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儒学实验的目的，是要重建儒学在乡村的教化体系，重建乡村的人生信仰，以解决当代儒学魂不附体的时代难题。为此，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建立固定化的乡村儒学讲堂

在乡村弘扬儒学，任何教化首先要有一个固定的场所，就像佛教需要寺庙、基督教需要教堂一样。乡村儒学讲堂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农民进书院和书院下乡村的过程。第一个讲堂设在书院里，因为书院附近就有三个村庄。后来，我们就把讲堂设到村庄里。开始是一个，后来是三个。第二年在整个圣水域镇建了七个村级讲堂，另外还在县城建立了一个社区儒学乡镇法庭。我们的乡村儒学讲堂形成了一套常态化的学习制度，每半个月一次。中国古代的乡村儒学会讲是初一和十五，也是两次。我们的是每个月的中间和最后一个礼拜六。乡村儒学讲堂是给村民讲儒学的地方，也是村庄的公共文化场所，这一个场所对乡村至关重要。华中科技大学参加调查乡村老人自杀的桂华博士告诉我，他们在调查中发现，某一个村庄因为有一棵老槐树，老人的自杀率就降低下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老槐树就是一个公共空间，为农村老人提供了一个说心里话的地方，心里的苦水一旦倾倒出来，也就不再那么苦了，自杀率因此而降低。一开始，村民并不知道这个乡村儒学讲堂是干什么的，甚至有几分警觉，以为又是来骗钱的。另外，虽然是在孔子的老家，村民们对孔子其人其学也是一问三不知，不知道学习孔夫子有什么意义。农民是没有礼拜天的，他们没有闲暇，为把他们吸引进来听课，头几次讲课时，对坚持听课到底的村民发一点礼物，说来都是些微不足道的生活品。第一次每人一袋洗衣粉，第二次是一块肥皂，第三次每人就发一个塑料盆，也算是教化的方便法门吧，体现了对于听课村民的体谅和鼓励。因为头两次发了礼物，加上讲课效果还不错，第三次就来了一百二十多人，结果买得塑料盆不够了，多亏村主任喊了一声：“村干部同志们就发扬风格不要了！”发了三次之后，村民感到听课有收获，没有奖品也依然前来听讲。

乡村儒学讲堂的听众主要有老人、中年妇女和儿童，其中老人和中年妇女占百分之七八十。初期我们担心这样的听众结构是否有意义，因为基本没有青壮年，而孝道教育又是乡村儒学的重点。那么，教化的对象究竟是谁？谁来落实孝道呢？但是，实践证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文化如同空气，是可以传播的。只要一个人来听，就可以影响全家；只要部分人来听，就可以影响全村。影响力的主要来源是榜样的示范。这一点，其他各地的乡村儒学也提供了相似的经验。比如调查福建省涵江县霞浦村时，我也给村民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他们的讲堂可以坐一百多人。可是，这却是一个五千多人的巨型村庄，一百人如何能够影响五千人呢？一个姓周的村民回答：“人少，可是影响不小，就以我来说，我过去是村里有名的赌徒，家徒四壁，无可救药了，我都改了，在村里引起很大反响。我们村的另一个儿媳妇，原来以不孝公婆著称，经过学习，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家庭和谐幸福，她的事迹传遍了全村。另外，讲堂的义工们无私奉献、扫街修路，村民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自然会受到影响的。”他的话，基本上道出了乡村儒学讲堂何以有效的原因。

2.形成一支专业化的乡村儒学志愿者队伍

就像基督教要有牧师、佛教要有僧人一样，儒学的重建要有专门的传道者。一开始，是我们几个学者到农村去传播儒学，后来点多了，我们就在本地发动了一批志愿者。这些志愿者，有的是退休的干部，有的是退休的老师，也有在职的老师，也有做企业的老板，等等。这些人都是无偿地尽义务来为农民传授国学。有的志愿者表现了很高的奉献精神，他们不但免费去给农民讲课，还要给听课的人买一些小礼物，有的要给孩子买一些文具，有的给义工村民买录音机，还有人在八月十五前后做调查的时候给农民买月饼。这支志愿者队伍，对乡村儒学的开展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3.建立一套乡村儒学的传播体系

