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人言藏》（A Tibetan on Tibet）作者英国人孔贝（G.A.Combe），曾长期在中国康定居住，是一个所谓的“中国通”。书中内容为他采访现代藏学家谢国安（书史称“智慧保罗”）的纪录。本书原于1926年在英国出版，后由李安宅翻译，连载于1942年《边政公论》第7、8至9、10两期。今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出版译作，邓小咏翻译。

谢国安（1887—1966年），四川省甘孜县人，藏名多吉卓巴，英文名（教名）保罗·夏热甫。谢国安在收集整理和研究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方面成就颇大，对藏学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以后，他投身西藏和平解放事业，曾任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研究室顾问。

李安宅（1900—1985年），河北省迁安县（今河北省迁安市）人，字仁斋，笔名任责。1926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后赴美国深造。1938年赴甘肃拉卜楞寺对藏传佛教进行实地调查，后任教于成都华西大学，1947年到1949年在美、英从事研究工作。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先后任昌都解放委员会文化组组长、拉萨解放军藏文藏语训练班教育长等职。1956年调西南民族学院（今西南民族大学）任副教务长兼民族政策教研组组长。1961年调入四川师范学院（今四川师范大学）任副教授兼外语系主任。一生专治民族学、宗教学、社会学、藏学的研究，颇有成绩。曾任四川省政协委员、北京西藏佛学研究会理事、四川民族研究学会副理事长等职。著有《美学》《意义学》《西藏系佛教僧教育制度》《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拉卜楞——李安宅的调查报告》《宗教与边疆建设》等。

本文摘自原书第十一章《与汉人的接触与联系——经商》，原书有大量注解，地名附国际音标，摘录时均省略。书中地名因直译原因，少数与现有地名传统（习惯）称谓略有差异。

很久很久以前，当吐蕃的祖先东扩到包括崇州和嘉定在内的时候，一位名叫孔明的中国著名将军对其部落进行了统一的战争，为了使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局，作为一个足智多谋的将军，他订出和平的条件，即他射出一枝箭，箭射到哪里，蕃（Bod）人就要把这块地盘割让给他。这些蕃人同意了，孔明于是拉弓搭箭，那弓十分有力，射出的箭远远地向西边飞去，在场众人都不知它落到何处。最后，几经搜寻，终于在萨木扎格山找到了它，而萨木扎格山可以俯瞰其北方的打箭炉。原来是孔明的密使偷偷地把箭插到那儿的。藏人以为孔明一定是个无所不能的神仙，他们只得遵守承诺，把崇州到萨木扎格山的所有地区都让给了孔明。

那时这里当然没有房子。孔明来视察这片“一箭射来”的地方时，出于谨慎，他不是通过泸定走近路，而是绕过摩斯棉而来。即使如此，他发现四周山头都驻守着藏人，准备着向他这支少量的军队发起难以应付的抵抗，而他的军队连给养的困难都无法解决。

但是孔明灵机一动便有了一个大胆而巧妙的想法，问题也就变简单了。他让士兵吃羊肉而解决了给养的困难，为此要驱赶一大群羊与军队共同前进，他下令只在夜间行军，并在每一只羊的角上系上一个灯笼，因而掩盖了那支军队为数寥寥的实际兵力。

当藏人看见这支“人数庞大”的军队在黑暗中向他们走去的时候，他们溃逃了。孔明便在今天称之为打箭炉的这个地方安营扎寨的。

查拉地区当时归属于木雅，木雅一名至今还在，此地在查拉往南约三天路程。那时有个木雅王，有一天他出去打猎，在折多关口上面打伤了一只鹿，于是朝查拉方向追赶而去。在经过一段又长又累的追逐后，他放弃了猎物，却发现他置身于孔明扎寨的那条美丽的峡谷中。孔明热烈欢迎他，允许他建一座房子（其遗迹就在天主教传教所的后边，至今仍叫“古衙门”），并承认他作为这个地区的首领。到了清朝统治的时代，首领一家都死光了，只留下了一位老妇人和她的孙子们；清朝于此建立了查拉土司，并让那位老妇人做女王。自然她的孙子后来做了这里的土司，这地方政权一直延续到1922年，那一年查拉王被汉人擒获入狱，他在企图越狱时被击毙，尸体在河边被发现。两个由妃妾生的儿子仍生活在打箭炉，根据藏人的礼俗，他们被视为合法的继承人。

