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人民网—理论频道” 2010年7月17日 《光明日报》记者李莹

2010年10月15日至18日，山东尼山圣源书院和北京外国语大学东西方关系中心联合举办以“百年儒学与东方文明复兴”为议题的“儒学名家圣源论道·2010”暨“WE论坛·2010”（《东西方论坛》）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在尼山圣源书院举行，泗水县政府和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参与协办。海内外著名儒学专家安乐哲、钱逊、罗思文、熊玠、牟钟鉴等五十余位学者展开激烈对话，共同研讨了中国百年养成的文化范式问题。学者们认为对以西方视角、标准、思维、话语审视、评判、取舍儒学乃至中华文化的习惯标尺，需要进行理性的反思；这一反思将意味一场新的思想解放与走向新文明的思想启蒙，将预示一场更为深刻、天翻地覆的思想文化变革和今后一两代人文化思维定式的转变。与会代表针对“百年儒学与东方文明的复兴”主题探讨，在围绕“百年反传统与儒学的传承”“百年学术话语转换与儒学的命运”“反思全球主导文明进程思维的核心价值”“西方二元主义、达尔文主义冲击对儒学的历史影响”“反思一百年来中国人文思维模式的变化”和“英语主导的全球秩序与中国传统文化复兴”（“重新思考儒学的智慧性与实用性”与“从中华文明角度析解西方启蒙的问题”）等六个分主题展开。这些问题对中国的文化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深刻意义。

1.百年反传统与儒学的传承

在西方强势文化冲击下沉浮，一百多年之中儒学历史命运如何？如何看待中国现代思想史？

（1）百年的挑战。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尼山圣源书院院长牟钟鉴指出，近代西方文化的进入，一度使中国文化西方化或边缘化，差一点中断了儒学作为主干的中华文化的血脉。一批中国精英感受西方列强侵略欺凌的切肤之痛而提出向西方文化学习，但也由此出现矫枉过正的“全盘西化”、为救中华必须毁灭中华文化的偏激主义。儒学面临的挑战是空前严峻的，可以说是生死考验，虽然弘毅之士不乏其人，但丧失了民族文化自信心也大有人在。问题产生后不进行自我反思，而是动辄将斗争矛头指向孔子，要他为两千多年后中国的衰落负责。孔子作为中华文化象征因此失去崇高性，中华文化被削弱了凝聚力。这实际等于剪断维系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纽带，使中华民族遭遇空前严重的文化危机。一些人士甚至提出汉字落后论、汉字取消论，推动极端汉字拉丁化运动。如果实施这种主张，无疑会导致中华古典文化包括儒学的传承遭受因汉字载体消失而断裂，中华民族会走到分崩离析的危险境地。庆幸的是中华文化在民众中根基深厚，融入中华民族血脉之中，生命力顽强，未被文化激进主义摧毁，如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不过，中国现在仍充斥着盲目崇洋的风气，其负面后果至今还在产生作用，反传统的传统仍具巨大惯性，一些学人以现代化为由继续热衷反传统而不能自拔。

（2）不容易解开的历史情结。

北京外国语大学东西方关系中心主任田辰山提出，“百年反传统与儒学的传承”是个不易解的历史情结，它困扰各派观点的人。反传统与崇尚传统作为二元对立，成了解脱不了的思维定式。需有开拓性思维把这个二元对立的结扣打开。儒家思想影响下具体历史时代发生的政治问题和失败，不应作为儒家思想本身的问题或失败，因为理论到实践是极其复杂的过程，简单以实践的成败作为衡量思想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是不适当的。历代的成败是历代人自己的问题，归罪到孔子身上，是不合适的。另外，五四运动和现代革命因为批判了孔子，人们又反过来把五四运动和现代革命全盘否定，就又不对了。应当看到，引起革命的不少坏东西也曾打着儒家传统的旗号实行。坏政治打着好思想旗号，总是发生的。一旦革命，最表面的东西首当其冲。革命是社会历史矛盾发展到对抗状态时的必然性。革命过程有一些不得当现象，又反过来对革命本身加以否定，是二元对立思维怪圈。

