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系残部退守老巢——白崇禧拼凑实力，企图顽抗到底——毛泽东催促四野进军广西——林彪、邓子恢确定作战计划——战前的各项准备工作——解决胜利前夕部队指战员的思想问题——白崇禧赴渝调停蒋、李之争——桂系集团的行动方案

衡宝之战给了国民党桂系军队极其沉重的打击，但并没有使白崇禧放弃顽抗到底的决心。据程思远先生的《白崇禧传》记载：1949年10月15日这一天，“前广西绥署参谋长张任民、前第五战区政治部主任韦永成从香港电白崇禧：‘黄启汉抵港，负有和平使命，北京对广西尚留有余地，请审时度势，进行妥协。’这是刘斐于六月中南来以后，北京第二次对白崇禧发出的讯息。但白崇禧此时的心态，除了准备对历史交代以外，不作其他考虑”。⁽¹⁾

白崇禧一再拒绝中共方面所给予的机会，关键原因是他自恃实力在手，局面尚可有为。正如中共中央华中局机关报《长江日报》的社论所指出的那样：“桂系军阀本来只是国民党反动军事集团中的二三等角色，但在蒋介石的嫡系精锐部队悉数被歼之后，却成了国内外反动派所幻想的救死菩萨。在人民解放战争中，桂系反动军队和我解放大军的正面接触较少，暂时幸免于和蒋匪主力同样的悉数被歼的境地，因此桂系反动派尚握有一注比较完整的军事赌本。他们并利用封建地域观念，利用欺骗麻痹和强力控制相结合，在桂系反动部队中造成一种封建雇佣军队所固有的凶顽的气质。特别是桂系军阀在其广西老巢有二十余年的统治经验，又面临着死亡前的最后挣扎，所以我们估计解放广西全部和全歼桂系军阀的进军作战，将是在我国大陆上全歼残敌中的最后一次激烈的战斗。”⁽²⁾

情况的确如此。1949年10月7日，白崇禧率华中军政长官公署从衡阳撤到桂林以后，一方面在政治上加紧推行“一甲一兵一枪”运动，部署“总体战”，煽动全省民众“空室清野”，共同“反共保乡”，另一方面在军事上积极补充和重建被歼的部队，将随他一起退入广西的湘、鄂、赣各省的保安、自卫等地方团队，分别编入正规军。如素称桂系“王牌”的第7军，本来已在衡宝一战中被歼大半，军长李本一只身脱离部队，逃到全州乡下，因怕被白崇禧枪毙，不敢见白，后经张淦等人疏通，李本一才壮起胆子到桂林见白。白崇禧正当用人之际，不便深究，只是要他戴罪图功，仍任第7军军长，部队从保安团中凑集重建。

经过一番整训补充，白崇禧又搭起了5个兵团12个军30个师的架子，总兵力约15万余人，即黄杰的第1兵团，辖第14、第71、第97军，张淦的第3兵团，辖第7、第48、第126军，徐启明的第10兵团，辖第46、第56军，鲁道源的第11兵团，辖第58、第125军，刘嘉树的第17兵团，辖第100、第103军。为增强实力，白崇禧还成立了桂东、桂南、桂西、桂北、桂中、桂黔边6个军政区司令部和若干个总体战督导团，有地方武装约10万人。依恃这些资本，白崇禧总的打算是：首先与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组织“西南联合防线”，依托广西的有利地形，以桂林为中心，沿湘桂铁路及其两侧组织防御，阻止解放军向广西和西南地区进军；一旦情况危急时再准备西撤或南退；实在不行就撤往越南。

撤往越南是白崇禧当时准备的最后一条后路，为此，他特地找来第48军军长张文鸿，向他交代说：“你在龙州住了很久，也读过书，认识的同学和朋友不少。我派你率领第四十八军开往龙州预为部署，防止我左翼被解放军占领，以保障我们后路的安全。并在龙州多收罗有为的青年，最好是精通越语和熟悉越南地形、风俗习惯的青年，以后一旦进入越南时，将这批青年分发至各连队里去应用。你即准备一切，日内即开始行动，沿柳州、南宁向龙州移动。一俟你到达龙州，自然有人介绍越南建国军总司令武鸿卿同你碰头接洽，将来入越的路线和补给问题等等，当可了解。”白崇禧估计，率领华中残部20余万人入越，问题不大，很容易成功。⁽³⁾

不过，不到万不得已、走投无路之际，白崇禧是不会轻易丢弃广西的。广西是李宗仁、白崇禧等赖以起家的老巢，自1925年新桂系统一广西以后，他们在此已经营20多年，具有相当深厚的社会基础。该省东南与广东相接，东北与湖南接壤，北连贵州，西接云南，南濒北部湾，西南与越南交界，是全国既有陆地边防又有海防的少数省区之一，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境内地势较高，山岭连绵，石山广布，溶洞众多，河流纵横，海岸线曲折；其南部和西部山地是进行海上、边界防御作战的重要军事依托，西、北、东三面的山地，又构成掩护腹地的天然屏障。所有这些，无疑是白崇禧组织广西防御，同解放军对抗周旋的有利条件。

