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尼山论道于8月26—29日在山东泗水圣源酒店举行，此次论道由尼山圣源书院主办、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协办，来自海内外的三十余位代表和国内高校的四十多名研究生齐集一堂，秉持“和而不同”的原则，围绕“儒学的继承与创新”这一主题交流切磋，畅所欲言，为儒学在当代的复兴增添了色彩浓重的一笔。

在论道开始，与会者为2010年3月8日去世的书院执行院长、著名思想史家、山东大学资深教授丁冠之先生静默一分钟，大家在庄严肃穆中缅怀这位具有浓厚的儒者风范、为书院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师长。在随后的两天里，共举行了8场论道，有18位学者主讲，20位学者和40位学生参与了讨论。此次论道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尼山圣源书院副院长郭沂在总结中所概括的那样，大致是从以下六个方面展开的：

1.从宗旨、方法、途径的角度谈儒学的继承与创新

儒学的继承与创新需要宗旨的转换、方法的探究和途径的摸索，在此次论道中，有三位学者在此方面进行了探讨。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尼山圣源书院院长牟钟鉴系统地总结阐释了“返本开新”“综合创新”“推陈出新”三种儒学继承与创新的途径。“返本开新”是港台新儒家的提法，“返本”即返孔孟之本，返“五经”之本，返中华文化源头之本，“开新”是对传统的开拓创新，传统是开新的宝贵资源，中国的底色是儒家文化，“返本开新”的首要工作是对“四书五经”做出新的诠释；“综合创新”是张岱年先生的提法，“综合”是指汇集古今中外文明成果，包括借鉴前贤研究成果，在综合的基础上创新，会使创新的动力加强，创新的智慧丰富，创新的内容深广；“推陈出新”是20世纪50年代文艺界的口号，“陈”指过去的传统，包括精华和糟粕。精华与糟粕的区分是相对的，有其时代动态性，不可只据一时的评判标准裁决数千年文明之是非。牟钟鉴主张，“三新”之说彼此关联，不可分割，不“返本开新”，“综合创新”便会食多不化，“推陈出新”就会迷失方向；不“综合创新”，不引进众家异说和外来文明，“返本开新”便会泥古不化，“推陈出新”就会乏力苍白；不“推陈出新”，不致力于内部创造，“返本开新”就会徒说空话，“综合创新”也会主体不明；“三新”之说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则儒学的继承与创新庶几可以顺利进行（《儒学继承与创新的三种途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常务副院长周桂钿从时代化的角度对儒学的现代化作了阐释，思想在时间中传播的特点就是不断地现代化，现代化就是这个时代的时代化，儒学现代化可以理解为将传统儒学变化成现代的新儒学，即可以用于现代获得成功的新形态的儒学，或者说，儒学在现实生活中得到群众认可，儒学要现代化，能现代化，而且已经现代化。表面上看，许多人用马克思主义批判儒学，实际上二者是在批判中结合的，在此批判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跟儒学就开始了融合，逐渐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时也使儒学逐渐现代化，与此同时，梁漱溟、冯友兰、熊十力、贺麟、张岱年、牟宗三、钱穆等一批学者也在思想理论界努力做儒学现代化的工作，将自己心灵深处的传统文化与新接受的异质文化进行比较分析，根据自己的理性、悟性，展开激烈的斗争，在斗争中融会贯通，综合创新，形成新的思想体系，丰富发展儒学的成果（《儒学现代化》）。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尼山圣源书院副院长颜炳罡对“返本开新”与“依本成新”进行了分析比较，回到孔子是“返本开新”，是还原的、静态的；孔子归来是“依本成新”，是创造的、动态的；回到孔子即“返古”“复古”是不可能的，而孔子归来的“依古”是可能的，儒学的创新是“依本成新”，孔子即本，本就是道，就是天理，就是良知，孔子归来是天理昭苏，良知觉醒，道体流行，“成新”是依昭苏的天理、觉醒的良知审视回应当代社会、当代人类所面对的种种问题，实现孔子与当代社会的双向互动（《孔子归来与儒学创新》）。

