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岳奉命防守海南岛——第15兵团提出初步作战方案——毛泽东担心重蹈金门失利覆辙——林彪派四野作战处副处长赴三野调查经验——渡海登陆准备工作遇到巨大困难——毛泽东同意推迟进攻海南作战时间——邓华、赖传珠、洪学智坚持认为偷渡是一个好办法——广州作战会议——海南岛战役方针的确定

广西战役，一举歼灭了白崇禧集团，中南大陆地区获得解放。第四野战军的下一个任务，是解放海南岛。

海南岛又名琼崖，是中国仅次于台湾的第二大岛，号称“南中国海的门户”，军事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就在岛上建立了基层组织，领导海南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琼崖特委和琼崖抗日独立纵队坚持抗战，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八年的英勇奋战。1947年，中共琼崖特委改为中共琼崖区党委，琼崖独立纵队也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他们在远离党中央、敌人控制十分严密的孤岛上，坚持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至1949年7月，琼崖区党委领导的琼崖纵队已发展到近2万人，建立了以五指山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并成立了琼崖临时人民政府。琼崖军民坚持23年“红旗不倒”的光荣历史，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高度评价和关怀。1949年7月，党中央在筹备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时，特意发电报指定琼崖纵队副司令员马白山和琼崖少数民族自治区行政委员会副主任王国兴（黎族），作为琼崖军民的代表前往北平，和全国人民的代表一道共商建国大计。9月，王国兴代表琼崖解放区人民，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其间，朱德总司令还邀请马白山到家里做客，赞扬琼崖党政军民坚持革命斗争的精神，亲切询问琼崖人民传奇般的革命领袖冯白驹的身体状况，并对琼崖的解放斗争作了重要指示。

随着国民党军队在大陆地区的崩溃，海南岛同台湾岛一样，自然成了国民党残余势力逃窜并可暂供栖身的巢穴之一。1949年3月至10月，海南的行政大权掌握在国民党海南特区行政长官兼海南特区警备总司令陈济棠之手。广东战役后，国民党广州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广东省政府主席薛岳各自率领残部，相继逃到海南。人民解放军发起广西战役前夕，蒋介石急忙派东南行政长官陈诚从台湾飞到海南，布置海南防务，其目的就是想凭借琼州海峡这一天险，使海南岛与舟山、金门、万山诸岛共同构成一道防卫台湾的屏障，并作为将来“反攻复国”的跳板。

陈诚用人，一向是假公济私，排斥异己。余汉谋依附于何应钦，陈济棠则专走宋子文的门路，所以，陈诚以统一指挥为名，首先撤销了广州绥靖公署和海南警备总司令部，任命素有“陈系打手”之称的薛岳为海南防卫总司令，统一指挥海南的陆、海、空军部队。

薛岳，字伯陵，广东乐昌人，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曾与叶挺、张发奎分任总统府警卫团1、2、3营营长，在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中具有很高的地位，张治中曾称他为“百战名将”。薛岳的军事生涯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他的确能打仗，早在东征、北伐中就立有赫赫战功，特别是在抗战时期，同日寇打过一些硬仗，指挥过著名的三次长沙会战，战后曾被美国总统杜鲁门授予自由勋章。第二，他历来都是共产党的死对头，从1927年率部镇压中共领导的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开始，到30年代中期充当蒋介石“围剿”中央红军的急先锋；从抗战时期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任上悍然制造“平江惨案”，一直到解放战争初期出任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主任，始终活跃在“反共”内战的第一线。

但是，自从1946年下半年开始，薛岳的军事生涯却不可挽回地走上了下坡路。由于他在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中连连惨败于华东解放军之手，受到国民党朝野上下的一致抨击，被蒋介石以“指挥无力，名声低落”为由，撤了他的绥署主任之职，委以南京政府参军长、总统府参军长等闲差。淮海战役后，蒋介石为了笼络广东地方军政要人，任命薛岳为广东省主席。然而，他在这把交椅上尚未坐稳，就被解放军赶出了广州，狼狈地逃到海南，其能控制的老部队也所剩无几。因此，如果不是陈诚坚持用他的话，他在时人的眼里，充其量也就是一个过气的陆军上将、一个流亡的省主席而已。

陈诚此举，令一向抱有“独立经略”海南之志的陈济棠大为不满，其手下的人更是愤愤不平，他们私下议论说：“论兵力，薛岳只有一个第四军，仅五千多人；属于余汉谋的，还有第六十二、第六十三、第六十四军共三个军，不下五万人；属于陈济棠的和列入海南警备总司令部战斗序列的，则有第二十三兵团的第三十二军和一些新建部队，也不下四五万人，按理自应以大统小。况且余、陈二人，一个是广州绥靖公署主任，一个是海南警备总司令，都是现成的军事长官，而薛岳则是一个流亡的省主席。要统一部队的指挥，也应在现成的军事长官中遴选。现在，陈诚为了支持薛岳，不惜以小统大，放着现成的军事指挥机构和军事长官不要，却去另成立一个海南防总，这样选帅，海南的前途很暗淡。”

