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完的“佳话”边茶杂记》，龚伯勋著，为“甘孜州政协文史丛书”之一；《甘孜州文史》总第27辑，2003年巴蜀书社出版。本文选自原书《木家有女字秋娘》一章。

“锅庄”一词是汉语，藏语则有“古草”“古曹”“姑萨”“独吉”等多种叫法。将其译成汉语，“古草”即“代表”，“古曹”为“贵族”，说不完的“佳”话“姑萨”是“院坝”，“独吉”指铺石板的“大院坝”。“古草”“古曹”“姑萨”三词，语音与“锅庄”相近，于是就这样喊了下来，此说不无一点道理。就这几种藏语叫法推测，这“锅庄”原本是指明正土司下属土百户的“代表”（古草）或“贵族”（古曹）驻打箭炉“听差伺贡”的办事机构。随着茶马贸易的兴盛，便成了各路“充本”（为寺庙或土司做生意的“商官”）的最佳栈扎之所。

贺先生在《本事注》^[38]中说：“藏语呼作‘独吉’者凡十三家，计户以锅，每一‘独吉’有大锅一口，锅作桶形，取暖煮茶用也。”照先生的描述，打箭炉的“锅庄”，其实就是在茶市上以桶形大锅取暖熬茶为标志的庄户。以锅计户，一口大锅就算一户。先生所说的十三家称作“独吉”的“锅庄”，便是大院坝里用石板铺地、历史最久、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可称“古曹”的贵族庄户。接着他又说：“其后贸易日繁，于是锅庄日增，此四十八家之由来也。”在炉城，不管是早期的十三家老锅庄，还是“西炉之役”后出现的那些锅庄，其建筑规模，都远非一般住户可比。想当年，四十八家“姑萨”、四十八口大桶锅同时生火熬茶，昼夜炉火熊熊，炊烟不断，茶香四溢，打箭炉的茶市是何其壮观，何等兴旺！(www.daowen.com)

“门内标杆非旧主。”锅庄院内，都照例立有木旌杆，这杆作何用，贺先生没有细说，想必是用来挂经幡（麻里旗）的，因锅庄主人和驻庄的“充本”（藏商）都信奉喇嘛教。到先生进炉时，“锅庄”的性质已多有改变，已“由招待所而变为行栈”，且多已衰败。当时只剩下三十多所，有十所还是民国以来的“自建新庄”，真乃今非昔比。“至于锅庄主人，恐已非原来血统。”以往，“某地某商住某锅庄，累世不移，故每一锅庄均有其固定顾客”，那些“累世不移”的顾客，最早也是由明正土司根据其主人的地位和与自己关系的亲疏而圈定的。如今已不完全如此了。鉴此，先生不禁发出“标杆易主”的感慨。

打箭炉的锅庄何以走向衰落呢？任汉光先生在1936年12月所作的《康市锅庄调查报告》中就列举了十条原因，归结起来主要是康定茶市的动摇与衰落。茶市为何衰颓？不外乎三个方面：一是交通变化，印度把铁路修到西藏边境，方便印茶进藏，加之少数生产边茶的不法茶商在茶叶中掺杂使假，藏商便不愿来康定买茶；滇越铁路修通，云藏商贩取道盐井、昌都，不再绕道康定。二是社会不稳，民国以来，川藏纷争，军阀混战，边乱不歇，民不聊生，盗匪横行，旅途不安，加之官场腐败，横征暴敛，茶税畸重，茶价畸高，川茶竟一度比云茶贵一倍，茶商难以承受，只得出道云南。三是内地商号向西北扩展，如天津的天兴商行就设分号于兰州，加上西宁那边的行商纷纷到青南、康北收购皮毛香（麝香）茸（鹿茸），于是康北和西藏的货物部分不再来康。任氏所说不无道理，但并非根本所在。打箭炉市场的衰颓，就大势而言，缘于晚清的腐朽衰败，难敌列强侵略。直接的原因，在于英人撞破我喜马拉雅的国门，“刺刀指向拉萨”，逼迫清政府在光绪十六年（1890年）和光绪十九年（1893年）相继签订《印藏条约》和《印藏续约》，印茶随之而入，挤占西藏市场，边茶举步维艰，年销量从十万引、千余万斤，跌到八万引、九百六十万斤；后经赵尔丰苦心经略，总算恢复到十万引、一千二百万斤。民国之初，军阀混战，边事多变，边茶贸易又遭打击。民国七年（1918年）边茶年销量降至八百万斤，到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销仅有四百万斤，而印茶在西藏的销量，已占到藏茶总销量的百分之四十。“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赖边茶贸易而生的打箭炉锅庄，自然随边茶贸易的衰落而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