2.从传统儒学的发展过程谈儒学的继承与创新

儒学自孔子正式创立以来经历了数次阶段性的发展，其中以宋明理学为代表的理论成就达到了传统儒学的最高峰，从宋明理学的角度谈儒学的继承与创新无疑具有很大的启发性。在此次论道中，有三位学者从此方面谈了他们的见解。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向世陵对宋明理学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进行了阐发，他认为，宋明理学兴起使上千年“不可得而闻”的“性与天道”得以发掘和昭显，文辞的价值取决于是否与道德性命相联系，作文应当担负起传播儒家义理和价值观念的职责，文本的传承转换为新儒学的形成和以心性论为主导的理论旨趣提供了恰当而充足的思想资源，在更宽广的背景下重新展开了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理学家通过复性（理）而“遥接”孔孟，倾心打造天理照耀下的精神世界，天理的“体贴”重新塑造了儒家的价值理想和“上下”贯通的原则，纲常名教作为普遍之善得以重新确立，继天地之善而成个体之性，道统传承落实于传心和灭欲，一旦做到安身立命，道统传承便在不言之中，儒家复性而“同排释老”的历史任务宣告完成。理学家大力张扬的存理灭欲说，虽然随着时代的变革逐渐丧失了合理性而被置于了批判的境地，但就理学家个人而言，他们着力传播并重新体贴的儒家价值理念，他们尽心创建和维护普遍之善以作为安身立命的道德根基，对于完善今天的文化和社会建设仍不失为一副有所裨益的清醒剂（《论宋明理学的兴起》）。台湾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杨祖汉从康德强调哲学思辨用于道德的理论得到启发，对程颐、朱子的义理形态及其所以重智之故给出了一个较为合理的说明，他认为如果伊川或朱子的“格物穷理”是要透过“致知格物”的方式对道德法则本身作抽象而形式的了解，免得被现实经验或情感活动所困，则他们这一步的工夫如同康德所说的“道德的形上学”是有其必要的；对于道德法则本身如果要有清楚的分析，则法则与心的认知成为主客对立的状态，好像道德法则是心所认知的对象，法则成为哲学思辨的对象，一定是用力于对法则本身作分析，而显“心理为二”之相；伊川有见于道德法则的普遍性、先验性，而努力要把法则与现实生命活动区分开来，通过这进一步的分解，当然可以对性理的普遍性、先验性与必然性有明白的了解，这种把性理的意义通过分解而明白表示的工夫，当然就是思辨性的哲学分析。伊川的重分解强调“理气二分”、“仁是性，爱是情”二者有形上形下的分别等说，便是要将道德性理从具体经验中抽引出来的必要的一步做法，朱子强调“理在先”可以表示理在天地之间是价值标准所在，不管现实上如何不合理，但气的存在终究会合理，虽然现实上没有让“理”去表示其意义的场所，但还是有“理”存在，这些意思与康德道德的形上学是相近的，人肯认理是具有绝对价值的，绝不能为了现实有形的存在，如感性欲求、经验事功，而违背道德原则（《程伊川、朱子“真知”说新诠——从康德道德哲学的观点看》）。郭沂教授对宋明理学的著名命题——“心即理”和“性即理”进行了新的阐发，如果以主观性来界定“心”、以客观性来界定“性”的话，可以说主观心为“心”，而客观心为“性”，朱子的“能觉者”“气之灵”“心之本体”和王阳明的“灵明主宰者”是一回事，相当于主观心，而朱子的“所觉者”“心之理”和王阳明的“心之本体”是一回事，相当于客观心。朱子的“所觉者”“心之理”即程朱一派“性即理”之“性”，王阳明的“心之本体”也就是陆王一派“心即理”之“心”，程朱的“性”就是陆王的“心”，二者都是指客观心，而程朱和陆王两派一致把客观心当做理，“性即理”和“心即理”，除了名称之异外，是没有什么实质区别的。程朱、陆王的“性即理”和“心即理”之争在战国时期的思孟之异中已见其端倪，子思的心和性是两种不同的事物，天性内在、性由心显代表了他的思路，“心”属于主观心，虽然能够呈现人性和认识道德，但其本身没有道德性，孟子的“心”却包含主观心和客观心两个层面，“心”中有“性”，“性”中有“心”，“心”“性”一也。可以说，从子思的心性论到程朱的“性即理”之说、从孟子的心性论到陆王的“心即理”之说是血脉相连的（《“心即理”还是“性即理”——心性新论》）。