（3）百年传承了什么？

田辰山教授指出，“五四”精神说到底，应看作中国传统文化内部结构在新语言中的重新调整与延续。中国文化好比一个盛水的桶，本来处在自己一般自然运动状态，突然来了一场地震。五四运动就是中国思想文化在地震式的列强攻击下受外力振动而产生的内部剧烈涌动。这个比喻提起人们注意的是，桶里水的涌动再激烈，也离不开这个水桶结构。各种思潮一时间交织、撞击、风靡，不管名目是什么“主义”（包括中国自由主义），都带有一个固有的中国传统结构。这个结构就是“一多不分”的浑然一体天下观；“一”是万物都联系在一起，呈现为一体，任何事物都不是互不相干、孤立的。百年的反传统存在儒学的传承，就是传承了中国特有的自然宇宙观、通变互系思维和以此为基础、以“道”为核心的价值观。我们应认识到，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从儒家思想或传统的角度和方式出发的，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含有诸多使得人们从中国传统思想方面对它进行理解的元素。实事求是地说，中国人成功地用西方马克思主义语言尝试了对传统“一多不分”结构的再阐释与重建。在儒学的现代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主流。

（4）现代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尼山圣源书院常务副院长王殿卿教授指出，从历史文化的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儒学的关系，尤其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在其孕育过程中就已经融入了儒家思想的文化基因，有助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之精华有新一轮的结合，经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我们从空想社会主义者们的主张与艰苦卓绝的社会试验中，会发现中国《礼运篇》的痕迹；黑格尔对儒家思想多有批判，但没有妨碍他对儒家思想自觉与不自觉的汲取。马克思公开承认自己是黑格尔“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哲学的启蒙运动开始时，孔子已经是欧洲的名人。一大批哲学家包括莱布尼兹、沃尔夫、伏尔泰以及一些政治家和文人，都用孔子的名字和思想来推动他们的主张。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是西方第一个承认中国文化对西方做出重大贡献的人。马克思说过，“我是佩服莱布尼兹的”。王殿卿教授还说，从1598年利玛窦翻译并向西方介绍“四书”到1689年前后，路易十四向中国派出以白晋为代表的传教士，大量翻译和向欧洲介绍中国儒家经典，这是中西文化初期接触的一百年，此后一直到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是中西文化精华深度整合的一百年，是在欧洲形成中国文化热的一百年，其历史性的成果就是伟大的启蒙思想。有鉴于此，是否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不仅有“三个来源”，还应当说它是对启蒙思想的一种继承。马克思主义是启蒙思想“更彻底”的继承者。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儒学的关系，还必须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三个来源”。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实践证明，凡是两者结合的适当，事业就会健康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使中国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要不断寻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精华、中华民族智慧的新结合。

田辰山教授认为，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如果不非白即黑的二元对立式地看待，就符合实际了。今天儒学的复兴更多是针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冲击而言。儒学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属于同一结构，一脉相承。在确定意义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儒学及其他传统思想的现代形式，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不是二元对立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一容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关系，没有什么可争、没有什么可矛盾的。它们需要处理的不是学术关系，不是结构差异，而是政治、历史关系。儒学须承认、接受、主动服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与政治地位。现代史是客观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指导中国现代革命和建设带来了如今的中国，这是个历史成果、政治成果。在这个大角度上，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和政治地位没有利害冲突。

2.百年学术话语转换与儒学的命运

近代以来，西方一直有“唱衰中国”和“唱盛中国”两种倾向。整个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都经历了一场巨大变革，乃至包括“中国哲学”这个用词在内，从概念、框架到推演方式、理论表述都发生重大变化，似乎已变得可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接轨，具有了学科意义。但这一西化过程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变化？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它对现代儒学、中国哲学研究及其重构的重大影响？它包括的积极经验或偏颇教训是什么？

