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隆探险队是以法国人多隆（Vicomte d’Ollone）少校为队长，鲁巴吉（Lepage）大尉、胡勒莱尔（Fleurelle）中尉、波依乌（Boyve）军士为队员的四名法国军人组成的，其主要目的就是调查那些“独立的”“未开化”的“蛮族”。

1906年12月，“多隆探险队”在越南的河内登陆，第二年春季到达云南府（今昆明），在云南府，探险队兵分两路。胡勒莱尔和鲁巴吉前往云南东部的苗族、彝族领地探查；而多隆与波依乌从云南府出发，北上进入山区。数日后多隆一行渡过金沙江，从那里再北上到达会理后，又继续北上抵宁远（今西昌），并由德·格布里安神父陪伴，一同踏上了“独立的”彝族禁地。1907年9月，探险队再次汇合后，又向康区出向，后又深入松潘等地，又西行深入兰州，可谓由南向北穿越了整个中国西部。本书即为这次探险的游记。其后，多隆研究对象着重于考古学与民族学。在考古学方面著有《断偈残碑集》《中国西部的古迹》及《中国回教的研究》三本；民族学方面著有《中国的非汉民族的史料》及《中国的非汉民族的文字》等三本。这些巨著，把中国西南民族的史地语言作了总探讨，成绩显著。为法国人在此方面的研究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本书原名《最后的未开化民族》，于1911年法文出版，1912年 Boston Maynard and Company出版英文版，书名In Forbidden China， the D'Ollone Mission 1906—1909（《中国禁地：1906年至1909年多隆行记》）。简体中文版更名为《彝藏禁区行》，辛玉、周梦子、叶红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为《亚洲探险之旅丛书》之一。

除这座桥^[60]外，打箭炉的路是中国山里看见的最漂亮的地方。路大约有两米宽，从悬崖走下来也不让人害怕。从这条路上通过的运茶人多得令人难以想象。众所周知，西藏人把茶当作主要的营养品。几乎所有的茶都从这条道专门运往西藏。这些看上去并不十分强壮的男人们，带的行李多得令人吃惊。我们看着他们大概估算了一下，行李可达140公斤，再加上令人生厌的来来回回上下的3000米的高度。

打箭炉县城内既有藏人的首领也有汉人的县令，是藏区的大门。在这里藏民的家远比汉人的家漂亮，感觉也好得多，也干净得多，非常像我们的家，但还保持着自己的特色。可是目前还没人对此做出恰当的评价。

然而，我不打算花笔墨来记述县内众所周知的事情——黄帽派和红帽派的喇嘛庙^[61]，以及当地藏民的事——牦牛商队和男人们一起从远处背着茶叶运来运去。西藏是一个世界，要研究它，当然要留给专家们去做。而我们到这里来的目的是做比较，能做到这一点也就该令人自豪了吧。

【注释】

[1]“番”“蛮”均为古代对少数民族的歧视性称谓，其中“番”指代外族。为存史实，本书照录，不再另注。

[2]即“木雅”。

[3]木鲁乌苏位于今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境内，为从西宁入藏要津。

[4]张莉红：《西藏地方文献考略》，载《中华文化论坛》，2005年3期。

[5]赵昌智主编：《扬州文化研究论丛》第3辑，广陵出版社2009年。

[6]丹珠昂奔、周润年等主编：《藏族大辞典》，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0页。原文为康定县，2017年康定县撤县设市，故改之。

[7]赵心愚：《清代早期西藏方志中的“康”及有关记载特点》，载《藏学学刊》，2015年2期。

[8]关枫主编：《中华古文献大辞典 地理卷》，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09页。

[9]胡江花：《清代方志〈藏纪概〉的整理和研究》，载《魅力中国》，2016年38期。

[10]赵心愚：《〈中间地方志联合目录〉西藏地区清代方志的著录问题》，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3年4期。

[11]孙冬虎：《清代国人对西藏地理的考察与记载》，载《测绘科学》，2004年s1期。

[12]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川历代旧志提要》，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版。

[13]清季文献有记为“上巴汤”，疑为误记。

[14]陈庆英，杨洁：《评〈清代藏学历史文献研究〉》，载《西藏研究》，2018年2期。

[15]赵心愚：《〈西藏志考〉成书时间及著者考》，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1年12期。

[16]刘凤强：《清代藏学历史文献研究》，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64页。

[17]刘凤强：《〈西域全书〉考——兼论〈西藏志考〉〈西藏志〉的编纂问题》，载《史学史研究》，2014年4期。

[18]赵心愚：《乾隆〈雅州府志〉中的西藏篇目及其资料来源》，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6期。

[19]清代文献多记“荥经”为“荣经”，即今四川省雅安市荥经县，下同不再另注。

[20]刘立云：《从玉石之路到茶马古道：论丝绸之路青海道的演变及其意义》，载《西藏研究》，2018年1期。

[21]赵心愚：《乾隆〈打箭炉志略〉著者及资料来源考》，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年9期。

[22]本《志略》内下划线处文字均为初校文，□表原补订本空缺。

[23]“驻札”同“駐劄”，亦同“驻扎”。

[24]原文如此。文中界域均按东南西北排序，故正确应为：“东至上坝石交界；南至瓦柒交界；西至扒桑交界；北至无人烟荒山，地名‘热错’交界。”

