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藏族茶文化:发展规模与特色分析

藏族茶文化:发展规模与特色分析

时间:2023-10-0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标题:《藏族茶文化论析》作者:泽旺夺吉来源:《中国藏学》,1994年4期摘要:茶文化是人类文明的伟大创造。由于茶在藏族人民日常生活和社会经济活动中的至关重要的地位,藏族的茶文化丰富多彩、饶有特色,成为我国乃至世界茶文化园地中一枝奇葩。标题:《藏族茶文化概论》作者:杨嘉铭 琪梅旺姆来源:《中国藏学》,1995年4期辑要清代以来,藏区高原市镇的发展规模和范围都有扩大。

藏族茶文化:发展规模与特色分析

标题:锅庄

作者:黄显铭

来源:《民族语文》,1986年4期

辑要

锅庄,系藏语的音译,义为贵族。

锅庄一词的出现,约起于明代。彼时藏人来到康定之西的营官寨,营官属下的六十多家头目,叫作。又,南宋末年来到木雅乡河西务后世称之为明正土司的,约在清初移住康定,也把他的头目叫作,康定就有四十八个。后来人们把对他们的尊称变为称呼他们住宅的名字,于是旧时康定就有了四十八家锅庄。这些锅庄,楼房宽敞,住宅舒适,不少康藏客商进行货物买卖皆在其地,变为饭店,起了客栈的作用。

何以又把跳舞叫作跳锅庄呢?旧时德格土司的情况可以说明。德格土司有三十家大头目,八十家小头目,他们各有自己的宽敞住宅,各有自己的跳舞会,以供土司娱乐。明正土司当亦不能例外,四十八家锅庄也各自举行舞会,跳舞以娱乐土司,因此后来就把跳舞叫作跳锅庄,以至渐渐变为群众的娱乐。

标题:《锅庄浅说》

作者:黄显铭

来源:《西藏研究》,1989年3期

辑要

锅庄,系藏语SKU-drag的音译,义为贵族。

锅庄一词的出现,约起于明代。彼时藏人来到康定之西的营官寨,作大营官、二营官者,以后世袭其职,其属下六十多家头目,都叫做SKU-drag。又,南宋末年,来到木雅乡河西务后世称之为明正土司的,约在清初,他们移住康定,闻大营官、二营官之风而悦之,也把他的头目,叫作SKU-drag。当时康定就有四十八个SKU-drag。此后人们把对他们的尊称SKU-drag,变为称呼他们住宅的名字,于是康定旧日就有四十八家祸庄。这些锅庄,楼房宽敞,住宅舒适,不少康藏客商货物买卖皆在其地,变为饭店,就起了旅社、客栈的作用。

藏语SKU-drag,汉音译为锅庄。锅庄一词的措辞用字,极为恰当,既照顾了音韵,而汉文字面意义又相当清楚。锅者,多以铁制成、圆形中凹之炊事用具也;庄者,此处指规模较大或做批发生意之商店也,如钱庄、布庄、茶庄、饭庄等。锅庄就是生火烧锅煮饭熬茶供客商食宿做生意买卖的客栈。

何以把跳舞叫作跳锅庄呢?以旧日德格土司为例可以说明。德格土司有三十家大头目,八十家小头目,他们各有自己的宽敞住宅,各有自己的跳舞会,以供土司娱乐。明正土司当亦不能例外,四十八家锅庄,也各自举行舞会,以便跳舞。因此后来就把在锅庄里举行的舞会,或类似于锅庄的跳舞会,称为跳锅庄舞,或说跳锅庄。

“跳锅庄”这一词儿,正与汉语里的某些词儿一样,如“吃大户”“吃食堂”“吃馆子”“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等等。我们知道,“大户”是旧时的地主富豪,“吃大户”并不是说吃掉地主富豪本身,而是指荒年期间,饥民到地主富豪家去吃饭或夺取粮食。同一道理,“食堂”和“馆子”,本身都是不能吃的,其意是说,到食堂里去吃饭或用餐,到馆子里去吃东西。又,水只能解渴,不能充饥果腹;山,不管是土山或石山,皆不能吃。这里的“吃”字,是指依靠山,依靠水,来维持生活。明乎此,就不难理解,“锅庄”本身不是舞蹈,而是说在锅庄里跳舞,以后就叫做跳锅庄舞或说跳锅庄。

锅庄一词,最初只在康定使用,以后逐渐流行于广大藏族地区。跳锅庄的舞蹈是:起舞时,男女多人,围成圆圈,相对而立,沿着弧线,先慢后快,边歌边舞。舞蹈的动作矫健,曲调高亢,不同的曲子都配以不同的舞步。旧时的歌词内容,多表现自然景象、爱情、宗教等。则主要是表现新社会的新生活。

锅庄一词,收入汉文辞书,乃是近年来的事。它始于一九七八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和一九七九年出版的《辞海》。

但是,这两部辞书将锅庄一词径直解释为舞蹈、圆舞或圆圈舞,是欠妥当的。它未抓住锅庄一词的本义,仅就其引申意义作了片面解释,不甚确切。笔者认为,《辞海》说:“藏语称卓(bro)或果卓(sgor-bro)。”这是不对的。锅庄,不是藏语bro或sgor-bro的音译,而是SKU-drag的音译。

标题:《对康定“锅庄”一词之我见》

作者:安珠多吉

来源:《西藏研究》,1990年1期

辑要

康定“锅庄”一词,不是凭空想出米的,而是有所本的。有人说“锅庄”是乌拉差役制度下演变而来的,看来亦有它一定的道理。因为“锅庄”是藏语的音译,这个词只能用于那些在封建农奴社会中享有政治、经济特权的阶层,是他们的专有名词。总之,“锅庄”是藏语的音译,是藏语的一个专有名词,绝不是什么三个石头支锅代灶而得名,也不是借用汉词来命名藏族事物的。以上是笔者的一点浅见。

标题:《藏族文化论析》

作者:泽旺夺吉

来源:《中国藏学》,1994年4期

摘要:茶文化是人类文明的伟大创造。我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尤其悠久、丰富。由于茶在藏族人民日常生活和社会经济活动中的至关重要的地位,藏族的茶文化丰富多彩、饶有特色,成为我国乃至世界茶文化园地中一枝奇葩。为什么不产茶的藏区却创造了灿烂的茶文化?藏族茶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有哪些?本文拟就有关问题作一探讨。

关键词:藏族 茶文化

辑要

茶还使藏区出现了集交易所、货栈、食宿店为一体的独特商贸组织——锅庄。锅庄,藏语意为“代表”,是土司属下各地头人派来侍奉差役的“办事处”。随着土司势力的衰落和茶的贸易的兴隆,原来的锅庄逐渐改变了性质,成为商旅云集的处所。锅庄既是供过往茶商和驮队食宿之地,又是贸易的中介者。

标题:《藏族茶文化概论》

作者:杨嘉铭 琪梅旺姆

来源:《中国藏学》,1995年4期

辑要

清代以来,藏区高原市镇的发展规模和范围都有扩大。明末,岩州市废,打箭炉市兴。入清后,打箭炉成为藏区盛极一时的边茶贸易中心。“雍正七年(1729年),置打箭炉厅,‘为番夷汇总,因山为城,市井辐揍’,商务繁盛,为边茶转输西藏、青海各蒙藏地区‘出口总路,是以四方茶商俱聚于此’。藏汉贸易间交易通过‘锅庄’为媒介。雍正至乾隆年间,打箭炉由十三家锅庄发展到四十八家……锅庄由待贡向行栈职能的转化,表明雍乾时期打箭炉商务已达到了相当规模。”汇集于打箭炉的藏商集团除了今甘孜州内的土司商、寺庙商,还有今西藏、青海、云南和四川木里的藏商集团;汇集于打箭炉的汉、回等民族的商业行帮也不少,按地区分类有陕帮、云南帮、川帮等,川帮中又分川北帮、邛崃帮、雅州帮等。据乾隆年间统计,四川的邛崃、名山、雅安荥经、天全等县销往打箭炉的边茶总引额数达十万零三百四十道,计约一千万斤以上。民间时期,每年引票销售量均在十万张左右,其中最低额年份亦在六万九千多张。在今甘孜州藏区,除打箭炉外,还有泸定、理塘、巴塘、道孚、炉霍等县的集市不同程度得到发展。

标题:《中国少数民族茶文化论要》

作者:冯敏 李锦

来源:《贵州民族研究》,1996年1期

辑要

茶马贸易还直接刺激了交通的发展和各地商品经济的进步。汉藏民族间的茶马贸易,开拓了藏川、藏陕两路的交通,形成了著名的“茶道”。大量茶驮在川藏道上来往,促进了茶道沿途市镇的兴起和繁荣。甘肃的拉卜锣,青海的结古,四川的松潘、康定、理塘、巴塘、甘孜,云南的德钦、雅西,西藏的昌都等市镇,都是因茶马贸易而兴起的。以康定为例,康定旧称“打箭炉”,清以前,汉藏民族间的互市和贡道都在此地,这里经营茶叶等物质贸易的行栈称“锅庄”,明清时,锅庄也接待来往贡使。由于贸易和差务增加,清代锅庄从四家增至四十八家,康定也由五百多年前的荒凉村庄发展为市井辐辏、汉藏杂居的著名城镇。