牟钟鉴教授指出，当西方话语笼罩中国，中国学人又不能中西融会贯通时，儒学呈现给人的形象如同哈哈镜中的人物是可笑、丑陋的。胡适整理国学，按照西方科学研究模式把国学知识化、工具化，将其纳入西方近现代社会科学专业系列，不再视之为生命的学问，使其丧失养成人格、化民成俗的道德功能。在自由主义话语下，儒学被认为是阻碍民主、反对自由、维护专制的封建礼教。20世纪80年代的政论片《河殇》，视儒学为保守的陆地黄色文明代表，窒息民族的生命；反之，代表海洋蓝色文明的西学才是值得向往和学习的。当今全盘西化论的新说法把以儒学为主的中华文化核心归结为专制主义。西方文化造成许多讨论儒学性质的话题，人们争论起来相持不下。例如：儒学是否是哲学？是否是宗教？从西方宇宙论和知识论看儒学，儒学便不像哲学，只是一种伦理学说而已。这是简单套用西方话语和观点造成的。

清华大学钱逊教授认为，有人批评中国文化，说“中国是无神论国度，蔑视宗教信仰”；“由于缺乏信仰，中国人没有罪恶感，没有亏欠和内疚感”；“中国人没有自己的信仰，导致自我泛滥，缺少约束，没有统一规范的道德意识和真理意识”。这都是以西方文化的思维方式来看中国文化产生的误解。

美国纽约大学终身教授熊玠指出，十年前，有个华裔作家写了本书叫《即将崩溃的中国》，他预测中国2006年会崩溃。所以唱盛中国和唱衰中国的观点一直存在。无论说中国走向崩溃还是统治世界，这两种观点都有哗众取宠的倾向，都走入了极端。

田辰山教授提出，西方唱衰中国和唱盛中国的两种观点，无论如何唱，都是西方的二元对立思维的体现，而不是中国人传统的白中有黑、黑中有白的互系思维方式。马顶丁·雅克发表的《中国统治世界》，光看题目就吓死人。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起来了，很多人来解读原因。这些解读，终归是从西方的角度看问题。中国人不能按西方人的思维理解，要摆脱西方话语结构的影响。奈斯比特和安乐哲教授都说，中国要用自己的语言、思维方式、话语体系来说自己的问题，中国问题需要中国人自己来判断。近现代史的一百多年，中国儒学乃至传统文化的独特话语，经过一场巨大变革，完成了一个西化过程。表面上中国话语变得似乎可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接轨了，但正是因为这个变化，中国人也变得看不懂自己了。如果通过中西人文传统的“一多不分”与“一多二元”结构看，我们意识到，结构差异成为束缚人们思考的枷锁。现在对这个问题的意识刚刚开始，将来势必有越来越多的冷静反思。今天到了中西文化必须互相理解的地步，要想中西方实现互相理解，就得比较中西思想文化；要做这样的比较，就得是结构性比较；要做结构比较，就得有“一多二元”和“一多不分”的认识不可。

3.反思全球主导文明进程思维的核心价值

西方新教在于创造“上帝的工具”，创造为上帝服务而征服世界的人，正是这个普世精神差异导致西方发展出资本主义。从启蒙运动到现代，世界被引领到何处？

澳大利亚原外交官、现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李瑞智指出，有儒家文化的国家是成功的，但也面临各种挑战。首先是来自安格鲁-美利坚统治的破坏性。它包括误导、骚乱和渗透性的冲突，比如反恐战争；全球渗透性但被证明不起作用的价值趋向，比如许多美国大公司规范；还包括华尔街和国际金融机构搞的金融诈骗等模式；像美国食品和药物方面从任何系统角度都不合格的、对平衡与和谐起破坏效果的“科技进步”。同时如“民主”“市场”“科学”“进步”这类西方概念的权威性都需要重新审视、重新评价与修正。西方类型的发展模式已经被儒家文化国家掌握，但是这种模式的破坏性太大，不进行改造是不能运用于人类生活的。人们意识不到儒家思想有什么优势，是因为约翰·霍布森在《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一书中告诉人们，两个世纪以来，英美所奉行的“思想隔离”政策，对不符合后启蒙时代英美信条的普世价值，如选举民主、法制、自由市场和人权等别国文化和价值观采取边缘化，甚至是诋毁策略。长期以来这个世界被迫接受英美的普世价值和单一语言、单一文化的确定性规范行为，却不能理解充满微妙性与多元性的儒家思想。(www.daowen.com)