这套体系包括课堂和课外两方面。课堂教学要有教师、教材、教法等，它不同于学历教育，目的不是考试升学，而是修身做人、信仰的教育，这正是目前国民教育中所空缺的。这就决定了讲课的方式不是满堂灌，不是知识传授，尤其不能讲抽象的大道理。村民是不客气的，如果听不懂课，他们就搬起板凳回家去了，因为家里还有一大堆活儿要干。这不是说大道理不重要，而是说要把大道理讲得村民愿意听。其实，给村民讲课并不是没有道理可言，只不过，你要给抽象的义理涂上形象的“奶油”，这样村民才能接受。这就涉及理与事之关系。华严宗认为理事相即，理在事中，全理即事，理逐事彰，因此，讲故事谈体会是让村民明理的最好方法。我们在课堂上讲乡村里的一些感人的家庭故事，以及祖祖辈辈流传下来教人的老道理，村民最愿意听。尤其是要让村民们知道和家要“从我做起”，不仁不孝对谁都没有好处。我们在乡村儒学活动中发现了一个真实的案例。炎热夏天，一对夫妇正在挥汗如雨地建房子，五岁的孩子在一旁喊饿，闹着要回家吃饭，母亲训斥道：“你就知道饿，还不到十一点半呢！没看见我和你爸爸正在盖房子吗？”孩子问：“妈妈，我们不是有房子吗？为什么还要盖新的？”妈妈说：“孩子，没看见你爷爷奶奶吗？年纪大了，又聋又脏，还常生病，以后就放到这里来，咱们好省心！”孩子一听明白了，说：“妈妈，我不饿了，你们好好盖吧，盖得结实一些。”妈妈问：“盖得太结实干什么？”儿子回答：“等你们老了，我把你们也送过来”。孩子的回答不仅让他的妈妈心惊肉跳，而且也让每一个听故事的村民心里“咯噔”一下。儒家虽然不太讲报应，但是，正如《孟子·梁惠王下》所说，“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那些不孝亲敬老者，已经为他们的子女树立了最好的反面教材，他们的一切行为将来都会反作用到他们自己身上。

除了课堂之外，还有不少课外活动，将课内课外、家内家外的活动结合起来，构成了乡村儒学传播体系的内容。这个体系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行孝道。孝道是现在农村最为突出的问题，也是农村的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都关心的问题。所以，一开始我们就决定先讲孝道。结果效果非常好，村主任说“今天来听的老人有好几位都掉泪了，听完课了回家还在掉泪，是什么原因呢？”我说肯定是老人在家受委屈了，我们讲课的内容触动了他们的心弦。不单是讲孝道，最重要的是要践行孝道。所以，我们不断从村里找一些孝道的典型，让他们介绍行孝的经验，以此来表彰先进、带动落后。从这里开始，我们还给前来听课的孩子布置孝道作业。(www.daowen.com)

第二，学经典。读的经典不能是很复杂的，必须是浅显易懂的。我们一开始讲的就是《弟子规》，后来也讲《孝敬》《三字经》，有时候也讲一点《了凡四训》，或者是《王凤仪讲道录》。讲读的经典，我给它总结的模式就是圣书加善书，圣书就是儒家经典，善书就是中国传统的劝善经典。现在，民间自发的乡村儒学以善书为主，缺乏圣书的引导。学界主导的教学又以圣书为主，很少涉及善书。其实，将两者结合起来才是乡村儒学所需要的。但是不管是善书还是圣书，讲法与学校的应试教育大不一样。这里讲经典应该故事化、生活化、体验化，而且要注意和村民的互动。有的志愿讲师非常善于和村民沟通，他讲着讲着就走到村民中间，让这个大嫂回答一个问题，让那个大嫂背诵几句，还会随机地请人上讲台唱歌，活跃课堂气氛。