标题:《试析茶马互市对川滇藏边城镇发展的影响》

作者:周毓华 彭陟焱

来源:《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4期

辑要

“打箭炉”一名最早见于《明史·西域传》:“洪武时,其地打箭炉长河西土官元右丞刺瓦蒙遣其理问高惟善来朝,贡方物”。另有“天全六番招讨司八乡之民,宜悉调其摇役,专令蒸造乌茶,运至严州,从贸番马,此之雅州易马,其利信之。且于打箭炉原易马处相去甚远,而增于此,则番民如蚁之慕,归市必众……”据任乃强先生考证:打箭炉“本非市场。自唐以来,随茶马交易,日趋聚盛。由架设账幕之临时市场,而为建筑碉房之锅庄交易。元时设长河西鱼通宁远土司于此,宁玛派喇嘛寺(南无寺前身)亦元时成立。至明时,倘仅有住民十余家。”打箭炉城随着边茶贸易的发展而兴起。在清以前,汉藏民族间的“互市与贡道,亦皆在打箭炉”。

标题:《甘孜州文化旅游资源及近期景点开发构想》

作者:王辉全

来源:《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4期

摘要:本文论述了甘孜州文化旅游资源的基本特色,根据甘孜州的实际情况及其文化旅游资源特色对甘孜州的旅游资源作了片区规划,并将甘孜州文化旅游定位为:生态旅游、丰富多彩的康巴文化旅游和格萨尔王故乡游。最后对康定、泸定、丹巴、德格等地的主要景点提出了开发构想。

关键词:甘孜州 文化旅游 特色 定位 开发构想

辑要

根据甘孜州地理环境及其文化旅游资源的分布,甘孜州的文化旅游可划分为康东、康北、康南三大片区。康东片区为:汉藏文化交融(包括泸定桥、康定情歌、藏汉茶马古道、康定锅庄等),近现代康巴风云凭吊,“民族走廊”风情和“康巴民族风情”之旅、温泉疗养等。康北片区则为:走进神秘的康巴文化(包括德格印经院、格萨尔故乡、藏传佛教各教派及其寺庙等)。康南片区则为:丰富多样的生态和民族文化,高原江南香格里拉之旅。

……

康定城及周边旅游区,包括康定城、闻名世界的跑马山公园、塔公寺及草原游牧文化风情等。旅游定位要打康定情歌、藏族民风民俗、游牧风情、温泉度假等金字招牌。

康定城位于贡嘎山北坡,是甘孜州的首府,全州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进出西藏的重要门户,明清时代就是汉藏贸易的重要口岸。民国初年是川边特别行政区首府,后为西康省省会。康定是历史上汉藏贸易的集散地之一,商业十分发达。《康定情歌》、锅庄文化、茶马古道使它扬名海内外。

标题:《漫话茶文化在青藏高原的传播与发展》

作者:吴健礼

来源:《西藏研究》,2001年01期

辑要

随着边茶贸易的扩大,在藏区市场上还出现一种由藏族经营的兼有贷栈、旅店和经纪人作用的行业,如康定的‘锅庄”、中甸的“房东”等。“锅庄”和“房东”免费为远道的藏族商人和农牧民提供货栈、住宿、介绍行情和买卖;在与内地商人交易时,居中翻译,促成交易,收取内地商人一定的“退头”(服务费);藏商购买的茶叶,也在“锅庄”里进行牛皮包装,以便长途驮运;茶叶出关时,“锅庄”帮助缴纳税款,向藏商提供了一条龙的服务,历史上对促进汉藏贸易起了积极作用。

标题:《把“锅庄”打造成康巴民俗文化的载体

作者:陶勇

来源:《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4期

摘要:锅庄是康定地区藏汉商人住宿、交易的独特中介场所,是汉藏贸易的主要中介机构,是汉藏文化交流的载体之一。重新打造“锅庄”文化,利用其文化内涵,把“锅庄”打造成集藏族建筑、民族文化、餐饮、娱乐为一体的藏文化载体,为甘孜州旅游也增添更多的文化内涵和新的亮点。

关键词:锅庄 康巴民族文化 载体 旅游 思路

辑要

“锅庄”一词是指在康定地区为藏汉商人提供住宿、交易等的特殊中介场所。

“锅庄”的历史沿革,起于何时,未见史书记载。据推断,在元朝时期,康定还没有形成城市,只有一些藏族居民,但是,因其地理位置正处于藏汉民族交往的要冲,也是藏汉两地商品输入输出的必经之道,所以,来往的商人都要在这里歇脚过夜,商人们各自在一定的地点搭起帐篷,支起“三锅桩”以解决食宿问题。据任汉光在1936年写的《康市锅庄调查报告书》记载“惟据安家锅庄主人称,按家谱当建于五百年前,复据江家锅庄主人称,该庄明洪武年间已成立,则谓元明之际,康定已有锅庄建设,当无大误”。

藏汉“茶马互市”早在唐末时期已经形成,明朝开始互市中心转移到甘孜州境内,到清乾隆年间互市中心迁移至打箭炉(康定)。当时的康定属于明正土司辖地,“该土司分封头人,执掌诸地,并令诸子及小头人,建立庄廓于康市,为诸头人竟觐见驻节地,亦得为各地商旅来康招待所,名为‘独吉’,凡十三家,是为当时所称‘十三独吉’。康人计户,恒以烟锅。每独吉内设大锅一鼎,供煮茗等用。锅成桶形,闻采自甘肃,庄内商旅得各设同式小锅,不另计数,汉人名为十锅庄。后贸易日繁,锅庄建立益众,凡增为四十有八,是为世称四十八锅庄。”(《康市锅庄调查报告书》)锅庄发展到1940年左右有四十七家,其中能住客商的有二十二家,住驮脚娃的有七家,其余只有锅庄之名,而无锅庄之实。

康定最初的锅庄,是专为商旅提供食宿、堆存物品及交换货物的场所,后来又为明正土司分担差务,相继为土司的附属“官衙”,并常住土司的下属,明正土司辖区内大小头人见土司均在锅庄住宿。这时锅庄身兼两种职责,既为来往商旅经营服务,又为明正土司支遣差务。清代以后,锅庄听差的任务有所减少,为商旅承揽生意的事务增多,这时的锅庄就像行栈一样,既为客商堆存物品、提供住宿,又为客商经营而奔波,锅庄主人一般都精通藏汉两种语言,熟悉产销情况,了解商品行情,周旋于购销之间,生意买卖是否成交大都听锅庄主人的一句话。锅庄主人在商业经营活动中的地位是中介地位,购销双方生意做成后,他按每笔生意成交总额抽取一定的“退头”(经纪人用的佣金或手续费),退头多少也不是固定的,有的按物价值总额的20%收取,有的按货物总价值的3%~4%收取,这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有的锅庄只包客商住宿和货物贮存,佣金收取则少一些。另外,还有一部分锅庄住宿客商不多,也接待一些驮脚娃或住驮脚娃,交易物品为酥油、奶饼、康盐、少数土产及青稞、糌粑之类,多数由住客自己交换物品,少数由锅庄主介绍买卖,收取的佣金往往是酥油、糌粑等物品,在锅庄内栓马每头要收取藏洋一元。

锅庄居住的客商多为行商,贩运货物都是成批到达,每到一批货物至少几十驮上百驮甚至几百驮,客商不设店零售,均为赊购批销,只要谈成生意皆为大宗,因而锅庄主的收入是很可观的。经营最好的锅庄一年有八十万元的收入,经营较差的一年也有七八万元的收入。清代末年至民国初年,随着商业的发展,锅庄的商务竞争加剧,又因政局变幻莫测、内战不止、商旅裹足、商务日趋颓败等多方面的原因,相当部分锅庄客商减少,甚至无客登门,有的锅庄只能依靠房屋租金维持生活。康定的锅庄商业至此衰败。

标题:《“茶马古道”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初探》

作者:格勒

来源:《中国藏学》,2002年3期

摘要:“茶马古道”是一条主要穿行于今藏、川、滇横断山脉地区和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江流域,是以茶马互市为主要内容,以马帮为主要运输方式的古代商道。它作为一条连接内地与西藏的古代交通大动脉,历经唐、宋、元、明、清,其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不可低估。它在历史上不仅促进了“茶马古道”沿线高原城镇化的发展,为汉、藏以及其他民族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更重要的是历代中央王朝通过“茶马互市”和“茶马古道”,更加巩固了西南边疆,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在今天,“茶马古道”无论在自然资源还是文化资源上都是一条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古道,因此它的旅游品牌效应具有不可复制性,拥有巨大的国际旅游市场潜力。