然而，白崇禧自从武汉撤退以来，由于连遭我军的重创与打击，内心方寸已乱，加上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猜忌和争斗，使他不得不分神抽身，穷于应付。因此，此时的白崇禧已无昔日“小诸葛”的气度和风采，在指挥决策上一误再误，显得毫无章法。张文鸿后来回忆说：“我在桂林逗留的半个月，看到白崇禧的神态不安和处事慌乱，是二十多年从没有过的，下面几件事例可以说明：（1）在解放军节节进迫、军事行动极度紧张之际，竟没有制定一个完整的作战计划，遇到情况发生临时派遣部队应付，完全处于被动地位。（2）在战事紧张的时候，同海南岛方面协防事宜尚未取得联系。白曾飞往海南岛与薛岳、余汉谋磋商协防问题，不获结果而返。后闻白与薛、余二人洽商华中部队拟转移海南岛问题，为薛、余二人所拒绝。（3）在军事紧张的时候，还想去指挥全国军事。大约是十月下旬，白对我说：‘我要到重庆去与李代总统谈全国军事部署问题，或许留在重庆帮助德公指挥全国军队。如果没有枝节问题发生，关于华中部队的指挥问题，我拟交由李鹤龄（即李品仙）或夏煦苍（即夏威）负责代理，华中长官名义，仍由我兼。’……（4）在此军事紧张的时候，白又叫我率领第四十八军先开龙州靠紧越南布防。从以上四点情况看，白当时已是内心空虚，认识到不能与解放军作战，只有逃走才是唯一的生存道路了。”⁽⁴⁾

相对来说，白崇禧集团是当时国民党军残余部队中最强的一股势力，无论它逃向哪里，都会增加麻烦，遗患无穷。如何尽快地消灭它，对于提早结束战争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衡宝战役刚刚结束，毛泽东就立刻把目光盯住了广西。1949年10月12日清晨，他在电示林彪等人要“相机占领广州”的同时，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广西战役问题。毛泽东指出：“祁阳以北被歼之七军、四十八军四个师，是桂系精锐。桂系正规军虽尚有四十六军三个师，四十八军一个师，及五十六军两个师（此军位于桂林、全州间），但都不是精锐。桂系以外各军更差。因此，四野以主力由祁阳、武冈之线向桂林、柳州之线前进兵力已很充足。但如何进法，值得考虑。数日内可以看清白崇禧的部署。”

毛泽东在电报中分析道：“如果白崇禧集中主力守零陵、全州一带，你们可以集中兵力南进，试行抓住该敌。如白崇禧鉴于此次精锐被歼的教训（此次被歼是出于白崇禧意料的）向桂林、柳州之线大规模撤退，则我军似不宜集中前进，而宜分两路并列前进，以一路出柳州以北，以一路出桂林，两路互相策应，仍可随时集中作战，使白匪不能向贵州退却。”⁽⁵⁾

这时，广东战役正在激烈进行当中，余汉谋部的逃向一时还看不清楚，处于四野主力当面的白崇禧部正乱哄哄地纷纷南撤，其下一步的作战意图同样不明朗，与此同时，冬季即将来临，部队需要补充棉衣。基于上述几方面因素，林彪、邓子恢认为，究竟何时发起广西战役，还要看看形势的具体变化。在随后几天里，他们酝酿了一个广西战役的初步计划，于10月18日12时致电叶剑英、陈赓并上报中央军委。电报说：“关于广西作战，我们拟待五兵团快进至贵阳或已进至贵阳之后，四野和四兵团发下棉衣之后才开始，并准备以围剿与长追的办法，争取歼灭敌人于果德、南宁以东地区。目前，桂林、全州以东、以北，敌我相互距离已较远。我正面部队，估计已甚难抓住和抑留敌人。因此，拟先以大迂回抄断敌退云南之路。出动的次序，拟定向南宁、果德的部队首先出动。这一计划我们尚在考虑中，盼军委指示。”

林、邓还在电报中建议军委：“如估计两广之敌通四川之敌皆可能向云南退却，则我二野部队是否可以五兵团先占昆明，以三兵团占贵阳，夺取敌之后方，分割与隔断敌人，然后二野由昆明再向北解决四川问题为好。亦盼军委考虑。”⁽⁶⁾

次日，毛泽东复电林彪并告叶剑英、陈赓：“你们准备先以大迂回抄断敌退云南之路，这一计划是很好的。”但是，毛泽东却拒绝了林、邓关于以二野3、5两兵团进占贵阳、昆明的建议，他指出：西南重心是四川，二野主力必须于12月占领叙府、泸州、重庆一带，贺龙率第18兵团则于1月占领成都一带，并迅速扩占全川，布置明年春耕，方有利于生产建设。“因此不论白崇禧是否退云南，我三五两兵团只准备以一个军（即十八军）进占贵阳，并经营贵州；其余五个军，两个兵团部及二野直属队，均由湘西分路直取叙、泸、渝（留一部于遵义一带），务于十二月达到该地区，设立西南军政委员会，统筹西南全局。”

