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彦彬指出，负责任的跨文化比较，问题意识是差异性；概念的真实意义、文化解读的问题，都需要通过不同文化语义环境，差异性较之相似性才更有价值与意义。在讲习班学到的启示是：并不是只要用汉语说话、用汉语做中国文化研究，就能说明是懂中国文化的。中国人要想真正懂得自己，讲出中国自己的故事，也必须把懂得西方作为前提。了解和弄懂西方，是为了清楚、明白我们与西方的不一样，在中西比较视野中，对世界讲述让人听得懂的中国故事。如果尚未明白西方是怎么回事，动不动就讲中西融合，就不是一种有冷静思路的意愿，就会落空。

作为充分了解中西文化差异一个内容，王蓉蓉教授介绍了一些孔子在西方是什么形象的情况。王教授认为，有不少孔子形象成为一种庸俗文化，用来作为算命、占卜升迁、发财的广告；然而儒学与中华文化的精髓不是宿命论，而是一贯倡导的“我命在我不在天”，突显在一切关系之中最有价值的是生命，是生生不已的崇尚观。

德籍澳门大学哲学系汉斯·格奥尔格·梅勒教授表示，“己”（或“人”）是哲学和文化的核心概念。讨论“中西的‘人’观念差别有多大”时，梅勒教授提出，“己”（或“人”）在西方是一种被视为“原子个体”概念的观点；而“人”是离不开关系的，“个人主义”在根本上是有害的，人不是“单子个体”（individuality）。谁也回答不出绝对个体“我是谁”这个问题。现在流行家长教育孩子，告诉他，他是多么独特的，让他陷于想象自己多么不一般。可是人在“自主”的含义上，走不到哪里去，因为人只有意识到自己是在关系中才能成长出自我意识。自我意识是关系，不是孤立的自我意识。倘若一个人不依赖任何关系而活，他是活不下去的。你永远做不到一个人独立地活。人世不给予空间，让“作为个体”的人无地自容，正所谓“人之道人信也（仁）”。所谓“现代”之于“传统”，发生了什么？所谓“现代人”，就是自主、理性、独立“主体”，这种假设把现实依赖关系的人转变为脱离关系的独立个体；家长不可以告诉孩子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必须由他们自己去选择。

北京大学赵延风教授对学员讲，语言话语背后存在的跨文化障碍是隐性存在着的，如“好人多”，是中国传统文化语义环境的基本意识，这同将人性假设为“恶”的一多二元语义的差别是根本的，也是隐性的。汉语的“公正”“公道”“公平”，都不是它们的对应英语“fair”“justice”和“impartial”，它们背后都隐含个人主义的意识。汉语“公”是中华文化的崇尚，甚至是神圣的，其实是“道”的不可藐视含义，也是安教授所说的关系为本“primacy of relationality”，它与“primacy of individuality”相对，但它不是泯灭个人的含义，而是提倡发扬关系的个人主动性。汉语的“君子从政”含义，是一种众望所归，是好人掌权，是深谙人与人、家国天下之道的人管理众人之事。尤其是主持社会的、被认为是德高望重者，必须是品学兼优、德艺双馨之人。这在西方话语中是没有的。中国自古以来就不提倡竞争的文化，而是珍重关系、珍惜交往的。所以“谈”是重要的中国文化现象和语汇，一切事情都是“谈”来的，“谈”即是关系交往，如谈心、谈朋友、谈恋爱。还有，在政治方面提倡“会谈”“协商”（如“六方会谈”）；以对话克服对抗，实现集思广益、求同存异。君子是仁人，也是会“谈”“交流”与“协商”的人。所谓“内圣外王”，君子政治，都是“谈”或商量的政治。中国的“人民民主”就是人民商量，社会各阶层都参加商量，而不是个人趋利竞争的那种“德莫克拉西”。(www.daowen.com)

北京大学法学专家张骐教授在回应“如何理解中国法制建设与传统思想文化的密切联系”问题时指出，传统中国的法律权威性来自周武王于《尚书·泰誓》所言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意思是圣贤帝王把自己置身于天命监督之下，也置身于民心监督之下，这也是民心所向。《尚书·泰誓》还言“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很明显，这与西方法治“一多二元”的“上帝+单子个体”概念不是同一个“法律神圣”逻辑。

孙彦彬老师在讨论“人是假设单子个体还是命运相连”问题时提出，必须充分认识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到底人是单子个体的还是特殊个性化的关系？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经纪人”假设，把人作为理性、独立、自由、不受干预的单子个体。孙老师表示，儒家哲学的“本体”观念不是西方“超绝一”那个概念。儒家哲学的“人”不是单子个体的。儒家伦理基点是分不开关系的人，不是“自由民主政治”的那个“理性、自我主体”，也不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单子个体“一己自我”。不过，儒家哲学也许与“女权主义”在比较“仁”与“爱”伦理上可进行建设性对话。“仁”伦理”与“爱”伦理是相向而行的，但不是一种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