熊玠教授指出，金融危机反映的美国问题不仅是经济方面，在文化方面也大有缺陷，恐怕还需彻底检验美国承袭自西方亚伯拉罕的意识形态（Abrahamic ideology）以及由资本主义价值熏陶而来的总体文化。所谓自由市场几乎完全由极少数人所拥有、经营、榨取。而文化危机都是因为西方人（主要指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宇宙观以及自我陶醉的人生观孕育而来。金融海啸震撼的启示，还不只是美国的个人或公司文化贪婪问题。更需要检视的，还有美国历来相信它自己属于的一种“特殊主义”极其信念的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另外，贪婪好似一个填不满的沟壑。为了要填这个沟壑，就造成了急功近利与冒险好赌（指赌博性的投资）的需要与作风。为满足这两种作风的需要，在意识形态上，金融界极力喧嚷“自由市场”（即无监管的“放任市场”）之功德，在赚到（或“欺诈”得来）庞大资产后，就利用其中一部分作为捐助议员们以及须靠选票的政府官员们的竞选所需费用。彼此造成一个特殊的依存关系。所以议员们与这些政府官员，也特别支持资本家所需要的“自由市场”。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永远没有足够监管的症结所在。美国的公司文化，对内是剥削雇员；对外是打倒同行（排他）。这种公司文化表现在整个国家层次上，就变成一种对外好勇斗恨的倾向以及“强权决定是非”的信念；甚至独树一帜、称霸于世的野心。这也就是美国“特殊主义”一厢情愿思想的来源。

4.西方二元主义、达尔文主义冲击对儒学的历史影响

儒学为什么在西方思想面前被看低？二元主义究竟有什么深奥？

牟钟鉴教授认为，在单线进化论话语下，儒学被认为是比西方近现代思想低一级的过时学说，中华文化被认为是属于历史不属于现代的文化，即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差异。从文化相对论观点看中西文化差异，是以知性为主文化与以德性为主文化的差异，是以贵斗哲学为主文化与以贵和哲学为主文化的差异。严复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引进达尔文的进化论，把“物竞天择”与社会进化联系起来，产生极大影响。后来胡适大力推崇达尔文与赫胥黎，认为社会进步要靠生存竞争，赞美“适者生存”的所谓天演公例，而“适与不适”则要用实验主义的方法加以检验，其结论是：中华传统文化导致中国落后，因此必须全盘西化。西方宗教学进化论学派认为从原始巫术到多神教再到一神教是宗教进化的规律，因此中国各种多神宗教都比基督教低级。影响所及，民国年间的中国学界，看好基督教，提出“宗教取代论”，认为儒、道、佛在未来文化建设中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在科学主义话语下，儒学研究从探究生命智慧之学变为工具理性专业性学问。

熊玠教授指出，基督教（新教）主张个人与神直接沟通。近代西方的自由主义，第一，反对任何群体（包括社会、国家）控制个人自由；第二，反对政府压迫个人“人权”。这样的自由主义过分崇尚个人权益，甚至牺牲群体利益。在以个人为中心的前提下，社会上的斗争、强求个人峥嵘，牺牲群体利益也在所不惜。这种竞争搏斗思想，还得到达尔文在生物学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原理的旁证，变成社会达尔文主义，为西方的殖民、侵略、掠夺等恶行提供了理论基础。在这种思维下，没有社会“和谐”观念的产生，是可以想象的。这也提醒我们，对西方文化，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美国夏威夷大学安乐哲教授指出，西方哲学话语执着地假想道德的主体必须是一种自动、自由、理性，是绝大多数情况下自我兴趣使然的个体。这样的假想将以家庭作为伦理范畴的可能排除在外。家庭属于隐私领域，而伦理只与公共活动有关。然而儒家哲学把家庭看得很高，它才是中国的社会治理理念的来源，即儒家世界的关系都缘于家庭关系。在这样的宇宙认识上，人的个性不是一件成品，是不可复制的，以致人的本质是一种客观类别：灵魂、天赋的人性、理性的心志、有作为的人物、自觉的自我、独立的主体等。而人的独特性，是自己在社会关系中获得的。人通过相互联系显示特性，成就一个世界，这才是儒家在交流互通的社群基础之上创造意义的方法。