薛岳绰号“老虎仔”，行事一向是我行我素，这次得到陈诚的支持，在改编和扩充海南部队的过程中，又表现出他一贯的强悍、霸道的作风和手段，一位原国民党军官回忆：“在这次改编中，薛岳是要兵不要官的，且逃亡到海南的各级官佐极多，编余的军官、官佐，生活无着，扶老携幼，流落于海口、加积、榆林等县市，壮者迫于生活，或铤而走险，明抢暗劫，沦为盗贼；年老体弱的，则沦为乞丐，卖妻鬻女，或忍痛令眷属卖淫维生。加上自大陆流亡到海南来的广东省政府、广州市政府、各专员公署、县府及自云南、贵州、四川等省逃来的国府人员、长白师范学校的员生等，流离失所，使海南各地陷于一片混乱的气氛中。”⁽¹⁾由于派系不同、用人不公等因素，防守海南的国民党军一开始就处于貌合神离、同床异梦的状态。

1949年12月1日，以薛岳为总司令的海南防卫总司令部正式在海口成立。其所辖兵力计有陆军5个军18个师及装甲旅第4总队等部约11万人；海军海防第3舰队及海军第2军区所属陆战第2旅第4团，有军舰、炮艇25艘；空军第1、第3、第10、第20大队，海南空军指挥部直属飞行组及高炮第4团第3营等部，有战斗机、轰炸机和运输机45架。薛岳根据国民党“国防部”关于“加强整备，以现有兵力积极肃清内匪，并严密海防，拒止外匪之入侵”的命令，制定了一个相当周密的海南防卫作战计划。其方针是：

地面部队，“应即占领文昌县之铜鼓岭、抱虎岭、木栏头、七星岭、铺前、塔市、海口、秀英、白莲、花场、天尾、马袅、天星、临高角、新盈、新英、儋城、白马井之线，择要构筑防御工事，主力配置于海口、灵山、福山、加来间地区，余部配合地方团队，极力清剿土共，以巩固后方之安全”；

海军，“以榆林为基地，配置舰艇于琼州海峡，主力于临高、澄迈两县海面向敌巡逻、监视、防堵封锁，迎其半渡而击之为主要任务”；

空军，“以海口、榆林为着陆点，对于阳江、湛江、海康、徐闻、海安、乌石等沿海地区的共军船只、人马、交通运输等极力轰炸为其主要任务，相机将敌半渡而歼灭之”。

依据上述方针，薛岳把岛上守军编成四路军，各自防守东西南北四个守备区，并对解放军渡海登陆后可能发生的情况，预先制定了各种应急方案。其中心思想就是依海据险，充分发挥海空军优势，防止共军内外策应，确保海南。经过一番整备，薛岳对这一环岛立体式防御体系十分满意，洋洋得意地称之为“东方的马其诺防线”，他的参谋长李扬敬为了讨好献媚，换成薛岳的字，称之为“伯陵防线”。

解放海南岛，是中央军委、毛泽东的既定部署。还在1949年10月17日，毛泽东就指示林彪和叶剑英、陈赓：第4兵团应乘胜追歼由广州逃跑的国民党军一部或大部，“使十五兵团易于攻取海南岛，消灭残敌，平定全粤”。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赖传珠、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洪学智得知这一部署后，感到这是一项十分光荣且艰巨的任务。他们当即要求作战部门准备海南岛、雷州半岛和琼州海峡的资料，注意研究渡海作战的经验和知识。因此，当广西战役刚刚结束，四野前指于12月14日明确下达第40、第43军统归第15兵团首长指挥攻取海南岛的命令的时候，15兵团领导人已经大致有了一个预案，次日中午，邓华、赖传珠便向四野和中央军委报告：

1. 据琼岛干部谈：琼岛海峡水面宽约在九十华里以上，如顺风（北风）帆船需时五小时，汽船三小时即可在琼岛登陆。逆风（南风）则帆船不能航行，汽船需增加两三倍时间，旧历年前大部是北风，年后（立春）南风，从季候上谈对登陆琼岛作战宜在旧历年前（最好是在阳历明年一月底二月初登陆为宜）。据称，海口为敌要塞区，可能有较坚固之工事，登陆作战宜选择在铺前以东、石牌圩以西两方面为宜。

2. 海南岛登陆作战与他处不同，我有很多优越条件，但主要关键是船只的准备（其次是对付敌海、空军之扰乱）。为加强准备工作，建议以四十三军、四十军两军主力现在即需肃清雷州半岛之残敌，以四十三军两个师全力负责歼灭湛江市之敌（湛江敌六十二军在歼灭白匪战役中未遭损失）并夺取广州湾之各岛屿，以四十军主力（该军留一个师在钦州、合浦地区），负责歼灭徐闻、海康一带之敌，并控制雷州半岛之各港口，然后进行休整。

