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兵团直插桂北——白崇禧令主力秘密南移——四野指挥员调整广西战役部署——激战粤桂边——南路军首战告捷——382团活捉张淦——白崇禧残部向钦州逃跑——我军全力追歼——广西全境解放——林、谭、萧电慰粤桂前线指战员
1949年11月6日晚至7日凌晨，担任西路战略迂回任务的四野第13兵团第38、第39军，从湘西南的洞口、武冈地区向西秘密开动，奏响了广西战役的序曲。
部队出征前夕，第13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副司令员彭明治相继调回北京，分别准备出任山西省长和驻波兰大使。莫文骅政委考虑：“兵团所到之处要出安民告示，发布告，兵团没司令员，是个缺憾。”于是他打电报向上级请示。不久，四野总部任命黄永胜为13兵团代司令员。(1)
西路军的主要任务是由湘黔边沿黔桂边直插广西西北部，关闭敌人经贵州西逃云南的通道，并与从桂粤边境前进的南路迂回兵团——二野第4兵团，构成对广西的钳形包围，配合东路正面部队——四野第12兵团，抓住并全歼敌人于广西境内。
关于上述进军方略的特点与高明之处，陈赓司令员曾作过如下分析：“当时退入广西的白崇禧集团还有一、三、十、十一、十七等五个兵团，余汉谋的十三兵团残部也逃入广西，共约十七万人。其逃跑的道路，一是西入云贵，一是南逃海外。四野执行毛主席全歼敌人的计划，决定以我十三兵团为西路，沿黔桂边境迂回前进，切断敌人逃往云贵的道路；以四兵团和十五兵团的一部为南路，进入粤桂边境的廉江、茂名、信宜地区，防敌向海南岛逃窜；以十二兵团等部为中路，首先牵制敌人，便于西路、南路断敌后路，待西路、南路断敌退路后，即由北向南，围歼敌人。这就已经陷白崇禧集团于天罗地网中了。”
广西战役开始之前，四野首长一直把白崇禧集团逃往云南视为最大可能，所以，他们对13兵团的行动特别重视。11月4日，林彪、谭政、萧克指示第38、第39、第13兵团指挥员：“你们即可开始行动，第一步歼灭靖县、通道之敌，然后向思恩、河池之线及稍东或稍西地区前进。尔后再向果德、百色之线前进，完成切断敌退云南的道路。”“到靖县、会同、通道如能通汽车，则可首先以汽车运一二个师歼灭靖县、通道之敌，尔后徒步向融江方向急追，乘胜渡江。此江不能徒涉，盼预先计划夺取船只和架设浮桥等等办法，但如估计牲口跟不上部队，可不必采用汽车运输。”“你们开始出发的时间及具体部署由你们自行规定，并电报我们。”
林、谭、萧最后强调：“此次行动多为猛追穷追的性质，故盼部队注意轻装，一切笨重装备与物资可指派部队掩护随后跟进，全军对沿途缺粮、缺宿营地、爬山、过水连续行军皆须有精神准备，并须在克服与忍受这些困难中做出光荣的史迹来。”(2)
从湘西南到桂西北，全程约1500余华里。当地人士介绍：这条路以前只走过两次队伍，第一次是十多年前有些地方到过少数红军，另一次是抗战后期国民党军有些溃兵来过。但是千军万马，浩浩荡荡，带着大炮从这里经过，却是开天辟地头一次。为了鼓舞指战员们的斗志与勇气，11月7日西路军整装开动之际，林、谭、萧再次致电13兵团及各军、师指挥员，专门就入桂作战的政治工作下达了一份长长的指示，全文如下：
（一）我军即将进入广西开始解放广西人民的作战，我们必须于这次作战中把白匪崇禧的残余力量全部消灭在广西境内，不让他逃向云南，逃向四川或逃到海南岛去，只要我们在广西能全歼敌人，不但广西全省可以迅速解放，即云南、四川诸省的解放亦将因此加速，整个战争时间即可大大缩短。我全军指战员必须人人奋勇地参加这次的作战，争取全歼敌人，为完成国家的统一伟业而光荣立功。
（二）因为广西是一个多山的地区，又是一个地瘠民贫的地区，白匪强迫人民对我坚壁清野，我党我军在广西人民中的影响不是那样深，我军进入广西会要遇到缺粮食、缺宿营地、道路被破坏等等困难，作战会是艰苦的。我全军指战员必须高度发扬政治觉悟有忍受艰苦的决心，战胜困难的决心，并积极采取种种具体办法减少困难，不可因困难而松懈自己的责任，因困难而泄气，而要在克服与忍受困难中做出光荣的表现来，须知艰苦困难是一时的，而所得的代价则是永远的无穷无尽的。
（三）广西作战的特点是战略的连续追击战和远距离的迂回作战，因为广西敌人和全国其他地区敌人一样都是到了穷途末路，估计他们一定采取避战与流窜的方法，企图逃避歼灭。为了对付敌逃窜的企图，我们必须使用猛烈的追击和远距离的迂回包围，以期抓住敌人和堵住敌之退路，以便集中我主力歼灭敌人。因此，当敌人实行退却逃窜与我军发起追击堵击的时候，全部即须不避疲劳，忍受饥饿，克服大山、河流与隘路的阻挡，自动配合友邻猛烈地追击和堵击敌人，达成歼灭敌人的目的。我各部指战员应发扬三猛战术和一点两面战术，发扬猛打猛追精神，大胆插到敌人退路上去，不让溃逃的敌人摆脱我们和逃出我军的包围圈，即紧紧的抓住敌人，我们就一定能歼灭敌人，狡猾的敌人便无法施展其逃窜的伎俩，我们在长途追击中所受的辛劳就将为胜利的代价所补偿。
（四）在进入广西作战中，我们必须同广西人民建立良好的关系，广西的人民是革命的，是与白匪为敌的，因白匪的镇压与欺骗，因语言隔阂对人民解放军不够了解，加上灾荒所造成的贫困，人民一时不敢大胆接近我军，对我军作战不予热烈支持的现象是完全可能而且是完全可以原谅的。我军各部人员必须以严明的纪律、正确的政策和耐心的工作态度去对待人民，同人民建立感情，使人民逐渐了解我军进而支持我军作战，决不可因一时的隔阂和给养的某些困难而埋怨人民，任意违反我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致弄翻了同人民的亲密关系，要使每个指战员深切体会和牢牢地记着纪律对于争取广西人民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只要我们遵守纪律，人民就必然会很快接近我们欢迎我们，我们的困难也就容易克服。
（五）二野主力一部不久亦将进入广西配合我军作战。广西之西部、南部、北部和东南地区均有我党领导的游击武装，他们的力量虽不如广东人民武装那样强大，活动地区亦不固定，但因为他们熟悉地理与民情，对于配合我军进入广西作战和日后经营广西是一个不可忽视和可望发展的力量。不论是对二野部队或广西人民武装均应取热忱尊重态度，以利团结达到协同作战的目的。
这时，按照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第二野战军于四野发起广西战役的同时，也开始了进军川黔的作战。担任大迂回的第5兵团及第3兵团第10军，此刻正向贵州东部疾进，短短几天就连下天柱、玉屏、锦屏，兵锋直指贵阳、遵义。在这种情势下，白崇禧忙于9日命令黄杰的第1兵团、刘嘉树的第17兵团分别向宜山、南丹和独山、都匀地区前进，驰援黔中。黄、刘得令，即率所部西进。如此一来，西路军没费多大力气，便于10日占领靖县、通道两座县城，歼灭靖县保安队两百余人。接着，向黔东南前进，进入苗岭山区。