那么，一旦白崇禧部退到云南怎么办？毛泽东为林彪算了算账：“根据你所说的大迂回方案，估计白崇禧部可能有一半或更多被我歼灭于广西境内，退到云南去的或者不很多。现在假定白匪主力退至云南，加上贵州之敌亦退至云南，加上云南卢汉等部，共有敌军十五万人左右，我仍应只以陈赓兵团十万人，加上地方游击队（据说有二万余人）去对付，方有主动。因为路远粮缺，往返不易，如去两个兵团（二十万人），有陷入困境之虞。估计陈赓以十万人入云南，采取各个歼敌方法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不过时间略为延长些罢了。”电报要求林彪：“请根据上述方针进行部署。”⁽⁷⁾

显然，在毛泽东看来，白崇禧部精锐已失，战斗力不强，四野进军广西的兵力已很充足。但是，林彪想来想去，还是感到必须集中优势兵力才有胜利保证。为此，他决定再抽调两个军的兵力用于广西作战。10月21日，林彪、邓子恢电示湖南省委、湖南军区领导人萧劲光、王首道，指出：“白匪的作战方针，是流窜不定的运动战。歼灭此种敌人必须采取多方面包围与层层堵击，才能较快歼灭。否则，此剿彼窜，不能很快歼灭其有生力量，而使战局拖延。为此，我军决抽出优势兵力，以便能实行围剿的方针，捕歼敌人，提早结束战争。然后，再准备全力转为剿匪，发动群众。故决将留置湖南之野战军，抽出一部，加入广西作战，以增加作战兵力与保护后方联络线的兵力。”具体措施是：除原拨归湖南建制之159师、160师、162师三个师，及47军全部仍留湘西外，165师、第45军158师，决定留湖南地区，归湖南军区建制指挥。“原决定留湖南之四十六军，除分散一个师于湖南进行剿匪筹粮外，其余两个师及四十九军全部，抽出进广西作战。”这样，我军参加广西战役的部队达到了9个军30个师共40余万人，从而在兵力对比上占据了优势。

为就近指挥广西战役，四野前委还决定，由林彪、谭政、萧克率领一个轻便的指挥机关从武汉移至衡阳。10月28日，林、谭向军委报告：“估计广西作战，多为追击性的运动战。此种作战，特别需要对敌运动情况的即时了解，和能直接指挥各路作战部队先头师的行动。我们在武汉，因距广西太远，因此收听敌方密息，已感觉困难。野司与各师小电台的联络，已不易听清。为了便于听取密息与联络师的电台，四野指挥机关决推进至衡阳。二局电台，业已到达衡阳。司令部人员，亦大部到达衡阳。林、谭、萧等人拟明日赴衡。估计广西战役，一个多月就能解决。待战役结束后，再回武汉。华中局工作，暂由邓子恢同志领导。”⁽⁸⁾

就在四野指挥机关抵达衡阳的同时，林彪等人收到了毛泽东于10月31日发出的《关于兵力部署的几点意见》这份重要指示。毛泽东审时度势，站在全局的高度，首先分析了当前形势，他指出：“我们已占领广州及广东的大部，广州、香港、澳门之间的海上残敌尚未肃清，陈赓兵团即将入桂作战，内外敌人可能窥伺广州。白崇禧匪部如被程子华、陈赓切断逃往云南、安南的道路，有东窜入粤的可能。因此在广西问题彻底解决以前，邓华兵团（两个军）必须全力镇守广州（主力）、韶州（一部）之线，不要进攻雷州半岛，更不要攻海南岛。华南分局决定邓华兵团迅速离开广州南进的计划是不妥当的。必须等待广西问题解决以后，从广西调出四野一个军至两个军到广州、韶州线，邓华兵团方能南进。”

毛泽东接着阐述说：“全国国防重点是以天津、上海、广州三点为中心的三个区域。二野入云、贵、川、康后，三野只能防守华东，置重点于沪、杭、宁区域，以有力一部准备取台湾，没有余力兼顾华北。现在华北只有杨成武三个军及其他六个二等师位于京、津、山海关一线，一旦有事，颇感兵力不足。除令一野以杨得志兵团（三个军十万人）位于宝鸡、天水、平凉区域，有事可随时调动外，四野在广西问题解决后，拟以五个军位于两广，担任广州为中心之两广国防；以三个军位于河南，准备随时增援华北；其余各军，位于湘鄂赣三省并以主力位于铁道线上，可以向南北机动。”

在上述战略规划中，四野的近期任务是什么？毛泽东明确指出：“在目前三个月至五个月内，四野除完成各省剿匪任务外，如能做到，甲、解决广西问题，乙、修通粤汉湘桂两路（这是极重要的），丙、利用铁路运输完成上述国防部署，就是完美无缺的。请你们十分注意粤汉湘桂两路的修复和守备。”