[25]即今雅安市芦山县。

[26]《职贡图》是封建时代外国及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上层向中国皇帝进供的纪实图画。《职贡图》现已成为我们研究中国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古代历史、文化不可多得的图像资料，是真正意义上的带有珍稀文献与史料价值双重意义的民族图志。我国现存最早的《职贡图》是南北朝时期梁元帝萧绎（约508—554年）所绘（摹本现藏北京历史博物馆）。

[27]嵇曾筠（1670—1738年），字松友，号“礼斋”，江苏无锡人，清代官员、水利专家，康熙四十五年进士，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吏部尚书、浙江巡抚、总督。

[28]茶篦为茶叶装具名。清代商销茶引，以半为官茶，半为商茶。领交官茶，每十斤为一篦，名为茶篦。(www.daowen.com)

[29]关枫主编：《中华古文献大辞典 地理卷》，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页。

[30]王金凤、胡志杰 ：《试论清人游记〈西藏纪游〉的文献价值》，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1期。

[31]曾珍、程亚运：《〈卫藏图识〉读书札记》，载《卷宗》，2014年12期。

[32]何金文：《西藏志书述略》，长春：市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85年版，第32页。

[33]王锡祺（1855—1913年），字寿谖（一作寿萱），室名“小方壶斋”，江苏清河人（今属淮阴市）。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18岁考中秀才，捐刑部候补郎中。王锡祺的一生，主要是读书、编书和出书。他不仅编辑中外学者的有关史地著作，自己也是优秀的史地研究专家，撰写了大量史地著作。《小方壶斋与地丛钞三补编》是清末地理丛书的巨制，已出版初编、补编、再补编三部，收书一千余种，近一千万字，是中国地理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名著。

[34]赵云田：《关于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载《清史研究》，2012年4期。

[35]曹海霞：《〈卫藏通志〉作者探究》，载《满族研究》，2014年3期。

[36]池万兴：《和宁及其〈西藏赋〉》，载《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4期。

[37]删除线表原书删除，下划线表原书更正，[ ]表原书补加。

[38]顾静：《略谈〈熙朝新语〉的整理》，载《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7年5期，总第435期。

[39]依年代推断，此“明正土司甲克木参同”即坚参德昌（又作甲木参德浸），乾隆十年（1745年）他24岁时承袭明正土司，在职46年，独掌土司印务达20年，是史载明正土司执政最长者。

[40]即雅砻江，清代文献又有记为“雅隆江”。

[41]刘建丽：《略述〈康輶纪行〉的史料价值》，载《西藏研究》，2011年2期。

[42]清代文献中“喇嘛”又记为“刺麻”，盖译音异也。

[43]此处指《方州守永定茶务章程记》，收入该书《艺文》篇中，本书有录。

[44]工布郎结（1799—1865年），即波日·贡布朗结，又名布鲁曼，藏族，今甘孜藏族自治州新龙县安乐乡人。关于其历史可参见玉珠措姆：《瞻对工布郎结在康定的兴起探析》，载《中国藏学》2014年2期，喜饶俄热在《新龙布鲁曼史略》（政协甘孜州文史委出版，2013年版）对其的历史评价，目前最为客观。

[45]关枫主编：《中华古文献大辞典 地理卷》，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页。

[46]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川历代旧志提要》，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版，第400页。

[47]马天祥：《〈西藏小识〉诸篇源流考》，载《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4期。

[48]朱悦梅：《光绪朝泰州单毓年治藏思想研究》，载《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3期。

[49]王启龙：《萌芽时期的中国藏学研究》，载《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1期。

[50]《辟园史学四种》作者现有争议，或以为刘体仁，或认为刘体智（刘秉璋第四子）。

[51]刘耋龄，张涛：《祖父刘体智先生和他的收藏》，载《世纪》，2018年3期。

[52]锅庄，犹言炊饭人家也。黑帐房即牛皮帐。（原诗注）

[53]糌粑，蛮言“黑麦”也。酥油即牛酪之通称。（原诗注）

[54]邛州产茶，行于塞外。饮茶皆以木碗。葡萄根碗，尤为珍贵。（原诗注）关于钱召棠和他的《巴塘竹枝词》，另可参见：顾浙秦：《钱召棠和他的〈巴塘竹枝词〉》，载于《中国藏学》，2004年2期。

[55]汉人纳夷女，名“坐锅桩”，以酥茶为敬。未嫁女名“猫”。凡婚姻以鼻箫、口琴联奏，曰“牵手”。（原诗注）

[56]关于古伯察游历文献真实性的考据，可参见[法]伯希和：《秦噶哔与古伯察先生的拉萨之行》，耿昇译，刊于《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十七辑，西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57]王雷：《概论〈西藏通览〉的历史研究价值和人文地理价值》，载《新西部：理论版》，2015年6期。

[58]河口慧海（1866—1945年），日本佛教学者，1897年只身从尼泊尔入藏，1903年归国，翌年再次西度，先在尼泊尔搜集佛教典籍，1913年入藏，1915年携藏文大藏经归国，并带回许多佛像、佛画、佛具与经版；1924年在宗教大学教授藏语和藏传佛教，致力于藏文、梵文经典的日译工作。晚年在东洋文库编纂《藏日大辞典》，曾于1935年考察内蒙佛教；著有《西藏旅行记》《请来西藏品目录》《西藏传印度佛教历史》等书。

[59]原书中路程里数及诸多计数存在主观与混乱之处，仅供参考。

[60]指泸定桥。

[61]即指代的“格鲁派”和“宁玛派”的寺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