3. 对海南岛作战准备，在休整期中采取小部队偷渡办法，先运过一部分部队配合当地武装，以便接应主力之登陆。主力大规模登陆作战时，拟四十三军、四十军各以一个师为第一梯队齐头并进，在海口东西两个方向登陆，以便互为支援分散敌人力量，使登陆作战易于成功。

4. 以上意见如同意，则请令四十军主力即尾四十三军后跟进，以便迅速扫清海康、徐闻一带之敌。⁽²⁾

在这份电报中，15兵团领导人首次提出了以小部队偷渡，然后配合主力大规模登陆的作战设想。

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收到15兵团的电报后，感到攻取海南岛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而采取偷渡的方式也并非理想之策，因为一个多月前发生的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攻打金门失利一事，在他的内心里留下了深深的阴影。12月18日，毛泽东复电林彪，除表示同意林彪“以四十三军及四十军准备攻琼崖”的部署之外，着重谈了他对渡海作战问题的顾虑：“渡海作战完全与过去我军所有作战的经验不相同，即必须注意潮水与风向，必须集中能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四五万人）的全部兵力，携带三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即独力攻进而不要依靠后援。因为潮水需十二小时后第一次载运船只方能返回运第二次，而敌可用海空军切断我之运输，故非选择时机一次载运一个军渡海登陆，并能独力攻进，建立基地，取得粮食，便有后援不继，遭受重大损失之危险。三野叶飞兵团于占领厦门后，不明上述情况，以三个半团九千人进攻金门岛上之敌三万人，无援无粮，被敌围攻，全军覆灭。你们必须研究这一教训。海南岛之敌，可能较金门敌人战斗力差些，但仍不可轻敌。请告邓赖及四十军、四十三军注意，并望你向粟裕调查渡海作战的全部经验，以免重蹈金门覆辙。”⁽³⁾

20日，林彪电告毛泽东：“渡海作战当依来电所示进行准备，并拟于明日派作战科长去南京，向粟裕同志调查渡海作战经验。”“我们已于十八日回到汉口。海南岛作战已委托邓华同志去指挥。”⁽⁴⁾

毛泽东的指示非常明确，那就是无论如何也不能“重蹈金门覆辙”，要进行海南岛登陆作战，必须一次至少运一个军四五万人的兵力，并能不靠后援，“独力攻进”。这和15兵团领导人原来设想的方案是大不一样的，同时也促使他们进一步加强了对渡海登陆问题的研究。遵照毛泽东的电示，第15兵团领导人对敌情、我情、地理、气候、海潮、海水流向等自然情况，以及历史上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对日军渡海登陆战例等，进行了认真研究，提高了认识。邓华回忆：“当时我们考虑渡海作战与陆地作战不同，陆地作战搞不好还可以整顿部队重来，渡海作战搞不好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因此必须慎重从事，既要英勇果敢，又要稳扎稳打。必须实事求是，因时因地采取得力措施，并准备以必要的代价，克服敌机敌舰和茫茫大海的阻拦，使部队顺利登陆，才能大量消灭敌人，取得渡海作战的胜利。”⁽⁵⁾因此，15兵团领导人在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指示之同时，没有完全放弃最初设想的方案，他们在和四野及两个军的往来电报中，仍然提出部队“如可能时可先偷渡，运过少数部队”。

12月27日，邓、赖、洪致电四野并中央军委：“毛主席对海南岛作战批示是完全正确的。由于海峡甚宽，敌有海空配合，而我无登陆作战经验，琼纵虽能给我们一些帮助，但因他们力量仍是分散的游击战，对我渡海直接配合作用是很有限的。因此必须慎重从事充分准备方能一举成功。”电报中说：现在我们正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进行准备，“但有数事须请指示。（一）这一仗能否打好，要看我们准备能否充分。一次运一个军的兵力登陆是巨大的组织工作，需要相当时间进行调查研究，准备物资，搜集船只，进行演习等等。以季节论，在旧历年前动作为有利。以准备工作论，恐时间来不及，且四十军尚在开进途中，四三军亦有一个多师未到齐，如延至年后又恐转南风，困难增多，故我之方针尽一切努力争取旧历年前动作，但又不为季节所限，而要以是否准备好了为标准，以免仓促莽撞造成过失。（二）这次作战的关键是搜集船只与对付敌人海空问题，尤以敌舰对我渡海妨碍为大。虽然我们正在想办法，但其效果不大，如能派一部空军直接配合，则我之困难便可减少。这是最后而且比较重要的一个战役，我们应该集中一切力量来争取胜利，而且是可能的。（三）三野之登陆作战如何准备，何时开始，能否共同进行较为有利”。⁽⁶⁾