3.从现代新儒学的角度谈儒学的继承与创新

现代新儒学是中国传统儒学与西方哲学融合而产生的，代表了儒学的最新发展，从现代新儒学的角度谈儒学的继承与创新无疑具有很大的前瞻性和指向性，在此次论道中，有两位学者从此方面谈了他们的见解。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国强一方面简要指出了西方文化中自由与必然对立所产生的理论困境，另一方面疏释了当代大儒唐君毅如何说明天命与人的自觉道德抉择的相一致，即从自由与必然的角度对唐君毅关于传统儒家天命观念与肯定人在道德实践中的自由自决相辅相成关系的疏论进行了阐释。自命便是天命，自由自命是在天命的限制中完成，天命是通过人的自命的道德实践而彰显，真正道德的实践是带来个体生命的扩充，任何人诚意地做自己认为该做的，这便是立刻踏上天路历程，也就是成德之路。人在任何时候都是自由的，都是自己做主的，当诚心做自认为该做的，也正是人的主体性在显现，而且每一个人当下自觉抉择时是自由的，人从其无法完全控制选择的一个遭遇中，似感觉超我之上有冥冥天命，非个人可决定，然如何回应此天之命，却可以尽其在我。对于儒家来说，每一个人在其份位，皆有其义之所在，尽其义之所在，即尽其天之所命（《自由与必然的无碍——唐君毅对儒家传统天命思想与道德自决关系的疏论》）。台湾慈济大学宗教与文化研究所所长林安梧对当代新儒学理论系统做了回顾与前瞻，特别是对经由牟宗三所建构的“两层存有论”展开反思。他首先总括地阐明了当代新儒学在思想史中的位置及其发展之概况，其次针对“两层存有论”“智的直觉”等相关论题进行反思，特别反思了“格义”与“逆格义”等哲学话语所涉之论题，继而探讨了“圆善”与“存有连续观”的密切关系及再转而为“存有三态论”的可能，并将之置放于台湾儒学的发展中审视其贡献与限制，最后指出儒学当有一转向，该从“道德的形而上学”转为“道德的人间学”，由“心性修养”转而强调“社会正义”，在重视“君子”之前，更得重视“公民”这一概念，这种公民儒学的建立应是可能的。

4.从传统儒学的核心价值谈儒学的继承与创新(www.daowen.com)

“孝”是传统儒学的核心价值之一，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在现代社会中却有所缺失，重建“孝”的观念对于儒学的复兴具有重要意义。在此次论道中，有四位学者对“孝”的问题展开探讨。山东师范大学前校长、尼山圣源书院执行院长刘示范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阐发了“孝”的重要意义。他认为，代表孔子思想的《论语》在我国乃至世界哲学史与思想史上第一次从社会道德意义上给“孝悌”两字做了科学定位，使之成为编织每个家庭、整个国家、社会以及世界和平与和谐最贴近人性、最权威的伦理范畴，为孔子及其后来儒家的“仁政”“德治”及“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铺垫了厚实的理论基础，影响整个中国及世界已经两千多年，至今仍有强大生命力，及至汉代，学者们又将孔子及其弟子论“孝”及有关“孝道”的文字集为《孝经》，“孝”成为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当前进行积极的认真细致的“孝”与“孝道”的科学加工改造，对于维护世界和平和强化国内的和谐稳定具有重大的意义（《时代呼唤孝道》）。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祥龙从人类学的角度对孝的产生进行了科学考察，指出“孝”是一种非特殊的人类独特现象，孝心的出现表明人的时间意识已经达到相当的深度与长度，能够做宏大尺度的内翻转，而且由于“孝”迫使当前子女身荷未来（自己的子女）和过去（自己的父母）的双养重负，导致更大的生存压力，人类变得更柔弱、更不易成熟和死亡，于是其内时间意识就被逼得更加延长和深化，新的工具和生态位就更是生存的渴望和创造了。基于这种推想，四万年前在现代智人身上发生的“大跃进”或许是人类实现“孝”的最晚时刻，此后许许多多新的发明创造——精巧的新工具及高明的艺术乃至语言以及它们体现的身心特征就奠定了现代人类的生存基底，“孝”从而成为人的自觉意识（《孝出现的原因与效应——哲学人类学视野中的一个儒家问题》）。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李翔海从“安身立命”的高度对“孝”进行了深刻的探讨，“孝”的根本精神是“报本反始”，它包括了三个具体的向度，即为祖先尽孝、为圣贤尽孝与为天地尽孝，它在根本精神上与儒家的终极关怀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构成了中国人寄托其终极关怀的一种重要方式。仅仅通过揭露“孝”作为社会性的道德伦常规范的弊病并不足以彻底否定“孝”，如何在“安身立命”的层面发挥“孝”与儒家终极关怀的作用，是应当进一步予以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孝”与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道》）。林安梧教授对“孝道”与“皇权”的纠结进行了历史考察，中国传统政治社会共同体之建立与宗教、理性之诞生相伴而生，而这与“皇权”与“孝道”相应，皆与“血缘性的纵贯轴”密切相关。顺着历史与哲学两层面而展开分析，周公之制礼作乐代表由部落王权走向普遍王权，此隐含王权的虚化与孝道之落实；就政治文化史、思想观念史而言，此即是由“帝之令”转而为“天之命”，是由畏惧生仁敬、由威权转道德，血缘性的纵贯轴亦由是得以确立，而儒家原先的政治理想——王权虚化、孝道落实并未成功，随着帝皇专制、绝对皇权的建立，孝道亦因之而被异化，专制性的纵贯轴与血缘性纵贯轴极奇诡地合为一体，但时至今日，“孝道”已逐渐由血缘性纵贯的专制皇权中解放开来，走向人际性的互动轴，面向“公民社会”“民主宪政”的新局面，有着崭新的发展可能（《“父”与“权”：中国文化传统中“孝道”与“皇权”的纠结》）。“悌”是与“孝”紧密相连的传统儒学的另一核心价值，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方旭东就儒家有关“悌道”的论述来考察儒家伦理学对不偏倚性的认识，他聚焦于宋代儒者程颐、朱熹对悌道的一个著名案例（在生病的儿子与生病的侄子之间加以区别对待的汉代第五伦）的评论，认为儒家从一种自然主义立场出发，对兄弟关系中的偏倚给予了肯定，而对有意为之的不偏倚则给予负面评价，不能简单地将儒家与承诺不偏倚性的康德伦理学或反对不偏倚性的美德伦理学进行比附，由此而来的褒或贬都未免失之草率（《儒家伦理学与不偏倚性——就儒家有关悌道的论述而谈》）。

