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安边茶概况》为刁车五所著，原刊于《雅安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因文所言皆为西康边茶旧事，本文摘录其第一节“历史沿革”，原文标题。

边茶，顾名思义是对康藏地区的边销茶，它是藏族人民不可缺少的饮料，主要功能是分解脂肪、舒适肠胃，与藏族以牛羊肉为主食的游牧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它在藏族人民生活中占着很重要的位置，故藏族人民不惜以劳动成果金、银、兽皮，麝香、虫草、马匹等珍贵的土特产品，远道运至打箭炉（康定）换取边茶，赖以应生活之需。因而边茶不但占有它的经济地位，还有它的政治影响。

因此之故，历代的统治者，对边茶的控制都很严格。即以明、清两代而论，为了在政治上戍边绥靖，羁縻藏族，经济上榨取利税，军事上攫取战马，而想出种种办法进行专利控制。如明代的“茶马司”（官营贸易机构）以边茶易藏马，每年以数十万斤茶叶换取战马数千匹，以及金银、麝香和珍贵的兽皮等，获利不少。这个茶马互市的机构直至清代不但沿袭存在，而且榨取性更扩大，更具体。据清史《茶法》载：官营易马头数，每年为一万一千○八十匹，茶马交换比率为上马一匹换茶一百二十斤，中马一匹换茶九十斤，下马一匹换茶七十斤。

由于盘剥性大，形成茶贵马贱，藏族多不愿以马换茶；加以称为清代盛世的乾隆中期无战争，需马不切，茶马互市，遂告停顿。但清王朝并未放手，又将管理边茶的“茶马司”演变为管理商营的官方“盐茶道”，专司边茶和食盐，采取“引岸制度”。所谓“引岸”，就是明确规定各茶商的产量及销售地。其目的在于增加税源，控制茶叶生产和流通过程，杜绝藏商贩运私茶，规定在某地采购原料和在某地销售，绝不容许在规定的地区以外购销。

“引”是指明购销数量的单位凭证（每引为一百斤），“岸”是指购销地区。

税分两种：（一）地产税（称课银）由茶农缴纳；（二）征商税（称税银）由茶商缴纳。(www.daowen.com)

除以上两种正税外，尚有其他附加，甚至引岸凭证的纸张都要取费。据《雅安县志》记载：“额行边引二万七千八百六十张，每张引征课银一钱二分五厘，税银四钱七分二厘，羡银九分八厘，截银一钱二分，共征银二万四千零四十三两一钱八分”。

由于清王朝的腐败，英帝国主义者乘机入侵，其中以印茶为大宗。英商为了取得合法权利，于1893年（光绪十九年）强使清王朝签订《藏印条约》，对西藏开埠通商，并取得了免税贸易和“治外法权”，英印商品及印茶从此大量倾销西藏。据有关史料记载，英商运往西藏的货物及印茶，从一八八九年的销藏总产值，为十四万九千二百五十四卢比（印币），至一八九四年增加为七十万O三百四十八卢比。六年之间增加了四倍。而边茶运藏总产值，仅黄金一项由原来的八千盎斯减为四千盎司。清政府鉴于利权外溢，谋求挽回，当时的经边大臣赵尔丰把抵制印茶，作为他经边的重要措施之一。他的主要措施是扶持民族资本，巩固边茶在藏区的地位。由雅安、荥经、天全、名山、邛崃五县茶商联合在雅安组织官商合办之“商办边茶股份有限公司”，合力竞争。但不到四年，这个公司便随着清王朝的灭亡而消逝。

民国初年，边茶的产、运、销已成半停滞状态。那时军阀割据，互争地盘，兵祸时起。即以雅属地区而言，先有川边镇守使陈遐龄与四川军阅刘禹九之争，后有二刘之战（刘湘与刘文辉），真是兵连祸接，交通梗阻，茶农，茶商在拉侠、派款的威迫下，不堪其扰，致使雅属茶号相继倒闭者达十余家之多。这个局面，直到1939年西康建省，边茶经营始稍事趋于正常。

从1945年到1949年这段期间，边茶行业，组织相当复杂，既有官商合营的“康藏茶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康茶公司），又有国民党中央资本与地方合资的“中国茶叶公司”（简称中茶公司），还有二十四军一三七师师长刘元琮搞的“一三七师合作社”。私商中则有西康公司、利康茶号、隆裕茶号、云龙茶号和陕西帮之天兴茶店、义兴茶店、恒泰茶店、聚成茶店、丽生源茶号等。但1949年初，全国解放已成定局，于是五家陕帮除丽生源茶号外，相继将其全部动产席卷回陕，仅剩厂房四座在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