31日，毛泽东复电林彪：“同意该电所取方针，即努力争取在旧历年前进攻海南岛，但以充分准备确有把握而后动作为原则，避免仓卒莽撞造成过失。为此，邓赖洪应速到雷州半岛前线亲自指挥一切准备工作，并且不要希望空军帮助。”⁽⁷⁾

转眼之间到了1950年，解放海南之战也因此显得更加紧迫。元旦刚过，在武汉的林彪、邓子恢等人便于1月3日致电邓、赖、洪和华南分局叶剑英、方方，急切地询问以下问题：“（一）盼查告琼崖纵队能实际出动参战的战斗兵员数目有多少（不是指番号的多少）。（二）由雷州半岛我上船处，到敌海防不特别严密又不太远而易登陆的地方，航程时间约多少，共有几处。（三）你们考虑，可否先派出少数兵力（例如一个营），携带电台偷渡一次，取得渡海经验，到达琼崖后则与游击队会合打游击，但此法是否有引起敌人对琼崖增兵的可能，亦请考虑到。（四）我军在夜间渡海的中途，遇敌海、空军的可能情况如何，你们预定的对付方法有哪些。”⁽⁸⁾

同一天，奉命前往第三野战军调查渡海作战情况的四野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尹健，向四野首长和中央军委上报了他此行所获的经验与建议。尹健指出：由于国民党军是岛屿防御，在自然条件上造成了一定的优势，而解放军却是远渡海洋，不但无海、空军配合，且无可靠的炮兵掩护登陆，仅可利用的帆船几乎全靠风向、潮汐等条件，这就大大降低了解放军在陆地作战的许多有利条件。因此，在双方力量的估计上，如认为国民党军已是残军、败军，进而产生不经过充分准备而急于求成的急躁轻敌思想，是要失败的；负责首长应能专心于作战指导而不被其他工作所牵制。因此，对海南岛作战，第15兵团应即组织成指挥所，靠近作战部队，把握战机应以充分准备好为前提。第15兵团想利用2月东北风季节攻击，但如船只不够，准备工作不充分，则应延期；在船只准备的问题上，企图依靠运送第一梯队的船只返回接第二梯队的做法难以成功。因此，所准备船只的数目，应以一次装完部队并能有把握地解决岛上的国民党军为标准，否则，不能发起攻击。⁽⁹⁾

尹健的报告引起了四野首长的高度重视。与此同时，15兵团在1月4日20时电告四野总部：已要43军先作偷渡的准备，40军也可以同时作偷渡的准备。四野首长经过研究后认为，金门岛的经验教训必须汲取。同时，要攻取海南岛，在目前的情况下，偷渡仍然不失为一个可行的办法。1月5日10时，林彪、邓子恢致电邓、赖、洪，除明确表示“盼四十三军仍设法逐次偷渡”之外，着重强调了他们对海南岛作战组织与指挥问题的看法：“由于敌利用现有诸海岛及台湾对我内地城市、交通进行轰炸，增加我方困难。因此不歼灭诸海岛及台湾之敌，则全国绝不能安居。城市的建设速度亦不及敌之破坏速度。因此我军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坚决歼灭海南岛之敌，这是一个完成革命和使全国进行建设与走向繁荣的绝对必须条件。因此这一作战应视为一个坚定不移的方针，我全体指战员均须明确坚定的建立此种决心，切勿存含糊马虎的观念。”林、邓强调：“海南岛作战已委托十五兵团首长担任组织与指挥。我十五兵团主要领导同志应将次要工作委托别的同志去代行，兵团主要负责同志应全心全力指导与组织海南岛作战之进行。其工作内容除军队训练与作战外，并应具体组织策反工作之进行与对冯白驹之帮助及对后勤方面问题之提出。”电报中还指出：“目前因尚未进行过一次偷渡，偷渡究竟困难到什么程度、有利到什么程度，均尚未发现。故目前必须实行偷渡才能打破此种疑问，才便于更加有把握的确定尔后之作法。”“由于全国财政处于极端困难，故我战费亦受到影响，但叶邓赖洪等仍须向中财委与中南财委及四野后勤经常提出和催促应解决之困难。”⁽¹⁰⁾

自从接到毛泽东上年12月18日指示电以后，第15兵团一直按照在旧历年前以一个军的兵力同时登陆的计划进行准备。为此，兵团于12月22日、26日两次下达关于海南岛作战准备工作的指示，要求各部队在抓紧征集船只的同时，要十分重视对渡海作战特点的研究，其中包括风向、潮汐和水流规律的掌握，登陆地点的选择，滩头阵地的建立以及对付敌海空军袭扰的办法等等，力争在1950年2月5日前完成登陆作战的准备。但是，实际情况却是困难重重，原来预定的在旧历年前发起进攻的计划，眼看着无法实现。洪学智回忆：“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和准备，我们几个领导都觉得，一次运一个军的兵力登陆是个巨大的组织工作，是个很大的难题，可能性极小。首先船只就是一个大问题。国民党军队逃离大陆时把船都带走了，大陆这边能找到的船只极少。以每船30人计，运载一个军即需1000余只船，当时两个军只征集到400余只船，而且半数以上的船只能乘10至15个人。部队无海战经验。两个军的主要成分均来自北方，不习惯乘船，经短时间训练难收实效，部队先训水手，教育船工亦需要时间。从季节上看，在农历年前动作较为有利，但时间紧迫，准备工作来不及，需得向后推迟。”⁽¹¹⁾