第三，习礼乐。中国文化叫做礼乐文明，但是我们现在可以说是礼坏乐崩，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注意。而我们乡村儒学课堂就从最基本的生活礼仪教起，我们每次上课之前，都要播放一点孝道歌曲、儒家的教化歌曲。每次上课之前，让孩子都走到前面，给在座的长辈鞠两个躬，然后所有人站起来给孔老夫子鞠四个躬。另外，我们也请一些专家给老百姓讲一些生活礼仪，像婚礼、冠礼、丧礼，将一些传统礼仪和他们本地的礼仪结合起来。

第四，救孤寡。有些老人生活十分困难，我们就帮助他们；有些儿童因为家庭困难失学了，我们就帮助他们恢复上学。我们发现这个村子里，高血压病人特别多，“三高”的病人特别多，我们从济南请来了心内科的大夫给他们治疗“三高”、讲解防治“三高”的知识，受到了村民的热烈欢迎。每逢过年，我们对村里困难家庭进行救济。我们还在村里搞起了一个“安怀基金”。“安怀”之名来自孔子的一句话：“老者安之，少者怀之”。目前，就是在孔子的老家，老者不得安，少者不得怀的现象也不少，此一基金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除了我们自身捐款外，还组织村民捐款。一个外地来村里买地瓜的商贩，一听到有这个事情，也主动捐款200元。我们希望这几个基金能够做起来，让更多的老人孩子受益。

第五，营氛围。人是环境的产物，氛围的营造非常重要。在试点村子里，每天早晨七点就要播放《弟子规》，孝道歌曲，像《跪羊图》《感恩一切》《婆婆也是妈》等，天长日久，日积月累，对村里文化氛围的改善很有意义。另外，我们也搞了一些评比活动，让农民自己来投票，评选他们的好媳妇、好婆婆、好家庭。另外还根据农民的要求，请县里的剧团来村里表演节目，尤其是有关孝道、传统文化、家庭伦理的节目，非常受农民的欢迎。

第六，立乡约。乡约是中国传统乡村自治的主要依据。近代以来，这个传统实际上被丢弃了。根据我们的调查，目前有些村子有乡规民约，但是这些乡规民约基本上都是硬性的具有法律法规性的规定，只是单方面要求村民做什么、不做什么，比如不许偷东西、不许超生、不许乱到垃圾、不许打架等。只有这么多不许，没有心性的启发、人心的唤醒，它就成了法家而不是儒家。儒家的乡约建立在自我省察的基础上，建立在农民自觉自愿的基础上。现在的乡约实际上已经变形，因为儒家的传统没有了，所谓的乡约也就名存实亡了。

不管是讲课还是进行各种教化活动，最重要的是一个人的言行。儒学是知行合一的学问，是重视身教的学问，你的口才再好，还不如你真心对村民好，不如你做得好。乡村儒学志愿讲师中，成效最好的不一定是那些讲得最好的人，但一定是那些做得最好的人。你口中所说的，只有你做到了，村民才会信服。否则，你讲得全是真理，村民也不相信。就其现实形态看，儒学的本质是学儒，是出则孝如则悌的德性修养。如果把它当成了只说不做的知识，心口不一，知行为二，那就变成了口头禅，既不能修己，更不能安人。