关键词:茶马古道 茶马互市 藏族 历史作用 现实意义

辑要

茶马互市的发展和“茶马古道”的繁荣,促进了川藏和滇藏沿线高原城镇化的发展。如泸定、康定、德格、甘孜、巴塘、中甸、昌都等比较著名的高原城镇就是随着“茶马古道”的开通、繁荣而相继出现的。其中康定作为“茶马古道”上的交通咽喉,在唐、宋时只是一个架设帐篷的临时露天市场。“明以前这里几乎是一片荒凉的牧场,仅有元代留下的碉房和红教寺院,而明代以后随着边茶在此集散,48家锅庄先后形成并日渐繁荣起来。‘锅庄’实际上是明代以来的汉藏通商贸易的产物。”(见拙著《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随着茶马贸易,以“锅庄”形式的固定货栈纷纷兴起,于是市场勃兴,人口递增,成了康藏地区的商品重镇。在它最兴盛之时:“炉城严如国都,各方土酋纳贡之使,应差之役,与部落茶商,四时蟠凑,骡马络绎,珍宝荟萃,凡其大臣所居,即为驮商集息之所,称为锅庄,共有四十八家,最大有11家,合称八大锅庄。有瓦斯碉者,锅庄之巨擎也,碉在水会流处,建筑之丽,积蓄之富,并推炉城第一。康藏巨商成集于此,此则番夷团结之中心也……全市基础,建于商业,市民十分之八九为商贾。”(《西康图经·西域篇》),由此可见一斑。

标题:《康定锅庄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策略》

作者:夏毅榕

来源:《阿坝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4期

摘要:文章依据康定锅庄文化遗产可以作为独具一格的甘孜州旅游资源这一结论,针对性地提出了对其进行旅游开发的三大策略:重塑锅庄形象,接续地方文脉;打造品牌演出,吸引资金投入;加大旅游行政力度,整合已有资源。

关键词:康定锅庄 文化遗产 旅游开发

辑要

康定“48家锅庄”的掌故,是绵远200多年的民间文化记忆;是藏汉交融的地方文化主流;是别具一格、不可能出现同质竞争的文化旅游资源。

陈南江指出:旅游项目的主题应当尽量反映最强的文脉,选文脉尽量不要和已经成功的旅游景点代表的文脉冲突、重复。从甘孜州发展旅游业的规划及实施情况来看,政府对康定县的资源遴选定位于康定情歌,还有所谓“康巴文化”(指以格萨尔王故乡为核心,包括各种康巴歌舞艺术、民风民俗)。

上述内涵恰好缺失了最有地方历史文化特色的康定锅庄。

已有的多数相关论著中,康定锅庄同样被忽略了。只有陶勇早在2002年就提出:把“锅庄”打造成康巴民俗文化的载体,但文中并未详细论述其开发可行性及策略。

就历史文化溯源而言,《康定情歌》名满天下始于1947年民歌采风再创作后的公演,跟康定作为藏区重要商贸城市的历史关联不大,正如有识者写道:“是茶叶和商路的碰撞书写了这里的历史,而这些历史从上千年前的唐代至今依旧如从这里通过的茶马古道一样脉络清晰,有迹可寻”。

标题:《“茶马古道”旅游品牌打造的思考》

作者:王川

来源:《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2期

摘要:茶马古道,是中国历史上内地农业地区和西部边疆游牧业地区之间进行以茶、马为代表性商品的贸易而形成的商道。作者在参与了实地考察后,指出这次考察不仅在学术研究上贡献甚巨,而且对“茶马古道”沿线的川、藏、滇三省区旅游业发展亦有所推进。

关键词:茶马古道 旅游品牌 打造

辑要

目前,旅游产品的老化、单一,是中国藏区旅游业落后其他省区的重要原因。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要在旅游产品的创新、旅游商品的开发上大做文章。以茶马古道沿线各区(点)而言,旅游新产品的开发应注重以下三大特色:独特的自然景观(三江、高山峡谷、冰川、森林、温泉等),风味浓郁的民族风情(锅庄文化、茶俗文化、岭·格萨尔文化、康巴文化、纳西文化等),沉淀厚重的历史文化(如芒康盐井生产的传统方式、芒康的邦达昌故宅、四川康定及新龙的锅庄、甘孜的踢踏舞、木雅的藏戏、巴塘的弦子等)。

在注重上述三大特色的前提下,挖掘茶马古道四季旅游的潜力,不断推出茶马古道沿线各区(点)的旅游新产品,如“来古冰川二日游”“易贡国家地质公园探险游”“康定温泉疗养游”“吉荣(波罗)峡谷探险游”以及地质公园、主题公园、博物馆(如暑都卡若遗址博物馆)、节庆等,将自然生态、人文景观相结合,形成茶马古道旅游文化的优势,并促使潜在的旅游资源优势外显化。

标题:《巴蜀茶与饮茶源流》

作者:冯敏

来源:《浙江工商大学中国饮食文化研究所专题资料汇编》

会议时间:2003年12月

摘要:茶是中国的“国粹”“国饮”。巴蜀地区不仅是茶种植的发源地,也是全国茶业发展的主要区域。巴蜀茶文化是中国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诸多方面领先于全国,在我国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研究巴蜀茶与茶饮史,梳理其发展脉络,无疑对中国茶史源流有着重大意义。

关键词:巴蜀 茶史 发源地

辑要

茶马贸易还直接刺激了交通的发展和各地商品经济的进步。汉藏民族间的茶马贸易,开拓了两条藏川交通路线,形成了著名的“茶马古道”。一条是从四川现今的雅安地区出发,经泸定、康定、理塘、巴塘、昌都到达拉萨,再由拉萨到达尼泊尔、印度;另一条是以现今西双版纳为起点,向西北经大理、丽江、迪庆到西藏昌都、林芝至拉萨,再经拉萨南下分别到缅甸、尼泊尔和印度。大量茶驮在川藏道上来往,促进了茶道沿途市镇的兴起和繁荣。甘肃的拉卜楞,青海的结古,四川的松潘、康定、理塘、巴塘、甘孜,云南的德钦、雅西,西藏的昌都等市镇,都是因茶马贸易而兴起的。以康定为例,康定旧称“打箭炉”,明代,汉藏民族间的互市和贡道都在此地,这里经营茶叶等物质贸易的行栈称“锅庄”,最初只有4家,清康熙时,川边重镇西移至打箭炉,随着清政府在炉城设官治理,边茶引岸止于炉,藏汉商人易货于此,打箭炉成为商贾往来要地、南北两路边茶总汇和商品集散之地,锅庄也接待来往贡使。由于贸易和差务增加,清代锅庄从四家增至四十八家,康定也由五百多年前的荒凉村庄发展为市井辐辏、汉藏杂居的著名城镇。这里“商旅满关、茶船满河”“百货完备,商务称盛”,成为川、藏贸易中心,被誉为“小成都”。川藏古道的开辟,使其成为主要的藏汉联系的纽带,以致“驻藏大臣往返皆以四川为正驿,而互市与贡道亦皆在打箭炉。”民国以后,各地藏商来康定人数增加,据西康建省委员会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调查,时锅庄47家。

标题:《试论茶马古道的旅游开发价值》

作者:罗仕伟

来源:《重庆社会科学》,2004年1期

摘要:茶马古道是中国历史上内地农业地区和边疆游牧业地区之间进行茶马贸易所形成的古代交通路线,它作为内地汉族地区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往来的重要万式,在沟通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方面发挥了十分巨大的作用。本文试图在认识茶马古道的基础上,就茶马古道的旅游开发在历史文化、社会经济、生态环境保护和旅游形象塑造等方面的价值及其未来前景作出探讨。

关键词:西藏 茶马古道 旅游 开发价值

辑要

茶马古道独特的区位,构成了藏区特殊的经济地域单元。尽管拥有独特的高山峡谷地理景观,突出的藏民族人文经济活动特色以及显著的康巴民俗社会风情,但是该地域全方位的封闭,导致经济水平一直处于相对低下的状态。历史上伴随古道茶马贸易的兴起,不仅将内地大量的工农业产品传入藏区,丰富了藏区的物资生活,还将内地的先进技术、工艺、科技和能工巧匠输入藏区,推动了藏区农作技术、采金技术、皮革加工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带动藏区缝茶、制革等新兴产业和民族手工艺品的生产开发,促进古道沿途城镇兴起与发展,改变了藏区重农轻商的观念,形成了众多专营性的锅庄、茶号和商号等特殊经济机构,提高了藏区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如今要从根本上改变经济落后的现状,提高经济实力,增加收入水平,脱离贫困线,走上富裕路,最好的选择是打破传统观念意识的束缚,乘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机遇,借藏区垄断性的高品位旅游资源,循民族地区的优惠政策和良好自然生态环境,从茶马古道开放、开发入手,接纳外界的新思想、新观念和新事物,改变藏区因特殊的自然经济地理环境客观上形成的以农牧业为主体的主导产业经济发展结构模式,改变农牧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绝对比重的依赖性输入型经济状况,将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独特、旅游文化内涵异常丰富的茶马古道建成我国最神秘、最有发展潜力和最有开发价值的黄金旅游线,形成符合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要求并以旅游业为龙头的产业格局,形成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并体现藏区开放、开发水平和经济繁荣程度的新经济增长点。