苗岭山区位于五岭山脉绵亘地带，历史上一直是苗、侗、瑶等少数民族居住地区。这里山高路险，地瘠民贫，语言不通，风俗迥异，自然条件对我军的长途行军作战是十分不利的。梁必业同志称之为解放战争中部队遇到的一次“罕有的艰难”，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黔桂边境的苗岭山区，高峰连绵不断，山坡险陡异常，部队多是冒雨在崇山峻岭或悬崖峭壁的小径上前进，时而遇到山崩路塌，巨石拦阻或断崖相隔的情况，一些人员和马匹因失足堕崖而伤亡。由于沿途人烟稀少，且敌人溃退时实行了‘空室清野’，粮食奇缺，即使购来一点粮食也多是稻谷，许多部队一时吃不上饭，只喝点稀粥或开水，战士们忍受着饥饿的折磨。再就是由于跋山涉水，道路泥泞且石碴又多，一双鞋子只穿两三天就坏了，出发时每人带的三双鞋子远不够穿用，因交通不便，供给困难，没有鞋子穿也成了部队一个主要困难。”
“然而，这些常人难以忍受的困难，都被人民战士的坚强精神克服了。大家只有一个念头：前进，打到广西去，解放全中国！官兵们摔倒了爬起来，摔伤了拄着棍子走，没饭吃紧紧腰带，没鞋子穿自己做草鞋、竹鞋，打赤脚也不停止前进。环境越艰苦，越显示了我军的坚强团结和互助友爱，干部精心指挥战士们攀登峭壁，手拉手通过激流，党、团员以身作则，吃苦在前，把方便让给别人。前进中，豪迈有力的鼓动口号在部队中广泛传播：‘爬山是历史，艰苦是光荣！’‘赤脚进广西，消灭白崇禧！’‘山大决心大，再高也不怕！’充分表现了人民战士崇高的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
“在这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部队模范地执行了党的团结少数民族政策，发扬了爱护群众利益的优良传统，尊重少数民族同胞的风俗习惯，严守我军的群众纪律。粮不够，吃稀饭，吃野菜，买不到粮宁肯挨饿，也不动苗族同胞一粟一谷。一时找不到民房，部队就露宿街头、野外。苗族村庄吃水困难，官兵们帮助他们到很远的地方去挑。借东西先宣传后借，主人允许后才借走，用完之后马上送还。我军严明的纪律，使少数民族同胞深受感动，他们称赞我军是‘太平军’。在我军穿过苗岭期间，所到之处群众不但不躲避，反而主动拿出粮米卖给我们，送水给官兵喝，还为部队修桥补路当向导，积极帮助我军过境，顺利前进。”(3)至11月14日，西路军克服了千难万险，先后解放榕江、从江等地。
为配合西路军的战略迂回，不使白崇禧过早发觉我军的意图，南路军、北路军暂取按兵不动之势。林、谭、萧8日电示南路军4兵团：“你们第一线部队务须暂在现地停止，迅速补充棉衣，然后在统一配合下西进。目前你们过早西进，则有可能将全部敌人吓退，使我不能事先切断敌退云南之路。”遵照这一指示，南路军先头军第13军主力位于茂名地区，第14军主力位于阳江地区，第15军主力位于德庆、罗定地区待机。与此同时，北路军第12兵团秘密地向湘桂边境集结：41军前哨部队10日袭占了全县，随后军主力进至全县、新宁、东安一线，第45军进至东安以东地区，第40军由祁阳、零陵向道县前进。
在这个时候，即我三路大军尚未合围之际，白崇禧如果把他的五个兵团聚拢起来集中使用，或者一味西逃，或者一味南撤，其成功的可能性不能说一点也没有。然而，白崇禧却是又想西逃，又想南下。在这种心存侥幸且游移不定的心理中，白崇禧仍然按照11月5日确定的作战计划，一面部署第17、第1兵团驰援黔中，一面命令第3和第11兵团秘密南移。第3兵团第48军军长张文鸿本来已经奉命率一个主力师从桂林开往龙州，为撤往越南作准备，走到柳州却突接白崇禧的特急电报，叫他取消龙州之行，“即率主力径开郁林集中待命”。张文鸿得令，虽然心里头对白长官的朝令夕改不满，行动上却不敢怠慢，立即率部折向南下。
白崇禧的狐疑不决、逃向不定，客观上使整个战局变得复杂起来。他究竟是想西逃云贵？还是想南下海南？在衡阳五桂岭的前线指挥所里，林彪足不出户，日夜隐居在四壁挂满作战地图的斗室里，在躺椅上目不转睛地审视着地图，紧张思考着对策。
正在这时，我军情报人员送来了最新的敌情消息：“白崇禧下令全军每人发两块港币，同时桂系主力目前正拟集结于梧州。”针对这一情况，林彪等人分析：港币只能在广西南部及雷州、海南岛使用，因此估计敌人可能是退往雷州及海南岛，同时桂系主力集中于梧州、容县间，其企图可能是想打击我西进之4兵团，但估计其不敢，因为根据白崇禧的一贯做法，这一次说不定又是虚张声势，届时可能退往雷州或退南宁或入越南。(4)
基于上述判断，林、谭、萧12日致电陈赓、郭天民并中央军委：“四兵团之十四、十五两军应立即迅速向高州前进，以配合十三军首先歼灭博白地区之敌，尔后依情况向南宁西南前进或在博白地区以四兵团全力堵击南下之桂敌。”“十五兵团应即派一个或两个师进至德庆，归你们指挥，配合作战。”
13日，情报人员进一步证实：白崇禧正以其主力向岑溪、容县地区秘密集中，准备收复并固守廉江，退守雷州半岛及海南岛。这一情报来得太及时了，林彪等人当即连连下达指示，调整整个作战部署：南路军第4兵团主力立即向信宜、茂名南北地区集结，以其第13军一个师位于廉江，构筑工事担任阻击，为增强堵击的兵力，以位于曲江、广州、新会一线担任剿匪任务的第15兵团第43军兼程秘密西进至信宜东北之东镇圩集结。北路军迅速南下，第40军直趋梧州，策应南路军作战，第41、第45军奔袭桂林。西路军除第38军继续向果德、百色前进，追歼刘嘉树第17兵团，切断其通往云贵的道路外，第39军改向思恩、柳州方向急进，尔后突过红水河，攻取宾阳，直插广西心脏地区。
四野前指的上述部署，意味着广西战役的作战重心从此由西线转到南线。军事科学院军史部编写的《全国解放战争史》对这一问题的评价是：“在战役发起前，四野前指判断白崇禧集团西撤云贵的可能性为最大，因而以第38、第39军8个师向百色迂回，但当战役开始后发觉白崇禧准备以其主力发动‘南路攻势’时，即从广东调第43军西进，加强南翼，同时调整整个作战部署，从而为第一次粤桂边境歼灭战乃至整个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5)
促成广西战役这一关键性的转折，我军情报、通信部门功不可没。1950年6月，第四野战军司令部在《关于解放战争第四年度初步总结》中曾专门提及：“由于白匪狡猾多变，敌情变化迅速，敌人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与撤退前的布置，能一般的了解我们的情况，而我们直接在战场上不容易搞清敌人，必须依靠高级机关的特殊办法取得情况进行指挥，因此必须实行高度的集中指挥，在整个战役过程中野司经常保持能用最迅速的办法直接指挥到师的行动，是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关键，这要依靠高级机关健全的情报组织与经常保持同下级通信联络的极度顺畅，始能指挥自如，因此必须规定严格的联络纪律与特殊迅速的联络方法，无线电报广泛使用暗语指挥，作用很大。”
