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卿友编著，是一部民国时期藏族断代史，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

是书编撰范围以西藏为中心，兼顾西康、四川、云南、青海、甘肃藏区。编撰内容以藏族政治史为主线，并重经济、文化、教育、宗教等社会领域，全方位、多视角、逐层次地再现民国时期藏族的历史变迁，将民国时期重大历史事件按顺序，逐题记述每一事件的始末与因果联系。

商业可分为民族内部的商业活动和各民族之间的商贸交易两大类。在汉藏贸易活动中，川藏贸易历来最为发达。自古以来，康区就是藏汉民族交汇之处，藏汉之间的联系已有近2000年的历史。汉区输入藏区的货物主要有茶叶、盐、糖、丝绸、丝线、棉线、布匹、丝织物、烟叶、米、香料、纸张、瓷器、铁器、染料等等；藏区主要以金银、麝香、虫草、贝母、大黄、羌活等药材、皮毛等畜产品和手工业品及其他土特产品为交换。同时，由西藏方向输入康区的藏货（其来源多为印度，亦有经新疆南部自中亚细亚输入者）有藏片（即细呢）、藏绒（英国产）、喜绒与斜纹布、灯草绒、藏绸、藏褥子（即地毡）、棉纱、藏枣（小亚细亚、波斯等处所产）、藏青果（即橄榄）、藏红花、藏香、藏鞍、纸烟、西药等。西康土著的货物，以药材、虫草、贝母、麝香、大黄为最多。其他如瞻化、甘孜等县运到康定的矿金，每年约两千余两。每年由西藏运来的印度金条，年约十万两。每年还有赤金运来，都是从康属的河鸦、杉马、各摩、亚渣、金河子、种嫁农坝、白水沟等处运来，是当地的土人挖掘金矿或淘取沙金所得。

清宣统三年（1911年），康属各地实行县治，设流官，辟市场，甘孜、德格、理化（今理塘）、巴塘、道孚等地已经形成商品集散地。主要以康定、理塘、巴塘、甘孜等市镇为中心，通过这些地区，辐射到邻近的西藏、云南、青海、甘肃和雅安、阿坝、西昌等地区以及本区内的县乡和农村、牧场。

从经商方式看，商人可分为坐商和行商两类。前者就地贸易，有固定的购销据点；后者转运贸易，流动性较大。如以经营的商品划分，则可分为茶叶商、金银商、药材商、皮毛商、盐商、烟草商、布匹丝绸商、杂货商、粮油商、饮食商等等；按民族划分，可分为藏商、汉商和外籍商人，后者包括印度、尼泊尔、英国等国商人。藏商中，有寺庙商人、地方官员（汉人称土司商）、和平民商三大类，其中又可分为藏人（康区以外的藏族，俗称藏巴娃）和康人（康区藏族，俗称康巴娃），藏人来康以转运为主，康人则二者兼有。来自西藏的藏商主要有三家，为桑都昌、擦绒昌和邦达昌，以邦达昌最大。西藏和印度货物在打箭炉（康定）的贸易，邦达昌一家就垄断了百分之五十以上。他们除收买当地各类土特产品，运至打箭炉易茶和其他日杂用品，又返西藏销售外，还经营外货。汉商以转运为主，但各地亦不乏就地贸易者。其中又可分为三种：进口商，以茶商、布商为主；出口商，经营沙金业、药材业、牲皮业及其他康地土特产；草地商，或在各大肆邑及繁盛地点与康人交易，或向乡下藏民收集商货，转运至各城邑向铺家售卖。其中，按地域又可分为陕商、川商、云南商、重庆商、山东商和京商。汉商习称某某帮，以陕商和川商队伍最为庞大，资金最为雄厚。

入康最早、势力最强者为陕商，早在元代，他们即到此打拼，主要经营药材和金银，长期发展，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经济力量，多达70多家，致使从打箭炉河西原上桥至中桥一条大街，皆为陕人聚居经商之处，俗名“老陕街”。打箭炉最负盛名的大茶店“天增公”、“义兴茶”、其次是川商，主要经营茶叶、布匹、铁器和其他杂货，并收购康区的土特产品。其中，又分邛州帮、川北邦、重庆帮、成都帮、汉源帮、云南帮等。