关于广西战役和进军云南问题，毛泽东也作了进一步的规定：“陈赓、程子华须同时向柳州、南宁动作，方能完成围歼白匪任务。现敌鲁道源兵团似正准备由桂林以南转入柳州地区，估计是准备去云南的。而我陈赓部刚才解决粤敌，须休息若干天方能行动。程陈两部何时可以开始入桂作战，望告。”“据有经验者称：由百色入云南的道路上瘴气（恶性疟疾）为害，不利行军。因此，陈赓部在解决广西问题后应准备循柳州、贵阳道路入滇，不一定走百色。”⁽⁹⁾

从这封电报中不难看出，毛泽东迫切希望广西问题尽早解决，四野能尽快腾出兵力来，担当起事关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安危的艰巨使命。对此，四野领导人心领神会，立即制定了分西、北、南三路向广西进军的计划。11月4日，即广东战役结束的当天，林彪、谭政向中央军委报告：“据密息征候，广西各敌军有在新部署下全线继续撤退模样。……我军拟即开始分路前进。第一步求得首先切断敌退云南，退雷州、廉州、钦州的道路。尔后，再依当时情况调整部署，歼灭敌人。”具体部署是：

西路：“十三兵团两个军首先歼灭通道、靖县之一百军，一零三军。尔后迅向思恩、河池地区前进，并继续向百色、果德之线前进。第一步，争取切断敌退云南的任务。”

南路：“陈赓部第一步先头军十号左右出发进至郁林、博白之线，防敌退雷州半岛。尔后，则依情况向南宁前进。如敌有退钦州、北海动向时，则向钦州或廉州前进。其余两个军在后策应。估计该兵团目前虽较疲劳，但伤亡不大，只要不将俘虏编入部队，而另行编训，略迟跟进，则目前仍能参加作战。两广气候较热，到南宁后发棉衣，仍无问题（汽车送甚快）。”

北路：“我四十、四一、四五三个军待程子华部及陈赓先头军超出后，再行出动。拟以一个军经道州、永明、恭城、平乐、荔蒲前进。以一个军沿湘桂路前进。以一个军沿湘桂路以北地区前进。四九军三个师则准备放在第二线，沿湘桂路两侧摆开担任剿匪和掩护交通与筹粮。”“以上计划军委是否同意，盼指示。”⁽¹⁰⁾11月6日，毛泽东复电同意上述作战部署，并特别指出：“这个计划是很好的。”

广西战役的战前准备工作紧张展开。其时，第13兵团位于湘西南的洞口、武冈地区，第12兵团位于湘南的东安、零陵、祁阳地区，第4兵团位于粤西南的阳江地区。各部队一面进行短期休整，一面积极进行参战前的各种准备。早在10月15日，中共中央华中局、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中军区、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就联合发出嘉奖慰问电，号召华中前线人民解放军和华南人民游击队全体指战员，务必将已成流寇的国民党残余匪帮“剿灭净尽，不使残留一点祸根”，“接到命令就要穷追猛打，不让一个敌人逃走”。16日，四野政治部下达《继续进军最后消灭蒋白匪军政治工作指示》，要求各部队深入联系实际，进行政治动员，解决干部战士的思想问题，树立必胜的信心。

该指示开门见山地指出：“此次衡宝与进军广州战役，在全军与二野并肩奋勇作战下消灭了白匪的最精锐的主力，神速的解放广州，胜利是伟大的。白匪经此打击，其部队原还保留一点战斗情绪亦必迅速消失，至广州敌人不战而逃，从此更表现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是可以想象的。在此种情形下，蒋、李、白残匪更无斗志已是很明显的了。因此两广敌人全部为我消灭，西南几省动摇彷徨的杂牌匪军，是可以不经过多的战斗而传檄可定的。因此全国最后结束战争的时间已因这次的胜利而为之加速。这是目前战争所表现的主要方面，另一方面，白匪尚保存一部力量退到老巢广西和从广州撤出的残敌亦有计划的大部退到广西，企图利用广西地形条件作最后的挣扎，其作战方式可能以到处流窜来应付我们，对这种敌人欲求得完全消灭，这就需要我们更加努把力，动员全军更加艰苦地与坚决地来完成围剿残敌，达成最后全部歼敌，不使之再逃到别省的作战任务。要很好执行此任务，对任何轻敌麻痹与因胜利快近而松懈斗志，且把进军广西问题看得很简单，都必须防止与克服。这是这次休整与继续进军作战须要很好掌握的思想问题。”

