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发起乡村儒学实验，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乡村文化的沙漠化

传统中国的乡村可以说是文化的蓄水池，遍布乡村的私塾培养了乡村的文化人，孕育了数千年耕读传家的传统；村里的祠堂、土地庙、关帝庙、河神庙、火神庙以及其他异彩纷呈的民间信仰，满足了普通村民的超验追求，提供了对于人生终极意义的答案，是乡下人的安身立命之地。不仅如此，乡村私塾培养了大多数的读书人，他们在科举考试中金榜题名，晋升到士大夫阶层，但是到了退休的时候依然返回乡村，成为乡绅，在那里搞教化、做慈善，反哺乡村的文化。做官做到参知政事的范仲淹，退休之后就在苏州老家办了义学、义庄，兴一方教化。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城乡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是文化人离开乡村之后就一去不复返。不单是高学历的文化人，现在来看，即使是高中生也不会安分地在农村继续生活下去。目前，那些没有文化的年轻人也在逃离农村，到城里去寻找自己的乐土。所以，现在农村成了留守妇女、儿童和老人的世界。那么，这种情况，在中国三千多年的历史上从未出现过。梁漱溟曾经把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看做是破坏乡村文化的历史，从文化人一批批离开乡村不复返的现实看，也可以称之为乡村逐渐失血的历史。知识分子离开乡村一去不复返，将乡村隔绝于现代文明；近代以来对于儒家文化各种社会载体的有组织的肆意摧残，这种摧残到“文化大革命”期间达到了顶峰，即将乡下的传统文化破坏殆尽。目前的乡村不仅在经济上面临着过大的城乡差距的挑战，在文化上与城市的差距更大。

最近十余年，全国范围内撤并乡村小学之举，使得乡村的文化生态失衡更加严重。教育部门为此寻找到的理由是乡下学生生源减少，多少有点文化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传统的私塾一般也就十来个学生，有的只有几个学生，为什么那么贫穷的时代，这样少的学生，村庄里都有一个私塾呢？难道当代中国人对于乡村教育重要性的认识还不及古代人？乡村小学的大规模撤并，使得城乡之间的差距，不仅在经济上越拉越大，在文化和教育上也越拉越大，促使年轻人加速逃离乡村，即使为了下一代他们也不得不这样做。人们眼下讲留守的乡村是三八六一九九（妇女儿童老人）部队的乡村。然而，最可怕的是没有了文化人的乡村、没有了人生信仰的乡村、沙漠化的乡村。起码的文化水准是建立文明社会的必要条件，目前乡村中秩序紊乱的部分原因在于乡村的治理结构，部分原因则在于文化沙漠化。

2.乡村面临比较严重的家庭伦理问题

大家知道，儒家一向重视儒家伦理，而家庭伦理的根本在于孝道。《论语》上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由于缺乏公共空间和公共理性，传统中国人公德不彰，但是私德相对较好，这首先归功于中国悠久的家教文化，包括家谱、家礼、家训、家族祠堂等。但是，近代以来，特别是到了“文革”，家教文化传统被全面打倒，人伦底线坍塌，维系家庭组织的一些基本人伦价值被解构，使家庭面临一系列严峻问题，尤其是孝道方面。目前，乡村老人和城市老人一个最大的差别在于前者没有退休金，尼山一带60岁以上的老人每人每月有70元补贴，数量太小，对于维系老人日常开支作用不大。所以，乡村老人一旦失去劳动能力，他的生活与生命就完全交付给了子女，至于子女是否愿意承担这份义务，就完全看他们的心态了。所以，对于农民而言，儿女的孝心就是他们的退休金。如果儿女没有孝心了，乡村老人就没有活路可言。根据我们的调查，在各地乡村，不孝敬老人的情况很多，不孝者并不感到脸上无光，其他人也并不谴责他们，表明维系乡村孝道的舆论氛围已经淡化。乡村孝道的式微是对于传统文化进行大批判和改革以来一切向钱看这双重因素作用的结果。孔子当年曾经感叹：养老人不是养牲口。但是，一旦孝道的观念沦落，一旦金钱至上的观念占了上风，农民们就宁愿养牲口不养老人，因为前者可以挣钱而后者只能赔钱。我们在调查一个村子时，村主任告诉我们，前不久一位儿媳妇公然在大街上打她婆婆的耳光，村主任认为这是村民的家务事，不好管，况且这样的事情又很多，管不过来。实际上，早在唐朝的法律中有规定，子女殴打自己的父母的罪过等于谋逆。按照传统礼法的理路，一个人殴打别人的父母是个法律问题，殴打自己的父母却是人性问题，是人伦底线问题。(www.daowen.com)