重庆帮经营羊毛、牛毛、狐皮、杂皮，代表商号分别约有七八家，每年经营羊毛550万斤，价值白银66万两；牛毛两万斤，价值白银2000两；狐皮8000张，价值白银8万两；杂皮6000张，价值白银5万两。经营羊毛者将羊毛运至内地销售，同时收购药材；经营羊皮、狐皮、杂皮者，则将其皮在康定加工，运往内地销售。

川北帮的代表商号约三四十家，经营土杂（日用杂货和草鞋麻绳等）、玻璃、铁器。土杂（每年价值巧万两白银）在康定和关外采金地点销售；铁器（每年价值两万两），玻璃在康定和关外销售。

成都帮的代表商号约五六家，经营广杂（钟表器具和洋广杂货）和皮货（皮件制成品），每年在康定和关外销售价值10万两白银的广杂和价值两万两的皮货。

汉源帮的代表商号约三四十家，经营大米、油类、黄烟，每年在康定和关外销售大米4000石，价值大洋12.8万元。

云南帮（云南鹤庆、丽江、德钦等地人，主要经营云茶、药材、鸦片、武器和杂货等）的代表商号约五六家，每年经营价值白银150万两的鸦片、滇茶、杂货，年经营额300万两，鸦片运至康定和内地销售；滇茶和杂货则运往康定和关外。云南帮还经营武器。

汉商除根据籍贯地域结成商帮外，又可因营业种类而结帮。在康定，较大行业便有十七八帮，其中，最大的茶业帮又根据籍贯而分为雅安、荥经、天全、名山、邛崃五小帮。除茶商外，其他还有专营黄金、康香的金香帮，专营绸缎、匹头和收购当地土物产的府货帮。

金香帮（以陕西、山西省籍为主）以德泰合、义生、积庆隆等为代表，在康区南北路皆设有分庄，每年将价值110万两白银的黄金和120万两白银的麝香销往成都、上海、广州、汉口、宜昌等地，其黄金年经营数额为15000两，麝香年经营数额为4000两。府货帮（四川、陕西籍）约十余家，每年经营绸缎15000包，价值白银20万两；匹头15000件，价值白银20万两；丝绵4600斤，价值白银8300两。其销路在康定及折多山以西的关外各县（康定称折多山以西为关外），同时收购药材外运，与药材帮形成了竞争。而后者（四川、陕西籍）以云发、大兴等商行为代表，每年经营虫草3万斤，价值白银15万两；贝母4万斤，价值白银16万两；知母6万斤，价值白银6万两；鹿茸5000斤，价值白银4000两；秦芫10万斤，价值白银5.5万两；大黄55万斤，价值白银5.5万两；羌活30万斤，价值白银3.5万两；赤芍1万斤，价值白银1000两。上述药材都是运往内地销售。(www.daowen.com)

邛崃帮（四川邛崃、大邑等地人）的代表商号约十余家，经营哈达、旗布、土洋棉布。旗布和土洋棉布作蟠经麻呢旗，和哈达一起在康定和关外销售。

干菜帮经营食物（包括海菜、食物、油盐、日杂等）、油类（包括菜油、桐油、煤油、香油等），每年在康定和关外销售价值白银5万两的食物和3万两的海菜；销售油类15万斤，价值白银5万两。

草烟帮的代表商号约五六家，经营草烟、黄烟、纸烟、卷烟等，每年在康定和关外销售的各种烟类价值12万元大洋。

制革帮（四川、汉源、天全等地人）的代表商号约二三十家，在康定和关外从事红皮加工。

纸瓷帮（四川洪雅、夹江等地人）的代表商号约六七家，每年在康定和关外销售价值白银3万两的纸张和1.5万两的瓷器。

据1934年4月康定市政公所对康定商业情况的调查，当时康定共有以从事边茶、麝香、黄金、药材、皮货、绸缎、烟草、民族商品、纸张杂货等行业为主的店铺240家，从业者1000多人，资金约大洋390多万元。此外，还有专营银钱调换的商号十余家，制作、经销金银首饰的店铺四五家，电气股份公司一家。如再加上没有统计人内的寺庙商、锅庄业和各类小商小贩及手工业工人等，当时康定从事商业和与之有关的人员，多达2000余人，约占当时康定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各商号中之资金雄厚者，有的分别在雅安、成都、重庆、宜昌、武汉、上海、广州、昆明、拉萨、西宁及香港、印度加尔各答等地设有分号，有的还发行“本票”，代行银行业务，顾主可以凭票在异地的商号兑取现金。