接到四野前指的指示，各部队立即行动。15日，第43军从广州乘船到达肇庆，随后以急行军的速度向罗定、信宜开进，第14、15军向茂名开进。东路军第40军首先开动，由零陵、道县分两路出发，南下梧州。西路军经过十天的艰苦行军，终于于15日进入广西境内，第38军马不停蹄地向金城江（今河池市）、百色运动，追歼西逃的第17兵团，第39军向柳州、宾阳疾进，直插广西心脏地区。我军如同几支强大的脱弦之箭，飞驰向各股敌军。
11月15日这一天，进军西南的二野第5兵团解放贵阳，而此时担任“驰援黔中”任务的国民党军刘嘉树17兵团仅有一个师抵达独山以南，黄杰1兵团仅有一个团到达南丹。在这种情况下，白崇禧明白，眼下不仅西进援黔已经失去意义，而且桂北地区也保不住，惟一指望就是依靠张淦兵团和鲁道源兵团发起“南路攻势”，在粤桂边打开一条通往雷州半岛，并可退入海南岛的狭长走廊。于是，他决定湘桂铁路沿线的第10兵团放弃桂北，退守西江上游，掩护张、鲁两兵团的“南路攻势”；第17兵团和第1兵团停止援黔，转为阻遏解放军南进。
为迟滞我军由桂北进军的速度，白崇禧下令留在桂北的部队破坏交通，炸毁铁路、公路的桥梁，焚烧各渡口的船只，并实行其蓄谋已久的“空室清野”计划。据当年亲历此事的原桂林绥靖公署副参谋长刘维楷回忆，所谓“空室清野”的具体做法是：
1. 在路线（包括次要的路线）的两旁，各离开二十五华里以外，自行选定居住区，将人口、粮食、牲畜等，向居住区转移。
2. 将有关碾米用具如舂、磨之类，彻底毁坏或埋藏。
3. 妇孺老弱一律迁徙，不得留住。
4. 如县府、区、乡（镇）公所迁移时，须将公文档案一律带走。
以上各项，务必做的彻底。使境内的路线（指通湘省的路线而言）纵深一百华里横广五十华里的地区，变成一无所有的真空地带，使解放军进入时给养遭受困难。(6)
敌人的破坏行动虽然给我军制造了重重困难，但挡不住我军前进的步伐。18日，我东路大军从正面展开全面攻击。位于全县、东安地区的第41军、第45军沿湘桂路向桂林攻击。41军先头部队第123师一马当先，以日行120里的速度急行军，于19日在兴安以北光华铺一带与敌46军174师打响，击溃敌军两个团的防御线。敌58军226师、71军88师、87师、97军暂1师等部见势不好，仓皇退逃。123师遂兵分两路，跟踪追击。
当夜，天下起大雨。123师368团沿着铁路一侧向大榕江方向急奔，而敌97军暂1师师部率其主力也沿着铁路另一侧撤逃，双方都穿着雨衣，均误认是自己人，在一起行军十余里后，我军战士看到铁路另一侧有人划火抽烟，借着火光发现对方头戴青天白日帽徽，这才知道与我同行的是敌人，于是立刻报告上级。团首长当机立断传下口令：铁路那边走的是敌人，各单位左臂绑上毛巾，作好战斗准备。随即，我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开火，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指挥失灵，大部敌人被歼灭，800余人被俘。123师师部率369团赶到大榕江时，因桥被敌炸毁，大部队无法通过，师领导命令369团迅速架桥。369团利用被炸毁的桥料，重新在大榕江残桥上架起了一座长约100米的新桥，保证了师主力迅速过江，抢占了大榕江车站和桥头阵地。21日，123师猛冲猛打，乘胜追击。22日12时突破敌人在桂北地区的最后一道防线甘棠渡，14时30分突入桂林市，歼敌1000余人，在火车站截住车皮近百辆，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和银元。桂林宣告解放。(7)东路军左翼第40军部队于19日、21日相继占领富川、钟山、贺县，并以每日30至50公里的速度向梧州急进。
与此同时，我军其他各路部队也进展顺利。南路军于22、23日全部到达作战待机地域。西路军第38军第151师于24日占领思恩，25日占领桂黔铁路上的东江、金城江两座车站。第39军第115师于25日攻占柳州，歼灭守军2000余人，缴获汽车250余辆及大批军用物资。
至此，我军三路大军均已深入广西腹地，形成了对白崇禧集团三面合围的态势。在挂满了作战地图的四野前线指挥所里，记者林剑兴奋地看到：“我军全线出击了。原来在湖南零陵一带的小红旗，一直向南驰进着，沿着广西的边缘，突然最前面的一只红旗飞上了梧州市；沿着湘桂铁路排列着的红旗也从全线徐徐而进。这就构成了囊括广西的战略态势。”“那些蓝色旗子——白崇禧的军队，顿时显得混乱不堪了……萧克参谋长看完了地图上的敌我态势以后，胸有成竹地说：‘不出20天，广西战役可以基本解决！’”
面对严重的局势，桂系集团预感到末日即将来临，纷纷准备后路。还在11月12日，李宗仁从昆明飞到桂林后，立即与白崇禧、黄旭初、李品仙、夏威等桂系巨头开会，商量当前局势与桂系应对措施、进退方略。会上，白崇禧提出两种方案，甲案是准备自力更生，以桂系现有资本，依据广西老巢，与共军作一死战，冀以一搏收拾桂、黔、滇残局，万一失败，即退往海南岛、越南；乙案是李宗仁出洋，西南残局交白崇禧妥筹善后，是和是战由白崇禧决定。
此时的李宗仁已对收拾桂、黔、滇残局毫无信心，深知“西南弃守只是时间问题”，而“孤悬海隅的海南岛或可保留为最后立足之地”，但能否实现并不取决于他，自己在国内停留已毫无意义。于是他在13日的会上明确表示：“愿取第二方案，赴美就医”，桂局由白长官独立支撑，便宜行事。16日，李宗仁应白崇禧之请，飞往海口会晤了陈济棠等人，为桂系主力迫不得已时撤至海南岛作了安排，同时决定派程思远去香港为其出国准备一切。
蒋介石一方面不愿意让李宗仁头戴“代总统”的“名器”出国，一方面又想借重于白崇禧手中的那点力量。因此，当他得知李、白等人在桂林会晤的消息，急忙于14日下午乘“中美”号专机由台北飞抵重庆。他一到重庆便召见“总统府”秘书长邱昌渭、参军长刘士毅，请他们转告李宗仁：“盼即返渝，共商统筹全局、保卫西南大计”，并亲电李宗仁：“迭承兄电嘱来渝，共扶危局，昨闻贵阳危急，川东告急，故特于本日来渝，望兄即行返渝，共商一切。”同时，蒋介石致电白崇禧，要其向李宗仁“力促命驾”，即日返渝，并且再次放出话音，谓“白即将出组新阁，兼任国防部长，总领师干”等等。
蒋介石的电报被李宗仁拒绝，但是却令白崇禧再次心有所动。19日上午，白崇禧从桂林飞往南宁，向在那里候机出国的李宗仁建议：“你还是代总统，中枢重心所寄，可否先在政治上部署一番，然后再行出国？”李宗仁答说：“不必。依法代总统离职时可由行政院长代行。我到香港后当将此意电告阎百川。”白崇禧知道李宗仁去意已决，表示同意他的这一做法。本来李宗仁已派李品仙去重庆回复蒋介石，但白崇禧此时附蒋心念已定，乃自请前往。
