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康边茶简介》为谢明亮、郭建藩所著，原刊于《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因文所言皆为西康边茶旧事，本文摘录其第一节“历史沿革”，原文标题。

国人嗜茶，由来已久，尤其边区少数民族，因气候、生活等特殊关系，茶叶更为必需之品。历代政府，均以边茶的输出，与经济国防息息相关（从唐到清以至国民党统治时期，莫不把边茶视为控制边区少数民族的工具）。即以西康边茶而论，不仅边茶企业，在经济中占重要地位，而且（对）维系汉藏两族感情，调济农民生活亦起到重大的作用。但解放以前，由于封建束缚，军阀压榨，官僚资本垄断等等关系，使民族工商业的边茶，备受摧残，濒临解放之际，生产已成瘫痪状态。解放以后，人民政府多方扶持，西康边茶始获复苏，并走上了发展的道路，兹就有关西康边茶重要史事，简介于后。挂一漏万，在所不免，尚希予以指正。

一、历史沿革

（一）茶马互市：边茶历史悠久，远在汉唐已有文献可考。中唐以后，茶在国内不只有广大的市场，而且远销于塞外。历史上有名的“茶马互市”即开始于唐。

宋代的“茶马互市”已经成为经常性的贸易，政府明令规定以茶易马。据《宋史》所载，神宗熙宁七年，会“李杞入蜀买茶，至秦风熙河（陕之茶马互市场）博马。”并采蒲宗闵之议：“川陕民茶尽卖入官，更严私行交易，全蜀茶尽榷。”元丰四年，诏专以茶易马，从番人所嗜，又诏专以雅州名山茶为易马之用。同时由于茶叶关系重要，宋代对茶施行了官卖制度，称日“榷茶”。政府不但收买民间之茶叶，且设置榷茶场以司其事，淳熙四年，命四川宣抚司支茶博马，七年复置茶马官；嘉定三年诏文臣主茶，武臣主马，这是政府独占西南边茶来进行对外贸易的开始。

明代仍仿宋制，以茶博马。据《明会典》记载：“内地所产之茶，有‘官茶’‘商茶’‘贡茶’三种，官茶即所以贮边易马，商茶给卖，贡茶供御用也。”沿至清代，虽非纯粹以茶易马，但互市办法，仍尚袭用。邛崃南关外“南桥”即从前与少数民族（主要是藏族）进行互市之所，雅安南关亦有所谓“蛮市”，实即原互市旧址。当时互换物资，少数民族主要以土特产品，其所换回的唯一商品则为边茶。西康边茶的销区，过去一般人不明情况，以为仅销藏卫，而实际西康边茶中的“砖茶”“芽细”等细茶，早已远销不丹、尼泊尔各邻国，不过系由藏商转手外销，可见西康边茶实亦由藏出口的主要外贸物资之一。(www.daowen.com)

（二）“茶引”和“引岸”的由来；边茶贸易自北宋采取“榷茶”制度以后，直到南宋高宗时，始变更茶法，改行“茶引"课税，准许商人认引后自由贸易。据文献通考载：“建炎元年，成都路运判赵开言榷茶易马五害，遂擢开主茶马。二年开更茶法，印给‘茶引’使商人市茶。”明代也施行茶引制度，但规定更为详尽。明史食货志：“太祖令商人于产地买茶，给钱请引，引茶百斤，输钱二百，不及引曰‘畸零’，别置‘由贴’给之，后又定茶引一道输钱千，茶由一道输钱六百。”

后来更由茶引进一步发展到“引岸”制度，所谓引岸，就是要固定地区，额定课税标准，由官方发给特许凭证——“茶引”，非有茶引，不能经营茶业，并限制在一定地区销售，不准运往他地。明嘉靖中，定四川茶引五万道，二万六千道为腹引，二万四千道为边引。这是引案的由来。所谓“腹引”即行销内地茶的凭证，所谓“边引”即只能在边地贸易。清代沿袭引岸制度，并将边引分为两路；以雅州为制造中心，行销打箭炉及藏卫一带者，曰“南路边引”，即以后的“西康边茶”，以灌县为制造中心，行销松、理、茂一带者日“西路边引”。每引配茶一担（一百斤），纳课银一两二钱。后订每引制茶五包（每包廿斤）。根据雅州府志，雍正八年南路边引情况为：雅安27，860引，名山1，830引，荥经23，314引，天全31，120引，邛州20，300引。销售地均在打箭炉。根据上数，南路边茶在雍正八年茶引已达十万零四千余张。到清末增至十一万张。后来因康藏发生军事冲突，茶运困难，印茶乘机侵入，遂致茶叶减产，引多茶少，商人赔累，至西康建省番员会时，减为六万九千四百二十张。商人认引以后，按引纳税，虽然引可以转让，但非到人亡产绝，不能注销。

历代的统治者，都认为茶叶的输出，有关经济与国防。采取各种措施，加以控制，如榷茶易马，分岸设引，其目的都为了便于政府掌握。后来茶商对引岸制度的束缚，感到不满，如在民国元年以后，茶商常常申请废除引岸制度。直到1940年，国民党政府在西康设立货物税局，对边茶改行对物计征，边茶的引岸制度才告打破。

（三）行业的形成：茶叶在中国农村经济上占有特殊地位。从唐开始，茶叶的种植和焙制均被重视。茶的种植，已成为茶区农民的主要职业或付业收入的重要部分。农民生产的茶叶，并不是本人直接需要的生活资料，而完全是供应各地市场的商品，已属商品经济的范畴。宋代对于茶叶经营，在规模上、技术上更远远超过唐代，除建立了“榷茶”制度以茶易马外，而且还自设茶园，进行“官焙”；“官焙”的劳动力，主要是强征或募集而来的工匠，所以基本上是封建性的。直到南宋初年，赵开在西南变更茶法，设“引”招商，然后茶叶始许自由贸易。商人认引贩茶，多设置焙茶作坊，雇请工人加工制造。这是资本主义因素开始了萌芽，也是边茶行业的初期形成。以后时而开放，时而管制，直到明代中叶，始许商人自由贸易，边茶的开放，对于边茶的发展是有其一定关系的。据考查雅安陕帮“艾兴隆"茶号，在雅设号，即在明世宗嘉靖年间。以陕人而能乐予在四川设厂经营，可见当时雅安市场茶业已相当发达。迄至清代中叶，在四川南路一带，如雅安、邛崃、天全、荥经、名山等地的茶号，已达八十余家，以此发家的也不在少数。茶业的资金，在当地已首屈一指。当时边茶的销地打箭炉（康定），本来是一片荒凉地区，由于边茶在此集散，四十八家“锅庄”（行栈性质）先后形成，市面因而繁荣，茶商在当地操纵着整个经济，当时年产量虽无可考查，但从茶引的数额来推断，雍正至嘉庆年间，边茶行引十万零四千余张，最高曾达十一万张，每引配茶百斤，产量约在一千万斤以上。清末赵尔丰任边务大臣期间，尚行茶引八万张，边茶产量较前虽有降低，但相差并不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