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综述

伴随着盛夏的骄阳，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也是一片明媚灿烂。2015年7月5日至6日，由尼山圣源书院主办的“2015尼山新儒学论坛——儒学与政治”在儒学的源头、孔子的出生地山东省济宁市泗水县召开，来自海内外的二十余名专家学者共聚尼山，就儒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展开了深入而热烈的思想交锋，并各自阐发了传统儒学对于现代政治生活的重要价值。

本次会议由尼山圣源书院副院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哲学系教授郭沂主持，郭沂教授在开场讲话中指出，在尼山召开讨论儒学的意义就在于返本开新，一方面研究儒学就要回到起点去追寻儒家的精神，另一方面要结合历史与现实去思考如何用儒学在当代开出一个新局面。郭沂教授还分析了当今儒学热的各种情况，指出只要对儒学的发展有促进作用，都应该支持，但是学术界应该重视的还是对儒学学理的研究。

（1）中西比较中的儒学与政治。

谈论儒学与政治的关系，总免不了涉及以自由民主等概念为代表的西方价值观念。正处在破旧立新、时代交替关键期的中国一方面不可避免地要吸收西方先进思想，从而让自己更快地适应全球化所带来的巨大变化；另一方面也要在国家执政理论与法理基础的革新中找回华夏文明中的独特精神，以开放进步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价值观屹立世界之林。在中西政治思想与制度的比较中讨论儒学，其实就是要互通互补、取长补短。本次与会学者分别从不同的立场对民主的中国化、中西政治根源等诸多问题发表了意见。

美国夏威夷大学的安乐哲教授在On How to Constructa Confucian Democracy for Modern Times（or Why Democratic Practicesmust Not Lose Sight of the Ideal）这篇文章中指出，把儒家的那种完美理想落实到现实的关键在于弄清民主的真正含义。“儒家”这一概念在西方被翻译成“孔子主义”，但是其精神实质并非是对某个个体的强调，而是对人与人关系的强调，并认为儒家的民主可以弥补西方重视个体性而忽视社群中的关系民主。纽约大学的熊玠教授在《比较儒家思想与基督文化人性善恶之别、看中西政府功能与职责的差异》一文中指出，讨论儒学与政治关系要和西方社会基督教文化与政治关系相对照。总体来说，中国文化的大前提是人性本善，政府的职能在于主动地“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而西方从教会文化中的“原罪”概念出发来树立法律防止人性本恶的政府官员作恶从而开出西方近代民主政治。熊教授认为中西方文化传统不同导致了政治理念与实践各异，但依据自己的立场而去试图定义普世价值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田辰山教授在《中国当今外交政策思想中的儒学根源》一文中比较了美国和中国的外交政策中的文化传统，认为中西方的外交政策全方位地反映了思想传统中世界观、思维方式、价值观、方法论和语言这五大元素，有什么文化传统，就有什么样的外交政策。在这样的比较文化与比较外交政策研究中，田教授认为人们会发现中国当今外交政策思想深深根源于儒家思想的传统，并特别指出中国的宇宙观相比于西方没有超绝的本体、没有二元的对立，这就使得中国在指定外交政策时十分重视和平共处。香港中文大学的黄勇教授在How to Derive Ought from Is：Neo-Aristotelian and Neo-Confucian Approaches一文中首先介绍了当代新亚里士多德主义对于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问题的解决，从而对政治哲学提出了新思考。黄勇教授认为，当我们做出一个“某某是好人”的价值判断时首先要对“什么是人”这一事实判断有所了解，这就在某种程度上统一了价值与事实，与这一思路相对应的是中国的宋明理学。朱熹一方面认为人性是形而上的，但另一方面形而下的情是可感可见的，可以由情见性。所以当朱熹认为人性是仁义礼智时，就不仅是价值判断还是事实判断。

（2）现代化视野中的儒学与政治。

随着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复兴传统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等成为了提升文化实力的题中应有之意。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宝贵的思想资源来推动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要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并且是反映中国人民意愿和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本次与会学者从现代化民主建设、儒学的政治方向、儒教的现代化发展等诸多侧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回应。

