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近代以来逐渐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现代化就是城市化，而“农村”这两个字就意味着落后和愚昧。所以，现代化就是要消灭乡村。其实，这是一种十分片面的观点。近代以来，中国人遗弃了为孔子所珍视的中道智慧，在思想方式上陷于二元对立的窠臼。我们一定要彻底打倒孔子才能实现现代化，我们一定要拆掉北京的古城才算是新北京，我们必须消灭乡村才能完成工业化，我们只有打碎旧世界才能建设一个新世界，诸如此类，其实是一种思想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理论，比政治领域的阶级斗争说更加可怕。就现代化过程中的城乡关系而言，它远非消灭乡村这样简单。发达国家近期出现的逆城市化现象说明，现代化绝不能简单地等同于非农村化，发达国家依然有大量的乡村区域，乡村本身并没有随着现代化进程而凋敝，反而生机盎然，透露着富庶和谐的气象。在现代社会，尽管乡村在GDP（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已经显著降低，但是，文明不等于GDP；反之亦然。从人类文明本身的结构看，工业文明代表了人类征服、利用大自然的一面，农耕文明则代表了人类与自然和天道之间的和谐，文明的维系和存续依赖于这两方面的平衡，也就是天人之际的平衡。因此，乡土文明与工商文明构成了阴阳互补的两极，二者不是单纯的一分为二，而是合二而一。

另外，从文明史的角度看，乡土社会中隐藏着人类文明更为本原性的精神力量。尽管工商文明在制度建构和科学知识方面成就斐然，但是，农耕文明却为迄今的人类提供了最主要的宗教信仰和哲学思想，正如大自然才是人类永恒的家园一样，这些来自农耕文明中的伟大宗教与哲学，迄今依然为现代人类提供着必不可少的精神滋养。如果说，工商文明代表着人类在制度建构与理性推进方面的巨大成就，则发达的理性与知识，依然需要古老的农耕文明所孕育的宗教信仰情怀来引导。正如人不仅有理性，还要有情怀，不仅要有知识，还要有信仰。在前不久召开的乡村儒学会议上，著名学者李存山先生指出，乡村是城市的根，乡村儒学是城市儒学的根，乡土文明是城市文明的根。从文明史的源流来看，人类最早的文明发源于乡村，乡村文明是孕育人类文明的文化母体，就像天地是孕育万物的母体一样。正因为如此，尽管英国是一个现代国家，但是，英国人却说他们的精神在乡村。从再生产的方式而言，农业文明以对大自然最低程度的破坏来展开其物质生产活动，维系人类自身的再生产，这比工业文明要集约得多，合理得多。现代工业文明是物质主义的，它仅仅将宇宙天地万物看做是自己的消费对象，不惜任何代价满足自己欲望的需求。这种文明中的人实际上已经将自己降低到腔肠动物的水平，对于他们而言，肠胃的满足和感官的舒服就是一切，这是人性的蜕化，更将文明置于一种危险的境地。

但是，在现代中国，农业与现代化不能两立的思想是这样的深入人心，不仅决策者们这样认为，知识界这样认为，社会大众这样认为，甚至农民本人也这么认为，连农民自己都认为做农民是没有出息的，是愚昧落后的，仿佛那是一种天生的原罪。社会学家张玉林教授把这种观念称之为“贱农主义”。这种观念，既是我国长期以来城乡二元政策的产物，又反过来加剧了城乡失衡，对现代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www.daowen.com)

因此，儒学的根在乡村，梁漱溟、费孝通等近代学者都对乡土社会与儒学的内在联系做了深入的考察，北宋《吕氏乡约》、明代泰州学派以及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等也为乡村儒学的发展做了有意义的探索。今天，在儒学遭受到了空前的历史摧残之后，它的复兴也必须遵循归根复命的规律，从最为荒漠化的乡野开始进行灵根再植。在儒学的一切民间传播体系被摧毁、儒学根部的生机殆绝的情境下，试图将其变为政治意识形态，走所谓的上行路线，不但有违现代社会政教分离的基本法则、窒息儒家的思想活力，而且是颠倒本末之举。打个未必完全妥当的比方，它好比是想让一棵树倒着生长，先栽花朵，次栽枝叶，再栽树干，最后去栽种树根。世界上有这样栽种成功的树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