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西藏志》是一部记载清乾隆初年西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志书。作者佚名。一般认为该书约成于乾隆初年，问世后，一直以抄本的形式流传，直至乾隆五十七年才由承宣使者和宁刊刻成书。此志不分卷，记事止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全书3万多字，分事迹、山川、寺庙、天时、疆域、物产、发节、纪年、风俗、衣冠、饮食等36目，叙事详清略古，对山川、道路、语言、风俗习惯记述较为详细。此书虽然行文过于扼要，而且还有一些讹误，但因成书早，被视为一部正规的西藏地志，受到研究西藏的学者高度重视。其后编撰的《西藏图识》《卫藏通志》等志书，多从中取材。

《西藏志》现有康熙六十年刊本（四卷）（成文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又收录于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西南稀见方志文献》第四十八卷；另有收录于凤凰出版社2012年《中国地方志集成》第二册中的《乾隆西藏志》。同时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有《西藏志》不分卷本，为影印乾隆五十七年刊本（和宁本）。

（壹）饮食

藏番、蒙古不拘贵贼，饮食皆以茶为主。其茶熬极红，入酥油、盐搅之。饮茶食糌粑或肉米粥，曰“土巴汤”。^[13](www.daowen.com)

（贰）藏程纪略

初四日进打箭炉，为蜀西极边，皆番地，乃藏路咽喉。土官明镇司统属，其先叛服不常，康熙三十八年调兵剿平之，宣以恩威，彰以信义，莫不倾心向化。今设兵戌守其地，番汉咸集，交相贸易，称闹市焉。

【注疏】今有学者最新研究，《西藏志考》《西藏志》作为较早出现的西藏方志，很早就引起人们的重视，成为论述西藏问题的重要依据，对于《西藏志考》《西藏志》的作者、史料来源等问题，学术界长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邓锐龄、张羽新、赵心愚都曾撰文讨论，但是最终没有得出十分具有说服力的结论。刘凤强在撰写《清代藏学历史文献研究》一书时，经过多方探索，最终于南京图书馆找到较为罕见的乾隆初年的《西域全书》，经过严谨考证得出结论：“乾隆元年的《西域全书》是清代第一部成熟的西藏方志，目前所见两种《西藏志考》均是抄自乾隆元年《西域全书》，《西藏志》是理藩院的官员在《西域全书》修补本基础上编成，其编纂目的是为《大清一统志》提供材料。由此解开史学界长期未解之题，给此问题提供了合理的答案。”^[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