《指示》要求：针对部队干部中普遍存在的一些思想问题，必须进行“耐心而明确的解释”。

一是“关于担心军队的饭吃不长”的问题。《指示》说：“应肯定答复，干军队永远不会失业，军队工作是铁饭碗打不破的。目前战争还在继续进行，一切还要服从于最后消灭敌人与取得全国军事胜利，军队工作应是最突出的工作，而军队工作干部这是最受全国人民尊敬的，为国家最宝贵的财富，且军队工作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干的。军队干部在能工作的时候，只有增加其工作的责任绝不会无工作可做，而在年老了不能工作时，国家将很好养老他们。在战争胜利后，军队不仅不会有丝毫的削弱，而要从各方面更加加强我们军队的建设的。毛主席在新政协开幕致词中对此已有明确的指示：‘我们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武装力量来侵略我们的国土，在英勇的经过考验的人民解放军基础上，我们人民武装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因为在消灭国内封建的及帝国主义走狗的反动统治是依靠了军队，而保卫这个胜利与防止任何敢与中国人民为敌的内外敌人的袭击更要依靠军队。军队是阶级斗争最重要的工具，今天我们仅取得了消灭封建与实现新民主主义的初步胜利，作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达到阶级斗争最后胜利的任务，还须有强大无比的军队作后盾才成。苏联在十月革命与国内战争胜利后，红军不是削弱而是更加强其建设，不是使军队干部失业而是更加重视与培养他们，不如此便不可能设想苏联能顺利的进行国内社会主义建设和对德日战争取得胜利，在对德日战争胜利后，今天苏联对红军的建设更是从各方面来强化它。其道理即在阶级未消灭前无产阶级不能不有强大的军队。”

二是“关于军队味道不大想改行”的问题。《指示》明确指出：“这是个人主义的想法，什么叫做味道？凡是对于革命，对于人民最有利益的事情，便是最有味道的事情。行军作战虽是很苦，但是并不是天天如此，且比之农民工人天天下地在机器旁工作也就不算什么，军队作战是有牺牲的，这应以革命英雄主义来回答，人谁不死，有重如泰山轻如鸿毛，而军队的作战牺牲是为着国家与人民的利益享受着无上的光荣，代价是很高的。一旦老病而死还不是枯叶腐草一般。至部队进占一城市，花花世界交给地方，又要继续冒酷日暴雨前进，觉得地方工作太舒服，干军队太苦，这是战斗的要求。实际在城市工作的也并不是享福，而是弄钱搞生产供应军队为军队服务。在战斗结束后，当然军队应该住比较好地方，生活待遇会做到逐步改善的，苏联红军便是如此，在德苏战争胜利后，国家节衣缩食恢复生产建设，对红军待遇则尽量做到改善，并给各种荣誉和优待。红军在苏联人民中是最光荣的标志。在苏联国内最吃得开的要算是红军。在中国，我们人民解放军当然也会做到这样的。”

三是“关于国防军老粗干不了，将来是知识分子天下”的问题。《指示》说：“应当说明，我们部队要吸收大量知识分子进来，在他们与部队结合，吸取现有经验，并掌握军事科学之后，他们将会在建设国防军进程中起很大的作用，但国防军的主要骨干仍是工农老干部，因为他们同部队有密切联系，经过长期的考验忠实于革命，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与学会了人民解放军许多优良作风，这些正是我们继续壮大与建设人民武装力量的基本条件。如果在建设国防军不能很好依靠工农老干部，那一定是无法建立好的，因为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必须依靠从人民的斗争中生长出来的人物作骨干才能保证人民革命军队的特质。”

四是“关于提高文化科学，年纪大了怕学不进”问题。《指示》强调：“应肯定回答，可以学得进，而且会学得好，以他们自己的经验，过去完全是朴素的工农，现在已成为比黄埔、保定、陆大等军校出来的国民党军官要能干便应该有信心，能进一步把自己提高。苏联红军军官在德苏战争中表现比任何国家军官有本事，德国军队指挥官是厉害的，但都为红军所打败，这些苏联将军们还不都是国内战争出身的老干部，且多为工农分子出身，由于他们能学习到新的知识新的技术，他们就能进步成为世界上第一流的军事家。将来斗争结束，我们军队一定要学习苏联的榜样，用各种有效的方法造成一军事学习高潮来提高所有的干部，使我们更大踏步地前进。”

谈完了干部问题，接着谈战士的思想问题。《指示》针对部队整训中反映出来的各种情况，提出了现阶段思想教育活动的几个主要工作：“（一）战士已提出的一些问题必须很好给以解答，其一是革命到底的问题，应确定答复，消灭蒋白残余匪军，战争就很快可以结束，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已初步建立起来的‘底’，从此以后国内再不会有战争，国内存在的阶级矛盾与斗争可以不经过武装斗争形式而用其他斗争形式来解决，至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外战争威胁是存在的，但第三次大战在中国革命胜利后是打不起来了，如果我们在胜利后，又很快能建设起强大的国防军，那就更有保证。其二，战争胜利后可不可以回家，部队驻扎定了，交通恢复了，一定时间内可以轮流请假回家看看，但干军队的还是应该干军队，而且将来全国实行义务兵役制，不管什么人都要干一定时期的军队工作，因为胜利后，要保卫胜利，而全国建设如没有军队保卫那是建设不好的，所以军队工作仍属顶重要，应成为人民与社会最受尊敬的工作，自然在实行义务兵役制后干了一定时期的军队工作后，可以换着参加其他建设工作。其三，家庭问题，老解放区分了土地房子以后政府更好注意优军，把生产搞好，生活会一天天的好，丝毫用不着操心，在新区未分配土地家庭困难亦可由政府设法帮助解决，新区不久亦要实行分田，所有人民解放军人员应受到优待，分到应得的一份。其四，军队生活太苦，怀疑到革命胜利后永远会如此，应肯定胜利后国家建设起来生活一定会好，我们军队各方面都要大大改善与提高，现在由于战争还未结束，生产还未搞起来的暂时现象，自然以为今天胜利了明天便会好起来那种想法也是不对的。总之应很好回答这些问题，以安战士的心，使他对革命胜利有一正确的看法，在今天很重要。”