5.从中西比较的视野谈儒学的继承与创新

西方哲学及文化是中国儒学及文化的一个重要参照系，从中西比较的视野谈儒学的继承与创新会提出许多非常具有启发性的见解。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名誉理事长王树人从中西对照的角度分析了最高价值的失落所导致的种种危机，并提出了解决危机的有效途径。他认为，尽管不同民族或国家的最高价值理念形式不同，但在内涵上都以至善大爱的理念为人们提供一种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当代世界性的精神危机集中表现在最高价值理念的失落与缺失，无论西方“上帝死了”，还是中国同“圣与仁”的彻底决裂，都是人们对自己最高价值理念的“自行废黜”；在失去精神家园后，人们陷入“虚无主义”，也就失去最高的精神约束力、激发力与归宿，以至变得为所欲为，战争、犯罪、道德堕落等恶行就丛生不断，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在于与传统价值血脉接通，经过扬弃传统建构新的最高价值理念，以便在人们心中能重新筑起以道“为安”“为得”的精神家园（《最高价值的失落与追寻——兼评上帝的爱与儒家的爱》）。北京外国语大学中西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田辰山从中西比较的全球视野谈了儒学的继承与创新之路，西方文化是一多二分的三角形结构，有一个由上帝形成的一整套思维方式，中国文化是一多不分的圆形结构，没有上帝，把万物看成不可分，儒学应继承中国这个思想方式。“返本”就是返到中国人的宇宙观、价值观、思想方式，“创新”就是用儒学的观点研究创造中国的发展模式，西方后现代否定超验主义，赶走上帝，否定历来的二元对立，与中国的思想接近，儒学的复兴就是要发现和找到中国的软实力即中国的宇宙观、价值观而把它推出去，这是对人类的一个很大贡献（《全球视野是儒学继承与创新的必然之路》）。