标题:《基督教在四川藏族地区的传播》

作者:杨健吾

来源:《宗教学研究》,2004年3期

摘要:本文扼要地论述了基督教和天主教在四川藏区传播的概况,总结其传播的手段和特点主要是:广泛收集各种情报,以尽快熟悉中国社会;广设教堂,兴办学校、医院、育婴堂、救济院等慈善事业,帮助传教活动的进行;广占土地和房屋,以地租、房租进行剥削,作为教会重要的经济来源;基督教在四川藏区的传播始终是在与各民族传统文化习俗特别是藏传佛教信仰的冲突中进行的。与传教士们长期付出的艰苦努力相比较,基督教在四川藏区的传播是不成功的。此中原因发人深省。

关键词:基督教 天主教 四川藏区

辑要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由美国长老会、路德会、美以美会,加拿大福音会、长老会及英国满福音会等差会传教士组成的流动布道团体基督教环球布道会。美籍牧师吴扬道、兰德乐、卫浩德和加拿大传教士吴遵道、司崇道及英籍传教士史承恩等六人在康定建立了康定环球布道会。吴扬道、吴遵道、司崇道等三人在来中国之前,还在印度本格省专门学习过藏文。到康定后,他们主要是通过医药、救济等方式传教,活动于康定、甘孜之间。在康定,他们以内地会福音堂作礼拜之所;吴扬道还经常到康定南门各锅庄向少数民族群众宣传教义,宣扬“福音”。

标题:《康定锅庄的历史与特征》

作者:林俊华

来源:《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5期

摘要:康定锅庄集旅店、货栈、商品中介、衙门等多种功能于一书本,是康定地区特有的一种文化,曾在汉藏文化交流中产生过重大作用。康定锅庄产生于清代康熙、乾隆时,清末开始走向萧条,20世纪50年代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关键词:康定锅庄 历史 特征

辑要

二、康定锅庄的基本特征

康定锅庄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多文化综合体,要对它作一个准确而又简明的定义还比较困难。既然如此本文亦不必在此多费时间,而是尽量对康定锅庄的基本特征做出一些比较完整的描述。

1.康定锅庄似旅店而非旅店

锅庄是专为藏商提供食、宿的场所因而它具有旅店的性质或功能。但是,如果仅仅因此而将其理解为旅店则是不准确的。

从服务范围上看,旅店只向客人提供食宿服务,而锅庄不仅要提供食宿服务而且还要提供堆放货物的场所,为客人提供交易中介、翻译等多项服务。

从获利方式上看,一般旅店都是通过直接为客人提供食、宿服务而获得利润;但锅庄并不直接向客人收取食宿的报酬,而是在客商从事贸易的价款中提取“退头”(佣金)作为报酬。

从服务对象上看,旅店一般是向所有的客人开放的,入住客人也具有较大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而住在锅庄中的客人均为藏族商人且每一锅庄所住的藏商基本都比较固定。

从服务方式上看,一般旅店都会为住店客人提供完整的食、宿服务并不需要客人自备做饭和睡觉方面的生活用具。而在锅庄里,锅庄主一般只是向首次来住的藏商提供一套基本的生活用具,以后需要更新或添置的,则由藏商自己完成。

2.康定锅庄似商场而非商场

锅庄是商品交易的场所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康定锅庄就是商场。但是如果把它当作日常意义上的商场来理解也有明显之不妥。

首先,一般商场都是商家与消费者之间以货币为流通手段的交换。而发生在锅庄里的交换行为是在藏商与汉商之间进行的,且多是以货易货的“物物交换”。

其二,一般商场的经营模式是卖家直接面对买方,没有中介环节。而发生在锅庄里的交易则往往是买卖双方不见面一切由锅庄主决定,即为卖方找买家,为买方找卖家,商品价格的确定等等,锅庄主起着决定作用。

3.康定锅庄似货栈而非货栈

锅庄也是藏商堆放货物的场所,具有货栈的职能。但是,它与一般意义上的客栈是不相同的。货栈是专门堆放货物的场所并以此为获利手段。而锅庄虽然为藏商提供货物堆放的场所但它并不直接从其所提供的货物堆放和保管的服务中获得利润;并且,为客商堆放、保管货物也不是锅庄的唯一职能,它还要为客商提供食宿、喂养牲口和交易中介等服务。

4.似中介而非中介

锅庄的另一职能是为藏、汉商人提供交易中介服务。这是锅庄最为重要的职能之一,锅庄的收入的直接来源。单就这一点来说,把锅庄理解为“中介”也许更为恰当。但锅庄与现代中介机构仍是有明显区别的。其中最大的一点就在于锅庄主不仅要充当买卖双方的贸易中介人,而且还要为贸易双方当事人提供信誉担保和充当翻译,并且贸易中的价格往往也是由锅庄主决定而非货主。此外锅庄虽然是从贸易中介中获得利润(退头),但“退头”一般都是由汉商承担,藏商无论是买方还是卖方一般都不承担“退头”。

5.似衙门而非衙门

据《康定县图志》记载,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土司锡拉扎克巴被西藏驻打箭炉营官昌侧集烈杀害。后以土司之妻贡噶袭职,其子坚赞德昌自木雅移住康定,建垒官寨,置土目于此,听差侍贡,名曰锅庄。这就是说早期的锅庄是为明正土司“听差侍贡”,是明正土司政治统治中的一级办事机构。在康定地区至今还普遍流传有一种说法,康定历史上的四十八家锅庄分别为明正土司所属的四十八个土百户设立在康定的“办事处”,其职责是为明正土司听差侍贡和迎送往返于汉藏两地之间的汉藏官员。但是随着康定商业贸易的不断发展,锅庄在经济活动中的功能不断加强,而在政治上的功能却不断弱化,以至于在清末至民国时期人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其经济活动。

标题:《论藏族茶文化》

作者:央倩

来源: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硕士),2005年

辑要

伴随着商贸城镇兴起的,是藏族新兴商贾阶层的成长。具有代表意义的是打箭炉的锅庄贸易。这种原土司臣属为“听差侍贡”的办事机构,在清代完全发展为汉藏贸易的独特商贸组织,成为商旅云集的处所。锅庄既是供过往茶商和驮队食宿之地,又是贸易的中介者。雍正至乾隆年间,打箭炉由十三家锅庄发展到四十八家。众多的汉藏商人、货物都要通过锅庄来集散,生意都要通过锅庄主来撮合成交,“其俗,女子年十五以上,即雇于茶客,名曰沙鸨儿,凡茶客交易货物,俱听沙鸨翻译,较定价值,无异牙行。”汉藏贸易的发展推动了锅庄行业的发展。反过来,锅庄行业的发展又促进了汉藏贸易的兴盛。

汇集在打箭炉的商贾中,有汉商也有藏商。汉商可根据籍贯地域分为陕帮、川帮,还有为数不多的京帮和滇帮。也可根据行业种类而结成不同商帮,较大行业便有十七八帮,其中最大自然是茶帮。藏商中来自西藏的主要有三家,他们是桑都昌、察绒昌和帮达昌,其中又以帮达昌最著。他们除收买当地各类土特产品,运至打箭炉易茶和其他日杂用品,又返西藏销售外,还经营外货。“由于英帝国主义者经济侵略的深入,大批英印货品,源源流入西藏。……英货的转运地点主要在康定,交易所用的媒介物质不是货币而是边茶,货品中主要为匹头、毛料、纸烟、棉纱、颜料、西药等。”甘孜州内主要是两大集团:一是以各地土司为代表的大大小小贸易集团,著名的有德格的布楚楚,甘孜的甲本家,雅江的所仁克尊,理塘的甲多家、香根家,乡城的扎西宜马、降错尼马等;二是以各地大小寺庙为代表的贸易集团,其中著名的有长青春科尔寺、灵雀寺、大金寺、甘孜寺、东谷寺等。

锅庄贸易本身的发展,又推动了相关其他一些行业的发展。首先是缝茶(包)业。邛、雅、荣、天、芦等县的大小路茶由汉族茶商运往打箭炉后,藏商以土特产易得运回锅庄,这些茶叶为便于驮运,在旅途中又不至损坏,必须打包成驮,需要专门职业的人来完成。缝茶工人藏语称“甲朱娃”,人数多时达一百三、四十人,而做工都是以‘甲朱娃’的工头与锅庄主的关系为转移。如果运往德格、白玉、巴塘、乡城、邓科、青海、西藏等地,就缝满包,其他较近地方,则缝花包,省工省料。一年四季,各锅庄里都常有缝茶工人作业,以谋生计。其次,藏商驻锅庄,大量的货物买进卖出,需要搬运,市内运输,完全依靠人力,搬运工人大多数都是藏族妇女,身披羊皮褂,手拿一根牛皮绳或牛毛绳,操藏式背法,她们在锅庄里穿梭往来,出卖劳力,为锅庄搬运货物。此外,制革、饮食、五金等新兴产业也随之兴起发展。(www.daowen.com)