“（二）部队的官兵关系必须设法搞好，现在有不少部队干部表现严重的军阀主义，不关心战士，……这一问题不解决，战士情绪不会高的，特别在困难时干部更应特别爱护与关心战士，才能不致发生问题或少发生问题。这次野政派人至四十二军调查一个排的官兵关系，干部确实做的很好，因之士兵也很尊敬干部，部队内部洋溢着团结和睦的空气，问题发生很少，各部接到此一材料应好好宣传推广。最重要的应向干部讲清楚，以军阀主义来对待革命战士是错误的，……在这次应普遍发扬战士民主，将官兵关系切实检查一番，很坏的应处分，好的应表扬，在部队中造成一爱兵的高潮，以转变现在不好的官兵关系。”(www.daowen.com)

“（三）连队政治工作必须加强，不少部队在过江后是削弱了，有些连队甚至根本没有了政治工作活动，支部是完全停顿了，这是很危险的现象，我们军队能打胜仗，能克服任何困难靠什么呢？应该说靠指战员的觉悟和党的领导，而连队政治工作又主要建立在党的支部工作上。这次必须好好整顿连队支部工作，加强党员教育，在行军作战表现很好的积极分子应吸收入党，以提高支部威信与活动能力。对所有党员应要求其态度要好，能了解战士情绪要求，好好进行宣传解释，帮助解决困难，并表现团结互助高度的个人模范作用，这样支部就能成为群众的核心，连队政治工作的灵魂。各部队必须集中力量来解决此问题。此外通过革命士兵委员会展开评功立功运动激起情绪，把文娱活动搞起来，把伙食搞好，对连队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应当抓紧。”

“（四）团结解放来的战士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现在我军解放战士比例很大，且这些解放过来的战士，特别这次南下到现在应该说或多或少都经过考验，对他们应该信任。现在部队对他们是歧视的，这次考察团至四十五军，许多连队对解放战士的歧视简直到了想不到的程度，这些解放过来的战士非常不满，连队形成南北对立，翻身农民什么都好，解放来的特别是南边人永远是小媳妇，如果这一情形不改变，我们连队始终是不巩固的，特别今天来到南面，而解放来的战士以南方人多，如果不把他们团结好，对部队的巩固与作战和加强与群众的联系都有很坏的影响。尤其对今后争取俘虏的工作。因此除要求连队干部以后多接近解放来的战士，多表扬其进步，要翻身农民战士多做团结工作外，此次四十军三五三团帮助解放来的战士进步的经验应好好采用，以求得普遍来解决此问题。”

这个指示，实事求是地摆出了部队中的思想矛盾和症结，同时站在革命理想和未来建设事业的高度，清晰、具体地回答了广大指战员们普遍关心的各种问题，具有很强的说理性和可操作性，是解放战争后期四野政治工作的一篇重要文献。各部队根据《指示》精神，深入进行战前教育和动员，继而在全军掀起了“打到广西去，争当英雄模范；解放全中国，勇立开国功勋”的热潮。

与此同时，各部队按照野司的要求和部署，针对衡宝、广东战役中暴露的问题和广西地形的特点，进行了山地、河川战斗的适应性训练，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新华社四野总分社的一条题为《继续进军，全歼残匪，四野各部展开大练兵》的通讯这样写道：