当孔明回去时，他留下48名士兵，这些士兵后来与当地女人结了婚，并永久地居住下来。从此以后，那地方以48个家庭的居住地而著名。在汉语里叫“四十八家国创”，在藏语里叫“Aja-Kaba Zhi-ju-zhe-je”。Aja不是一个藏语词，仅在打箭炉地区使用；它可能是蛮子或嘉绒方言词。它的意思与藏语的“噶伦”或“伦波”相当，指一个官阶比国王低但比“本”官高的首领。因此在查拉有“王”、阿迪、头人等官阶。阿迩与锡金的“卡基”以及锡金王的大臣差不多。那48个家庭的后裔现今仍被打箭炉的藏人称作阿迦。

在西藏历史上另一位有名的汉族将军是迦朵阿巴，和诸葛亮比起来，他算是现代的人了。迦朵阿巴征服了迎德和囊钦。索南雍仲就是迎德本地人，或者就像汉人所说的“三十九族”（藏语词意思是“汉人”，而汉语叫“三十九个部落”）。尽管索南雍仲不会说汉语，但跟迎德比起来，他喜欢中国内地，他告诉我，在古代他的家乡叫琼波，被划分为两部分：黑琼波和白琼波，分别属于各自的土司或首领统治。这里曾被一个来自固尔什的名叫丹津却杰的蒙古王所征服，尔后当地居民每年都要向他进贡好多马匹。但是丹津遭到清朝皇帝派来的迩朵阿巴的攻击。这位将军来自四川，尽管他可能不是四川本地人。他只带了38个士兵，但在来自甘肃的军队援助下，他成功地赶走了丹津，丹津逃回蒙古去了。迦朵阿巴于是把这个地区划分成39个辖区，他自己统治一个，其余38个让他的38个士兵分头统治；每个首领每年要向中央政府派驻的官员纳税450两银。这就是为什么汉语里将这个地区称之为“39个部落”的缘由。索南雍仲说，这段掌故不是摘自于书本而是代代口传而来。他补充说，自从辛亥革命（1911年）以来，藏人已经重新控制了这个地区，那39个首领再也没什么权力了，只是像其他人一样经由两名宗本向拉萨政府缴纳同样多的税。

他还说，迦德北边毗邻的地区叫二十五族（25个部落），仍然保持着它的藏语旧名囊钦，过去一直是相对独立的，就像德格那样。过去它被划分成25个辖区，每个辖区由一名“本”官管辖，所有的地区由一个杰波统辖；但是迎朵阿巴征服这个地区以后就把它交给甘肃人，以此作为他们援助的回报。甘肃允许杰波重返王位，但必须每年向杰贡多的甘肃官员交纳税银。

自从诺布桑波（“贵重的人”）到来之后，打箭炉的贸易就开始了，他是第一个成为商人的藏人。据说他是桑耶地方人，足迹踏遍全藏，最后到了打箭炉，而至于他走的路线，传说中语焉不详。察看了这儿的情况以后，他返回拉萨，再带来一支商队，在此贩卖麝香、鹿角和皮革；他没有带羊毛来，因为那时汉人还不知道如何去纺织它。出售这些商品，他换回了丝绸、茶叶、瓷器、烟草以及其他中国内地产品。他的运输牲口全是骡子或“啄”，因为牛在长途旅行中用处不大。那时藏区还没有强盗，但他的随从都佩带着弓箭，传说中认定随从的数目有500人之多。贸易仅限于物物交换，因为那时西藏还没有多少银币。

我可以提一下，随后羊毛就从达曲卡、安得拉扎玛尔以及其他游牧地区运来了，并且当上海出现大工厂时，它发展成为一项很大的贸易。在过去的三四年里，这项贸易又大大地下降了。

这个先驱的名字，在一般情况下仍然被当作商界巨头的代名词使用着；有一首流行歌曲的两行歌词这样唱道：(www.daowen.com)

Dzongbon Norbu Zangbo

Ja Ja Bod la drang ken.