20日上午，李宗仁乘包机离开南宁飞往香港。下午，白崇禧也从南宁飞往重庆，向蒋介石报告了此行经过。蒋介石听后“不胜骇异”，李宗仁“如此孤注一掷”，是他料想不到的。当晚，白崇禧在广播电台发表了下面的谈话：“本人于前（十八日）奉总裁命飞南宁，慰问李代总统病况，并促驾返渝，共商国是。奉电后，遵于昨（十九日）自桂林飞抵南宁，晋谒李代总统，面报总裁意旨。代总统对总裁之慰勉，及各方人士之电促，至表感谢。惟突因胃溃疡宿疾日渐加剧，十二指肠仍不时出血，体力难支，原拟派李主任品仙飞渝晋谒总裁，面陈一切。适本人抵邕后，李主任品仙始中止此行，由本人来渝复命……代总统已于今（二十日）晨飞港就医，临行面嘱本人代陈总裁，谓当兹艰危时会，以抱病之身，未能返渝与总裁及政府同人全体军民共挽当前危局，殊感歉疚。”(8)从这一天起，三十余年来患难与共的李宗仁、白崇禧各奔东西。
李、白的分手，意味着纵横中国政坛二十余年的桂系集团气数已尽。对此，一位历史学家曾有过一段十分精辟的评论，摘录如下：
自北伐军兴，新桂系涉足省外事务以来，世人多以“李白”称呼李宗仁、白崇禧，也即：说到李宗仁便不能不说到白崇禧，说到白崇禧也不能不说到李宗仁，对于李、白的“友情功业相得益彰”，时人曾有“李白灯谜”一则传扬，其辞曰：“是文人又是武人，是今人又是古人，是一人又是二人，是二人又是一人。”足见李、白交谊之厚、关系之深。在桂系团体中，白崇禧以智慧超人，用兵如神驰名；李宗仁则以深厚稳健、坚毅踏实著称。白性多疑，喜揽权，冲动易怒；而李则能忍让，顾大局，诚笃大度。故李、白合作能去短、兼其长，刚柔相济，相辅相成。可以说，新桂系团体中，没有李宗仁做“老大哥”，操度全盘，收揽人心，恐有曲高和寡之痛，难于形成稳固基础；而若没有白崇禧鼎力弼助，新桂系也难在中国政坛、军界飞扬驰骋，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正因为如此，李、白在私交上情同手足，事业上合作无间。从1924年崛起广西、开创大业起，中经北伐、抗战两大时期，以及长达十年的反蒋运动，不管遇到什么挫折，经过什么反复，李、白均能共体时艰，精诚团结。李、白的这种关系是新桂系集团形成之后能有稳固凝聚力、向心力的主要保证……
所以以往蒋介石在打击桂系时，虽在李、白之间拉一打一上用尽心机，但都不能奏效。无论何时何地，李、白均能恪守“无白则无李，无李则无白”的信条，对蒋的离间阴谋保持了高度警惕，每每使蒋介石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今，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已成定局，眼看桂系集团与蒋家王朝一样同样避免不了覆亡的灭顶之灾。因此，现在摆在李、白面前的问题变了，它已由原来的“争雄”变成了“自保”，是陪蒋殉葬还是自谋生机呢？在这个问题上，李、白意见分歧了。李宗仁积多年与蒋打交道之经验，深知蒋的用心歹毒，桂系早为蒋的眼中钉、肉中刺，李、白在蒋那边绝无存身之处，故决心以光杆司令一个，不顾一切与蒋对抗到底，选择了宁肯流亡国外，身老异国他乡，也决不与蒋妥协的态度。李的这一决断不仅是他与蒋周旋大半生，对蒋认识的一个总结，也是他以后走上新道路的一个隐约可见的起点。而白崇禧则明知自己今后决无可能见容于蒋，但自恃手中尚有部分军事实力，在蒋面前还有一些讨价还价的资本。至于蒋对他的许诺，自蒋、李妥协方案遭蒋否决后，白也不再抱什么希望，与蒋周旋只是逢场作戏、互相利用而已。然而，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反映了白对蒋还存有幻想。向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出于他坚决反共的顽固立场，在面临最后抉择时，采取了与蒋妥协的态度，不惜孤注一掷把自己和新桂系最后的命运与蒋介石绑在一起，走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9)
此时此刻，白崇禧最关心的就是把视为命根的桂军王牌张淦第3兵团完整地撤到海南。在他看来，只要进入海南，就可以与已退入那里的陈济棠、薛岳等粤籍军人联合，把海南变成粤、桂两系军人的台湾。李、白分手时，李应白之请所作的海南之行，就是为了这个缘故。同时，李宗仁越洋赴美，当然不是一切撒手不管，而是肩负着为桂系东山再起争取美援的任务。只要白崇禧还掌握着部队，并且能坚持住数月或半年，李在美就会为保住桂系的这点血脉而竭尽全力地争取外援。
因此，白崇禧于送别李宗仁并飞渝向蒋复命的11月21日当天，就正式下达了南路攻势作战命令，其要点是：鲁道源第11兵团一部占领岑溪及其东北高地，主力由容县向信宜攻击；张淦第3兵团一部沿郁林、廉江公路向太平墟攻击，并协同余汉谋的第4兵团残部攻占廉江，主力向化县、茂名攻击；定于11月23日拂晓发起攻击。白崇禧对此次作战寄予了莫大期望，亲自坐镇南宁指挥，还特意给张淦拍去一封电报，大意云：贵兵团担任进攻茂名共军，此役是影响大局和取得美援的关键，希转饬全军将士全力以赴，务必攻克茂名，完成任务，重振声威为要。
根据上述命令，国民党军从22日起开始行动。张淦兵团的第7军主力向信宜西北地区开进，第48军向信宜西南地区开进；鲁道源兵团的第58、第125军向信宜以北地区开进。位于合浦、北海、灵山地区的余汉谋集团残部2万余人也回头东进，企图配合白崇禧部队夹击我南路军突出部队。
广西战局骤然紧张起来，一场激战注定要在粤桂边地区展开。为了打好这一仗，林、谭、萧于11月22日10时向4兵团、43军和15兵团指挥员发出指示，要求他们立即进行作战动员，准备参加歼灭南逃之敌：
（一）敌于明晨开始自容县、郁林之线向信宜、茂名、化县、廉江之线进攻，企图压迫我军于海滨并乘势拼死向南突围。
（二）张淦兵团主力使用于化县、茂名方向，一部用于石角，鲁道源主力攻信宜。小部向罗定佯攻，余汉谋部担任对廉江与化县间的攻击。
（三）桂系部队是有战斗力的，不可轻视，敌人此次行动是他的生死斗争，必然决心死拼，敌现所集中兵力的数目与我军目前所能参战部队的数目相差不远，我军多敌无几。
（四）由于山地战、运动战联络困难，故各部须发挥机动作战的精神，在战术上须严格注意两点：一为集结兵力，进行重点攻击，实行各个击破，严戒分散兵力、企图同时歼灭各敌的做法；一为对于已占领阵地之敌，或战斗力较强之敌，须进行侦察，摆好兵力、火力，然后以师为单位，有时亦应以两三个师为单位同时进行猛烈攻击，切不可零散乱打，对于退却之敌，则应进行猛烈追击，使其一乱不可收拾。
（五）我军决心首先以主力歼灭向信宜前进之鲁道源兵团，然后再歼张淦兵团和余汉谋部。详细部署另电告。
（六）此为带最后性的最重要的一次大战，各部须立即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发挥最高度的积极性、勇敢性、坚决性，严戒轻敌松懈。只要此敌歼灭则解放琼崖、台湾与云南皆属易事，否则敌退琼崖、台湾或云南，则对尔后作战增加困难。故我全体指战员须奋勇作战，各级指挥员尤需严格细心组织战斗，每个指战员要争取在此次机会立功。