标题:《南路边茶及“川藏茶马古道”(雅安—昌都部分)茶俗文化研究》

作者:汪海鹰

来源:西南农业大学茶学(硕士),2005年

辑要

茶马古道上的许多交易市场和驮际、商旅的集散地、食宿点,在长期的商贸活动中,逐渐形成为居民辐辏的市镇,促进了藏区社会的城镇化发展。如打箭炉在元代尚为荒凉的山沟,明代开碉门、岩州茶马道后,这里逐渐成为对大渡河以西各驮户人集散之地,清行开瓦斯沟路,建泸定桥,于其地设茶关后,迅速成为“汉番辐辏,商贾云集”的商业城市。西藏和关外各地的驮队络绎不绝地来往于此,全国各地的商人在这里齐集。形成了专业经营茶叶的茶叶帮;专营黄金、麝香的金香帮;专营布匹、哈达的邛布帮;专营药材的山药帮;专营绸缎、皮张的府货帮;专营菜食的干菜帮;以及专营鸦片、杂货的云南帮等。出现了48家锅庄,32家茶号以及数十家经营不同商品的商号。兴起了缝茶、制革、饮食、五金等新兴产业。民居、店铺、医院、学校、官署、街道纷纷建立,成为一座闻名中外的繁荣热闹的“溜溜的城”。又如昌都由于是川藏、滇藏、青藏三条茶马古道的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亦随着茶马贸易的发展而成为康区重镇和汉藏贸易的又一中心。

标题:《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背夫、锅庄及寺庙茶文化》

作者:齐桂年

来源:《中国茶叶学会会议论文集》,2006年

会议名称:第四届海峡两岸茶业学术研讨会

会议地点:中国四川蒲江

会议时间:2006年9月

摘要:川藏茶马古道是我国古代巴蜀地区茶叶藏销的主要运输线之一,体现了汉藏人民相互交往、友好往来和团结合作。古道上的背夫、锅庄及寺庙茶文化就是这一历史见证。

关键词:川藏茶马古道 背夫 锅庄 寺庙茶文化

辑要

锅庄一是指藏舞中的名字——锅庄舞;二是指生活中的锅庄,即“三石一锅”;三是指川藏茶马古道上茶马互市的产物,以经营茶叶为主,如康定的锅庄。康定锅庄的演变:明代明正土司将其衙门迁至打箭炉,手下有很多千户、百户都要到打箭炉来听差,长期下来就建房于此。空下来的房子借租给熟人,逐渐演变成为客栈。后来形成较稳定的客源,客有牛马,后又增加了马店的功能。行商的客人货物可帮忙介绍,又增加中介的功能,商人货物不会一次卖光,又增加货栈功能,后又增加市场功能、代理功能。锅庄以“抽头”来维持自身经营。锅庄主人大多为头人,且多为女人,男人出外行商。藏族住锅庄,第一次在哪家,几辈人都在哪家。锅庄为藏商无偿提供骡马和饮食。康定的锅庄最多时达到48家,解放初只剩下24家。

包家锅庄。女主人包碧君,82岁,宁玛派信徒,是锅庄主。明朝以前就有包家锅庄的经营,明洪武年间,康定明正土司时期,包、木、邱家锅庄最大。包家臣替明正土司受死,皇帝赐檀木金头,并御赐包姓,赐玉白菜等。包碧君家为下瓦斯碉,上瓦斯碉为其姐开。主要帮藏商转活,抽取4%的佣金,不用上税(交易双方上税)。藏商自带粮食,锅庄免费提供住、水、柴,帮找缝茶工,又称“加珠娃”。藏商主要是甘孜东部和德格一部分,热天生意极好。锅庄全是两层的小瓦房(康定锅庄都为汉式结构,没有藏式结构),主人住正房。茶商主要以雅安余“孚和”为主。

邱家锅庄。芒康邦达昌有九个子女,二孙子在不丹,是活佛,博物馆馆长。大瓦斯家大儿子为金刚寺的活佛。

木家锅庄。锅庄主木秋云,藏名秋雍卓玛,曾入私塾学习汉、藏语言;父:余默侯,留日,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余“孚和”家老五,余“孚和”商标为弥勒佛。和姜家祖上有姻亲。(与明正土司有关的家族有木、姜、瓦斯、明正四家)旧址在格萨尔酒店附近,有1万多平方。自家住正房,藏商住客房和小房,有四、五十间。藏客商主要是甘孜大金寺、白露的寺庙。藏货主要有虫草、麝香、贝母、盐巴、牛羊皮等。汉藏两家都极信任锅庄主,锅庄主要随时掌握行情,得4%退头(佣金),由汉商付钱。锅庄带动搬运业、缝茶业、皮纺业、运输业。寺庙商队有承包的意味,若利润高于寺庙给的底限,可归自己,可捐寺庙;若低于,就要用自家财产抵押。

由于锅庄业的兴起、存在,带动了皮纺业、缝茶业的发展。四川雅安茶叶进入康定后,改用牛马驮,要用牛皮裹茶叶,再缝合,茶包条改块。茶包条改块后,用皮(生皮、在温泉中浸泡制皮)包茶,整张牛皮包装的叫满包,牛皮割成条后再包装的叫“花包”。当时汉源李家在康定的皮纺业较好。

标题:《漫话茶文化在青藏高原的传播与发展(三)》

作者:吴健礼

来源:《西藏日报(汉)》,2007年3月28日2版

辑要

清代以后,在川、青、甘、滇藏区,形成了几个传统的边茶运销市场和几条运销线路。如边茶经西宁市场销往青海藏区;经拉卜楞、卓尼市场销往甘南藏区;经理县和松潘市场销往川西北藏区;经康定市场销往甘孜、昌都、玉树;经中甸市场销往滇西北藏区。销往西藏的边茶,都要经过昌都、玉树和黑河中转。有的大茶商在康定购茶,用自己的骡帮直运拉萨。销往西藏各地的边茶,一般都从拉萨边茶市场转运各地。边茶还一度经帕里和噶尔、聂拉木等地销往不丹、拉达克和尼泊尔。

随着边茶贸易的扩大,在藏区市场上还出现一种由藏族经营的兼有货栈、旅店和经纪人作用的行业,如康定的“锅庄”、中甸的“房东”等。“锅庄”和“房东”免费为远道的藏族商人和农牧民提供货栈、住宿、介绍行情和买卖;在与内地商人交易时,居中翻译,促成交易,收取内地商人一定的“退头”(服务费);藏商购买的茶叶,也在“锅庄”里进行牛皮包装,以便长途驮运;茶叶出关时,“锅庄”帮助缴纳税款,向藏商提供了一条龙的服务。历史上对促进汉藏贸易起了积极作用。

标题:《民国时期康区的族群、社会与文化——以〈西康图经〉为视角》

作者:邹立波

来源:《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6期

摘要:任乃强先生撰著的《西康图经》为研究民国时期西康诸种情形的重要资料,其内容精详,体例完备,对清末至民国时期西康之疆域变迁、境内族群状况、地形地貌等论述颇为翔究,堪称民国时期西康“百科全书”。本文拟以该书为切入点,从民国时期学者研究西康之视角着眼,以札记形式对该时期康区族群及其分布、社会组织和康区文化特点作一简要论述。

关键词:《西康图经》族群 社会组织 文化

辑要

至于民国时期康区的民间社会组织,诸族群间有所不同。番族之社会组织应即以寺院为其社会生活之中心,然亦存在其他组织,譬如康定之四十八家锅庄等经济组织。晚近徙入汉人的社会组织多系由汉地照搬而来,集中在汉人相对较为集中的聚居区,如城镇、矿区等。此类社会组织繁多,其兴衰往往与汉人势力在该地区的消长相维系,会馆便是其中之一。丹巴绒坝岔矿区曾居住汉民五六十户,建有川主会馆和戏台,矿业衰败后,随即湮没无闻。又如哥老袍哥组织,随汉人传入康区,任氏举汉人丁蛮王事迹,称“草地汉商重哥老,丁(丁蛮王)以名袍,宿重于汉商”。不过,无论是会馆,抑或袍哥组织,均只在汉人间流行。实际上,诸族群所特有之社会组织大多限于本族群内,族群间虽有不同程度上的文化渗透,在社会组织上却保持原有的形式,这一特点除明显反映在宗教组织上,如回族之清真寺外,其他类型的社会组织亦大多如此,即便是作为藏汉贸易中介结构的康定锅庄,经营者也均是藏商。只是在政治组织方面推行汉地流官制于康区而已。

标题:《康巴文化综述》

作者:杨嘉铭

来源:《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4期

摘要:康巴文化是我国藏族文化中的一个分支系,具有较为鲜明的地域特色。它既是一个历史话题,又是一个时代命题。文章从“康”和康区的由来和发展作为引子,从康巴文化的基本定位、康巴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自然因素与人文背景、康巴文化的基本特点等方面对康巴文化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归纳和深入浅出的发凡。