1月5日13时，邓华、赖传珠、洪学智致电林彪、邓子恢并中央军委，如实地报告了他们所面临的各种实际困难，主要是：“船只很少，雷州半岛能渡海的船大部被敌带走，无一轮船。在北海、钦州一线，船只大部逃入安南领海。广州现能渡海的船虽有15只，但运去困难。……据了解渡海的船，最小的须乘30人才行，否则危险，这些渔船在海中不易操纵，全靠顺风顺流及涨潮（潮有日、夜潮，夜晚有时有潮无风、或有风无潮，帆船遇此航行困难），必须将一部帆船改装机器（至少突击一个团），以便操纵。”“部队无渡海作战经验，北方人不惯乘船，只经短时间教育训练，难收实效。同时大批船工亦须经组织及相当时间的教育训练，而部队选训舵手亦需时间，而对付敌舰，尚未想出妥善办法。”电报最后说：“根据上情，旧历年前要完成此次大规模渡海作战之准备工作，事实上来不及，必须向后推迟。但过旧历年后风向改变，帆船不能使用，如全部改装机器，非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且耗费很大。如只改装部分，则又非利用下一个冬季北风不可。究以如何处理，请示。”⁽¹²⁾

推迟渡海作战时间，事关重大，林彪也一时无法定夺。次日，他将第15兵团的这一电报转报毛泽东，并表示：“我们对渡海作战亦全无经验与体验，尚无确定意见，如有指示，盼告。”

对15兵团指挥员所反映的困难，毛泽东予以了充分体谅。经过考虑，他于1月10日复电林彪：“既然在旧历年前准备工作来不及，则不要勉强，请令邓、赖、洪不依靠北风而依靠改装机器的船这个方向去准备，由华南分局与广东军区用大力于几个月内装置几百个大海船的机器（此事是否可能，请询问华南分局电告），争取于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毛泽东接着分析说：“海南岛与金门岛情况不同的地方，一是有冯白驹配合，二是敌军战斗力较差。只要一次能运两万人登陆，又有军级指挥机构随同登陆（金门岛是三个不同建制的团又无一个统一的指挥官，由三个团长各自为战），就能建立立足点，以待后续部队的继进。”在电报中，毛泽东还特意强调：“请要十五兵团与冯白驹建立直接电台联系，并令冯白驹受邓、赖、洪指挥，把琼山、澄迈、临高、文昌诸县敌军配备及敌海军情况弄得充分清楚，并经常注视其变化。”“同时由雷州半岛及海南岛两方面派人（经过训练）向上述诸县敌军进行秘密的策反工作，勾引几部敌军于作战时起义，如能得到这个条件，则渡海问题就容易得多了。在目前条件下，策动几部敌军起义应该是很可能的。此事应请剑英、方方、冯白驹诸同志特别注意用力。华南分局应加以讨论，定出具体的策反办法，并于三四个月内获得成绩。”⁽¹³⁾

毛泽东同意推迟渡海作战时间，使15兵团领导人打消了顾虑，放开了手脚。同时，毛泽东在指示中所强调的几个问题，也使他们开阔了视野，拓展了思路。1月15日13时，15兵团向40军、43军发出指示：“根据两军准备情况，争取在旧历年前攻夺海南岛作战，已不可能。经林总及毛主席指示，向后推迟几个月，不依靠北风，而依靠改装机器船的这个方向来准备，争取于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为了便于更广泛和更充分的准备船只及进行渡海作战教育，与解决粮食供应困难，麻痹海南岛之敌，决定两军略向后移。”在规定了各军后移的具体地点之后，该指示强调：“各部重新调整部署以后，应加紧进行下列工作：1. 搜索船只改装大的帆船，并训练自己的舵手。2. 加强部队海上乘船的锻炼与渡海登陆演习（防敌海空袭击）。3. 协同南路分区，加强对琼山、澄迈、临高、文昌等县之敌进行秘密策反工作（我通知琼纵同时进行）。4. 设法沟通与海南岛之海上联系，有计划的偷运人员与武器弹药过去（40军应设法争取涠洲岛为我秘密输送交通站）。”⁽¹⁴⁾随后，两个军除担任第一梯队作战任务的两个师仍留原地外，其余部队略向后移，紧张地开展兵团规定的各项工作。