13时，四野前指致电陈赓、郭天民，下达了具体的作战部署，决定以第14、第15、第43军首先围歼鲁道源兵团于信宜及其以北地区，尔后再歼灭张淦兵团与余汉谋部。为此，13军除暂留一个师在廉江抗击余汉谋部外，其余两个师进至壶洞圩、那雾圩、合江圩抗击白匪主力，迟滞敌向高州、化县前进的时间，防堵该敌向鲁道源增援；第14军进至信宜及其以西30公里以内地区隐蔽，准备由南向北攻击；第15军东移至大城圩、白石圩隐蔽，由东向西攻击；第43军则完全插到敌后隐蔽待机，准备由北向南攻击。这一部署，中心原则就是先打战斗力较弱的第11兵团，然后再打战斗力较强的第3兵团。
但是，这个指示却令陈赓、郭天民颇感意外。他们认为上述部署意图虽好，与实际情况却并不相符。经过慎重考虑，他们于20时电告林、谭、萧：“二十二日十三时电令奉悉，我们坚决执行。但有如下意见提供参考：一、十三军如以一个师守廉江，受敌三面攻击，如张淦以全力向南突击，廉江防线有被突破之危险。二、敌如牺牲鲁道源兵团，求得主力自北海出海（该处能泊三千船），未能消灭敌之主力。三、十三军、十四军自现位置转入新位置须三日行程，是否有贻误战机之危险。为此，提议是否就现有态势首先求得歼灭张淦兵团，然后再歼灭鲁道源兵团。以上是否有当，请考虑于二十三日七时答复。”(10)因为事关重大，陈赓同时将上述意见向中央军委做了报告。
林、谭、萧收到陈、郭的电报，并不想改变作战方案。24日11时，他们在致中央军委并告陈、郭的电报中，仍然坚持既定方针：“现我决以十三军留一个师守廉江，以两个师于化县以北地区以顽强之防御阻击、钳制张淦、余汉谋两兵团，集中十四军于信宜以西，十五军于信宜及其东南、四十三军于罗定西南地区，求得首先歼灭敌之左翼鲁道源兵团，尔后再歼张淦、余汉谋兵团。”
毛泽东反复权衡两方面的报告，感到陈赓提出的意见有道理。为协调前线指挥员们的作战指导思想，确保广西战役万无一失，毛泽东在当日16时致电林彪并告陈赓，提出了他的看法：“根据四野二十二日谍息，白崇禧决于二十三日起令其所部共十六个师由博白、郁林、北流、容县、岑溪之线，向廉江、化县、茂名、信宜之线攻击。这是歼灭该敌的好机会。为此请你们注意：（一）陈赓所率四个军，除一个军仍照陈赓前提部署由罗定、容县之线迂回敌之左侧背外，主力似不要进入广西境，即在廉江、化县、茂名、信宜之线布防，置重点于左翼即廉江、化县地区，待敌来攻而歼灭之。同时以一部对付余汉谋之配合进攻。（二）桂林方面之我军迅速分数路南下，攻敌侧背，置重点于左翼，即宾州、贵县、郁林之线，但未知时间上来得及否。（三）白匪主力既确定向雷州半岛逃窜，我程子华兵团即应分数路宽正面，第一步向百色、南宁之线，第二步向龙州、南宁之线攻进，以期尽歼逃敌于龙州、海防国境线上。（四）以上是否可行，请按情酌定。”(11)(www.daowen.com)
24日夜至25日清晨，敌情一夕数变，加上我军各部电台之间的联络出现了问题，四野前指度过了极其紧张忙碌的一夜。中午12时，林彪、谭政在给中央军委和二野首长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里说：“昨夜我们获息敌一二六军从陆川撤贵阳，据此判断白匪又是放弃进攻计划改为向西撤退。因白匪每次皆是布置打，而临时突然撤，因此，我们今晨一时电令各部分路向敌进攻。但本晨八时获息敌本日继续前进，一二六军仅其后方移贵县，部队仍南进，故本日作战部署已不合情况，此刻已来不及停止，要到本晚宿营时才可停下来，但今日尚不致大打。”
电报中反映：“我们与十四军电台联络尚未沟通，十三、十五军这两天才勉强通，但不畅，与陈赓电台有时九个钟头发不出报，已迭电设法改善，但尚未完全弄好，他们各师每日到达位置我们要到两三天后才能获悉。”
林、谭在报告了敌我态势及先打鲁道源、后歼张淦、余汉谋的理由后，再次表示：“目前仍拟依此计划执行。”
陈赓、郭天民得知四野前指坚持原定计划，不由得大为焦急。25日23时，他们再次请示林、谭、萧，力陈己见：“信宜方面仅敌一二五军及五十八军两个军，而宝墟以西至博白之线，敌则控制有三个主力军，并加沈发藻残部，内敌以七军钳制我十三军，以一二六军、四十八军协同沈发藻部及以南之粤敌，合力攻击廉江。廉江仅三十九师一个师（豫西游击队编成，未经过大战），在敌环攻下有被突破可能，因而桂敌主力三兵团有被脱逃之危。为此建议我如用四十三军及十五军合歼敌一二五军及五十八军力量已够，而以十四军、十三军两个军钳制敌三兵团及粤敌，以确保廉江，待北面我两个军歼灭鲁敌后，迅速由北向南，协同十三、十四军，合力围歼张兵团，如此不但鲁匪可以就歼，张匪不能逃走亦可获歼。以上是否有当，即请示复。”(12)
其实，到了25日下午，林、谭、萧根据敌情的变化，已经改变了主意。当夜22时半，他们给陈、郭发出一电：“依据本日黄昏时敌我位置，我十四、十五军赶不上打鲁道源，而敌第七军之二二四师已进至宝墟以北五公里处，一七一师则在二二四师以北五公里处（均在信宜正西偏北五十里处）。”“因此四兵团应即布置就近首先歼灭敌第七军之两个师，仍以十三军及十四军之一个师在正面顽抗和消耗敌人，十四军主力及十五军全部向敌左侧后攻击，配合正面歼敌。”(13)
由于通信联络不畅，4兵团的电台迟至26日清晨才接收到林、谭、萧上述电报。陈赓、郭天民看到命令，松了一口气。他们当即调整部署，命令各部加紧行动，作好歼灭第7军的一切准备。
11月26日，张淦兵团先头与我4兵团各军伸出之小部队接触。第一次粤桂边地区围歼战的帷幕就此拉开。当天，敌第7军进至茂名以西数公里处的岭顿地区，遭到扼守在188高地与大发岭的我第15军45师、第14军41师的坚强阻击，经六小时战斗，敌军伤亡很大，遗尸400余具，并被我军生俘营长以下400余人。第48军138师在化县以西的鸡心岭，也遭到我13军前哨部队的阻击。根据敌军主力已被我阻击于阵地前沿的情况，陈赓决心采用在一点上集中力量进行突击的战术：以13军全部和14军一部，在正面进行抗击，吸引与消耗敌人；以14军主力和15军全部，集中五个师的兵力，从左翼出敌不意地出击，首先围歼敌7军的两个师；以43军同时从右翼展开动作，由东向西攻击敌11兵团，求得首歼其先头第58军第226师。
在瞬息万变的大兵团作战中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正是陈赓用兵的一贯风格。他后来回忆：“为了逃命，白崇禧集团的来势是很猛的。但是我们已作了充分的准备。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堵住敌人，绝不能让它逃跑。同时我们估计到逃命之敌虽有一股猛劲，但当它遭受打击又冲不过去的时候，即可能转为溃败。敌人的这个‘南线攻势’又正是我们歼灭敌人的大好机会。所以，我们既作了坚决阻击敌人的部署，又作了适时转入反攻，并勇猛追歼敌人的准备。”