5.反思一百年来中国人文思维模式的变化

儒学发生什么危机？为什么不能用西方话语解释儒学？

钱逊教授认为，现在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儒学专业化。现在儒学变成了一门学科、一门知识。儒学与儒学学者的修养无关，“为己治学”消失了。有些儒学大师还成了罪犯。第二个危害是，脱离社会生活。如果与做人没关系，与生活无关，儒学就成了博物馆展品，这是儒学自身的危机。另外，中西方的基本宇宙观和思维方式完全不同。中国人理解的辩证法，并非西方人所言的辩证法，如果将西方学术标准当做中国人的标准，用西方思维来研究儒学，这是给我们研究儒学时带来的危机。

田辰山教授提出，中国用西方话语结构、术语、本体论、形而上学观点来解释儒学、解释中国文化，认为这可以和西方接轨。所以今天，以西方视角、标准、思维、话语审视儒学，已是人们不假思索的习惯；尤其知识精英已将这种文化思维作为评判、取舍儒学乃至中华文化的习惯标尺。实际上，引进西方这套话语，我们是在对中国文化解构。西方话语背后有西方结构、思维方式、宇宙观以及西方价值观等系统。这种解构让中国文化面目皆非，由于面临这样的命运，儒学被西方看做是维持专制等级秩序的工具。对于新儒家，一方面我们要看到他们的贡献；另一方面，新儒家的做法本身也存在问题。大部分新儒家维护儒家思想地位的做法，是将西方价值观念（例如民主）套在中国文化上。有的新儒家是用西方概念和理论体系重新构建儒家的理论体系，他们接受西方的自由民主，然后设法在儒家体系中开发出这套东西，把西方的思维体系结构强加在中国身上。而中国文化本来就不能用这套话语结构来分析，结果中国文化在新儒家的解读下变得面目全非。

安乐哲教授指出，个人主义过于膨胀是个大问题，儒学能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之前，需要建立儒学话语，以开放的心态讨论西方的思想。当代西方人，也必须从过去把孔子和中华文化搞成“西化”的认知模式中跳出来，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去理解孔子精神。不能用西方概念去理解中国的思想。比如说“天”，西方说天是上帝的“天”，是天堂。这样一说，神与万物间的关系也确定了；神制造世间万物，这一套东西就出来了。而中国的天，是自然天，是一阴一阳宇宙观。一旦把“天”翻译成Heaven，等于是让西方人用Heaven领会中国的天，中国的天就变成了西方的天，中国的思想就被解构了。

李瑞智指出，尽管中国几千年经历了很多政治变换、社会秩序更迭，但始终保留自己的特质与价值观的延续。而且它还渐进和平地将自己的文化影响扩大到东南亚的邻国。中国文化是一种积淀的智慧，在经验之中对自己的不断调节、成长与成熟，其中的延续和演变都能明显看到。但是中国的潜力很少有人注意，因为人们所熟悉的国际语言几乎不能完全解读中国这样的文化价值，这种价值具有改变经济和金融力量结构的能力。启蒙运动以后替代基督教信仰的“普世价值”被教条原则支撑着，这些教条原则塑造了所有教育。“普世价值”也被信仰遗产支撑着，它就是一个来自天外、不可挑战的权威。