颂扬他把中国内地所产的茶引进到西藏这件事情。他在这个地区的总部是木雅土司辖区一个名叫朵拉噶摩的地方，沿朝南的路走大约三天路程。离大路约半里之处，仍能看见一些白石块，表明他当时的总部范围，但现在那儿已经没房屋了，仅在夏天的某些时候有个别放牧人的帐篷，那儿已是一片草地了。

诺布桑波的许多后继者，时不时地带来些从印度得到的金银。直到三四年前，贸易尚未萧条之时，一个商人就可能带来三十到四十骡车的银子和一骡车的金子，每骡车的金银重达650盎司之多。

现在，当藏人向内地商人买东西时，实际上他们只付价钱的一半，留下另一半等这些商人下次回来时再付清。这种贸易方式似乎表明内地商人很可信，但事实上是他掩饰得非常好。首先，藏族人几乎都很履行诺言，如果他不这样做，就不能把生意继续做下去；其次，把货物留在打箭炉，汉族商人便以两倍于成本价的价格卖出货物。例如，他把包括运费及其他一切成本的价值400两银子的商品以1000两的高价出售；他先收下500两，同意另外500两下次来时再收取。随着他的交易的扩大，拥有约十一二个不同的买主，即使其中的两个买主坑了他，这是一件不妙的事，但他所得利益仍然让人满意。

和老牌公司做买卖，就如和朋友做买卖一样，不用文据也照样进行。文据的运用，票制都是从内地引进的相当新鲜的事儿。一般程序如下：藏人A有待售的皮货，但没有钱买他想带回去的茶叶，就把这些皮货转让给无现钱付款的B，A于是从商人C那儿买茶叶，通过一个中介，B向C承诺他以后会守信付款的。B并不签订协议，只说一下，这就够了，因为如果他耍滑头的话，他的信誉就永久地被破坏了。

目前藏人没有带来大量银子，他们似乎难以从印度弄到东西了。而且，四川的内战使得这些内地商人惊恐不已，地方官僚又贪得无厌，因此藏汉贸易现在已从打箭炉转移到甘肃（当时所辖的）西宁，转移到北京、天津去了。拉萨几乎只与印度做贸易了。

茶叶是主要贸易商品。把茶叶做成一块块“茶砖”，用筐子包装好，叫苦工背驮着从内地运送过来。一般的载重量为9包，每包17斤重。从打箭炉分两路把茶叶发送到西藏。在“小路买卖”中，用牛把茶叶运到里塘、杰贡多等地，茶叶仍用原先的包装，但把它们宽松地裹在牦牛皮中。这种贸易中的茶砖质量一般比较低劣。在“大路买卖”中，牛队运着茶叶到拉萨，杰贡多这边的茶叶原封不动。在打箭炉，一个茶砖的价钱，不计质量好坏，像在拉萨的交换那样，一般是1.5卢比，大量采购来出口，批发价每个茶砖平均值1卢比。

运往拉萨的茶叶，就不要原先的包装，而是把它缝进牛皮里，重3斤的12个茶砖缝一张牛皮，这使重量减轻一半。把每一担72斤重的茶砖再包装一下要花4.5卢比，骡子和牛驮运的担子是一样的，但由于旅程长了，包装也小了些。运输依次进行—去达乌、甘孜或绒坝岔、卓钦寺、杰贡多、那曲卡或达木巴、拉萨，运费一般根据每次运送的重量和路程来决定。例如，从打箭炉到达乌有七天路程，运费则在每担3卢比到5卢比之间，视市场中的茶叶和可找到的牲口数量多寡而定。但牦牛喜欢在路上吃草，下午经常又不情愿走路，到达送货地则需花一两个月时间，而运输费用仍旧是原来那么多。

