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藏史地大纲》，任乃强著，被誉为“康藏史首部专著”，1942年由雅安《建康日报社》出版，今收入《民国史料丛刊》866卷，近又收入《任乃强藏学文集》中，2009年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

本文选自原书（《建康日报社》版）第二章《康藏古史》之第二节《茶马市易》。

吐蕃崩溃后，部落数千家，小者百余户，各有酋长，不相统属。内受佛教僧伽之化导，人心宁谧；外因邻接诸国之衰乱，不相侵扰。边境安靖，阅四百年。惟其时中夏需马，蕃人嗜茶，互通有无，商业勃兴。茶马市易，成为西陲第一要政。

我国古以茶之叶煮羹饮，谓之“茗”。吴曰茶为“荈”，蜀西南曰“蔎”。唐时通称为“槚”，而书其字作“茶”，制法益精矣。陆羽撰《茶经》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常伯熊因而广之，著茶之功。于时天下尚茶成风，其业大盛。

茶性通利，疏滞腻，故西北之游牧民族尤嗜之。唐朝肃、代以后，吐蕃、回纥盘踞关陇以西，与汉族混居，适以养成其人普遍嗜茶。由是茶叶流行西北诸部，蕃、回依为性命焉。吐蕃输入茶叶，在唐高宗时（蕃王杜松孟波之世，即钦陵当国初时），似由劫略边州之偶然发见。其后每因军事，劫关市城邑，以厌其欲。宪、穆以后，兵戎罢息，蕃人始以土产与近边汉商交易，汉蕃商业，于以勃兴。自蕃输入者，为畜产品与药物、兽皮之属；自唐输出者惟茶与绢。

德宗建中四年（783），税天下茶漆竹木，什取其一，以为常平本钱。贞元九年（793），立茶税法。穆宗长庆初，增天下茶税百五十（即增加1/2），其后遂置榷茶使。迄于宋初，两浙、荆、湖、福建之地产茶凡22州军，总为岁课1027万余斤（时系征实）。真宗天禧末，榷茶岁收320余万贯（取于产茶之户者），诸州商税75万贯（税于售茶之商者），食茶不预焉（民购于官资日用，非以贩茶者）。茶叶发展情形于此可见。于时川峡、广南，茶业未盛，尚听民自买卖，不在榷禁之列。

宋用王安石，务为强兵，注意马政。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王韶经营熙、河（熙州，今甘肃临洮县，河州今临夏县）。上言：“西人颇以善马至边，所嗜惟茶。乏茶兴市。”于是遣三司干当公事李杞人蜀，经划买茶。于秦凤（今甘肃东南部宋为秦凤路）、熙河博马。以著作郎蒲宗闵同领其事。宗闵议川峡路（今四川省地，宋为川峡四路）民茶，尽卖于官场（官营之茶场），更严私交易之令。蜀茶始尽榷矣。于是茶司权在诸司之上。诸道茶场渐增。至元丰八年（1085），蜀道茶场41，京西路金州（今陕西安康县）为场6。陕西卖茶场为332。岁息至百万，市马2万余匹。

川峡路初不市马。熙宁七年（1075年），熙、河用兵，马道梗绝，乃诏成都府秦延庆兼提举戎、黎等州买马，经度其事。于是黎（今汉源县）、雅（今雅安县）、戎（今宜宾县）、泸（今泸县）等州，均置博易务。惟黎州为通蕃孔道，所得良健战马，岁4000匹。他如戎、泸州及南平军（今南川县），市马于西南诸蛮，所得多驽骀。诸蛮贪互市之利，姑以羁之，故曰“羁縻马”。

先是，中国与四夷互市，贸易之物皆有规定。宋太宗许女真互市，限以香药犀象及茶。神宗因西夏请市，令鬻铜锡以易马，而纤缟与急需之物皆禁。蕃、回之以马市茶，初由人民私易。官府需马，又自人民募之。王韶始径以茶易马。惟仍杂用缣布。熙宁八年（1075年），提举茶场李杞言“卖茶买马，自为一事，乞同提举茶马。诏从之”。元丰四年（1081年），遂诏专以茶市马，以物帛市谷。又诏专以雅州、名山茶为易马用，从蕃人所嗜。此雅州专制边茶所自始也。(www.daowen.com)

宋南渡后，战马悉仰秦、川、广三边。置茶马场于阶、文、和（三州皆在今甘肃南境），黎、珍（珍州在今贵州北境）、叙（即故戎州）、南平、长宁（今四川长宁县，宋为州）8处。高宗建炎初，管川秦茶马赵开，大更茶法，以引给商，即园户市茶，置合同场以稽其出入，为茶市以集蕃商。每斤引钱，春70文，夏50文。市利头子钱不预焉。所过征银一钱。所止一钱五分。引与茶违者抵罪。自后，引息钱至150万缗。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复雅州碉门灵犀砦易马场（碉门，今天全县治。灵犀砦即灵关，为碉门分场）。此场元丰六年（1083年）创设，以市马不多，元祐初罢。此时，雅州产茶日盛，蕃马至者日多，故复之。

