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明亮、郭建藩所著，原刊于《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因文所言皆为西康边茶旧事，本文摘录其第二节《边茶的特点》。

边茶在康定销售，无论汉、藏商人，对之都非常珍视。茶包在关外几乎等于货币，可以论甑、论包，交换其他物品。销量方面，总的情况是供不应求，生产量不敷消费量，因此形成以产定销。

销售方法，须通过一种中间经纪人，就是康定特有的形式“锅庄”。“锅庄”的性质，类似行栈而又有不同。“锅庄”主人介绍藏商向茶号及其他商家买卖茶货，抽取藏商的佣金4%。“锅庄”主人精通汉、藏语言，熟悉双方情况，暗地可以操纵。因此茶号老板对“锅庄”主人，无不进行巴结或拉拢，有的还在“锅庄”上门，或姘上“锅庄”女主人，借此在销售上获取便宜。在1937年以前，藏商向茶号购买茶包，主要是用黄金白银，如系货品，须先行出售，换得金银，再与茶号交易，有时茶号还要放账给茶商，经常放前账，收后账，称为“夷账”，一般三平、五平至二三十平（每平合银50两），甚至有高达百平以上者。抗战以后，康藏土特产外销困难，加以藏商运来大批英印货品，准于马上推销，有时不能不将货赊给茶号，向茶号购买“预茶”。情况就变为藏商反而放账给茶号，茶号也变为兼营康藏土特产和英印货品的百货商。这也是销售方面的巨大变化。

边茶经营的竞争是非常复杂的，业务上有竞争，区域上有竞争，茶帮之间有竞争，民族资本与官僚资本有竞争。每年茶会期间（即收购原料期间）各茶号抢购茶叶互不相让，明争暗夺，形同作战，茶市一起，彼此在价格上，水分上，称斤上，各显手段，各家的经理、长柜、二柜，都互相过从，暗中窥察别人的情况，策划如何对付自己的基本茶贩。在制造方面，虽大体相同，但从中取巧，各茶号自也有花样，在主要的原料之外，有的加入“河茶”（即川南一带的茶叶），有的加入“红茶”（虫屎茶），有的渗入碾碎的茶果，彼此严守秘密，不肯公开。在行业内部，有陕帮与川帮的竞争。陕帮牌号较老，其中如“义兴”“天兴”等资金雄厚，厂房宽敞，茶号全部均在雅安。川帮则包括了雅安、荥经、天全、名山等县的茶商，中间除雅安的“孚和”“永昌”，荥经的“荣泰”“公兴”，天全的“德泰”“福元”等号而外，其余都资金薄弱，生产不多。陕帮向来闭关自守，少与外界往还，他们的职员、学徒，都来自陕西，不用外人，地域观念浓厚，川帮对他们历来就有界限，无论在产、制、运、销方面都各有壁垒，如遇利害关键，更是互不让步，如军阀割据时代，派捐派款，川、陕两帮总是互相攻击。关于边茶公司解体问题，甚至两帮酿成诉讼，纠缠甚久。(www.daowen.com)

行业中封建行会束缚甚为严重。从“天增公”入业的事可以看出。天增公原是陕商中实力雄厚的商号，过去只经营丝、布、金、香等货，后来看中了边茶，意图转入边茶业，但因其资金较大，茶商等惟恐其入业后操纵垄断，受其影响，群起反对，尤以川帮反对更烈，陕帮也畏其实力，暗中使用阻力，以致入业问题，始终不得如愿。后来天增公向雅安驻防军屯垦司令行贿，又向川帮有力分子疏通，入业问题才告解决。

在1930年时，军阀的势力，开始侵入边茶，于是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展开了竞争。军阀势力在收购愿料、发运茶包等方面，可以为所欲为，但在业务上还欠熟练。而茶商在制造上，有丰富的经验，在销市上招牌老，信誉高，悠久的历史，深入藏商脑筋，凭着这些优越条件，新兴的官僚资本，一时尚莫可如何。但民族资本在当时的经营，已是煞费踌蹰，而且成岌岌可危的局面。在这种竞争的场合，结果弱肉强食，有些茶号，仍不免予受到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