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宏千年茶马古道》亮炯·朗萨（蒋秀英）著，第一部全面介绍川康藏茶马古道的专著，又是一部川康藏史地小百科。作者2003年考察行走川藏茶马古道，行程近万里，耗时半年，通过实地采访、行走调查，既翔实的记述了“茶马古道”的历史渊源和作用，又介绍了康巴地区的自然生态、人文景观和藏族的历史文化。2007年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中国外文出版社又推出英文版。

元、明朝时，康定已经成为通往乌斯藏（西藏）的要道，也是僧俗官员等进京朝贡和贸易的要道——官道——正道。我们历史上所称的“茶马互市”在清朝时就应该称为“茶药互市”或“茶土互市”。这里常集聚着用工特产品交换所需茶叶、布匹、哈达等日常生活用品的乌斯藏等藏区的商人。元、明前的达折多已散居着一些人户，但还未形成城镇，来往的商帮，停留在这里以物易物，交换商品时，就择地而搭起自己的帐篷，支起三石锅庄，生火熬茶，来年到时在原地又立账就去年锅庄烧茶而居，这种带有原始自然经济形式的临时的交易市场一年比一年繁盛，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清政府将茶叶贸易中心西移康定后，各种物品交易越来越繁盛了，过去那种临时性帐篷已不能适应，那些喇嘛寺庙商、贵族、土司、头人商等，就不再用帐篷，而是在搭帐立锅庄处修起了楼阁，建起了碉房，作为自己经贸的办事机构，并派有人常驻。藏地来的商人们从此也就有了各自投宿之处，也就约定俗成了不成文的规矩——开始住在哪里的就世世代代都固定投宿在那里，后来的许多今人在记忆中的木结构四合院楼房锅庄建筑是在经历了康定大地震后建的。

子木家锅庄常住的是甘孜、大金寺、白利寺、章谷寺等的藏商；包家锅庄常住的是不丹、西藏、理塘、甘孜、炉霍等地的寺庙商和“聪本”（藏语意为“商官”）、藏商等；汪家锅庄有昌都、波密、甘孜等的常住；罗家锅庄住有甘孜、绒坝岔、炉霍等的商人；其他锅庄还住有乡城、德格、新龙、玉树、云南、木雅等地的寺庙商和客商、聪本等。大锅庄住的一般都是昌都、德格、甘孜、理塘等地资金雄厚的富商巨贾，他们运来的多是黄金白银和名贵药材。

兼有货栈、经纪人和内地商行性质，同时又是藏商的代理人的康定锅庄业，是藏汉贸易形成的特殊行业。同时，因为锅庄是在康定明正土司的管辖区内，所以就需承担明正土司家的差务。最初的锅庄只有4家，是明正土司的家臣。随着藏商的大量涌入达折多，锅庄业更加繁荣起来，增加到了48家。年代最为久远的是瓦斯碉（包家）、甲绒色（木家）、铁门坎（李家锅庄，藏名叫亚巴措）、大院坝（罗家，藏名叫萨根贡巴）等锅庄。关于康定锅庄王汉族姓氏的来历就有许多故事，这里就不赘述。

在这种以民族间进行贸易的特殊环境里，汉藏商相互语言不通，这就要靠锅庄主为他们翻译，藏商对行情了解等都是交给锅庄主办理，一切交易也都听凭锅庄主：汉商和藏商交易，也离不开锅庄主，可以说，掌握着藏汉交易的主要角色就是锅庄主。锅庄主对住进来的藏商不收任何住宿费，就是住上半年或一年都不收分文，还要以藏族的生活习俗款待好，让商人们感到“宾至如归”；与汉商，锅庄主是陪同翻译，从谈生意到收货款、账目结算、货物包装发运等都是由锅庄包办。这一切都不只是义务服务，因为锅庄对商人进出的商品要收4%的佣金，如果商人双方售出和买入10万元的商品，锅庄主就要在双方各收4000元的退头，就这一次的一进一出中，锅庄王就是8000元收入（后来只收取一方的“退头”），所以大的锅庄主都很富有。商人们都尊祢锅庄主人为“阿佳喀巴”“阿佳”，意思是“尊敬的主人”。