胜利完成秋季战役任务的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各部，为迎接继续进军，在白匪巢穴中歼灭残余匪军的光荣任务，现正在前线展开积极军事练兵。各部在练兵开始前，都普遍总结了秋季战役中的实战经验，并针对蒋白匪军的战术特点，拟定各部的练兵中心。在衡宝战役中，曾以二十一小时的连续行军，出敌不意，插入匪军心脏灵官殿地区，对全歼白匪主力四个师起了重大作用的某师，在学习中，营以上干部以座谈会的形式，学习军首长的总结，并联系衡宝战役中的实际体验，研究今后作战的战术问题；连排干部学习山地进攻战的隐蔽运动、冲锋与反冲锋、固守阵地、扩大战果等战术动作。步兵则以班排连为单位，在野外连续演习三三制战术。炮兵与自动火器连队，则熟练山地运动、山地射击，要求山地运动时，能迅速动作拆架转移，跑进山地射击时要选好阵地，看好目标，掩护步兵冲锋。各部学习方法，先干部后战士，边做边讲边评，并注意个别练习。某部还规定了搜山动作与如何通过险路在森林中运动。某军司令部，则于目前指示所属各师，在对白匪作战中，要贯彻猛抓、集中兵力猛打、穷追三条基本战术，以求全歼匪军。某团于山地攻击战演习时，对坚守顽抗之敌应如何组织冲锋和步炮协同，已获得较完整之经验，并已推广全军学习。各部指战员，在练兵中都极为认真。在每一个驻军的村庄附近，每天天还不亮，即有成排成连的解放军在爬山越岭，练习战术。很多部队都在自己曾经进行过激烈战斗的高山下，进行山地战的实地演习。在秋雨靡靡的日子里，指战员们也不管山高雨淋，道路泥泞，仍旧爬卧冲跑，如同身临战场一般。当各部指战员在军事大练兵中，看到干部在战术指挥上以及战士在战术动作上的熟练与进步时，胜利信心倍增，纷纷表示要在今后消灭残匪的战役中大显身手。⁽¹¹⁾

为迎接广西战役，动员人民群众支前，华中局、华南分局领导各级政府成立了支前委员会和支前司令部，派出大批干部深入城镇农村，筹款集粮，组织民工抢修公路、桥梁，成立运输队、医疗队、向导队，仅桂中南6个县就筹集大米1200万斤，柴草5000多万斤，食盐2万斤，开设了从迁江到南宁，贵县到灵山两条兵站线。从9月开始，广西境内的桂滇黔边纵队、粤桂边纵队等人民武装积极行动起来，主动为野战军送情报，当向导，同时袭扰国民党军后方，拔除敌军据点，控制交通要道，保护船只，准备迎接解放大军的到来。⁽¹²⁾

就在我军厉兵秣马，积极准备进军广西之际，桂系主将白崇禧却再次身不由己地陷入国民党内部权力纷争之中，分散了注意力。本来，在10月26日，白曾召集李品仙、夏威、黄旭初、徐祖诒、张淦等桂系首领在桂林榕湖公馆开会，商讨今后战略问题。与会众人均以为应确保云南、桂西南、雷州半岛、海南岛，控制粤北，同时立即派一个师到龙州。但后续的部署没有跟上，27日白崇禧即应李宗仁电邀前往重庆，一切具体措施遂停顿下来了。

李宗仁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邀白崇禧来渝呢？原来国民党“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字礼卿）于10月下旬从台北到了重庆。吴忠信对李宗仁说：“现在西南面临的军事形势非常严重，为德公计，何不去电邀请总裁前来重庆坐镇？”李宗仁答道：“蒋先生这几个月飞来飞去，从来不要我促驾，现在为何要有此一举？”吴见不能自圆其说，就亮出底牌，要李宗仁知难而退，并参与对蒋“劝进”。李宗仁一闻此言，不禁勃然大怒道：“礼卿兄，当初蒋先生引退要我出来，我誓死不愿，你一再劝我勉为其难，后来蒋先生在幕后控制，把局面搞垮了，你们又要我来‘劝进’，蒋先生如果要复职，那就复职好了，我没有这个脸来‘劝进’。”

蒋介石“复职”，事关重大，李宗仁当然要请白崇禧来一同商量对策。白崇禧感到李宗仁同蒋介石再这么僵持下去也不是办法，不如由他自己出面调停，双方达成妥协，并借机捞到“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这一实权位子。经过一番谋划和周旋，白崇禧于11月4日拟定了一个蒋、李妥协方案交给吴忠信，其要点包括：一、蒋介石“复职”，二、李宗仁出国，三、白崇禧取代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当日下午，白崇禧即飞返桂林。

几天后，台北方面答复：一、蒋介石同意“复职”；二、李宗仁不能出国，因为蒋介石怀疑李宗仁到海外后将进行反蒋活动；三、白崇禧可以任行政院长，但不能作为蒋、李合作的条件。这个答复，实际上否定了白崇禧的意见，弄得李宗仁进退维谷，左右两难。对此，李宗仁大为不满，他对程思远抱怨道：“健生的一些作法过于天真率直，他还指望同蒋介石合作，我则对蒋介石不寄予任何幻想，因为我太了解他了。蒋介石对人毫无诚意，惟知玩弄权术，当他要利用你时，不惜称兄道弟，歃血为盟。一旦兽尽狗烹，就要置人于死地，记得一九二八年九月，蒋介石一面命健生代行总司令职权，用兵冀东，一面派刘兴（唐生智的第三十六军军长）北上夺军，授给刘的密令：‘如果抓到白健生就把他杀了。’其人阴险狠毒，一至于此。所以台湾我是不去的。目前唯一的退路就是去美国，我们将从这里径飞广西，为此准备一切。”⁽¹³⁾