韩国首尔大学郭沂教授在《儒学与民主——中国之路的基本方向》一文中首先从宏观角度分析了现代社会基本价值取向二元化的世界潮流，然后通过对中国的民族意识形态的历史变迁的说明指出中国现阶段的基本价值取向应该包含两个部分：一是国家意识形态，即中国化的民主主义；二是民族意识形态，即经过改革的儒学和华教。前者是治国方针，决定着国家的政治体制，制约着国家发展的方针政策；后者是民族灵魂，规范着伦理道德，护持着风俗习惯，支撑着精神信仰，维系着民族认同。山东大学黄玉顺教授在《国民政治儒学——儒家政治哲学的现代转型》一文中指出，国民政治儒学是儒家政治哲学的现代形态，它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现代转型的时代产物，并认为它的内涵是：国民所有，国民所治，国民所享。同时黄玉顺教授认为由于宗族生活方式向家族生活方式和市民生活方式的转变，中国社会可以分为王权时代、皇权时代和民权时代。与之相应，儒家政治哲学也可以分为王国政治儒学、帝国政治儒学和国民政治儒学三种形态。山东师范大学赵卫东教授在《21世纪儒家三层并建的构想》一文中指出，90年代中期以来，学界对于儒家未来命运所提出的预测与构想的问题在于未能跳出儒家看儒家，未能从整体上来思考21世纪儒家的未来。赵卫东教授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儒家原来有三个层面，即儒学层面、政治层面和儒俗层面。但以往因儒家与政治关系密切，其客观化内容可以通过政治体现出来，而如今儒家已从政治中剥离出来，落实其客观化内容的途径目前只有一个，即建构起儒教的层面，所以21世纪儒家应该儒学、儒教、儒俗三个层面共同发展。南开大学张荣明教授在《儒学与儒教》一文中指出，儒学与儒教既有相同的一面，又有相异的一面。其所异者在于儒学是民间学术，它在政治策略上主张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其功能是为政治服务，没有政治就没有儒家学说。儒教是官方学术，它所主张的三纲五常、天理人欲，也无不与政治秩序紧密相关。所以其所同者在于儒教以儒学为基础，二者都关注社会、热衷政治，都讲治国平天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讨论儒学与儒教的问题，不仅具有学术意义，而且在当前的儒学思潮中也有现实借鉴意义。清华大学方朝晖教授在《中国文化的三个预设与新文化运动的宿命》一文中认为，过去数千年来中国文化建立在这样三个预设之上，即此岸取向、关系本位和团体主义。由此可以发现，今天中国的社会结构及制度模式虽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既然新文化运动没有颠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则说明未来中国文化中的秩序问题，即权威、制度及价值建设的方向，应当从中国过去的历史传统特别是充满了深厚自由精神的儒家传统中来寻找，即从人的尊严、价值与人格独立性的精神出发来发扬儒家价值系统。

（3）中国历史中的儒学与政治。

几千年绵延不断的中华历史留下了数量众多的政治思想资源。从商周时的先鬼后礼、敬天保民的思想到清代的“匹夫有责”观念、早期启蒙思潮，中国的历史可以说就是儒学和政治不断互动的历史。对于与中国古代政治交织在一起的儒学的重新探讨，不仅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更要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对此问题，本次与会学者发表的意见中既有对于古代政治不合理成分的批判，又有对于儒家精神在当今政治实践中作用的重新发挥。

