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都市人类学研究

人类学（Anthropology）顾名思义就是从生物和文化的角度对人类进行全面研究的学科群。从字面上理解由Anthropos和Logos组成，就是有关人类的研究认知学科。人类学的名称于1501年首次出现于德国哲学家马格努斯·亨德（Magnus Hundt）的作品《人类学——关于人的优点、本质和特性以及人的成分、部位和要素》（Antropologium de hominis dignitate，natura et proprietatibus，de elementis，partibus et membris humani corporis）［60］。人类学根据研究范围不同，一般分为体质人类学（即把人作为生物对象来研究）和广义文化人类学（把人类社会作为文化系统来研究）两大分支。而其中主要发展于19世纪的文化人类学，凭借其对人类传统文化理念、习俗的深入研究，对其他相关学科的横向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启迪。

都市人类学（Urban Anthropology）是隶属于广义文化人类学之中的，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主题是文化，作为延续，都市人类学家对城市的文化角色尤为感兴趣，将城市视为一种文化作为学科研究的主题，研究范围聚焦于城市区域的文化与社会演变发展过程。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两位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和米尔顿·辛格（Milton Singer）在早期著作中发展了这一主题并称之为“城市的文化角色”，把城市视为社会文化整合的一个特定层次。

相对于传统人类学的研究，都市人类学属于新兴的发展领域，学科真正的建立是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之间，源自于西方快速城市化过程产生的人类学问题使研究的对象产生变化。当代都市人类学的理论研究内容大幅扩展：第一方面，都市人类学研究愈加趋向非领域化和非地域化的研究；第二方面，都市人类学更多研究消费领域，是从反思的角度关注城市文化的再生产和再创造过程；第三方面，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许多全球城市出现，都市人类学需要关注这类城市的文化多元化与独特化的关系［61］。虽然都市人类学的研究起步较晚，但随着全球城市的急速膨胀，从发展的角度上看，都市人类学与城市规划、城市设计的关系将愈加紧密，相互融合。

2）地下空间的涉及

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可以认识到人类行为方式有着多种可能性，不同社会、不同背景对于行为可能性的选择也是不尽相同的，这也就导致了不同文化间的迥乎相异。这种文化差异性又逐步成为脉络影响传承。这种自成体系的文化、历史渊源必然形成对于空间环境的差异表征，而这种差别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方式保存下来，影响着对空间环境深层意义的把握。

再从都市人类学的观点来看，城市空间关系的深层涵义是人类习俗的一种具象体现形式，空间演变过程应该展示文化因素的影响，而文脉的传承则体现在城市空间的存在当中。基于此，在当代社会中，城市规划师和建筑师们逐步对人类学的研究产生兴趣，开始关注社会关系、传统文化和习俗对城市空间产生的直接影响，尤其是空间对人的精神方面的满足，从而指导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可以突破单纯物质层面的“功能”要求，以文脉为基础，创造与社会意识和行为特征相对应的生存空间。

目前，对于城市和建筑层面、建筑历史与理论及建筑创作等领域的研究已经体现出人类学思想方法的渗透。中国科学院院士齐康教授正在进行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东方现代建筑》系列研究，对日本、印度、东南亚及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进行有关东方文化与建筑在东亚、南亚和中亚地区不同国家发展情况的调查和归纳，特别强调文化研究的重要性，讨论人类学与当代城市与建筑思潮的关系。齐先生对于人类学与建筑学、规划学的结合研究起到了有力开拓作用。然而，作为城市整体空间系统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城市地下空间对于人类学，对于文化、习俗影响的相关研究仍然比较欠缺。因此，本书在齐先生的系列研究基础之上，希望通过探讨都市人类学与地下空间学科的关系，并就地下空间设计提出精神行为的研究构想。(www.daowen.com)

空间既是人类得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又承载了人类历史文化的积淀。城市、建筑、空间的形式、功能及文化的创造必须以人为基础。而对于城市地下空间设计的研究，满足使用者的生理和心理尤为重要，因此对于地下空间研究需要以人本角度为基础，以精神存在为追求高度。都市人类学的研究为城市地下空间设计的理论中关于精神行为的研究构建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方法。

从整体角度上说，利用都市人类学的理论基础对城市地下空间进行研究，需要从社会文化和人类行为的各个方面和层次研究社会的文化元素和行为，把社会或文化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基于都市人类学的地下空间文脉体现将侧重于社会意识和历史文化的方面，研究地下空间所属城市区域的习俗活动、宗教信仰、社会生活、美学观念等相关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些内容共同构成了城市地下空间的社会文化背景，并可最终通过其空间形式、形态布局、环境氛围等表露出来。

3）地下空间的契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工业生产的增长，科学技术的进步，20世纪中叶西方城乡格局发展开始产生显著变化，现代城市已经成为工业革命所带来的产物。现代主义风格（Modernism）的建筑、空间新兴蓬勃，其以科学为基础，讲求理性与逻辑，具有鲜明的理性主义和激进主义的色彩。没有装饰，没有传统，没有历史的现代城市空间是工业化时代的反映，是社会历史的客观条件所造成的必然性结果。这类风格迅速改变着以传统文化为主流的城市脉络。

科技的进步不断带来城市的繁荣，然而，繁荣的背后也深藏了危机。传统农业文明积淀出缓慢而和谐的生活节奏和方式正在被快速、高效、便捷的科技所代替，从而城市环境越发体现其高度组织性和规范性。这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与解放，与此同时，却也导致了人类的存在变质为技术理性的一部分，精神性和人本性让位于功能性和工具性，最终使人类丧失了传统的根基和连续性，造成了对历史传统的颠覆与否定。现代主义风格作为工业文明的重要代表，其“千篇一律、千城一面”的教条主义从另一个方面说却对城市良性发展有着负效应。其过分强调空间功能，对彼此之间的关联和脉络忽视，对城市文脉的理解缺失，导致了城市空间环境的冷漠和乏味。从根本上说，这就是对城市文脉的丢弃，对场所精神的忽视。

城市的地下空间，其外部形态相对于地面空间来说造型感、体积感偏弱等局限性，使得雷同性和乏味性的问题更加严重，许多现代城市地下空间大都呈现一副统一面孔，印象模糊，容易产生景象混淆。当大张旗鼓的复制着其他城市地下空间所谓的成功经验时，也不难发现无论地铁站点还是地下商业几乎都成为以玻璃、水泥等现代工业材料构筑而成的空间。缺乏艺术审美，忽视历史文脉，枯燥单调，完全丧失地域的可识别性和文化的归属感的地下空间与整个城市空间层面割裂。这就造成处于地下空间中的使用者对于城市地下环境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被大大地削弱了，即所谓“场所失落”、“含义危机”以及“性格”与“象征”的消失［62］。许多建筑师、规划师开始对完全从实用主义出发的地下空间风格以及对于偏门强调纯净空间语言的态度提出怀疑和批评。

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学对于文化的再认识和再发掘，促使研究者对于城市文脉、场所精神开始重新认知。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IAM）^[2]第十次会议于1956年在南斯拉夫的城市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召开时，以阿尔多·凡·艾克（Aldo Van Eyck）为代表的年轻一代建筑师，公开反对单纯的功能主义理论，反对机械秩序的概念，积极地提出建筑师的创作要有特征及明确的表达意图，要注重建筑空间的精神功能，强调“今天新精神”的存在。发展到当今时代，认识城市的深层内涵，挖掘其文化基因和社会背景，已经成为认识城市空间发展的一个重要视角，放之于城市地下空间，这样的趋势也必将成为未来发展的主流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