最初半年的效果并不很明显，村民有时候嫌讲课的次数太多。到了2013年8月，我们组织了一次背诵《弟子规》比赛，山东省建委王晓瑜先生资助了3000元钱，给村民买各种奖品，村民的积极性非常高。那天背诵《弟子规》比赛，一共有200多名村民到场，整个教室挤满了人，从老年组、中年组到少年组，既有团队更有个人，尤其是少年儿童纷纷上台背诵《弟子规》，比赛一直进行到中午十二点半。在比赛即将结束时，一对刚结婚的青年夫妻跑到台上，主动要求背诵《弟子规》，并说他们两个结婚之前已经将《弟子规》全文背过了。村里青年人很少，村民当然欢迎他俩上来背诵。教室了熙熙攘攘，诵读声此起彼伏，给人一种过年的感觉。村主任说，村里已经十几年不开群众大会了。在《弟子规》比赛期间，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就是把奖品发错了。村里评选了五个孝心媳妇，结果有六个人上台来领奖，因为当时人很多，奖品也足够，我们没有搞清楚，就颁奖了。但是，其中一个大娘来领奖时，我发现正在台上服务的小学退休老师朱老师对她喊了一句：“你上来干什么？”我心想：“人家上来领奖，你大呼小叫干什么？”那位大娘也不吭声，领了奖品随队下去了，奖品是一件不错的服装。但是，比赛结束后，马上就有村民前来告状，说：“某某某她为什么上台领奖？为什么把她评为孝心媳妇？她要成了孝心媳妇，我们村就没有不孝顺的了。”原来，这个村里有两个重名的妇女，年轻一些的是个孝道模范，年龄大一些的是个不孝的“模范”。此人非常不孝顺，她公公得了癌症，她还跑到门口骂公公，把公公气死了，而且还不给公公送殡。村民质问：“这样的人，你们还奖励她？你们到底怎么评的奖？”村民要求我们把奖品要回来。我们自然没有这样做，否则她就太难堪了，因为农村人都很讲究面子。我们但愿这个错发的奖品能够对她有一点歪打正着的作用。后来听说这位大娘为人处世有了很大改变，虽然公婆都已经去世，但与邻居们的关系大为改善。人民日报社山东分社的主任徐锦庚先生到村里调查，听说这事后，将它写成了一篇报告文学，题目叫做《颁错奖》。

真正的教化效果显现出来是在年底。春节是我们中国人最隆重的节日，也是一个孝亲敬老的节日。平时，村民们各忙各的，但是这个时候再忙，也要关注老人、走亲访友。所以，到了年底，很多村民告诉我们，村子里变了，尤其是孝道的正气被树立起来了。不管在家里怎么样，现在在村子里没有人敢公开不孝敬老人。有些原来非常不孝的人，也有了很大的转变。那个打婆婆的儿媳妇，到了年底就给婆婆买一身新衣服送过去了。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她的婆婆自然非常感动，后来这个儿媳妇还经常用三轮车带婆婆赶集。有位老大娘有3个儿子，因为是山区，生活水平比较低，每个儿子每年给老大娘的赡养费只有200元，但是二儿子从来都不给，二儿媳妇还经常挑老人家的毛病。经过一年的学习，二儿媳妇到腊月二十八就主动送来200元，还请婆婆回家过年（因为她婆婆也是住在一个又破又旧的老人房里），结果婆婆不敢去。到了第二天，二儿子又来请她，这下老婆婆才放心地回去过年。老婆婆回去发现，这回变了，全家人待她若上宾。除了孝道的改善之外，村里的社会风气也有较为明显改善，这是我们没有料到的，因为我们一开始目标就定位在家庭伦理。经过一年的学习，偷东西的明显减少。原来一到秋天，村里就有几个人到坡里偷东西，村民称之为“秋里忙”。尤其是收花生的时候，收下来得赶紧运到家里，要不然就会让偷东西的人拉走了。现在没事了，村民在大街上晒花生都不用担心被偷。村里骂街的明显减少。骂街曾经是村里的一道“风景”，有些人与他人有矛盾，平时不好说，喝了酒就到街上叫骂，骂的话又特别难听，对村里的文明影响很坏。经过一年的学习，骂街的人没有了。其中有一个村庄叫做小官庄，讲堂开了五个月，村主任要请我们吃饭，他说：“讲堂管用了，邻里关系有了改善，骂街的也收敛了。前几天我到街上碰见一个老大爷，此人以前经常骂街。我看他披着棉袄，像是刚喝过了酒，鼻子红红的，正在开骂，正巧让我碰见了，便说了他一句：‘你也学了五个月的《弟子规》了，还好意思骂街吗？’一听这句话，他转身跑进家里，把大门关起来，不出来了。要是原来的话，我越批评他，他骂得越厉害。从前，碰上骂街的，我只能赶紧跑回家里去，将高音喇叭放开，与他比个高低，不然别无良策啊！”另外，村里的卫生也有显著改善，原来要打扫五六车子垃圾，现在一两车子就可以了，因为村民自觉了，将垃圾放进垃圾箱里了。根据我在福建、河北、山东各地所做的调查，乡村儒学只要扎实开展，坚持一年左右，都会有以上各种效果。这说明，乡村伦理问题具有相似的症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