6.英语主导的全球秩序与中国传统文化复兴

中国究竟是怎么回事？中国的未来究竟怎样？对英语主导的全球秩序进行反思，思路会走向哪里？文化思维定式需要转变吗？可以预想一次向新文明的思想启蒙吗？

牟钟鉴教授指出，如孙中山所说：“东方文化是王道，西方文化是霸道。讲王道是主张仁义道德，讲霸道是主张功利强权。讲仁义道德，是用正义公理来感化人；讲功利强权，是用洋枪大炮来压迫人。”西方文化出现了真正严重的危机，亚洲金融风暴来临，它是西方经济模式内在弊端的一次暴露。人们也在拷问美英等国，在强权横行下，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影子在哪里？人们对西方经济发展模式及由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提出责难。资本的贪婪不仅危害民生、破坏环境，还造就日益功利化的社会，使人欲横流、人性堕落。个人主义和放大的自私民族主义及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带来蛮横和残酷，成为社会犯罪和民族压迫的思想基础，威胁社会稳定和世界和平。“文明冲突论”表明美国长期占思想支配地位的斗争哲学有很大市场，它习惯于用对抗的眼光看待各种文明之间的关系，而要改变这种思维惯性是不容易的。西方文化没有管理好自己的社会，更没有引导好世界的潮流，各种全球性危机正在加剧，人类前途堪可忧虑。而提供“天人一体”“天下一家”“和而不同”等儒学核心价值，使其有可能成为共同价值。中和之道能够抑制极端主义。

熊玠教授认为西方文化与中华文化间最大的不同乃在：①“排他”与“兼容并包”；②“斗争”与“和谐”。此外，两种文化对天人关系的看法不同。西方是“天人对立”，中国祖先教导“天人合一”。还有，两种文化对人性善恶的界定与人群关系的看法也不同。中华文化的“合群”与“和为贵”思想根深蒂固，西方神与人的一对一关系以及人必须先接受神才能享受“得救”之恩典的思想是“天人对立”的大前提。“天人合一”实际代表一种高度自觉，即个人与环境分不开，也包括人脱离不了群。西方自古希腊以来“冲突”观念几乎变成一切的核心。人类的“排他”意识，可通过中华文化之“兼容并包”及“和谐世界”加以改善。

钱逊教授提出，天人合一观“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要研究讨论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不可不对天人合一观进行认真的研究。它反映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在宇宙观和思维方式上的根本差别。天人合一思维模式下中西思想的差异，渗透于一切方面。

李瑞智认为，中国文化激励、保留、促进了悠久的教育与社会治理传统的成熟，在21世纪将建立起无与伦比、前所未有的秩序。儒家传统之所以成功恰因为它不是基督教那种教义，而是高度实践性与不僵化的好学精神，人性修养与自律精神。再加上道家经典与易经思想，这些思想与西方传统的假设确定价值不能同日而语，例如信仰、自我概念、抽象真理和教条，都根植于来自天外的超然权威。而儒家思想会说，没有单一模式，而有各种路径，每一路径都是为具体时间场合情势而设计。儒家文化国家正面临空前挑战，它们已经不由自主地走上全球教育、科技、生产、金融等方面的领先地位，而这些地位原本是英美语言权力建立起来的世界秩序。几乎无人觉察，儒家文化世界正在改变200年来许多过时的确定价值。为最大可能地减少动荡和失序，新儒家秩序还需要保留现实中许多被视为英美文化但已不符合时代的价值。

郭沂教授认为，当其他文明的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便开始认同自我，回归传统，从而走出西方的阴影，在一体化的世界中找到自己适当的位置。如果我们承认像雅斯贝尔斯所说的精神创造是第二个轴心时代的本质的话，那么以人文信仰见长的中国文化的复兴，将开启第二个轴心时代。

本次会议是继2009年尼山圣源书院首届“儒学名家圣源论道”和北外东西方关系中心的首届“东西方论坛”之后，又一次成功地跨越文明边界的对话。它将为中西思想文化界探讨文明之间从深层文化达到理解，寻找消除误会和通往和谐相处的途径，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会议五十余位当代中外杰出学者，围绕几个核心议题，循学理逻辑，进行轮番热烈对话。实现预设的效果，做到了碰撞论道、激励火花；追求研讨高、深、新境界与历史感，推出东方价值，提出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相对应的全球新思维，做出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