6.从儒学的修养方法谈儒学的继承与创新

修养论是儒学的重要内容，无论是从传统还是从现代的角度探讨修养问题，都意味着将儒学理论落实到日常生活层面，这对儒学的继承与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台湾元培科技大学教授朱荣智结合儒家的经典对“知止”即人生如何出处、进退、行止进行了阐发。“知止”是鼓舞上进的心，而不能画地自限，儒家的思想在于鼓励良善的欲望，儒家的修养强调对理想的追求，以“至善”为目标，以追求最好为终极目的，要有孔子的“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人生理想和孟子的“义无反顾，千万人吾往矣”的道德勇气；“知止”就是要放下恐惧、疑虑、执着，掌握人生方向，体认生命价值，求得人生安定，《大学》的“知止而后有定”就是要求有定向和定力；“知止”要执守中道，不偏不倚，谨言慎行，未雨绸缪，面对人生的苦难，要勇于承担，要“永言配命，自求多福”，知命而不认命，积极活在当下，把握好时和位，做自己该做的，知其所止，止其所止（《儒家止学述要》）。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哲学系副教授高立梅对《说苑》以儒为本、以道合之的道德修养论进行了分析。《说苑》以《易》“满则损，极则反”为其宇宙观，主张圣人处天下之极位，就当以天道“极则必反”之则为戒，敬慎持己，谦恭处下，其所强调的以“敬慎”思想为核心的自损之道要求“损而不极”“中则正”，这一道德修养思想一方面以德为核心与根本，反诸己身，诚敬修德，另一方面则从“术”的层面吸收了道家阴柔守静等思想，表现出对现实利害的比较与关注，体现为一种浓厚的现实主义精神（《〈说苑〉儒道互补的“敬慎”思想解析》）。

此次论道从形式到内容都进行了改进，为了体现“和而不同”的原则，邀请了从事中西哲研究的“老中青”三代学者和众多高校的研究生参会，使论道既有理论的高度和广度，也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并且采用了围坐会讲的方式，增加了讨论的力度，大家议论热烈而不失尔雅，真正体现了“君子之争”的儒家风度，而且许多思想的火花在言辞的碰撞中闪现出来。如关于儒学现代化的讨论，林安梧教授提出：现代化能否更宽泛，当前是在霸权下规定的，现代化不是为现代所化，而是儒学在现代中转化而化现代。颜炳罡教授对现代化等同于时代化提出质疑：如果二者等同的话，那么儒家的常道精神在哪里？时代化就是合理的吗？时代化有没有误读？又如关于“孝”的讨论，刘示范教授提出：现在的家庭问题是子女不孝，而不是父母不慈，“孝道”在家庭中更加需要，政府应通过税收等政策让子女有去孝顺父母的空间，为子女提供照顾生病父母的时间。林安梧教授提出：儒学是宗教，以宗庙为宗，如果连天地、父母、君师三祭之礼都恢复不了，“孝道”就很难确立，其他也无缘谈起，讨论会只能成就名学者。李翔海教授进一步深化了自己的见解，认为“孝”与中国的终极关怀有关，它会始终存在，但表现形式会变化。张祥龙教授对自己的观点做了进一步的总结，认为“孝”的本质是内时间意识的伸长激出的一个反激，“孝”跟血缘没有必然的关系，养育过程是形成“孝”的过程，内时间意识激出“孝”是理性，不是功利算计。再如关于中西比较问题的讨论，吴根友教授提出：把中西对立起来，这就是西方方式。人类有没有普世价值？中西有无相通的地方？不要用中西割裂的方式谈中西。杨祖汉教授提出：上帝是绝对标准，但不可以亲切体验这种理想，儒家的仁当下可以做，当下是一切理想之根，理想是可以当下切身实现的。

另外，此次论道还专门为学生设立了两次《问学茶座》，围绕“儒学与青年”“治学之道”等主题，与会学者与学生进行了面对面的近距离交流，为他们提供了向众多老师问学的难得机会，张祥龙、林安梧、王树人、朱荣智、向世陵诸先生分别谈了自己走上哲学道路的心路、人生经历和治学体会，使学生们深受启发、获益匪浅。林安梧教授还特别对他们给予了勉励：“‘君子之道，黯然而日章’，期待大家把君子之道彰显出来，儒家未必就不能形成大众流行的东西。”在论道期间，学者之间、学者和学生之间相互作诗酬答。林安梧教授作嵌字诗以纪念此次论道：“尼祷为仁自成丘，山来水复更长流。圣渊还藏乾坤志，源远风清此道舟。”朱荣智教授当即附和：“尼学仁爱须长修，山中岁月昼夜留。圣人修己安天下，源远绵长传春秋。”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刘玮也随即附和：“圣仁天化自为丘，源渊探隐启商周。书香传承尧舜志，院净月明映民舟。”王树人教授对朱荣智教授的“知止学”甚为赞赏，并赠以对联：“虚怀若谷，思结天地人。道通为一，神悟儒道释。”诗以言志，学者之间、学者和学生之间的相互酬答表现出了儒者的雅意和志向，儒学或许就从这一点一滴中逐渐走向复兴。

（孙宝山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