几百年的历史变迁中，锅庄业有兴有衰，它的兴衰都与国家的政治、经济紧密相关。光绪年间，由于英印货物大量涌进藏区，印度茶叶大量流入，来康定购茶的藏商少起来，锅庄业衰退，有的甚至倒闭。抗日战争时期，康定藏汉贸易也受到影响，藏商经营的土、畜产品减少，许多藏商开始经营利大而易销售的外货，英国、印度的纸烟、咔叽、呢绒、手表、锑锅、酥油茶壶、博士呢帽等许多民族用品大量涌入，藏商到康定的人数又增加了，锅庄业又兴盛起来。(www.daowen.com)

1939年国民政府建立了西康省，省政府设于康定。茶和药材是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1942年后，到了国民政府实行新税制，边茶引岸制度自然消除，藏区商人来康的少了，由于在前面章节里介绍过的诸多政治、历史、经济等多种原因，四川的边茶业元气逐渐衰弱，1954年川藏公路全部修通，减弱了康定在藏区集散物资的中心地位，锅庄业也就渐渐衰败，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称谓独特的民族贸易中介行业，终于在20世纪50年代里退出了历史舞台……

无论是“茶马互市”，还是“茶药互市”（或“茶土互市”）形成的汉藏民族经济、政治交往的大通道，最终成为以汉藏民族为主的民族文化大走廊，康定，形成了民族文化和谐交融和多姿多彩的特殊文化现象。各地的商帮带来了各自家乡的文化，陕西、山西帮等商人，在这里既保留家乡的习俗，同时又接受了不少藏族的习俗，有不少还会说藏语了。据说，“天叫朗，地叫萨，驴子谷六马叫打……”的顺口溜就是有人为学藏语专门编出来的，陕西商人为学藏语，把这个藏语译音和汉文书写的有韵的顺口溜作为课本，每个初到康定的学徒都必须背诵它。民国时期，各小学高年级设有藏文一课，师范学校的学生那是必须要学的课程，民间有位叫谢国安的先生在“大院坝”里还设了学藏文的馆，专门教授藏文藏语，在这里学成的人很多，汉语和藏语在当时确实是成了康定的通用语，甚至一些人说话是两种语言夹杂在一起说，无论藏人或汉人都能听懂七八成。藏民族的许多礼节也融进了其他民族中，街上常听见铿锵而热情的康巴藏语亲切地问一声：“阿噶特（辛苦了吗）？”听起来让人感觉暖融融；听者热情地回一句汉语：“不辛苦。”路上不相识的人都用这样的礼节互相问好。

可以想象，在那些年代里，康定街上行走的人就穿戴都是各种各样，如同一个多民族服饰展览的大舞台，色彩艳丽，款式美观大方的各类男女藏袍裙和那些有钱商人头上身上的珍宝配饰，土司、头人贵族商出门骑马着华丽服饰，头戴狐皮、羊皮帽；内地商人着长衫马褂皮帽，官府要员穿裘着貂，清朝时进来的官员那就是满人的装扮了，回族人头戴洁净的白色小帽，僧人喇嘛的红色僧衣和高高的僧帽，色彩和款式都有巨大差异的等等装束把个两水交汇、山碧翠、清澈流水哗哗啦啦的康定装扮得多姿多彩。货物充盈丰盛的街上一定是回应着各种语言，藏语都是几种，安多语、康方言、地角话；汉语也是几种方言，陕西口音的、雅安地区的、成都重庆的等等，于是形成了康定特殊的口音。而生活上每天的早茶无论什么民族都是喝酥油茶。多种文化的交汇也形成了许多良好风尚，街坊邻里礼尚往来，嫁娶乔迁婚丧都会来赠礼朝贺吊唁，疾病灾祸远行都会来出力帮忙祝福。

陕西人带来春节“耍马马灯”、“敲老陕鼓”等习俗还一直在康定延续着。内地商人有哥老会、帮会、会馆，有信仰道教筑圣谕庙的，有筑关羽庙敬奉的，有信奉观音的，有将军庙、关岳庙、娘娘庙、山王庙、财神庙等等，还有内地汉族佛教僧人建的炉兴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