台湾慈济大学的林安梧教授在《从“道的措置”到“道的正置”——兼论“后新儒学”及其“公民儒学”建立的可能性》一文中，从历史的角度指出“君父”与“圣君”的结构生发出时间上越久远越接近于道、政体上越上层越接近于道的错置观念，并通过从“外王”到“内圣”的新思考论述了公民儒学中缔结民主宪政的委托性的政治连接的可能性，认为这种缔结不仅有利于血缘性的人伦次序，还有助于人格性的德行生长。山东师范大学的王钧林教授在《中华民族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与传统智慧》一文中通过回顾中国历史中帝道、王道、霸道三种治国理政的模式，从现代政治文明与儒家文化的交叉视野中指出，既然在东亚中国是第一个把治国理政的大传统与现代民主制度调适、整合、接轨的国家，而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也都先后比较成功地实现了儒家倡导的治国理政模式与现代民主制度的对接，那么就可以证明我们固有的儒家传统经过几番调整与创新，完全可以和现代民主制度融会贯通。南京大学的洪修平教授在《发扬儒学的经世价值，克服儒学的工具化倾向》一文中指出，儒学的政治理想和淑世情怀，激励了一代代志士仁人为国家、为民族做出杰出的贡献，促进了社会道德风尚的提升，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积极影响。但是当儒学提倡的仁和礼都被工具化以后，儒学的政治理想也就只能是纸上谈兵了。所以今天我们要大力继承发扬儒学的经世价值，同时也要注意克服儒学的工具化倾向，以使儒学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中更好地发挥其积极作用。复旦大学的白彤东教授在《作为现代政治哲学的先秦思想》一文中首先讨论了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认为中国思想作为一种哲学不仅是有论证的，而且是系统化的。在这个前提之下白彤东教授认为周秦之变局所包含的哲学问题的实质近似于西方的现代性问题。中国很早就进入了现代社会，但是其传统政治又不同于现代西方政治，这意味着可以有不同的处理现代性方式，而中国秦以降的两千年政治可以为我们反思多种现代性与现代政治提供很好的资源。中国政法大学的林存光教授在《自我与政治：儒学范式的两个维度及其历史转换》一文中指出儒学在历史上的演变和发展，不仅向我们展示了其自身内部思想状况的歧异性与丰富性，而且也向我们展示了它与其外部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环境之间关系的错综复杂性。林存光教授认为今天我们所需要的儒学范式，既不应是完全退缩到个人修身的私领域，也不会是由儒家内圣之学直接开出建制化的现代民主政治，我们必须解构、修正并重组儒家范式的自我维度和政治维度，以使之能够积极而创造性地回应现时代个人对于自我实现与自我完善之心性修养和社会对于民主生活方式之参与实现的现实需要。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赵法生副研究员在《国教之争与康有为儒学复兴运动的失败》一文中谈到康有为发动的戊戌变法不仅是近代第一次政治改革运动，也是近代第一次儒学复兴运动。这场儒学复兴运动不仅有完整的理论建构，而且有其创新性的儒家组织设计，无论就其深度、规模还是对于后来的影响都是罕有其匹的。同时认为在儒学复兴声势初起的今天，重新检讨康有为国教活动之得失及其与整个儒学复兴运动成败之关系，对于大陆今后的儒学发展当是不无裨益的。