关键词:康巴文化 缘起 文化特质

辑要

康巴地区无论在部落社会还是封建领主制社会时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都是康巴地区经济文化的主流。人们的物质生产与交换方式,都是在这种经济形态格局下运行。但自宋代以来,随着川藏、滇藏“茶马互市”的逐渐兴盛,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自然经济的格局。川藏、滇藏茶马古道文化,一方面刺激了康巴地区的经济发展,促进了汉藏、藏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经济交往,同时代之而起的还有文化的交流。更重要的是,随着汉藏之间、藏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以茶叶为中心的经济贸易的不断纵深发展,还加快了康巴地区城镇聚落、集市贸易口岸的发展,诸如云南迪庆州的香格里拉县(原中旬县),西藏昌都地区的昌都县,四川甘孜州的康定县、甘孜县、理塘县、德格县,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的玉树县等,在清代均成为康巴地区的经济、文化重镇。川藏、滇藏大道的形成,使其成为西藏与内地交通的生命线,对维护国家的统一,确保中央对西藏的管理,加强汉藏等民族的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产生了至为重要的作用。

标题:《川藏茶马古道》

作者:陈书谦

来源:《中华合作时报》,2008年3月25日C03版

辑要

川藏茶马古道的源头是以四川蒙顶山(又名蒙山)为代表的四川盆地西缘过渡地带。古代蒙山范围较宽,跨雅州、邛州、名山、芦山等州县,以“蔡蒙旅平”“西蒙山”“天下大蒙山”传世。蒙山是我国乃至世界人工植茶最早的地方,由于雨多、雾厚、日照短,茶叶品质优良,制茶工艺也独步天下。《元和郡县志》载:“蒙山在严道县南十里,今每岁贡茶马,为蜀之最。”茶马互市兴于唐、盛于宋,“互市”的茶叶称“边茶”,又称“刀子茶”“藏茶”。成都以南雅安、邛崃等地所产称“南路边茶”,成都以西灌县、崇州等地所产称“西路边茶”。“南路边茶”主要通道从名山(蒙顶山)、雅州(雅安)、严道(荥经),翻大相岭,至旎牛县(黎州、今汉源),到泸定、打箭炉(今康定),再往理塘、昌都、拉萨,以至西亚各国。南路茶道以背夫、康定锅庄和关外马帮闻名于世。《康定导游》载:“凡汉人,子女皆习背负。农闲为生,其用极简,一个背架(夹),一个背垫,一根‘丁’字拐,一双脚码子足矣。丁字拐端镶有铁锥,既可作杖,又可撑背夹换气歇息。”

标题:《藏羌锅庄概念探析》

作者:刘伟 秀花 吴天德

来源:《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04期

摘要:采用文献资料研究、逻辑推理方法,对锅庄、藏族锅庄、羌族锅庄、藏羌锅庄相关概念进行阐述和分析,认为藏羌锅庄是一种流行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境内的、一种参与性很强的大众化集体性民间民族体育舞蹈,它横跨体育、艺术和教育三大领域,融体育、舞蹈、音乐于一体,是一种民族特点浓厚、乡土气息浓郁的藏羌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形式。

关键词:锅庄 藏族锅庄 羌族锅庄 藏羌锅庄 概念

辑要

《藏族大辞典》和《藏族传统文化辞典》认为“锅庄”是商人住宿、集货的店铺。其称谓主要流行于四川省甘孜州打箭炉(现康定)地区。在四川甘孜一带行商的人,各自都要在经常做生意的城镇找一个固定的落脚点,即锅庄。锅庄庄主与商人的关系相当于朋友。庄主为商人提供食宿、翻译、存货、送货、找货、取货款等方便。商人则向庄主支付食宿和一定比例的中介费。

林俊华先生解释“锅庄”是清代在康定地区出现的一种集客栈、货栈、中介等诸多功能于一体的特殊企业。曾文琼、杨嘉铭在《打箭炉锅庄考略》中认为:明末清初,打箭炉市取代宋、元、明三朝所设碉门、岩州市后,自宋代以来的“茶马互市”,被以边茶为中心的汉藏贸易所代替。打箭炉“锅庄贸易”就是在这个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直至民国时期逐渐衰落。

打箭炉锅庄名称的来源分为藏汉两类名称,其中藏语称呼锅庄有四种:阿佳卡巴、谷昌、谷章和果撒。称锅庄主为阿佳,称锅庄为阿佳卡巴(藏语);谷昌(藏语)是“代表”“使者”之意;谷章(藏语)是“贵族”“贵人”之意;果撒(藏语)意为“院坝”。汉语称呼锅庄有三:一是来自“锅桩”一词。在藏族人民的生活当中,常以一口锅放在用三个石头支起的灶上熬茶煮食,故有以一个三锅桩即为一户人家之说;二是指侍贡(使者)居驻的地方;三是“谷章”或是“谷昌”的汉译音。

标题:《四川康定旅游发展现状及其对策研究》

作者:陈兴 朱创业 李晓琴

来源:《国土资源科技管理》,2011年3期

摘要:因《康定情歌》而闻名于世的四川省甘孜州首府康定,不仅是川藏旅游黄金线的重要节点,也是川西环贡嘎和香格里拉旅游圈的重要集散地,同时拥有众多独特的高品位旅游资源,发展旅游业优势十分明显。然而其近年来的旅游业发展状况却与其自身的区位优势和资源等级不相匹配,其旅游市场现状与同质化地区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运用SWOT分析法,通过实地调研,并结合数据统计,对康定旅游业发展的现状做了全面的分析和总结,明确指出制约康定旅游发展瓶颈的同时,深入探讨了旅游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提出了康定旅游发展的定位和战略对策。

关键词:旅游市场 SWOT分析 发展对策 康定县

辑要

康定旅游资源类型齐全,且资源品味较高,自然生态资源方面以雪山、草原、森林、湖泊、温泉为特色,地域文化方面以情歌文化、木雅文化、锅庄文化、宗教文化等为代表,都具有较高的旅游开发价值。尤其贡嘎西坡,是贡嘎山景观最集中的区域,也是环贡嘎区域观贡嘎山的最佳地点。

标题:《藏茶史话——藏汉贸易的纽带》

作者:吴国治 吴扬

来源:《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2年5期

摘要:随着现代流通体系的建立,边茶(藏茶)在藏汉贸易中的地位日趋淡化,边茶在中国历史上的功绩逐渐淡忘,边茶“縻边、定乱、固国防而繁邦本”的功能似乎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然而,笔者认为,边茶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它的价值绝不仅仅等同于它的使用价值,除了它的经济意义,人们更应注重它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和政治意义。本文以史为镜,以康藏边茶贸易历史为例,概括性的介绍了边茶的功能、市场形式、产销情况、服务模式以及茶政管理基本情况,以此论证边茶的历史功绩,并试图论证,边茶在现代藏汉贸易中的纽带作用同样不可或缺。

关键词:边茶 茶马互市 茶政 锅庄

辑要

茶马政策废除后,边茶的易货范围不受限制,藏区的羊毛、皮张、虫草、贝母、鹿茸、麝香、药材等土特畜产品糜集康定易茶,边茶的凝聚力,孕育康定成为藏汉贸易的集散市场。

藏汉贸易的枢纽功能,为康定产生了一种媒介藏汉贸易,具有中介性质,专为藏商服务的独特行业——锅庄。其经营方式颇为奇特,入住的藏商的食宿乃至牲畜的饲料等全部服务一律免费,遵照藏族习俗的起居设施,货物仓储、驮帮圈栏,尤其是藏区以寺庙商为主体,锅庄内经堂、宗教活动设施等一应俱全。藏商无须熟悉行规、行情,买卖均由锅庄代理,成交后按交易额向买方收取4%的中介费。

据档案资料记述:康定独有的锅庄业建于元朝,己有六百多年历史,各路藏商来康定易茶,在其常住地点搭帐篷,竖锅庄(即在露天以三块石头支锅烧茶)。以后交易渐盛,即在帐篷处建成房屋,故仍沿用锅庄名。各锅庄所住客商,多为当年建锅庄时所住客商的后裔,形成一种潜规则,在锅庄主需款时,可作当押,转住别的锅庄,但在当押期满后,仍需返回原锅庄。

康定锅庄极盛时曾达48家,成交的年贸易额达四百多万银元,其中创建最早、规模最大的包家锅庄(又称瓦斯碉)拥有宽敞的房舍八十多间,贸易额曾达八十万银元。由于锅庄业历史悠久,锅庄主都是有名望、有实力的藏族,深知汉族商号的实力、信誉、行情、信息而深受藏商信赖,经营上可少担风险,免受欺诈。解放初期,民族贸易公司与寺庙商、各路藏商的批量交易,仍通过锅庄进行。

