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尼山新儒学提出的背景

（1）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

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雅斯贝斯提出“轴心文明”这个概念，认为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在中国、印度和西方不约而同地发生的轴心文明是一种“精神过程”。“这个时代的新特点是，世界上所有三个地区的人类全都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他探询根本性的问题。面对空无，他力求解放和拯救。通过在意识上认识自己的限度，他为自己树立了最高目标。他在自我的深奥和超然存在的光辉中感受绝对。”“这一切皆由反思产生。”

有人认为现在处在第二个轴心期。那么第二个轴心期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所处的状况是十分明确的，现在并非第二轴心期。与轴心时期相比，最明显的是现在正是精神贫乏、人性沦丧，爱与创造力衰退的下降时期。”“这整幅画面给我们的印象是，精神本身被技术过程吞噬了。”雅氏曾经将人类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做了符号性的总结：“‘人类之诞生’——起源；‘不朽的精神王国’——目标。”所以，第二个轴心期的特质，也是一种精神创造。”

按照我的理解，所谓精神文化，大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审美，二是道德，三是信仰。在这三个方面中，信仰居核心、主导地位，它决定着精神文化的基本风格和大体方向。无疑，信仰也将成为第二个轴心文明的灵魂与核心。

信仰可以分为宗教信仰和人文信仰两种基本类型，我们的儒学属于人文信仰。近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宗教虽然仍然代表着一些文明的民族主体价值，但已经受到科学的严重挑战，而达尔文的进化论对基督教的否定尤为彻底。在这种情况下，宗教犹如明日黄花，再也不能重现前现代时期的风采。

人是精神的动物，而信仰又是精神的核心，所以人不可一日无信仰。宗教势微了，价值崩溃了，信仰缺失了。怎么办？我以为，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的人文信仰或理性信仰，重建人类的精神家园，就是第二个轴心文明的精神方向！历史将会证明，在信仰领域，宗教的或非理性的信仰会越来越弱，而人文的或理性的信仰却会越来越强，最终成为人类信仰世界的主流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早就说过，在轴心时代以后，人类的每一次重大转折，总要回过头来从轴心文明中汲收智慧。我们今天发展儒学，仍然要回到轴心时代，回到原典，回到孔子。尼山，作为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的诞生地，具有象征意义。这是创办尼山圣源书院的初衷，也是设立尼山新儒学论坛的缘由。

（2）当今中国和世界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

从国内情况看，一方面，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改革开放运动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但另一方面，当前信仰失落、道德滑坡、精神颓废、官场腐败、贫富分化、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也是不争的事实。

从世界局势看，问题丛生，诸如文明冲突问题、霸权主义问题、环保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等尤为突出。

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形成的人文主义思潮以高扬个性、推崇理性为鹄的，的确起到了个性解放、精神独立的作用，极大地推动了现代化的发展。但是，物极必反，这种人文主义最终导致了人的异化，物质至上、精神失落、价值衰退、人性窒息等是其突出表现。

当今社会的种种危机，都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现代性与西方普世价值。近几个世纪以来，随着西方文明向世界各地的扩张和传播，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作为普世价值逐渐为不同文化圈的人们所接受。但是西方并不是普世价值的唯一来源。世界各大文明系统，不管是西方文明还是其他文明，都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和壮大的，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深厚的底蕴，都在不同文化领域揭示了人类的普世价值。因而，和其他文明一样，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过程中，中华文明也一定会为世界贡献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观。(www.daowen.com)

我相信，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具有普世性的价值观不胜枚举，但要想从中选出若干最有代表性的却并非易事，难免见仁见智。我认为，对最能反映中华价值的思想文化体系加以提炼，是一条稳妥的途径。

我们常说五千年中华文明。从文化形态上，可以把这五千年一分为二。儒道释三足鼎立只是近两千年来的情况，在这之前的三千年中，《周易》传统则是中国人思想意识的代表。不仅如此，它还深刻影响着近两千年来中国人的思想世界。毫不夸张地说，对于中国人来说，《周易》实乃大道之源、文化之本。

这样，最能反映中华价值的思想文化体系有四个，即易、道、儒、释。无疑，其中任何一个思想体系都博大精深，蕴含着丰富的价值理念，这就需要我们从中提炼出各自的核心价值。我个人的意见是，这四个思想文化体系的核心价值分别为太和、自然、仁义、慈悲。

这些来自中华文明的普世价值，正好可以补充和纠正那些来自西方文明的普世价值的不足，二者不在一个层面上。太和、自然、仁义、慈悲等中华普世价值分别来自不同的信仰体系，属于终极价值，而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西方普世价值则大致可以归为社会价值、政治价值等一般性价值。

2.儒学发展状况

儒学可以大致分为践履与学说两个层面。令人欣慰的是，由于时代的呼唤，20世纪90年代来以来，这两个方面都显示出儒学复兴的迹象。

首先让我们亲身感受的是方兴未艾的儒学热。但是，真正的儒学复兴，从来就不是一种情绪宣泄，它意味着儒学本身与时俱进，适应时代的要求，在理论创新的基础上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并重新为全社会所接受，成为人民大众的主体信仰和行为准则。在这个过程中，理论创构是最根本、最关键的环节。

令人欣慰的是，大陆儒学界在经历了数十年的痛苦磨难后，已经与港台以及海外学者一起，开始探索儒学理论发展的未来方向。

我曾经编辑《当代儒学理论创构》一书，选取了一些儒学理论创新方面的代表性作品（不全）。根据致思路径的不同，我将其归为四种形态：一是走出牟宗三，以杜维明、林安梧为代表；二是引入马克思，以李泽厚为代表；三是取法西方现代哲学，以成中英、刘述先、安乐哲、黄玉顺为代表；四是基于中国传统哲学，以张立文、牟钟鉴、郭沂为代表。

3.尼山新儒学的前景

在诸子百家中，历史选择了儒学并不是偶然的。一方面，六经为春秋以前中华文明之结晶，而孔子整理六经，并以之为教材，最为全面地继承了传统文化。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儒学代表了中国思想之正统。另一方面，儒学为“内圣外王”之学，博大精深，最为全面地探讨了人生、社会、宇宙的道理。正因如此，它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的血液之中了；正因如此，儒学能够历经磨难，在历史上几次起死回生；正因如此，儒学将再一次复兴，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精神家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举足轻重的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