其称为“锅庄文化”。因而，锅庄文化的形成为藏彝走廊文化注入了新鲜的成分。而康定锅庄本身，也逐渐演变为一个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丛，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的民族文化。甚至在康定锅庄以及整个的茶马古道范围之内，都逐渐形成了以汉藏两个民族为主体、多民族经济共同繁荣的重要局面，对汉藏两地文化交融具有重要意义。且大量的汉族居民开始沿着茶马古道进入藏区，给藏区带来了新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为促进民族的团结和社会的进步做出巨大的贡献

总而言之，康定锅庄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商业活动——“茶马互市”产生的独特形式，是茶马古道川藏线上民族贸易的代表符号。它属于康定这一特殊的文化地域所独有，也是世界独有的一种组织机构。探究康定锅庄的历史及其特征，为我们解读汉藏之间的交流提供了大量史证，同时也为我们理解组织职能的演变提供了较为鲜活的案例。

标题：《“锅庄”词义探析》

作者：任新建 李韶东

来源：《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5期

摘要：本文通过史料文献梳理与辨析，从藏汉贸易发展及康定城市史的角度，分析了康定“锅庄”形成的历史背景，解析了“锅庄”一词的来源与变异。

关键词：锅庄 历史 词义

辑要

似可对锅庄词义演变梳理如下：清朝前期的锅庄，管理贸易的功能还不突出，服务功能还不彰显，汉文献中的“锅庄”实为“古曹”汉语音译，即土司的“代表、家臣”之义；清朝中后期，随着清政府对打箭炉管理的加强，打箭炉交通和商贸地位迅速提升，锅庄的客栈和贸易服务功能也随之增强，建筑形制也进一步适应需要而改变，锅庄主虽还是明正土司的下属头人，但锅庄主要职能已是商业经营，此时汉人来康商贸者所称的“锅庄”含义有了“商贸之家”的内涵；到了土司“改流”后，古曹不复存在，此时的锅庄就完全成为集旅店、货栈和商贸中介为一体的纯经济组织，“锅庄”一词也变成融合藏汉词义的一个商业名称。

标题：《浅析茶马互市与打箭炉城市的形成》

作者：高波 邓方荣 胡奇志

来源：《四川建筑》，2014年5期

摘要：打箭炉在历史上被称为“汉藏走廊第一城”，它的产生与发展，与川藏间的茶马贸易密切相关。文章从我国古代城市界定的四个基本要素来分析茶马互市与打箭炉城市形成之间关系。

关键词：打箭炉 城市形成 茶马互市

辑要

由于从事茶马贸易的马帮和商人经常在此歇脚，搭帐篷过夜，打箭炉才有了成为居民点的可能，“各业皆因茶而兴”，并不是夸张的说法。被茶马互市吸引来的第一批人应该是酒馆客栈（藏人称之为锅庄）之类的服务经营商，按世俗传说最初为4家锅庄，到城市形成后正史记载的有13家，且规模较之初期都要大得多。

随着茶马贸易的发展，打箭炉作为贸易途中的重要中转站，吸引了更多的人（无论是藏人还是汉人）来到此地从事茶马贸易或者相关产业。打箭炉也逐渐由居民点扩张成为集镇，这也直接导致了打箭炉地址的迁移。可以说茶马互市作为打箭炉的支柱产业，吸引并养活了一大批人口，让他们脱离农业，成为推动城市形成的主要力量。

标题：《明清时期陕西商帮历史贡献及其现实意义探析》

作者：刘扬

来源：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硕士），2015

辑要

明清时期陕西商帮贸易活动的主要领域是多民族聚集的西部地区，当陕西商人携带大量内地产品到青海、康藏草原进行交换时，碰到的首要问题是语言不通、风俗不同。为了发展贸易事业，他们便在青海和康藏草原创立了“歇家”“锅庄”的民族贸易中介形式。“歇家”就是“歇脚的地方”，它最初是陕西商人到青藏高原做生意，为了解决食宿、存放货物，招待行旅为主要内容的“货栈”，当年青海西宁、惶中等地的38家歇家都是陕西商人自己办的，叫“自办歇家”。“锅庄”最初是陕西商人到康藏草原进行贸易，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找来垒锅造饭的石头，叫“锅桩”，也就是陕西商人在康藏草原居停贸易的“货栈”，后来当地富户见到这种招待行旅的生意可以赚取中间利润，就开始自己垒房建屋，招揽陕西商人和藏区商人到此居停，陕西商人携货到达后，即住在歇家，由歇家主人进行中间贸易，陕西商人即可节省流通费用。而康藏的土司女主人，见陕西商人自己造饭手脚笨拙，就出面帮陕西商人料理内务，陕西商人乐得清闲，就将打理货栈的业务交由土司女主人主持，此时原来的支锅造饭的“锅桩”，就转化为具有居间贸易性质的中介组织，成为“锅庄”，女主人称为“阿佳”，后来康藏的47家锅庄都带有汉姓的题头，如“汪家锅庄”“康家锅庄”等就表现了它们之间的历史联系。这些“歇家”“锅庄”对促进草原与内地的经济和文化联系起了很好的中介作用，是陕西商人创造的符合实际的汉藏贸易方式，至今仍然发挥着作用。