当务之急还是尽快确定渡海作战方针。在兵团司令部作战室里，邓华、赖传珠、洪学智等人天天聚集在一起，分析情况，研究对策。经过反复思考，他们还是倾向于首先采用小部队偷渡的办法。洪学智回忆：“在我以木帆船为主、无海空军配合的条件下如何实施渡海登陆作战？怎样才能打破敌海空军的‘立体防御’？这是我们在接受渡海作战任务后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综合比较各方面情况看，“我采取小部队偷渡的办法是可行的。海南岛与金门岛不同之处，海南岛地域广阔，回旋的余地大，在长达1500余公里的海岸线上，有许多空隙，便于我选择弱点登陆突破；更重要的是，岛上有我党领导的人民政权，有拥有一百多万人口的革命根据地和有一支久经战争考验和锻炼的琼崖纵队，他们不仅可在物质上给我登陆部队以大力支援，而且可以直接配合作战。这是我军实施小批偷渡最为有利的条件”。⁽¹⁵⁾(www.daowen.com)

就在这时，40军发来一份电报，令兵团领导人喜出望外。电报说：海南岛上的琼崖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冯白驹同志派参谋长符振中同志率少数同志，从海南岛西北角乘渔船偷渡到雷州半岛西南角登陆了，现已在40军指挥所。符振中同志随后即同韩先楚副司令一道，到广州来汇报岛上情况和冯白驹同志的建议。看到这封电报，邓、赖、洪非常高兴，即刻认定：既然冯白驹同志能派少数同志偷渡过海，我们也可以偷渡。随后，符振中参谋长来到广州，向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和15兵团首长汇报了岛上情况，并转达了冯白驹的两点建议：一是乘国民党军海防部署尚未就绪，先派一部兵力分批偷渡过海，增强岛上琼崖纵队的力量；二是如果偷渡不行，则先送一批弹药接济琼崖纵队。⁽¹⁶⁾叶剑英和邓、赖、洪等人听取符振中的汇报后一致认为，先派小部队偷渡的办法是可取的。

在此前后，受兵团的委托，先后赴武汉、北京向四野和中央军委当面汇报的洪学智副司令员，也带回了上级对渡海作战的指示和意见。1月23日，林彪电告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一）本日洪学智由武汉回广州。关于渡海作战问题，我们已面告其如下两点：第一，争取以五六个月的时间完成渡海的准备。在准备期内，除渡海部队进行筹备船只，训练自己的水手，训练部队不致晕船及海上战术与登陆战术外，并加强策反，对冯白驹部武器弹药、干部的帮助和军政指导，并设法以小部陆续进行偷渡，与冯部会合打游击，准备将来配合主力登陆。第二，估计台湾的作战需要甚大规模的准备与较长的时间，故拟不等候台湾作战的配合，而准备先攻下海南岛，并争取不让海南岛之敌退至台湾，以求得在海南岛将其歼灭之。（二）为减少我渡海时敌海空军的扰乱及台湾方面敌人以舰船向海南岛增援，或将海南岛之敌以舰船撤至台湾防守，增加解放台湾之困难，为了这三个目的，海南岛作战时，须尽力争取我空军的配合，以便封锁敌之海军活动与减少敌之空军活动，盼军委对此有所准备。”⁽¹⁷⁾

根据中央军委及第四野战军的指示，第15兵团经过一个多月对情况的了解和研究，初步形成了进攻海南岛的决心和实施方案。1950年2月1日至2日，叶剑英和邓华、赖传珠，在广州主持召开作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洪学智、第12兵团副司令兼第40军军长韩先楚、第43军军长李作鹏、政治委员张池明以及从北京参加政协会议归来的琼崖纵队副司令员马白山，刚刚从海南岛偷渡过来的符振中参谋长等。叶剑英首先在会上讲话，指出：国民党蒋介石逃到台湾立足未稳，还顾不上海南岛与华南沿海岛屿，溃逃到海南岛的敌军惊魂未定，还没有恢复元气，建制多而乱，薛岳要想把他们统一起来，还需要一些时日。美国第七舰队主要在日本附近海域和西太平洋活动，还没有伸向我国南海。因此，我们要和敌人抢时间。渡海作战虽是新课题，有很多困难，但我军是胜利之师，有克服任何艰难困苦的优良传统作风。岛上有冯白驹同志领导的党和琼崖纵队，他们坚持革命斗争二十多年，建立了以五指山为依托的根据地，在海南岛人民中深深扎下了根，有他们的密切配合，对我大军渡海登陆作战是很有利的条件；广东省的党、政府和人民全力支援作战，完全相信在十五兵团指挥下的四十军、四十三军是能够克服各种困难，胜利完成渡海登陆，迅速解放海南岛这个光荣任务的。