锅庄业对吸引藏区产品内流,抵制英、印经济入侵,曾起过积极的作用。

标题:《茶马古道与“牵牛花”网络——茶叶与滇藏川的文脉化研究》

作者:凌文锋

来源:云南大学民族学(硕士),2012

辑要

作为建立在茶叶贸易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城镇,打箭炉在人员结构和产业结构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人员结构方面,虽然打箭炉也是一个商人、僧侣、官员、农牧民等人员的辐辏之地,但更多的还是商人。喇嘛、土司、陕商、川商都在打箭炉设立了商号,其中又以陕商最为活跃。在历史上的行政区域划分的基础上,陕商凭借着自己的吃苦耐劳,发扬着远道经营的特点,在打箭炉经营着多种商品的贸易往来,最终占据了打箭炉将近一半的商业资本,“资本之雄厚,规模之阔大,态度之佳良,目光之锐敏,在康地商人中皆为首屈。”。商人和商贸往来的活跃,使得打箭炉的“全市基础,建于商业,市民十分之八九为商贾。南北东三关,设有税关,年征税款约三十万元。东关收入最旺,由藏输川者,药材为大宗,皮毛次之。由川输藏者,茶为大宗,布帛次之。骡马驮包,出入三关者,日恒数十百头。街市之间,粪秽狼藉”。正是因为商人的活跃,打箭炉迅速成长为康定草原上的一个颇具规模的城镇,至清末已有两万多人口,在折多水南形成了蜂窝街、大炮街、马市街,北岸有营盘街、诸葛街、老陕街,通过四道木桥连接南北街巷。

产业结构方面,与茶叶贸易紧密相关的锅庄业、缝茶业、皮房业也成为了打箭炉的支柱产业。锅庄是一种因贸易而兴起、为贸易服务的综合性行业,兼有土司头人、经纪人、旅店、借贷、贮存等功能。最初的藏族商人多自带帐篷,在便于生活和防卫的山脚或水旁居住,购买茶包后就返回藏区。后来随着锅庄的形成和发展,尤其是木雅十八家锅庄迁到打箭炉之后,锅庄迅速成为了汉藏商人间交易的中介人,不仅接送汉藏官员,而且接待商人,满足他们对食宿和牲畜存放、饲养的需要,为他们提供一切尽可能的方便。更重要的是,锅庄还要保障双方货物不受损失,负责代购茶包。如此一来,锅庄就迅速成为了打箭炉非常兴盛的产业,“昔明正土司盛时,炉城俨如国郡。各方土酋纳贡之使、应差之役,与部落茶商,四时辐辏,骡马络绎,珍瑰荟萃。凡其大臣所居,即为骡马商巢息之所,称为锅庄,共有四十八家,最大者八家,称为八大锅庄。”

标题:《藏彝走廊“锅庄贸易”的机制和启示》

作者:邓平

来源:《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专题资料汇编》,2013

会议时间:2013年3月

辑要

锅庄这种生活世界背景作为状况规定,不会因为交往中的某个行动个体随意改变,而是由交往活动参与者共同协商才能改变。所以这种锅庄独有“商誉”是在一个漫长的交往、互动过程中,由锅庄主人、汉商、藏商、宗教人士、土司、劳工等等多方力量参与并共同“创造”而成,是“后天”的信用、口碑的累计,及原有基础的巩固与扩大。这些都是锅庄稳定持续发展的关键。锅庄的这“商誉”加上之前锅庄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宗教组织等等的综合关系,一同赋予了锅庄存在的权威性,使其有别于客栈、货栈、中介、商会等其他的不同的社会组织。同时在这些大框架下,拥有合理的特殊功能,并逐渐形成特殊的锅庄文化。

锅庄是汉藏两地贸易的起点和桥梁。围绕“互通有无”原则建立起来的边茶贸易,从最一开始就是以一种趋于平等的方式展开,在这个地理的缓冲带、中间圈——藏彝走廊,在这种文化的交汇所、中间人——锅庄的参与中,各个文化下的个体得到了极大的平等、尊重与保护。虽然中间人的这种机制,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交易的经济成本,然而他们掌握着各方文化下的语言、信仰、风俗以及习惯法,由此而减少的交流成本,是不可以用金钱的数字来衡量的。可以说,锅庄作为中间人,它存在的意义不仅是通过商品的流动与交换,是各方获得利益的共赢,还实现了在贸易中的不同人群的互动。锅庄里不断衍生出的如同背脚、缝茶工、皮匠等等产业,又实现了社会的再生产。围绕锅庄而建立起来的一整套社会与文化体系,还提供了他们沟通感情、交流文化以及互利共生的场所。

标题:《论茶马古道的历史意义与民族精神》

作者:刘玲娣

来源:《保定学院学报》,2014年1期

摘要:自遥远的汉、唐始,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国滇、川、藏之间,有一条震烁古今的茶马古道。它从中国云南和四川的茶叶产地出发,以人背马驮的最原始运载方式,翻山越川,最后通向喜马拉雅山南部的南亚、东南亚、西亚,甚至与欧洲、非洲的古代文明通道相连接。汉藏同胞在茶马互易的同时,也融进了深厚的兄弟情谊,更把汉藏儿女坚毅执着、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深深地镌刻于这条古道上。

关键词:茶马古道 汉藏情谊 民族团结 民族精神 民族文化

辑要

“茶马古道”的形成,也促进了川藏和滇藏沿线高原城镇化的发展。如今天风景秀丽,被人们称为原生态遗存的泸定、康定、德格、甘孜、巴塘、香格里拉(中甸)以及被誉为“藏东明珠”的昌都等高原城镇,就是随着“茶马古道”的开通、繁荣而相继出现的。随着“锅庄”形式的固定货栈的纷纷兴起,这些城镇成为康藏地区的商品重镇。最兴盛时,“炉城俨如国都,各方土酋纳贡之使,应差之役,与部落茶商,四时辐辏,骡马络绎,珍瑰荟萃,凡其大臣所居,即为骡商集息之所,称为锅庄(类内地的货栈),共有四十八家,最大者八家,称为八大锅庄……”“由川输藏者,茶为大宗,布帛次之。骡马驮包,出入三关者,日恒数十百头。街市之间,粪秽狼籍。……其地海拔二千五百四十米,而高寒如在三千米以上。”这种经济繁荣的背后,是吸引汉族居民不断定居康藏,他们所带来的先进生产技术又进一步促进康藏经济、农牧的发展。所以,“茶马古道”也是促进民族团结与进步之道。

标题:《浅析贺觉非之〈西康纪事诗本事注〉》

作者:杨艺

来源:《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3年3期

摘要:贺觉非所撰《西康纪事诗本事注》,秉承清代绝句组诗加本事注以纪事的方式写史记事,多角度、多层面地描绘了清末民国初期西康藏区政治、历史文化、社会生活、民风民俗等诸多方面的现实情况,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本文拟就此书内容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对其题材内容和价值意义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

关键词:贺觉非 西康纪事诗本事注 题材 价值

辑要

藏族用马换取茶叶的交易在古代叫做“茶马互市”,历经一千多年,到了明朝,随着茶马交易的发达,“茶马互市”的市场从雅安、碉门(今天全)、芦山西移“打箭炉”(康定)。康熙三十五年(1696 年),康熙准“行打箭炉市,蕃人市茶贸易”。一纸王命使康定成了著名“茶马古道”上的西陲重镇。不包括其他物资,仅茶叶一项在康熙年间每年交易量就达八十余万包。因为经贸需要,茶马古道川藏线上独有的集货栈、旅店、饭馆、翻译等多功能为一体的中介机构——康定锅庄应运而生。

“炉城四十八锅庄,故事而今半渺茫。门内标杆非旧主,木家有女字秋娘。”

诗中就真实地记载了康定(别称炉城)在经贸盛世时期,锅庄林立的盛况以及康定锅庄多女儿当家的特殊现象。

标题:《康巴锅庄文化概述》

作者:林俊华

来源:《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4年3期

辑要

在康区,锅庄是一个多义词。

词义一,锅庄指的是三个石头支撑而成的“灶”,有的地方称之为“三锅桩”,有的地方称之为火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是藏族人家生火做饭、取暖的必须生活用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然部分人家改用汉式“炉灶”做饭,但在偏远地区,特别是牧区,锅庄依然普遍存在,即使部分城镇及附近已改用汉式“炉灶”的人家,一般都还保留有一锅庄。

词义二,锅庄是康定地区所特有的一个行业。清代,由于茶马贸易市场西移至康定,在康定逐渐兴起了一种特殊的行业。这个行业中的每个个体都“似旅店而非旅店”“似商场而非商场”“似货栈非而非货栈”“似中介而非中介”“似衙门而非衙门”,而是一种集客栈、货栈、中介等诸多功能于一体的特殊的企业,人们将这种企业称之为“锅庄”。有人认为此“锅庄’,是从三个石头支撑的烧火做饭的“锅庄”演变而来:即早期商人至康定贸易,由于旅店业尚不发达,许多商人就自在搭帐篷睡觉,支锅庄做饭,后来便出现了专门向商人提供食宿的旅店,因而,人们将其称之为锅庄。