标题：《明清时期藏地的陕商研究》

作者：刘立云

来源：《西藏研究》，2017年4期

摘要：明清时期，“茶马互市”主要连接了陕西、四川和西藏，是内地农耕经济与边疆游牧经济交换联系的独特产物，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丝绸之路，并赋予了它新的生命力。陕商利用明初朝廷“食盐开中”“茶马交易”政策，利用血缘、乡缘、地缘关系，最早筚路蓝缕地行进在陕甘、川藏茶马古道上，在藏地留下了耐人寻味的600年贸易史。由于康定特殊的地理、历史因素，陕商“炉客”从户县集聚，经历38道驿站、总行程3088里，前往康定从事经济贸易活动。因此，在康定“陕西街”设有陕商著名商号多家，调研分析其经营过程中的“物资流通”与“利润分配”模式，从中可窥见近代陕商经营特征及存在价值。这段以陕西为出发点的南向经济史研究，将为明清“陕西与西藏的交往”提供更多历史依据，为当代陕商提供接力前行的基础，亦为“一带一路”背景下的陕藏省际跨域经济发展给以时代借鉴。

关键词：明清 康定 陕西商帮 陕藏贸易 “一带一路”

辑要

明代，陕西布政使司管辖的广大西北地区，是边关之地，古人有“西出阳关无故人”之叹。陕西既属边疆“明边重陕西”，“九边”中就有固原、延绥、宁夏、西宁四处隶属陕西，政府为解决军需实施“食盐开中”，陕西商民“疾耕积粟，以应开中”；政府遂将“食盐开中”的理念运用于茶马交易领域，实行“开中商茶”，允许民间商人参与并予以奖励，陕商入川赴藏。为强化茶叶在汉、藏之间的联系作用，洪武六年（1373年）征沿边土官进京封为万户都护府。任汉光民国二十六年三月关于《康市锅庄调查报告书》中谈道：“惟据安家锅庄主人称，按家谱该庄当建于五百年前，复据江家锅庄主人称，该庄明洪武年间已成立，则谓元明之际，康定已有锅庄建设，当无大误。”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将传统茶马互市的商业往来改为“差发马”的赋税关系，藏民纳马，不曰易马而曰差马，类似田之有赋，意味着臣民对政府的贡职和赋税；类似洪武十六年（1383年）朝廷在四川松潘所征收藏民马匹的“土赋”。据《明史·食货志》茶马互市载：“其通道有二，一出河州，一出碉门，运来五千万余斤，获马一万三千八百匹”。永乐五年（1407年）征滇、碉茶马转输粮饷。天顺二年（1458年）规定“今后乌斯藏地方该赏食茶，于碉门茶马司支给”。成化三年（1467年）“命进贡番僧自乌斯藏来者皆由四川，不得径赴挑、眠，著为例”。成化六年（1470年）明令僧俗官员入贡“由四川路入”，从此，川藏道取代青藏道，成为入川正驿。

标题：《明清时期打箭炉商人群体的历史考察》

作者：苏倩雯

来源：青海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硕士），2017年

辑要

关于打箭炉锅庄贸易的研究主要有任新建、李绍东《“锅庄”词义探析》。此文通过对史料文献的梳理与辨析，从藏汉贸易发展及康定城市史的角度，分析了康定“锅庄”形成的历史背景，解析了“锅庄”一词的来源与变异。曾文琼、杨嘉铭《打箭炉锅庄考略》，作者经过较长时间的实地调查和了解，对打箭炉锅庄进行了详细的介绍。王一意《茶马古道上的康定锅庄》，该文先从茶马贸易和康定的兴盛入手分析了康定锅庄的职能转变，它原本是土司下设的一个部门机构，室徒四壁分封的产物，后来慢慢演变成为一个集货栈、旅店、饭馆、翻译等多功能为一体的中介机构，然后从文化功能主义的角度分析康定锅庄具体的社会功能和历史文化功能。宋家乐《浅析清代打箭炉锅庄》，从锅庄名称的由来、锅庄的产生及数量和锅庄贸易及其作用三个方面来考察打箭炉地区的锅庄。杜玉粉《康定锅庄的历史与特征研究》，认为从明朝开始，茶马贸易开始在川、藏、滇等地区盛行起来，从而促进了茶马古道川藏线上的贸易发展和锅庄这一特殊行业的产生，康定锅庄是茶马古道川藏线上独有的集旅店、货栈、饭店、中介以及翻译等多功能于一体的中介机构，这是一种地区特有的文化现象，该文就从锅庄的历史和特征方面进行了研究探讨。郑少雄《清代康定锅庄：一种讨论汉藏关系的历史路径》，认为清代康定边茶贸易及其衍生出的锅庄，使得康定在三个方面符合波兰尼“贸易港”概念的特征，通过考察清代康定锅庄贸易，可以为处理当代汉藏关系提供历史的洞见。陈运旗《打箭炉锅庄及锅庄文化》，对锅庄名称由来、出现时间、发展鼎盛和职能等相关方面进行了详尽的介绍，论述打箭炉锅庄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阐述了锅庄独有的地域性、和谐的共融性、多样的功能性三大特点，最后阐明了打箭炉锅庄研究的时代含义和蕴含的文化内涵。彭措卓玛《康定锅庄经济研究》，从锅庄的历史背景、形成过程、兴衰状况谈到康街民族贸易市场与锅庄的关系，重点论述锅庄经济并对其作了客观评价。任福佳《藏彝走廊“锅庄贸易”的机制和启示——康定锅庄贸易现象研究》，该论文从茶马古道入手，梳理出川西汉藏交界处的藏彝走廊，以这个特殊的文化地域为背景，通过锅庄贸易讲述茶马互市的历史脉络及意义。

【注释】

[1]此文多处所记有误，照实录之。

[2]此文附有康定25家锅庄资料，因本书上编已列，故不再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