我们调查中发现这里老人房十分普遍。儿女一结婚，老人就要搬离出来，搬到远处一个又矮又小的房子里，单独在那里生活。居住条件差还不是最关键的，更关键的问题是，大多数老人房离儿女的房很远，如果老人半夜突发疾病，后果就不堪设想。老人似乎也习惯了此种待遇，有的老人在儿子谈女朋友时就主动表态，一旦他们结婚，自己就主动地搬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子女放弃了对老人进行日常照顾和赡养的义务，性质与遗弃老人很接近了。另外，乡村老人自杀问题也引起了学者的注意。华中科技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四位教授花了几年时间，调查乡村老人自杀问题，写了一篇长报告，已经在《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他们发现的事实令人吃惊：在湖北京山县等地方，农村老人自杀率接近30%。我曾经与参与调查的桂华博士交谈过，他告诉我，他们都是用严格的统计学调查，调查的覆盖面涉及10个省，出现较高乡村老人自杀现象的不止一个省。中国历史上有非常贫穷的时代，有战乱频仍的时代，但是出现这么多老人自杀，恐怕历史上没有过。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的研究表明，自杀主要是一种精神现象，物质的贫穷或者工作的压力都不足以使一个人自杀，自杀的主要原因是心理绝望。社会学者对于乡村老人自杀的调查也证实了此种观点，老人自杀的主要原因在于老无所养、老无尊严。这说明乡村的文化生态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3.乡村的传统文化体系被摧毁之后，外来宗教在乡村快速传播

这几年，基督教及其变种在乡村传播很快。基督教是合法的宗教，公民也有信仰的自由。但是如果某种宗教在基层社会传播过快，导致乡村文化结构的失衡，就是一个值得人注意的问题。据专家统计，到1949年为止，中国基督徒总量约70万人，但是，“文革”结束后，中国基督徒的数量以每年70万人的速度增长，至今已经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数字。这种现象在孔子的故里也不例外。我们在调查中还发现了基督教的一些异化变种。因为现在农村基本上是一些没有文化的老弱妇幼，在这种没有文化的环境当中，宗教的传播容易发生异化。有一次，我到一个村子里去做调查，碰上一个老大娘，我到老大娘家里去做了一个家访，发现她家里的墙上贴满了耶稣像。我问她：“大娘，看来你是信主的？”她说：“是，我信主啊。”我问她：“那你现在去不去做祷告啊？你多长时间去参加一次聚会啊？”她说：“我原来是每周都去的，我现在这段时间不去了。”“为什么呢？”她说：“去就打人。”我说：“怎么打人呀？耶稣主张爱人，不会打人。”她说：“去了，先打你一顿，然后再讲道，因为打我的人说主耶稣要考验我。”这显然是乡下传歪了的基督教。我就劝她：“大娘，你以后不能再去了，这个教已经传歪了，这不是正宗的基督教了。”从媒体报道的情形看，这些异化的“教门”（当地农民的说法）在乡村并非个别现象。

目前乡村的文化沙漠化、乡村老人自杀等问题表明，乡土文明在一些方面已经突破了文明的底线，乡村文化与乡土文明需要输血式急救，需要那些关心乡村的城里人返回来重建乡土文明。基于以上考虑，我们开始着手乡村儒学实验。这些人多是“文革”后从农村考出来的大学生，也属于前面所说的走出乡村后就一去不返的人，我们和我们的后代都已经变身为城里人，我们这些曾经的乡下孩子也不可能再回农村生活了，但是农村依然是我们魂牵梦绕的故乡。作为一个儒家学者，别无所长，如果能够为乡村的文化重建做一些工作，对于自己或许是一种心灵的安慰。另外，当时选择尼山的乡村，也有这样一个考虑：现在许多人都在谈儒学复兴，如果儒学在它的发源地都无法有效地发挥其教化作用，所谓的儒学复兴也就只能是口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