果然不出陈赓所料，27日，第7军在飞机的配合下，向我军正面阵地发起了连续的猛烈进攻。我军奋勇抗击，顶住了敌人的一次次攻势。到了下午，第7军已成强弩之末，进攻的势头明显下降。与此同时，我43军在桥头铺一带迎歼第11兵团第58军，一举击溃其第226师，该军不敢抵抗，转头向北面的杨梅圩方向逃去。这样，张淦第3兵团的侧翼完全暴露于我军进攻矛头之下。陈赓见时机已到，立即下令15、14军开始反击。第7军突遭打击，慌忙向陆川方向逃窜。我军尾随追击，当夜20时攻占宝圩，歼灭敌后尾一部300余人。眼见局势不妙，张淦急令第48军、第126军收缩至陆川东南，占领阵地，“拒止进犯之共军”，他自己则率兵团部退往博白。就这样，仅仅经过大半天的功夫，白崇禧精心策划的“南路攻势”便土崩瓦解。多年以后，程思远先生曾为之感慨道：至此，“始知白崇禧裁定的向南行动计划是完全不切实际的。如果是采取向西行动的话，则第三兵团主力已越过南宁以西地区了。”
林彪得知南路军首战告捷，立即命令4兵团和43军乘胜追击，大胆猛插，独立作战，各个歼敌，同时要求4兵团全力抓住张淦兵团，第43军向郁林堵击鲁道源兵团。各部队接到指示，即刻发起了追歼作战。
28日，43军接连攻占了容县、北流两城，将敌11兵团部及58军、97军之暂1师大部歼灭，击毙11兵团副司令胡若愚，俘虏4300余人，缴获了70多辆汽车，只有兵团司令鲁道源化装逃脱。次日，43军攻占郁林。30日下午，127师在郁林以南的苏立圩遇到一位从博白逃出来的小学教员，他说张淦中午时还在博白城内，并以欢迎大会为名召集群众讲话。师首长闻言大喜，为不失时机，当即命令前卫团379团急向博白前进，并用汽车先运送该团之先头营1营。19时，379团1营与听说张淦尚在博白就自动赶来的第128师第382团会合，共同向博白前进。20时进至城郊，击溃少数敌人后，分路由东、西两门攻入城内。张淦的司令部设在图书馆大院里。他没有想到我军来得如此神速。22时，382团的7连、8连和379团的3连并肩作战，将张淦的兵团部团团围住，经半小时激战，382团7连攻入院内，歼敌80余，生俘张淦。127师政治部宣传干事冠军闻讯后立即赶到现场，采写了一篇题为《张淦被俘记》的战地报道：
企图窜往雷州半岛的白匪主力三兵团，在信宜廉江化县一线，遭到我兄弟部队的迎头痛击后，匪兵团司令张淦情知不妙，于是决定向“安全方向”撤退。他虽然知道十一兵团部已被消灭了，但解放军还在几百里外，所以就带着指挥所的人员从陆川匆忙到博白，并下令七军、四十八军、一二六军三个军迅速西撤。到了博白以后，他得了第一个情报是：郁林发现解放军。他毫不考虑地说：“一定是五十八军找我们来了。”等到枪声一响，他的警卫连被解放军打了下来，他还一口断定：“自己人不要误会，共军来得没有这样快。”直到他的指挥所被包围了，他仍然肯定：“我的判断不会错，一定是误会。”当他正在昏头昏脑的时候，猛听到解放军的战士们四面喊起“缴枪不杀”，这一下却把他吓蒙了。于是连忙下令坚守图书馆（他的指挥所所在地），一面打电报求援，一面占卦求神，一面又把他的儿子、侄子、小舅子、女婿以及参谋等等都叫到身边，一个也不准离开，企待援兵来解围。而他的部队虽然离城只有十八里，但却为离城一百八十里的解放军抢先插入城内。解放军的炮弹一发接着一发地打中了他的指挥所，当他的两个参谋被打死，他的侄子女婿也被打伤后，他的儿子和参谋长、政工处长便再也沉不住气而溜之大吉了。张淦本人则惊慌失措地钻到床板底下。这时候解放军某团七连的副连长卢福山等，勇猛突入张淦住的大楼，把他从床底下拖出来，张淦俯首帖耳地很快就供出了自己的身份。解放军这样神速的动作，使这个自称“当了十八年中将三十八年士兵”的老军阀，连声惊叹：“没有估计到贵军挺进得这样快。”(14)
在不到三天的时间里，第43军连续打掉了敌人的两个兵团司令部，的确打出了四野主力部队的威风。该军的战后总结中为此指出：“本军在战役中连续堵住、打击和歼灭了敌人，首先是在北流歼敌十一兵团部、博白歼敌三兵团部，并生俘张淦，击毙胡若愚，严重地打击和歼灭了敌之主力，这就使敌之指挥系统被打乱，夺路南逃之企图亦被粉碎，从而迫使全部敌军陷入混乱溃逃之局面，这是整个战役胜利的关键。”(15)
第4兵团同样连获战果。由化县、廉江地区出击的13军28日进至公馆圩地区，歼灭敌3兵团126军一部。14军在追击中接连歼灭敌48军175师和126军305师各一部。15军击溃敌第7军171师，于30日占领陆川县城。12月1日上午，敌第7军、第48军、第126军残部按照张淦被俘前下达的命令，一起向博白聚拢，当即遭到已占领该城的第43军和尾追而来的第14、15军的南北夹击。经过一天战斗，敌军被歼大半，只有第7军军长李本一、第48军军长张文鸿等率少数人员及126军一部乘乱逃散。
张文鸿回忆当时的情况：“一日下午二时许(16)，军即以一三八师之一部退据（陆川）城西南附近山地，担任掩护，以一七五师为前卫，即沿山间小道经新圩向博白县城转进。一七五师率兵一部及军部行李辎重，到达新圩时（即陆川至博白间之新圩），天已入黑，宿营仅两小时，约在九时许，即为埋伏在新圩各方面之二野部队突然袭击，四十八军军部及一七五师部队官兵梦中惊醒，措手不及，遂被解放军消灭。此时军部指挥所正在山间小道行进途中，闻报想派部队前往救援，碍于山路运动不便，而且情况不明，即停止行进。同时又闻博白县城方面枪炮声甚密，当即与兵团部无线电取联络，兵团部告知博白城内城郊第七军部队正与解放军发生激战，势甚危急，饬令四十八军排除万难速向博白城郊急进增援。时正夜半，伸手不见掌，山路又异常崎岖，行进极为迟缓。约于十二月二日(17)拂晓前，博白方面枪声忽告沉寂，而一三八师前头部队在距博白约二十华里左右山地与解放军发生接触，枪声逐渐转密。天明后，有由博白城逃出士兵云，兵团部已被解放军消灭，司令官张淦死生不明，部队官兵四散奔逃等语。正在这个时候，一七五师之五二四团在军指挥所西北面山地又与解放军突然接触，已展开作战。正面之一三八师与右侧之五二四团与解放军战斗数小时，双方均无进展……当午我以无线电报话机向长官部联系（是时白崇禧已率高级幕僚由南宁乘飞机逃往海南岛），长官部副参谋长林一枝转告白崇禧的指示：‘该军如不能突过博白进入十万大山，应即就原地化整为零，分途向大容山区集结，暂时一面打游击，一面等待后令行动。最好能设法向南突进至雷州半岛，并随时以无线电与长官部保持联络’等语。于是我即依照指示，以营为单位，当晚分途行动，向大容山区集结。”(18)
11月29日，当我军全力堵击与追歼张淦第3兵团之际，余汉谋集团的沈发藻所部乘隙进占廉江县城，同时，残留于粤西一带的敌109军321师，在国民党桂边东区“剿共”指挥部中将司令兼师长喻英奇率领下也进入廉江。在这种情况下，陈赓命令第13军率第37、第38师回师廉江，歼灭沈、喻二敌。30日，我军兵分两路发起攻击，在粤桂边纵队的配合下，经12个小时的战斗，歼灭进犯廉江之敌6000余人，活捉了被当地群众称为“粤东王”的喻英奇。沈发藻则因为从江西吉安撤退开始，一直被陈赓兵团追赶了3000多里，心有余悸，这次见势不好，扭头就跑，率少数残部侥幸逃脱。这样，第一次粤桂边境围歼战于12月1日基本结束。