（4）经典义理中的儒学与政治。

在中国哲学的视域内探讨儒学与政治的关系总要回归经典。这不仅意味着要对古代丰富的思想资源进行寻找与提炼，更意味着对于已为人熟知的文本的重新阐释。在经典义理的解读过程中，我们总能发现跨越时空、富有永恒魅力且具有当代价值的思想资源。对于古人留下的这些宝贵遗产，本次与会学者也进行了精彩的诠释，这其中既有对古代政治理念的宏观探讨，又有对个别哲人政治思想的详尽分析。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于建福教授在《修己安人：“四书”核心价值理念》一文中通过对于“四书”“一贯之道”的分析，提出应该把儒家思想中的“修己安人”作为当代核心价值理念。这是因为“修己”对应着儒家基本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思想，而“安人”对应着“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追求修己安人的目标也就是追求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性，这对于个人修养和治理国家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人民大学韩星教授在《霸王之道，皆本于仁——经学视野下董仲舒的仁政王道思想》一文中指出，董仲舒通过诠释公羊学“微言大义”来发挥儒家王道思想，形成天地人三才构架下的仁学体系和独特的仁政王道的思想结构：以民为主的民本政治、以仁为本的霸王模式、仁政王道的理想诉求，同时也从根本上为解决当时汉帝国面临的治理危机问题提供了富有价值的思路与方案，以实现善治的目标。董仲舒的仁政王道思想对于今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值得我们重视。宜宾学院吴龙灿副教授在《汉代政治与儒学的互动及其启示》一文中指出，儒学对汉代政治乃至中国两千年的政治制度的塑造是非常深刻的，政治意识形态儒家化、法律儒家化、政治制度儒家化表现尤为突出。通过汉代政治与儒学的互动，发现政治对儒学的需要显然有一个过程，而儒学在一个拨乱反正时代的繁荣发展也需要一个过程。所以当代儒学复兴的根本措施在于做好政府推动、学者转化和社会落地等三个方面的工作。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教授在《宋儒义理之学新诠》一文中认为，宋儒义理之学是一种独特的学术形态，代表了儒家义理之学发展的最高阶段。义理之学并不是抽象道理的思辨、空虚德性的体悟，因为“义理”的本义就是探明“义”的应然道义与“理”的必然法则。宋儒从儒家经典中阐发义理，一开始就包含着创通经义与革新政令、世道人心与经邦济世的双重目标。宋学思潮中的不同学派学者均在强调自己的学术是一种“明体达用之学”“内圣外王之学”，以解决历史上的人心世道、经邦治国的现实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孙宝山副教授在《黄宗羲的法思想解析》一文中指出，黄宗羲提出了具有“法”是君主职能的表现形式、“法”本身具有正当性、“法”是君主为群体的公共事务而设立的基本制度、“法”将国家规定为群体利益体现的公共产业这四层含义“立法为公”说；强调国家的基本制度应宽松，要打破上下之间的绝对界限的“法宜宽松”说和强调必须首先建立一套良好的基本制度，才能使具有治国才能的人充分发挥才干的“治法优先”说。这些观点至今仍对我们具有启发意义和借鉴作用。韩国首尔大学李浩然博士在《“察之几微”与“以情絜情”——戴震“理”的政治向度》一文中指出，因为看到了政治实践中百姓所罹受苦难，戴震对于“理”概念的重新诠释充满着政治向度上的考量。这种考量既包含着用“理”作为分辨、治理外部世界的可行性，又包含着“理”因情感共识而可以普遍化的合法性。戴震强调对客观世界的审察，更强调把观念现实化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认同。在这一过程中戴震所表达的对于构建社会秩序的思考，也为我们今天探讨儒学与政治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在各位专家学者做三题发言之后，大家又就“三纲”是否应该在当代被重新诠释、从儒家思想看民主宪政的可行性、“内圣开外王”的新思路等诸多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哲学从来都是要指向现实，尤其是在一体化的荣光遍照着每一个国家的今天，对于传统儒学与当今现实关系的思考更加有助于我们发扬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独特的历史与传统注定了我们必须以符合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去拥抱世界，这次尼山会议的召开无疑是探寻传统文化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www.daowen.com)

（韩国首尔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李浩然）

2.尼山新儒家的政治关切——2015年尼山新儒学论坛侧记

当今世界有两类值得关注的政治与文化现象，一类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民主主义及其所谓的“普世价值”，另一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全面实现民族复兴背景下弘扬的传统文化。西方的民主与“普世价值”随着经济全球化，其影响力似乎越来越大，中国当前以儒学为主干的传统文化复兴运动也备受海内外关注，于是，“儒学、民主、政治”自然就成了当代社会无法回避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近日，来自美国、韩国与中国各地的20余位儒学专家汇聚到孔子出生地——尼山脚下的尼山圣源书院，围绕“儒学与政治”的主题，展开了2015年度的“尼山新儒学论坛”。

（1）关注社会治乱的儒学。

儒学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从早期儒家那里就致力于修己安人之道。儒学是从王官学向诸子学转变过程中出现的第一个学派，其本身的王官学性质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在论坛中，学者们从学理上充分讨论了儒学与政治的紧密关系。有学者指出，政治是儒学的重要层面，早期儒家首先关心政治，从而关注心性，为仁政找寻人性论的基础。孔子“恢复”东周的理想与从政的实践，深刻影响了儒学的走向。无论是孟子“平治天下舍我其谁”的豪气，还是荀子立志做大儒的抱负，都说明早期儒家与政治密不可分。有德的君子遇到了有位的机会，可以便捷地实现其理想，一旦不具备现实政治环境，儒者就会“无道则隐”，以待时机。可以说，儒学之于政治，进可攻，退可守。从学术层面上说，儒学的理论可以为政治服务，儒家可以为政，但儒学之道并不等于政治之道。归根结底，儒学是学，不是政。儒学除了政治功能，其蕴含的修身思想、和谐理念以及反求诸己的方法论，之于全社会都具有普遍意义。从广义上说，儒学提升人们的礼仪教养、文化素质，追求社会和谐与人类大同的理想，对于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家来说，都产生了深刻影响。真正的儒家以其学术思想与政治实践保持一定的张力，从而捍卫了儒学的真精神。

