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传统的知觉理论研究忽略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联系，在无情地将人与自然割裂开来的同时也将人与其文化历史相分离。德裔美籍心理学家、美学家，格式塔心理学的代表鲁道夫·阿恩海姆（Rudolf Arnheim）进过一些研究认为“知觉是艺术思维的根本基础”［53］。因而知觉中是有其思维，知觉中同时也是有其行为。这就说明，在地下空间中对空间使用者的知觉与行为的认知是对行为空间和精神空间的构建进行综合研究的基础，其意义非常重要。

学界普遍认为首先把知觉和行为进行有机整合研究的学者是20世纪视知觉领域最重要的心理学家之一，美国学者詹姆斯·杰尔姆·吉布森（James Jerome Gibson）。吉布森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对“视知觉生态论”和“环境可供性的概念”的奠基，其在《视知觉生态论》（The Ecological Approach to Visual Perception）一书中，详细地论述了知觉生态理论，认为自然界的许多客体具有恒定的功能，这种意义存在于环境刺激和模式当中，人的知觉的形成就是环境刺激生态特征的直接产物。吉布森称环境客体的这种功能特征为“可供性”（Affordance）。［54］

19世纪50年代以后，空间营造思想的重点从功能主义转向了人本主义，逐步开始注重人在心理上需求的研究。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市规划系博士生导师孙施文教授认为：“空间不仅是为人所使用的，同时也是人所体验的，而且正是这种体验性赋予了空间的特质。因此，对于空间来说，产生了除三维之外的更多维度，而人类对于空间的感受就建立在这些数量可能是无限维度的基础之上。这也就使我们有了除丈量尺寸之外的空间的意义，而这种意义才是空间的真正价值所在。”［55］因此，也可以这样理解，空间是指一切围绕着人而形成的客观存在的物质实体构架，人在空间中的存在和活动成为空间的最基本构成要素。(www.daowen.com)

地表下空间的形成，是城市空间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选择，随着人类活动的进步而越来越具有目的性和独特的空间意义。它的存在并不是物质性的简单存在，而是被城市赋予了“城市知觉空间”的性质，具有视觉、触觉、听觉、动觉的城市空间内涵。地下空间使用者心理受到压抑感的原因之一是与外部环境的隔绝，对于外部环境映像的缺失。这也正是由于在地下空间研究中存在着感知与行为之间的无形鸿沟，而这一鸿沟又直接影响着对地下空间设计中精神场所体现的研究结果。吉布森对“视知觉生态论”研究的意义远远超出了知觉领域，他摆脱了传统结构主义和行为主义普遍存在的感知与行为的分离，通过知觉和行为的综合分析构建了空间环境与知觉行为联系起来的基础。遗憾的是，这一理论并未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所以，把这一研究思路发展到解释城市地下空间中使用者的行为以及对所处地下环境的反馈，对地下空间设计是具有实际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