在粤桂边境战斗的同时，我西线、北线两路大军，都前进了200至300公里，相继解放广西中部之广大地区。第39军占领柳州后，留下152师担任该城警备，主力部队分路继续猛追。11月29日，第116师在桂西游击队的协助下，以小部队乘木筏偷渡红水河，击溃据守在渡口圩的敌第97军33师，后续主力得以顺利架设浮桥前进。12月2日插到南宁以北之宾阳，将由粤桂边西逃的敌11兵团残部与南逃的敌97军82师等截住，生俘第11兵团参谋李致中。第117师于12月1日攻占了宾阳以北之迁江，歼敌82师、63师及湘江纵队各一部，缴获汽车300余辆。从北路正面追击的第41军，先后解放阳朔、荔浦、蒙山诸县城，击溃敌第46军，并分由蒙江、平南渡过桂江，进到容县地区。第45军解放了修仁、蒙县，由武宣及其以西地区越过桂江，向贵县及其以西地区前进，在11月30日至12月2日的三天中，歼敌329师、87师等各一部，俘虏3200余人。向梧州前进的第40军每日均以50公里的速度赶进，25日黄昏，第119师击溃凭险据守的敌224师，解放了梧州，并于次日渡过桂江，继续向岑溪、容县、北流地区前进。由邵阳南下的第49军于11月30日到达桂林及其以南以北之铁路沿线，接管城市，担任警备，其先头之146师向柳州前进，145师向平乐前进。至此，广西的敌人，在我粤桂边境的聚歼和西、北各路大军的猛烈追击下，遭到致命的打击，残剩的逃敌，已为我军紧紧地压缩在广西西南一隅的狭窄地带。
在此期间，白崇禧本来已经提前飞到海南岛，准备“静候佳音”，万没想到他的主力部队如此不堪一击。沮丧、无奈之余，他把目光又盯住了钦州。因为钦州是他的残部唯一可逃的出海口。于是，他赶紧乘坐军舰返回龙山港，亲自部署总撤退。他命令由桂北一路南逃的第10兵团司令徐启明，率第46、第56军，轻装日夜兼程，抢占钦州，准备掩护他的“长官公署”向钦州撤退；令第11兵团第125、第58军及3兵团残部同时也向钦州撤退；令黄杰率第1兵团第71、第14、第97军残部集结于南宁及其以东地区，准备沿郁江抗击解放军之西路与北路大军，并视情况向龙州撤逃。
四野指挥员哪里会让煮熟的鸭子飞掉？当他们看穿白崇禧的企图后，当即连连下令，作出部署：令南路军第13军由廉州经合浦，第14、第43军由陆川、博白分两路直插钦州，封闭敌军从海上逃跑的出海口；令北路军第40军由岑溪地区向灵山、石利圩急进，堵截由南宁撤退的敌军，第45军由贵县向钦州急进，追歼敌第46军；令西路军第39军继续向南宁前进，以策应钦州地区的作战，第38军以一个师继续向百色前进，主力改向果德前进；令第15、第41军在容县、郁林、陆川地区打扫战场，清剿溃敌。
12月2日，以钦州为中心的第二次粤桂边境歼灭战打响。我各路大军不顾疲劳，夜以继日地跟踪追击。3日至5日，南路军连克滨海城市合浦及北海市，并在前进途中歼灭敌63军残部4000余人，随即乘胜西渡钦江，直奔逃敌企图赖以脱逃的最后出海口钦县。并于7日晨3时攻占该城，将由南宁逃到这里的敌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及其直属部队全部歼灭，共俘敌12000余人，缴获汽车、重炮及大批物资。自梧州南下的北路军则于5日攻占灵山，同日又在该县西北之平南圩地区截获敌125军，经10小时激战，全部将其消灭，俘敌军长陈开荣以下近万人。
由于是长途追击，部队指战员还有大批俘虏的吃饭成了大问题。各部队只好派出许多征粮组，或者寻找伪政府留弃的粮仓，或者向当地的地主征粮，收集来的粮食往往是带壳的稻谷，后勤人员还得自己动手碾成米。部队常常以红薯充饥。有的连队实在没办法，司务长就给每人发两根甘蔗，边走边啃。(19)
在我各路大军的追击下，敌军狼狈不堪，完全丧失了作战能力。白崇禧见向钦州夺路逃跑的计划又无法实现，急忙命令其10兵团向防城、东兴、上思逃跑，尔后转向龙州，令1兵团直退龙州，令第17兵团第100军向龙州靠拢。6日，我43军和45军133师、40军119师、14军40师会师于小董圩地区，将逃至这里的敌10兵团46军、11兵团残部、国防突击第1、2、3纵队及交警第3纵队万余人团团围住，激战至7日将其全歼。与此同时，我13军37师于8日攻占防城、东兴。第39军在大塘圩地区截歼敌10兵团残部和1兵团一部，接着又在那晓圩一带截歼敌10兵团一部。第二次粤桂边境歼灭战又告结束。
这时，除了敌17兵团残部逃入云南以外，还有已被我军打得七零八落的敌10兵团和1兵团残部继续西窜，企图越过中越边境的十万大山，逃入越南。其余零星溃敌，逃入北流、郁林、陆川一带的大容山区。为了干净彻底地消灭敌人，四野前指先后下令各部队分别展开追捕和清剿残敌的作战行动。我军各部队接到指示，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奋勇追击残敌。时任第13兵团副司令员兼39军军长的刘震同志回忆：“解放南宁以后，敌军迅速向南溃逃，那时主要是追而不是打。在追击的路上，部队指战员的高昂斗志和敌军官兵狼狈逃窜的情景形成鲜明的对照。有的部队两个排就追垮敌人一个团，在抓俘虏的过程中，我们的同志喊话，俘虏也帮着招呼并集合他们的队伍。只有敌军高级将领则是另一种情况。敌第一兵团副司令兼七十一军军长熊新民原是八十七师师长，曾在东北战场上和我们多次交战，其主力在我一九四七年夏季攻势中被歼灭，一九四九年八月迫于形势在长沙被迫追随陈明仁将军起义，但此人贼心不死，又投靠了白崇禧集团，在重新拼凑的敌军一兵团中捞到更高头衔，继续与人民为敌。十二月八日，我军一一七师三五〇团攻占上思，熊新民正领着七十一军先头两千余人向上思方向逃窜，被三五〇团截住将其夹在前后梯队中间，他在慌乱中分不清阵线。当三五〇团警戒分队要他们停止前进时，他还派出一名副官口大气粗地嚷：‘我们是国军第一兵团的，快给让路，要不小心脑袋！’在三五〇团主力前后夹击下，敌军两千余人顿时被全部歼灭，熊新民落荒而逃。第二天，在一一五师三四四团正向明江开进的队伍后面，发现一个穿便衣的大个子，后面跟着一个穿便衣的小个子。两人衣着很不合身，大个子的裤脚小得紧缩在小腿上，上衣仅仅能掩住肚子，就好像男人穿女人的衣服似的。他俩的脸看来有好多日子没洗过，又瘦又黑，疲惫不堪，走起路来一颠一跛的，一看就不是走过长路的人。经过盘问，他俩自称‘买卖人’的马脚露了；又经过从八十七师过来的两名解放战士进一步辨认，当场揭露了这个外号大麻子的熊新民，他才不得不低下头来，原来小个子是他的干儿子随从副官。就在同一天，熊新民的副军长鲍志鸿也当了俘虏。几天以前，他们还在‘军司令部’大喊大叫，如今却在俘虏群里重逢，叹息着他们的共同命运。”(20)
至12日，我军基本肃清了流窜于粤桂边境的成股逃敌，同时把五星红旗插到了祖国的最南端——镇南关（今友谊关）。白崇禧手下除黄杰、鲁道源和刘嘉树率残部逃入越南外，其余如张文鸿、李本一等将领均被活捉。我军记者来到一处关着上千名桂军军官俘虏和家眷的院子里，记录了如下一幕：
这些俘虏见到我们，一齐围上来，打听我军对待俘虏的各项政策，问我们杀不杀他们，私人财产没收不没收，是否释放他们回家，等等。从他们的神色和问话里，可以感到他们的心里充满恐惧、疑虑和不安。当我们把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向他们讲解之后，他们表示非常拥护。