盖北宋时川峡与蕃人交易茶马，主于黎州，其道由今泸定之沈村、摩西面至打箭炉。南宋时打箭炉经瓦斯沟、岩州、天全至雅州之路通，始开碉门易马场。自是以后，黎州渐衰，碉门日盛矣。古禁蕃人人徼，雅州为蕃商所不得至。边茶虽产于雅，易马场则限以黎州与碉门也。孝宗初年，川秦8场，马额9000匹。光宗时，为额12994匹。

蒙古兴于漠北，地产善马。主有中国后，不甚重视马法。惟茶以权利所在，亦因宋制而为之。茶商凭引购茶，然随意贩卖，未闻通蕃之禁。僧官土司，岁时朝贡，骑从如云，道路络绎，所利胥在贸茶。

明太祖知茶禁足以控制蕃人，更定茶法，较宋尤为严密。令商人于采茶地买茶，纳钱请引，每引输钱200（后增至1000）。茶引不相当，即为私茶。私茶出境与关隘不稽者并论死。卖茶之地，令宣课司30取1。诸产茶地设茶课司，定税额，陕西2.6万斤有奇，四川100万斤。立仓收贮，专以市马。设茶马司于秦、洮、河、雅诸州，分掌其事（雅州司设于碉门。秦州司后移西宁。洮州司并于河州）。永乐迁都北平，收马冀北，秦蜀茶禁稍弛，私贩日多。成化中，陕西饥待赈，令商纳粟中茶（商纳粟于官，给以茶引，令自购售，谓之“开中”）。于是茶法大坏。嘉靖十五年（1536年），因御使刘良卿言，令诸近边州县，严私茶之禁，重通蕃之刑，以制边夷。其后限中茶额百万斤而止。万历五年（1577年），内蒙王俺答款塞，请开茶市。部议给百余篦（每千斤装360篦），不许互市，虑其得茶转以制蕃也。然终以市马不急，督课不严，关市舞弊，私贩潜增，茶法张弛不一。洪武时制，碉门马值：上马，茶120斤；中马，70斤；驹，50斤。其后至用茶8万余斤，仅易马70匹，且多瘦损。

满清兴于北方，不假蕃马，遂以川茶与江南所产同征税课。然其限制边引数额，严禁私茶，以制蕃人之意不废也。先是，明正德中，定四川茶引5万道，2.6万为腹引，2.4万为边引。边茶少而易行，腹茶多而常滞。隆庆三年（1569年），裁引1.2万。以3万引属黎雅，4000引属松潘诸边，4000引留内地（此时陕西茶业不振，蕃人购茶，悉趋四川矣）。清顺治时，川茶共10.6127万引，额征课银1.3128万两余，税银4.5942万两余。边茶市场移于打箭炉、松潘等处。招商凭引运售，不责市马。秦陇诸茶马司皆罢。

嘉庆时，川茶边腹共13．9354万引，课银1．74万余两，税银5．87万余两。其边引中，行打箭炉者，为雅、荥、名、天、邛5州县，共10.44万余引；行松潘者，灌、彭、汶、天、邛等州县，共1．88万余引（惟雅安、天全、石泉、安县、汶川5县有课）。其后行茶消长不一。至清末世，打箭炉行8万引，每引配茶五包，征库秤银一两。民国初年，增为10万引。民七年（1918年），增为10．8万引。十年（1921年），增为11万引，然常滞积。二十五年（1936年），复减为10万引。

蕃人嗜茶如命，一日无茶，社会为之不安。往时以马易之，清代不复市马，而蕃地贫瘠，缺乏商品，乃不得不转运印度、新疆、伊朗等处珍奇之物及汉商所嗜者，发之炉城，以兑茶叶。故打箭炉虽山陬小市，而山海各货咸集，交易之盛，冠于西陲。其输出品，除赤金、麝香、鹿茸、虫草、贝母、大黄、秦艽、毛皮、硼砂等属于康藏土产外，所云“藏货”，实多有非藏产者，例如：藏红花来自印度西部，藏葡萄来自新疆，藏青果、藏枣、藏（豆）寇等来自波斯、小亚细亚等地。藏毯，为天津织造之毡毹（近年西康、青海亦有厂自造）。藏绸，为山东所产生绸。藏片，为英国所产之细呢。藏佛，多属印度、缅甸、暹罗所制等是也。西藏旧无关税，而驮队且行且牧，运费低廉。故八方货品，皆乐就之。其输入品，除茶叶外，丝织品如花缎、哈达，棉织品如土布、经布等，亦居主要。近世印度茶叶与英国布疋，大量倾销入藏。炉城之土布商业为之摧破殆尽，茶业亦颇受影响。其尚未至破产者，仅由藏人嗜好雅茶之固执，高贵人家，以饮印茶为羞，非雅茶含有特殊质料也。近年印藏商道日便，康藏运输日滞，而雅茶之成本日高，购买日难。此实对藏商业之大危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