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州府志》乾隆四年（1739年）由知府曹抡彬等修，曹抡翰等纂。曹抡彬，号“炳庵”，贵州黄平（今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黄平县）人，史志学家，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举人，四十八年（1709年）进士，乾隆三年（1738年）任雅州府知府。曹抡翰，曹抡彬弟，贡生，乾隆初期任雅州府学训导。

乾隆三年（1738年）春，曹抵雅州任知府，当年冬就组织人员修纂府志，历时6个月，次年初夏府志便纂成并刻印。^[18]本文选自卷之五《茶政》。

炉不产茶，但系西藏总会口外，番民全资茶食，惟赖雅州府属之雅安、名山、荣经^[19]、天全、直隶邛州等五州县商人行运到炉，番民赴炉买运至藏行销。按雅茶有边引、腹引之分，皆赴□打箭炉发卖。茶价贵贱不常，古传：茶马之司，其来久矣。由洪武中，命蜀、藏收巴茶，西番商人以马易之。茶四十觔易马一匹。中国颇获其利。后私茶出境，马价遂高，乃差行人禁约，又委官巡视。日久法驰，人玩朝廷，虽禁而权私主之致，令商旅满关，茶船遍河。每茶百觔私税银二钱，或金五分，流弊遂不堪言至。(www.daowen.com)

【注疏】文中古传之史实与所谓“流弊”，主要针对明代而言，《明史》卷八十·志第五十六《盐法 茶法》有记，本书有录。

另一方面，明代中期以后，以青藏道为汉藏主要通道的情况有所转变。经康区南部，连接内地与朵甘、乌思藏的川藏道被定为官道，逐渐成为明代藏区僧俗往来以及茶叶贸易的另一交通要路。明王朝的这一举措是自唐、蕃时代以来朝廷在对藏交通问题上的一次重大转向，使得汉藏间交通的重心由西北南移至四川和康区。^[20]当时，川西藏茶产地雅安通往康区和西藏的康藏茶道主要有“南路”（黎碉道）和“西路”（松茂道）两条，即“南路边茶”与“西路边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