一个戴着上校军衔爱说话的高个子军官对我们说：“我们从广西桂林出发，白长官命令我们四天赶到钦州报到，迟到不收。我们坐上汽车，白天跑，黑夜跑，来不及做饭，就到老百姓的地里去扒番薯吃，紧赶慢赶到这里，本想明天到钦州下海，没料到天没亮就被贵军把我们……把我们……解放了。”显然，这个俘虏对“解放”这个词儿讲来颇不习惯。
旁边一个烫着长发的官太太娇声怪气地说：
“白崇禧这个老混蛋，叫我们跑出这么远来当俘虏，早知道这样，不如在湖南当俘虏好，离家还近。这里老百姓说话也不懂，都恨我们，即使解放军优待，放了我们，半路还不叫老百姓杀了？天哪，怎么办呢？”越说越伤心，她把身子一扭，低下头，捂住脸，呜呜咽咽地哭起来。
有一个矮胖子的俘虏过来安慰她说：
“算了吧，别哭了，后悔药没地方买去。你应该感谢解放军来得快，在这里解放了咱们，虽然离家远点，总算是大陆，比跑到台湾强得多呢。”
一个丢了军帽露着秃头顶的少将军官走过来，跟我们套近乎说：
“我认识你们的司令员林彪，他是我黄埔军校的同学。”(21)
12月14日，广西战役宣告结束。在历时39天的战役中，我军歼灭白崇禧集团和余汉谋集团172900余人，其中俘160000余人，缴获各种枪53000余支、火炮1258门、舰艇3艘、汽车1176辆，击落飞机2架，击伤舰艇18艘，击毁汽车134辆，解放了广西全境，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战斗中，我军伤亡2400余人。
广西战役的胜利，标志着华中南大陆业已全部解放。12月11日，林、谭、萧向桂粤前线部队发出慰问电，指出：“为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所豢养并奉为王牌，在全国残余反动势力中经常在精神上实力上起支持作用的白匪部队之被消灭，不但对以后的海南岛作战有着重要意义，即对邻省的解放和在全国范围内提早结束战争亦具有重大意义。”
慰问电强调：“在这次作战中，我二野四兵团与四野各兵团协同甚为密切，高度的表现了团结友爱的精神。我各作战部队在进行大的迂回包围，和猛追穷追的行动中，皆以奋不顾身的勇气战胜了大山、河流、泥泞、饥饿和难以忍受的疲乏，创造出神速的奇迹，使敌人闻风丧胆。尽管他们狡猾，并逃得那样的快，但始终无法逃出我军各部的包围圈而终于最后悉数就歼。为着发扬这次作战的自觉精神和艰苦精神，特向我各部指战员致亲切的慰问与慰劳。向受伤的同志致敬意，向死难的同志表示吊唁，他们的精神是永垂不朽的！”
慰问电还指出：“白匪部被消灭了，但盘踞乡村的土匪反动武装尚待肃清，逃往海上的残敌尚待追捕，海南岛尚待解放。在休息一个时期后，你们即须执行上项任务并胜利的来完成它。我们的胜利是很大的，同志们的功劳也是很大的，但是决不可因此发生骄傲或在精神上、实际工作上松弛懈怠起来，须知我们的任务仍然是艰巨的。在战争全部最后结束以前，我们必须坚持作战，而在战争一经结束，我们即须转入整训，更高地、有步骤地提高我军军事与政治素质，提高文化，同时发展生产，以改善部队的生活，与减少人民负担。这里必须记着毛主席宝贵的指示，人民解放军永远是战斗队，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必须捍卫祖国，永远的为祖国为人民服务。”(22)
(1) 《莫文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605页。
(2) 林彪、谭政、萧克关于追歼白匪作战部署给38军、39军、程子华、莫文骅的指示，1949年11月4日。
(3) 梁必业：《我在人民军队》，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0～231页。
(4) 东总《阵中日记》，1949年11月9日。
(5)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全国解放战争史》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23页。
(6) 刘维楷：《解放前夕桂林绥靖公署的反动措施》，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新桂系纪实》下，1990年10月印，第268～269页。
(7) 前线记者：《铁军下桂林》，载王迪康、朱悦鹏、刘道新、邢志远、张文荣编写：《第四野战军南征纪实》，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331页。
(8) 程思远著：《白崇禧传》，华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301页。
(9) 申晓云著：《李宗仁与桂系》，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78～380页。
(10) 陈赓、郭天民关于先歼张淦兵团再歼鲁道源兵团向林彪、谭政、萧克的报告，1949年11月22日。
(1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6页。
(12) 陈赓、郭天民关于围歼敌鲁、张兵团的意见向林彪、谭政、萧克的请示，1949年11月25日。
(13) 林彪、谭政、萧克关于歼灭敌七军之部署致陈赓、郭天民电，1949年11月25日。
(14) 《长江日报》1949年12月11日。
(15)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三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6年初稿。
(16) 张文鸿回忆似有误，从我军史料来看，这个时间应为11月30日。
(17) 应为12月1日。
(18) 张文鸿：《桂系部队在粤桂边境的覆灭》，载《文史资料选辑》第55辑，第134～136页。
(19) 侯良辅：《粤桂边大围歼》，载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广东党史资料》第17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5页。
(20) 《刘震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329～330页。
(21) 于振瀛：《横扫粤桂边》，载黎连荣、徐振有编：《从东北到海南岛——解放战争中的第四十三军》，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41～442页。
(22) 《四野林谭萧三首长电慰桂粤前线部队》，载《长江日报》1949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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