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乡村儒学初见成效之后，如何深化和巩固，使之成为乡村内生性的文化力量，这是当前必须回答的问题。儒学不仅是一种哲学理论，而且是一种人生信仰，具有安身立命的功效。乡村儒学实验证明，这一关于生命的学问在今天的基层社会具有现实意义。乡村儒学只有真正变成了乡村群众的人生信仰，重新具备了安顿生死的意义，才能够真正在乡村扎下根来，这也是我国乡村的文化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

1.常规性教化场所的缺失是目前乡村与社区亟待解决的问题

放眼世界，现有各大文明的乡村社区都为其具有本民族文化特色的教化场所覆盖，基督教文明、印度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都是如此。中国传统文化以儒释道三教为内涵，以儒家为主体，儒家虽非建制性宗教，但千百年来形成了包括宗族、祠堂、私塾以及民间道堂在内的诸种教化组织，遍布于广大城乡，发挥着基本的道德教化功能。近代以来，由于基层社会的儒家教化组织载体被摧毁，广大乡村和城市社区道德教化功能缺失，导致了乡村和社区出现了严重的道德空心化。乡村不用说，即使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里，那些看上去流光溢彩的社区也缺乏那样的教化场所，甚至没有一个祭祀祖先的公共场所，以致每到清明节和春节等重大节日，繁华的都市街道变成了焚烧冥纸之地。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民族，一个最重视孝道的礼乐之邦，竟然连给祖先焚香烧纸钱的地方都没有了，这不能不说是这个文明古国在现代转型中所遭遇的文化尴尬。

孔子早就告诫：“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但慎终追远的礼仪需要一个相对庄严肃穆的实施空间；对于大众的道德教化，也需要一个常规性的教化场所。因此，社会基层道德与信仰的缺失，首先是因为缺少公共教化场所。华中科技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教授发现，在那些乡村老人自杀率较高的地区，如果某村有一棵千年古槐，老人自杀率就会降下来，这是因为古槐发挥了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作用。因此，随着传统文化复兴的深入，借鉴传统社会的经验，结合现代社会的需要，重建乡村和社区教化场所的任务已经提上议事日程。

2.三堂是传统中国乡村和社区的重要教化资源

传统中国乡村并非文化沙漠，而是民族文化的蓄水池，涵养了整个国家的文化，这是因为有三种文化载体作为支撑。第一是私塾学堂，主要教儒家经典和做人之道。私塾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作用极大，我们在一些古典小说所看到的私塾先生多半是一幅寒酸固陋的形象，这种形象反映了私塾先生的生存状态，却不足以反映他们的历史贡献。相比而言，私塾先生在传统中国所起的作用，要远大于牧师在西方社会所起的作用，因为私塾先生在传播文化的同时，培养了两个重要阶层：第一是国家文官阶层，也就是士大夫阶层；第二是乡绅阶层，也就是承担民间自治的阶层，这两个阶层担负着整个国家的治理责任。这两个至关重要的社会管理阶层，就是由不起眼的私塾先生们培养出来的。从特定的历史境遇看，私塾先生们自身的寒酸潦倒是必然的，如果说基督教牧师们手中有一把打开天国的钥匙，那么私塾先生的手中也有一把打开仕途利禄之门的钥匙。但是，这把钥匙却无法将私塾先生自己的仕途之门打开，因为他们基本都是科举考试的失败者，注定无缘于“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功名成就。近代以来，私塾被强制取缔，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文化空间。由谁来教导农村人做人？谁来教给普通人最基本的人生观、价值观？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二是宗族祠堂。祠堂是传统中国最为普及的教化和信仰场所，里面摆放着列祖列宗的牌位，供人们按时祭祀，它是慎终追远的教化场所，也是儒家教化的根本所系，传统中国人的一切人生礼仪，像冠礼、婚礼、丧礼、祭礼都是以祠堂为中心来进行的。此外，祠堂也是乡村自治和慈善救助的重要载体，如果有祠堂存在和宗族的保护，乡村老人就不会沦落到自杀的地步，依然有一个共同体在庇护着这些已经没有生存能力的老者。所以，祠堂是传统儒家教化的灵魂所系，是儒家文化的根，祠堂亡则礼乐亡、文明衰。江北的祠堂在“文革”当中大多被当做“四旧”捣毁。改革开放以来，福建、广东等地又复建了一些，但是它目前的功能与历史上的功能不可同日而语。

第三是民间道堂。传统中国几乎所有的村庄都有像土地庙、五道庙或者关帝庙等民间道堂，还有一些与儒释道三教相关的民间信仰场所。这些场所对于学堂和祠堂是很好的补充。比如五道庙或土地庙，人在死后要先来这里报到，让人生百年后有一个去处。这些道堂多与传统文化中的劝善思想相关，既能安顿生命，又能劝善惩恶，使人有所敬畏，我们不能简单视之为封建迷信。

传统民间社会的人生道德信仰，主要是通过以上三堂来塑造。如果说学堂和祠堂教导了做人之道，那么道堂回答了人死后的去向这一终极关怀，三者合起来使生死得以安顿。当它们被当做“四旧”统统捣毁之后，村庄和社区便陷入了无意义的空白之中，活着没有价值，死后不知去向，人生失去意义。于是，活着没有敬畏，肆无忌惮；死后没有去向，一片虚无。