（2）官方意识形态时代的儒学。

西汉独尊儒术后，儒学逐渐进入官方意识形态，从此实现了学术与政治的紧密结合。中国两千多年来的传统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离不开儒学的支撑。洪修平引用道安的话“不依国主，则法事难以立足”，说明儒学在汉代依托官方力量实现了全面兴盛。儒学的官方意识形态身份使得传统社会在诸多方面都烙下了深刻的儒学烙印。与会者认为，儒学的官学化同时导致了儒学出现了问题。有些统治者出于政治需要，假借孔子与儒学来维护自己的私利，这种做法背离了儒家修己安人的本旨。因此，有学者认为，在没有分清哪些是专制化的儒学、哪些是民本的儒学之前，来谈复兴儒学就要慎重。清代垮台之后，批孔、批儒就是批判儒学的政治身份。今天，如何区别官方化的儒学与学术化的儒学，讲清楚儒学的精髓，是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课题。

（3）面对西方民主政治挑战的儒家。

近代以来，中国开始学习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尤其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中国与西方国家各领域的交往更加紧密，如何实现民主政治与儒学的对话，是本次论坛的重点。来自美国的学者分别从儒学的民主以及中西方文化比较的角度阐释了儒学的独特价值。安乐哲提出，儒学的民主其理想与现实之间有一定差距，但儒学通过在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渗透与影响来发动全社会的力量实现人的尊严与教养。实际上，儒家的做法就是以普遍的社会和谐取代西方的个人主义。这切中了民主的本质，所以，相对于西方个人主义的民主来说，中国的儒学才是真正的民主。

熊玠教授比较了中西方政治学的特点，指出儒学之于中国古代政治有重要贡献。古代的皇帝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坏，在世界历史上，只有中国的皇帝下“罪己诏”，以示改过。儒家对于君权神授等天命观的重视，以及对于人性善论的强化都从不同层面维护了古代政治共同体。儒学强调的“和为贵”理念，正是伊斯兰教、犹太教、基督教等西方主流宗教文化所缺乏的。因此，儒学维护的古代社会才具有稳定的政治结构，这正是儒学对于社会与政治的重要贡献。

（4）回应当代政治关切的儒学。

与会者认为，儒学研究一定要密切关注当代社会形势的新变化，回应重大社会问题，解决重大理论热点，为当代中国的改革与文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持。与会者深深感受到，今天在孔子出生地讨论儒学与政治的话题，是以实际行动继承孔子与儒学“仁以为己任”的担当精神。弘扬传统文化，就是要把传统文化与儒学精神发扬光大，而不是不加辨别地继承其条目。儒学本身是动态的发展过程，不断与时俱进。在西方民主主义的冲击下，更应该正本清源，研究透、讲清楚儒学的核心价值，找到儒学当代价值转化的契合点，切不可自乱分寸。

与会者指出，社会上普遍使用的“专制主义”一词，本身就带有西方民主的立场。尤其是把专制主义与儒学联系起来，更是方法论的错误。甚至社会上有人认为，只要一提到传统文化就与专制主义联系在一起。当代新儒家不要回避政治，要把儒学与政治的关系从理论上说清楚。在与西方民主制度对话时，切勿用西方民主制度的标准来批判儒学。每一个政治生态的选择都有合理性，有其生活的土壤。儒学不能作为民主的拉拉队，西方谈民主，我们也要从儒学中寻求民主。中国文化有自己的话语体系与表达方式，不能跟着西方走。

在两天的研讨中，学者们还围绕儒学与儒教、儒学与民主的融合方式进行了讨论。与会者还提出了“公民儒学”“国民政治儒学”等概念，探索了儒学的社会化与普及化的可能路径。与会者认为，诸如此类小而精的论坛，交流了思想，碰撞了火花，深化了思考，有助于达成共识、推动学术进步，并为真正解决现实问题提供理论基础。

（北京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孔德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