叶剑英强调：在这次作战会议上，要遵照毛主席、中央军委和四野的几次电报命令、指示精神，具体研究怎样贯彻执行好。要敞开思想，研究我军渡海作战可能遇到哪些困难，怎样克服这些困难；根据干部、战士的思想状况，怎样有针对性地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冯白驹同志建议派小部队偷渡过海，是一个好办法，如何实施偷渡，要具体研究。

与会同志各自发言之后，邓华司令员于2月2日下午作了总结讲话。邓华是湖南彬县人，早年曾在家乡的一所教会学校读过书，后来又考上长沙有名的岳云中学、南华法政学校高中政治班，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素养，是我军一位德才兼备、文武双全的高级指挥员。这一次，林彪把解放中南最后一战全权委托给邓华指挥，体现了对他的高度信任。同时，邓华在整个解放战争中，也是第一次独立地指挥一个战役，深感肩上责任的重大，所以对这次作战会议分外重视，事先进行了周密的准备。他首先分析敌我双方的形势，指出：薛岳是国民党中的死硬派，指挥能力较强，对海南岛守敌有相当的控制能力，较快地将逃到岛上的残敌进行了整编和组织岛上的防御。但是，守敌大多是在大陆上遭到我军歼灭或严重打击后，逃到海南岛的残兵败将拼凑起来的部队，他们惊恐未定，立足未稳，兵员不足，斗志涣散，内部派系斗争复杂，国民党中央军、广东军阀余汉谋部、陈济棠部及当地地方军之间矛盾很多。五个军中只有第32军尚有两万余人，其余各军兵力只有一万人左右。他们布防在环岛1200公里的海防线上，逃到岛上的时间还不长，因此，海防工事构筑还不坚固，永久性工事还未来得及构筑，沿海空隙甚多。敌空军人员贪生怕死，很怕我军的高射炮火；敌海军则缺少作战经验。总的来看，敌军士气低落，战斗力不强，薛岳还没有料想到我军会很快组织渡海登陆进攻。

说到我方情况，邓华指出：渡海兵团的两个军，都是四野的主力，兵员充足，装备齐整，士气高昂，加上配属的部队，总兵力达10万人，还有岛上琼崖纵队1万人。我军是胜利之师，指战员有高度的阶级觉悟和很强的战斗意志，有很丰富的作战经验，能够战胜任何困难，这就从气势上压倒了敌人。加之我以集中兵力进攻分散防守之敌，这就使我在登陆地段上，与敌人兵力对比占有优势，特别是岛上有我党领导的琼崖纵队相接应，又有人民群众的支援，这就为我军胜利登陆作战、迅速解放海南岛，奠定了很有利的基础。

邓华在讲了兵团党委分析的我军的困难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后说：遵照上级的意图和对各方面情况的分析，兵团决定采取的作战方针是：积极准备，首先以小部队进行偷渡，加强琼崖纵队的力量，改变岛上的形势，破坏敌人的防御准备，创造大举登陆的有利条件，尔后以两军主力实施强行渡海登陆作战。

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方针？邓华指出：小规模偷渡主要乘木帆船，在海上可以伪装成捕鱼船，从海岛两侧敌人防御薄弱地段乘隙偷渡登陆。由琼崖纵队接应偷渡部队登陆。只要登陆成功，就是胜利。因为海南岛是个大岛，回旋活动的余地大，又有岛上的党组织、琼崖纵队和群众的支援、帮助，可以迅速进到我根据地内，所以兵团坚信小规模偷渡是可以成功的。要求43军先准备一个加强团，加紧收集船只，雇请船工，加强海上训练，争取在一个月左右时间内作好准备，实施第一批小规模偷渡；40军也应准备一个加强团，参加偷渡。两军选择登陆地点时，应请琼崖纵队同志指出哪些登陆地点最好。登陆地点和登陆时间确定后，报兵团批准。兵团即电告琼纵作好准备，适时接应偷渡登陆部队。偷渡的准备工作要特别注意保密，才能出奇制胜。

邓华说：由于沿海渔船都逃避了，在短时间内收集大量的船只有困难。遵照毛主席关于在几个月内装置几百个大海船的机器，争取于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的指示，正设法去香港购置发动机和登陆艇。因此，大举登陆的载运工具重点放在改装机帆船和购置登陆艇上。买发动机和登陆艇需要一定时间，为此决定将大举登陆的准备时间推迟到5月底准备完毕，6月大举渡海进攻海南岛。