3.在城乡社区建设三堂合一的新型教化场所

传统学堂、祠堂和道堂是分散的，分属于教育、宗族和民间信仰三个不同的系统，而且与宗法社会形态密切结合在一起。祠堂不用说，私塾也多为家族所设，恢复这种宗族性和离散性的传统乡村文化形态既没有可能，也不合时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乡土文明的重建需要提升公共性，通过三堂合一，将讲学、祭祖和地方性的神灵祭祀集合为一个公共性的文化空间，将传统三堂的文化功能加以整合提升，使之成为具有现代性的乡村和社区教化中心，完成社会基层道德教化体系的重构。

首先是建立乡村社区儒学讲堂。根据我们在尼山进行的乡村儒学经验，可以在乡村社区建立儒学讲堂，替代传统私塾的教化作用。儒学讲堂是一种定期化和常规性的讲堂，有儒学志愿讲师给村民或者社区居民授课，每半个月讲课一次，主要讲解《弟子规》《孝经》《三字经》等基本儒家经典，以通俗易懂和生动活泼的形式向民众传播儒家做人之道，同时也教给村民一些人生礼仪和孝道歌曲。儒学讲堂还是村里的留守老人聚会和交流的文化场所，是在基层传播传统文化的良好载体。(www.daowen.com)

其次是建立乡村社区公共祠堂，作为乡村社区公共祭祖场所。传统祠堂多因宗族而建，随着中国由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由熟人社会进入陌生人社会，现代乡村和社区需要一个具有更高公共理性和包容性的祭祖场所即公共祠堂，作为当代人的慎终追远之地。所有公共祠堂都设立了中华文化人文始祖轩辕黄帝的牌位供公祭之用，同时设有赵钱孙李各个姓氏的祖先牌位，供各姓氏祭祖时使用。在乡村公共祠堂中，各个姓氏摆放祖先牌位的神柜分列大堂两侧，正堂的主神龛平日空缺，哪一家祭祖时可以使用主神龛。这就将民族始祖的祭祀与各个姓氏家族的祖先祭祀相结合，在接续传统姓氏祭祖礼仪的同时，提升了祠堂的公共性，也促进了不同民族与不同姓氏的交流和友谊，更能体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根枝相连、血脉相通的同胞情谊，这是对于传统祠堂形态的一种超越。同时，乡村与社区公共祠堂的建立，将使得儒家最为重视的祭礼得以恢复，也为其他重要人生礼仪的实施创造了空间条件，对于重建乡村与社区礼乐具有重要意义。

书院旁边北东野村新建的公共祠堂

最后，在有条件的地方，尤其是在闽南、皖南和广东等传统文化保留较好的地区，乡村社区儒学讲堂可以和民间信仰相结合，这些民间信仰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具有数千年的历史。比如，土地神崇拜起源于殷商时期的社神，与天地崇拜密切相关；关公崇拜则是尊崇儒家忠义之道。这些源远流长的民间信仰对于民众的精神安顿和心灵健康具有重要意义。扫清它们，只会导致基层民众信仰的真空，为外来宗教在基层的大规模传播扫清道路。在中国南方部分地区，比如安徽南部、福建南部和广东省的一些地区，传统的庙观和祠堂保留相对较好，为村民提供了重要的信仰支撑，外来宗教的传播速度远低于北方。在这方面，福建霞浦县的儒家道坛是较为典型的。该县乡村设有十多家儒家道坛，道坛由村民集资兴建，一般为二层或者三层：第一层是儒学讲堂，供奉孔子像和四配，是村民日常学习传统文化经典的场所；第二层供奉当地民间信仰的道坛神灵，有太上老君、关帝、土地神、观世音菩萨等。讲堂每天晚上六点半都有学习活动，主要学习《弟子规》《三字经》和《孝经》等经典读物，大家齐声背诵后交流心得体会，其中的积极分子成为了村里的道德楷模。有一个村子的祠堂在“文革”中被拆毁，族谱被销毁，年轻一代辈分混乱，还出了一起同姓结婚、女方为男方远房姑婆的事件。儒教道坛在该村设立后，义工们在道坛宣扬儒家伦理，重新修订了族谱，重新建立祠堂，理顺了村里人的辈分，村里的道德风尚大为改观。还有一个村子，地处交通要道，村里车匪路霸横行，犯罪者多为本村年轻人，为此还枪毙过两个青年人，但依然收效甚微。后来经过道坛的教化，该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道德模范村。本地原来的派出所所长，曾经负责枪毙过两个犯罪青年人，他目睹村里的变化，也成为儒学讲堂的志愿者。

关于三堂合一的形式，根据各地经济条件的不同，既可以三堂合于一院，也可以三堂分设，集中建在一个院内，分别承担讲学、祭祖和民间信仰功能；还可以将三堂的功能合并于一室，即设立一个村庄或者社区学堂，在正堂供奉圣像和祖先神位。新形式的三堂合一，旨在整合与替代传统中国乡村与社区中的学堂、祠堂和道堂的功能，提升它们的公共性，使之与现代社会相衔接，实现三位一体，彼此补充，共同担负起乡村社区教化的职责，使得传统文化在基层的传承获得现实的载体。三堂合一的建构，使得乡村和社区居民得以再度与圣人同在、与祖先同在、与数千年来护佑着我们的乡村和社区的民间信仰的神灵同在，我们荒芜的精神家园将因此而得以重建，我们的心灵将从此有所皈依，不再流浪。乡村和社区的民众，将能够再一次从圣贤、祖先和神灵那里汲取智慧和力量，这对于乡村社区传统文化的复兴和道德重建具有重要意义。

背诵《弟子规》比赛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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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山圣源书院乡村儒学讲堂

尼山圣源书院乡村儒学讲堂

尼山圣源书院乡村儒学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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