词义三,九龙等地把男子入赘称为“坐锅庄”。

词义四,康定县金汤拉脚沟一带,将有地有房的人家称为“锅庄”。

词义五,藏族民间歌舞艺术中的一种,藏语称之为“卓”,意为圆圈舞。

标题:《模糊的锅庄》

作者:意娜

来源:《境界》,2014年7月21日D04版

辑要

在清代,管理康定的是嘉绒十八土司之一的明正土司。到了雍正时期,因为康定变得越来越重要,他移驻到这里,为了方便他的下属头人前来觐见和听差侍贡,开始修建一种给他下属的锅庄管家办公和居住的建筑物,因为是给锅庄用,于是也被叫做锅庄。

有了官方背景,锅庄变成一种身份极为复杂的名词。一个锅庄是一个家族的居所,它又是对外经营的客栈,但又有仓库和商店,成为茶马古道交易的货栈。不仅如此,它作为内地和藏区的门户,成为大宗商品的转运站和集散地。在此基础之上,生意有疲俏,行市有涨跌,自然就产生了金融功能,批发茶包可以赊账,可以借债,在相互信任之余,锅庄开始在商人资金周转不灵时向他们放贷,从中定期收取利息获利。逐渐地,锅庄开始了类似银号、钱庄的业务,它的业务对象不仅有各地商人,还有底层的民众。在现代银行进入康定之前,锅庄又有了“钱庄”和“银行”的功能。

标题:《略述丽江古城及茶马古道上的“房东伙伴”贸易》

作者:杨福泉

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5年12期

摘要:在“茶马古道”上长期的纳西族、藏族贸易中,滇西北藏区和纳西族地区产生了一种别具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房东伙伴贸易”,它是在滇藏贸易历史上出现的一种特殊的经商形式,特别流行于纳西族和藏族之间的贸易中,历史上,它随着纳西族和藏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增多而得到长足的发展。从一些历史记载中可看出,在明代木氏土司统治迪庆时期,纳西族与藏商的贸易交往十分频繁,也可以看出当时就已有了“房东伙伴”的商业贸易习俗。这一贸易习俗到清代以后在丽江纳西族地区得到更大的发展。从西北和西南的其他例子也可看出,这种最初基于经济互助、贸易往来的“伙伴家庭”关系,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存在于商贸和生产上交往较多的相邻民族。这种各民族特定的基于家庭的伙伴关系,是促进和睦和谐、相帮互扶的民族关系的重要动力。

关键词:“茶马古道” 丽江古城 “房东伙伴” 民族贸易 民族关系

辑要

流行于康巴藏区的“锅庄”习俗也与“房东伙伴”贸易有一定的关系,“锅庄”一是指藏舞中的名字——锅庄舞;二是指生活中的锅庄,即“三石一锅”;三是指川藏茶马古道上茶马互市的产物,以经营茶叶为主,如康定的锅庄。明代明正土司将其衙门迁至打箭炉,手下有很多千户、百户都要到打箭炉来听差,长期下来就建房于此。空下来的房子借租给熟人,逐渐演变成为客栈。后来形成较稳定的客源,客有牛马,后又增加了马店的功能。行商的客人货物可帮忙介绍,又增加中介的功能、商人货物不会一次卖光,又增加货栈功能,后又增加市场功能,代理功能。锅庄以“抽头”来维持自身经营。锅庄主人大多为头人,且多为女人,男人出外行商。藏族住锅庄,第一次在哪家,几辈人都在哪家。锅庄为藏商无偿提供骡马和饮食。康定的锅庄最多时达到48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只剩下24家。

标题:《川藏茶马古道沿线聚落与藏族住宅研究(四川藏区)》

作者:李翔宇

来源:重庆大学建筑学(硕士),2015

辑要

康定老城镇位于带状河谷地形上,那里跑马山、郭达山与子耳坡三山相交,谷底尽是山岩峭壁,折多河横跨而过。康定以特殊的地形地貌和自然河道为基础发展起来,形成“一河两街”的双轴线街巷形态结构。康定老城主要道路沿折多河两侧纵向发展,形成东大街和西大街,各长约2里,为两条相对独立的交通线路,都具有对外交通连接功能,道路等级相对均等,对城镇的发展都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城镇发展同时沿着两条道路独立发展,形成城镇的两条延伸轴线。河西区为行政中心区,河东为商贸集中区,是锅庄、商民聚居处,通过四座木桥连接两区。在河道东西平整地带范围内采用纵向街巷道路连接,据《康定县城乡建设分志》分析,至民国年间,已有上河巷、民族巷、民权巷、民生巷、自治巷、自强巷、童家巷共七条巷子东西横向将纵向道路划分、联系起来,共同形成了康定炉城镇次街巷的血脉。由于高差及河流的曲折,格网都不是均等的。由南街出东关至雅州、出南关达巴塘,北街出北关至甘孜,旧时在北关城门和城楼外堆放茶包,藏族人在此以马换茶。在聚落逐渐发展成城市的过程中,不断地向东西两个方向扩展,现在东西向已发展至极限。

标题:《康定锅庄文化遗产价值新阐释》

作者:夏毅榕

来源:《民族学刊》,2017年1期

摘要:文章基于实地调研和口述史整理,结合已经梳理的旧籍,将锅庄视为文化遗产范畴内联系古代与当代的枢纽;综合运用城市史、文化人类学、地方学和经济人类学理论,多维度阐释康定城市史的重要文化符号——锅庄的文化面貌,从而得出康定锅庄文化遗产的新价值。

关键词:康定锅庄 文化遗产 新价值

辑要

当政府和学界从观念上意识到锅庄才是康定数百年文脉的延续时,才能发现这样的文脉只此一家,别无分号,从中至少可以发掘以下诸方面的旅游资源价值:

1.康定锅庄其经营者多为女性(藏语称阿佳卡巴),与往来的汉藏满回客商之间,留下了许多可以挖掘整理的民族民俗风情故事,与平遥古城的晋商钱庄文化同质同属,但又增加了多民族(藏、回、满、汉)文化和女性主义的基因,从而渲染出独一无二的锅庄商贸文化。这为康定开发文化游憩项目,打造有影响力的山水实景或室内情景剧已经描摩了极好的蓝本。锅庄主题大型演艺剧的创作源异常丰厚,例如:康熙之子果亲王与土司之女留下后裔,将“果”拆分成土司家汉姓“甲”和锅庄主汉姓“木”的传说,正是木家锅庄的由来。

2.昌盛上百年的康定锅庄,作为物质空间存在时,本身便是多功能的综合体,其中作为客栈、商铺和娱乐场所的三项基本功能,可媲美当下的万达广场。作为历史文化名词存在的康定锅庄,比起情歌招牌,可操作性更强;更易打造成甘孜州发展新时代的独有品牌。

康定县城老街上近年开张的有家店面叫“噶西巴锅庄”,其实就是一个宾馆,老板强调并非是某锅庄旧址,只是希望用这个历史名词招徕对藏文化略知一二的游客。

既然个体经营主都有借势的想法,政府和有实力的企业就更不可能忽视挖掘康定锅庄的文化品牌效应了。

3.与康定锅庄相关的诸多民风民俗民居文化,尤其是锅庄文化的两大特点:诚信守义、藏汉相依,均可提炼到新康定市的主题乐园和街区中,丰富游客的文化体验。目前,康定新城区已经有街头群雕,再现锅庄交易场景,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拍照留念。

锅庄遗址虽然不复存在,但抢救、整理口述史和宣讲的工作仍在继续。2013年,州图书馆就在积极邀请研究锅庄文化的学者,举办公益讲座,向公众普及濒危的城市文化遗产知识。这为按历史记忆重构复原典型锅庄四合院,建立锅庄博物院,提供了开发的又一种可行性。以锅庄博物院为基础,若建设到位,不仅可以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更能形成一个文化新景区,效法恭王府博物院范式,取得经济和社会双效益。

从旅游开发战略来看,政府开始将单个锅庄文化资源项目列入旅游规划,并初步建成瓦斯碉锅庄主题酒店项目,证明了锅庄文化作为旅游资源开发的可行性。

标题:《茶马古道25年研究文献回顾与评述》

作者:龙肖毅

来源:《大理大学学报》,2017年11期

摘要:茶马古道自1992年首次被命名并出现研究文献至今已25年,其研究先后经历了起步期、发展期与繁荣期三个阶段。当前茶马古道的研究热点集中于旅游、地理、历史、建筑科学与工程、宗教、民族关系、经济文化等视角,研究成果由最初的缓慢与艰涩,到现在的蓬勃兴旺并极大地推助着实践的发展,然而却一直缺少对茶马古道理论的总体提升与系统化研究,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方法和理论体系。

关键词:茶马古道 25年研究文献 评述

辑要

如果从马帮旅行的基本要素来看,食、住、行是少不了的,然而当前对“行”与“行者”的研究成果大于“食”与“住”的研究成果,尤其对马店、客栈、驿站等住宿系统的研究成果着墨很少,有少量的是从“锅庄”或“房东伙伴”贸易关系来讲到藏客的住宿,另一些仅仅只是从建筑、历史学的角度描述性地分析马店遗存建筑,缺少从服务于古道上的马帮、旅行者的马店客栈等停宿系统的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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