各种不同类型的商业活动的蓬勃发展得益于康区几个交通相对方便的重要商贸口岸，其中尤以康定最为突出。该地交通四通八达：向东经泸定、汉源、荥经可至雅安；向西有南北二道通康区南北诸县至西藏；北线还可由邓柯至青海，至丹巴、大小金川；出南门可至九龙，还可到西康宁属地区及云南。所以，自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清廷即批准打箭炉（今康定）开市贸易，以后，康定更成为汉藏贸易交汇之中心和康区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各民族商贾频繁往来，汉藏两商行之间既进行物物交换，内地银币和藏银币也可以在康定市场上流通，以至有“小成都”之称。

清末民初，转口贸易发展较快，康定、甘孜等县形成了转口贸易市场。其商贸活动的中心地点康定、甘孜、理塘等地也成为汉藏民族商贸活动的集中之处。当时，外地客商，洋行进入康定市场，本地一些大商人的商号分设于国内的成都、重庆、武汉、上海、天津、拉萨及国外印度加尔各答等地。至1928年康定成为康藏出进口商埠，每年输出金额300多万元，汉商来往更为频繁。据1935年对康定城各行业调查统计，有坐商250户，从业人员1000人，资金397.41万元（旧币）。另有流动商贩3000多人，城中店铺一个接一个，形成了商业一条街。

1930年前，四川、云南、陕西等地不少人到康定组帮经商。1939年和1946年康定47家锅庄中，兼营药材的35家，大都经营虫草；兼营香菌、干菌的5家。

1928年国民政府通令：按全国商法条例，以上海、汉口、康定三处为总商会，他处为商会，以便稽查国内外商业情况。通令将康定与上海、武汉相提并论，列为全国三大商埠，充分反映了康定在藏汉贸易交流中的重要性和全国商业活动中的特殊地位。据有关资料记载，抗日战争时期，康定人口已经超过两万人，移居康定的人约占十分之六七，藏人约占十分之三四，有商店200余家。

这里着重一提的是茶叶贸易。众所周知，茶马互市历来是藏汉贸易的主要内容之一，对增进汉族和以藏族为代表的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推动各民族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稳定和巩固边疆民族地区与内地的联系，都具有十分显著的意义。自清末起，茶马贸易有了新的发展，形成了商办边茶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边茶公司”。由雅安、名山、荥经、天全、邛崃五县配茶叶资本家组成，总部设在雅安，在康定、理塘、巴塘、昌都、结古（今青海省）五处设催茶分号，在邛崃、天全、荥经、名山等县设制茶处；在清溪县（今汉源县）设转运处；在嘉定（今乐山市）、宜宾等处设采配处。总资本33.5万两白银，垄断了四川南路的边茶贸易。

民国时期，这一股份公司形式的现代贸易方式在官方的支持下继续发展并有了新的变化1939年西康省政府在康定设立了官办的有资本50万元的以经营茶叶为主的商贸机构—西诗康藏茶叶股份有限公司，其中，官僚资本占28%以上。另一部分是资本较大的汉族茶商肛本。公司总部设康定，分公司设雅安，并在雅安、荥经、天全三县设立10个茶叶厂，所产边茶运往康定销售，茶叶商标为“宝焰”。该公司通过行政手段垄断了康区藏汉茶叶贸易，尤其是控制了汉茶输入藏区的进口关，在某种程序上阻碍了藏汉茶叶的自由贸易。其后由于恶性通货膨胀，法币贬值，商品滞销，加之公司经营、管理不善等原因，公司业务日趋衰落。1944年前后由于民族资本纷纷退股，自行停业。至新中国建立前夕，已经名存实亡，后经人民政府收购，与官办的中和茶厂、西康茶叶公司、康藏茶叶股份有限公司的官股部分组建成立了生产、销售康藏地区边茶的国营机构。此外，1941年格桑悦西在康定成立了“康藏贸易总公司”，自任总经理。1945年前后开业的“西康公司”“兆裕茶号”“一三七师合作社”等茶店不下数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