邓华强调：两军不要因为渡海准备时间推迟而放松准备工作，参战部队要抓紧时间搞好海上大练兵，落实兵团提出的“把陆军练成海军陆战队”的战斗号召。两军都要组织人员与当地气象台站合作，了解掌握琼州海峡的气象和海水潮汐、流向的情况，研究分析找出其规律来。还要强调一下，就是要抓紧搞好雇请船工和收集船只的工作，这关系到我军能不能迅速渡海作战的重大问题，也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我军绝大多数是东北人，听不懂当地方言，群众也听不懂东北话，因此，要请地方党、政机关多帮助。兵团已建议四野后勤部迅速在北海、湛江、徐闻开设兵站。为了便于与岛上琼崖纵队取得联系，及时互通情况，协调渡海登陆作战有关事宜，除了兵团和两个军已与琼崖纵队沟通了电台联络外，请琼纵马白山副司令员到40军前指，符振中参谋长到43军前指，以便于与琼纵协调偷渡计划的实施。⁽¹⁸⁾

会议结束后，第15兵团将会议确定的作战方针和实施计划上报第四野战军和中央军委。第43军则准备以一个团先行偷渡。2月10日，林彪、邓子恢等致电中央军委并转毛泽东：“据邓华、赖传珠来谈：海南岛作战，我军如一次以一个军登陆，则船只问题极难解决，同时又无法对付敌之海空军扰乱。因此，他们建议在此时间内，先行偷渡的办法，到达海南岛后即与冯部会合，打小规模的运动战与游击，然后大部队再设法渡海。”并表示：“我们同意四十三军一个团先行渡海，并亦同意其他部队寻机陆续渡海。”12日，毛泽东在苏联复电林彪：“同意四十三军以一个团先行渡海，其他部队陆续分批寻机渡海。此种办法如有效，即可能提早解放海南岛。”⁽¹⁹⁾

至此，海南岛战役作战方针经过近两个月的酝酿和筹划，终于确定下来。它的形成，不仅确保了海南岛战役的最终胜利，而且充分地体现出了我军最高统帅和前线将领们的决策风格与指挥艺术。当年曾亲身经历整个筹划过程的原15兵团作战科长杨迪同志这样评价：“毛泽东主席1949年12月18日第一次电令，要渡过一个军（四五万人）不依靠后援，独立进攻，再一次电令，改为2万人登陆。特别要兵团注意进攻金门岛战斗失利的教训，以免重踏覆辙。”“邓华等同志没有机械地执行毛泽东主席的电令，而是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从具体情况出发，实事求是，机动灵活地制定渡海战役的指导思想和战役指导方针……”“从实际出发制定的战役指导方针和战役实施的步骤与方式，是与毛泽东的电令不是完全相符的。作为兵团司令员的邓华同志这是要承受多大的压力啊！这需要有过人的胆识，才敢提出这个完全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方针。这就是战役指挥员在战役指挥上的高超艺术的体现。”“邓华等同志提出的这个战役指导方针和战役实施的步骤与方式，都报告了四野首长和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不仅没有受到批评，而且立即被批准。毛泽东还指出：‘如此种办法有效，即可提早解放海南岛。’由此可见，毛泽东作为战略指导者，只要下级提出符合实际情况定下的战役作战方针与决心，他是会很虚心地接受下级的意见的。”⁽²⁰⁾

(1)　林荟材：《蒋帮在海南岛的最后挣扎及其覆灭》，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第17辑，第39页，1964年12月印。

(2)　邓华、赖传珠关于琼岛作战问题向林彪、谭政、军委的报告，1949年12月15日。

(3)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62～63页。

(4)　林彪关于渡海作战的准备致毛泽东电，1949年12月20日。

(5)　邓华：《雄师飞渡天险，踏破“伯陵防线”》，载《琼岛星火》创刊号，1980年纪念解放海南岛30周年专辑。

(6)　第15兵团关于渡海作战准备工作报第四野战军并中央军委电，1949年12月27日。

(7)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66页。

(8)　林彪、邓子恢、谭政、萧克、赵尔陆关于先派少数兵力偷渡琼岛给邓华、赖传珠、洪学智、叶剑英、方方的指示，1950年1月3日。

(9)　转引自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28页。

(10)　林彪、邓子恢关于海南岛作战组织与指挥问题给邓华、赖传珠、洪学智的指示，1950年1月5日。

(11)　《洪学智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392页。

(12)　邓华、赖传珠、洪学智关于旧历年前完不成渡海作战的准备工作向林彪、邓子恢、军委的报告，1950年1月5日。

(13)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73～74页。

(14)　15兵团关于调整部署致40军、43军并报野司、军委电，1950年1月15日。

(15)　洪学智：《英明的决策，辉煌的胜利——海南岛渡海登陆作战纪实》，载中共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英明的决策，辉煌的胜利——纪念海南解放40周年》，三环出版社1990年版，第7页。

(16)　符振中：《接应大军，解放琼岛》，载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广东党史资料》第17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7)　林彪关于完成渡海作战准备时间及争取空军配合作战问题向军委、毛主席的报告，1949年1月23日。

(18)　杨迪：《广州作战会议关于海南岛战役的决策》，载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广东党史资料》第17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59页。

(20)　杨迪：《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解放海南岛战役决策指挥的真实记叙》，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340～3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