按规矩，茶叶的老板是不亲自押送的，他把这项活儿交付给一个代理人，这人先头出发，并在各个不同地点做好安排，在第一站达乌，他和来自甘孜或绒坝岔的牛主洽商，并约定他们到那个镇上，等着运输队到来，付清第一程的费用后，继续前行，他干这项活儿只管吃，没有工钱，但为此老板借给他一匹马、一个马鞍子、一把枪以及300~400两银子去做他个人的生意。老板一般带着一个骡队尾随在后，这一队运着些更值钱的内地产品，如丝绸等。

从打箭炉到绒坝岔的运费平均每担9.75卢比，从绒坝岔杰贡多则为8卢比，从杰贡多到拉萨为巧卢比；加起来总共32.75卢比，比原先的价格24卢比高多了。不计时的租用仓库的租金为每100担付一个茶砖。在卓钦寺当局按每8担一个茶砖的税率收军炯税，在拉萨则按每10担12个茶砖的税率收税。交给拉萨地方政府的茶叶必须给色拉、哲蚌和甘丹三大寺院，以代替1911年革命以前的津贴，过去他们是从北京中央政府那儿获得这笔款项。一个商人估计，如果他发送1500担货，在付完各种费用，例如包装费、运输费、仓库租金、税款、代理人的伙食费等等之后，到拉萨他就只剩下1000担来出售了。这批茶砖他是以每个6卢比的价钱买到的，几年前价钱是8卢比。或10卢比，但后来跌价了。茶叶低廉，销量更大，因而更是有利可图。运输队要花一年时间才到拉萨，路上的损失和茶叶的变坏，使赢利受损；而且有时货物到的不是时候，市场供应已经饱和，此时甚至连6卢比的成本价也没有人愿出。但一般来说还是有很公平的外快可赚的。

在打箭炉，茶叶运输队离开以后，老板继续为他的运丝绸等货物的商队做准备，这个队他将亲自带到拉萨，不再雇人了。该队由30到100匹骡子组成，并有20个装备良好的骑兵护行。老板带有几个帐篷，以每天25公里的速度悄悄地行进，惟在周围环境引人注目的地方才停留，可能还打会儿猎，没必要急忙赶路。在茶叶运输队走后四五个月，老板才动身出发，他的骡队却能在3个月中轻松地走完同样的路程。他没带多少现金，通过在路途中交易一些货物，就能得到任何别的想要的食品和新鲜肉。只需要一把茶叶，就能换来他的骡马要吃的草料和豌豆。这把茶叶只是他要出售的货物中的一点点而已。他在他的茶叶运输队两三个月前就到达拉萨，在等待的时间里，他卖出他的商品以换回金或银—银子不很受欢迎，因为康区不使用特兰卡；或者用来换回布茹格或拉萨、印度产的其他物品。

上面描述的这些站点，都在有名的“赴藏商路”上。它更加靠北，这样就绕开了艰难的山区。

除商人走的路以外，在康区与拉萨之间还有另外两条路：（1）中国官员走的路，北京来的安办就是从这条路走，即从打箭炉出发，沿着与北路相对的南路走，北路要过甘孜，南路向西到里塘、巴塘并经过江达。这条路要穿越一个穷乡僻壤，那儿草木不生，要翻越几座高山，但此旅程一般停靠60个站点即可到达目的地。这条路现在也荒弃了，因为海森威和其他强盗团伙的活动，致使多年来里塘与巴塘间的路段几乎不能通行。（2）位于商路与官路之间，从甘孜出发，是一条朝圣者走的路；这条路上的大山阻碍了商人行走，但这片地区很暖和，又有农田和森林。它和北路差不多远，由于远离商业中心，这儿的食品又多又便宜，朝圣者多走此路，这条路从甘孜开始，经洛科穿过德格中部，然后到类乌齐—冲波—纳格什—贡波—达格波—拉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