白崇禧的重庆之行，不仅一无所获，反而耽误了整整一周时间。这时，解放军各路人马已经部署停当，广西战役如箭在弦上。面对我军的强大压力，桂系集团人人自危，惊恐万状。11月5日，白崇禧在桂林榕湖公馆再次召开作战会议，参加的有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李品仙、夏威和参谋长徐祖诒、副参谋长赖光大，以及第1兵团司令黄杰、第3兵团司令张淦、第10兵团司令徐启明、第11兵团司令鲁道源等人。会上提出了两个行动方案：甲案——向南行动，经由钦州转运海南岛；乙案——向西行动，转移至贵州、云南边境，进入云南。黄杰、李品仙主张采用乙案，部队尽早集中于龙州、百色。其他人则支持甲案，力主到雷州半岛运往海南岛。双方各持己见，反复争吵。因不能取得一致意见，不得不由白崇禧裁决拍板。白崇禧思来想去，最后决定采用甲案，即向南转移，经由钦州转运海南岛。其具体部署是：以徐启明的第10兵团配置于桂林至全州之间地区，从正面抵抗解放军进攻；以黄杰的第1兵团、刘嘉树的第17兵团分由桂林、三江地区驰援黔中，阻止解放军切断其退往云、贵道路；以张淦的第3兵团、鲁道源的第11兵团向郁林、北流、容县、岑溪地区集中，协同余汉谋所部，向廉江、化县、茂名、信宜地区的解放军攻击。

从理论上讲，白崇禧的上述部署是有重大破绽的，他既要南退海南岛，又要兼顾其西撤云、贵的通道，同时还想首先击退我南路解放军。如此一来，兵力更加分散，无法集中使用。这是历来兵家之大忌。多年之后，程思远先生评价说：“当时人民解放军在华南的部队有十九个军，总兵力达五十五万人，装备是第一流的，所有武器，都是得自辽沈战役中国民党的美械部队；而白崇禧所统率的四个兵团⁽¹⁴⁾，总数只有三十万人，兵力较对方少一半，而装备也非其敌。白崇禧此时的决策，当以脱离接触，保全实力为上策，可惜他没有做到这一点。”⁽¹⁵⁾

用兵之道，以计为先。白崇禧先是在最紧要的时刻跑到重庆与李宗仁会晤，未能专心致志于军事，以至贻误戎机，紧接着又在决策关头三心二意、游移两端，如此一误再误，其最后失败的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

与此相反，我军上下齐心协力，早已完成了战役发起前的各种准备工作。记者林剑来到衡阳四野前线指挥部，亲身感受到了大战来临前的那种紧张、高效的气氛。他写道：“湘江北岸，在一个可以鸟瞰衡阳全市和湘江西岸的制高点——五桂岭上（一个月以前这里还是白崇禧的总部所在地）安置下前线指挥所的大小部门，大约不到半天的时间，作战室的房子立刻变了模样：墙壁上挂满了五十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的作战地图，以及各种在战争中必须具备的经测绘员细心标划出的红蓝色标图，并附以最精确的统计数字与说明：比方道路是否被破坏？晴雨时情况怎样？可以通过哪类兵种？河流的宽深度如何？流速、渡口、桥梁……总之，这是各种在军事上参考价值最大的图表。”

“专管军事动向的叶参谋，把他精制的50多面蓝红小旗——这些代表着敌我数十万军队番号的军旗，一一插在地图的各个位置上，参谋们依据自己的分工，开始分类登记电报，记载前线每日战况；大约不到半天时间，指挥部的电台便‘达—底底’！通过电波频繁地与前线所有的军、师和兵团联络起来。作战室的三部军用电话机不时地叮叮作响，电话员经常试线，保证线路畅通；在五桂岭的山路上，整天响着汽车沉重的马达声，以这里为中心沟通了四面八方的联系。战争就是这样在被云雾包围着的小山上，在那静静的平面地图上，静静地开始了。”⁽¹⁶⁾

(1)　程思远著：《白崇禧传》，华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2)　《长江日报》社论：《为解放广西，全歼广西残匪而战》，1949年11月25日。

(3)　张文鸿：《白崇禧败回广西和华中部队被歼经过》，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新桂系纪实》下，广西区政协文史办1990年版，第247～248页。

(4)　张文鸿：《白崇禧败回广西和华中部队被歼经过》，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新桂系纪实》下，广西区政协文史办1990年版，第248～249页。

(5)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0～21页。

(6)　林彪、邓子恢关于广西作战计划致叶剑英、陈赓、毛主席电，1949年10月18日。

(7)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0～31页。

(8)　林彪、谭政关于四野指挥机关移至衡阳问题向军委的报告，1949年10月28日。

(9)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5～36页。

(10)　林彪、谭政关于广西作战部署向军委的报告，1949年11月4日。

(11)　《长江日报》1949年11月22日。

(12)　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西通志·军事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5页。

(13)　程思远著：《白崇禧传》，华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297页。

(14)　应是五个兵团。

(15)　程思远著：《白崇禧传》，华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300页。

(16)　林剑：《我们的指挥部》，载王迪康、朱悦鹏、刘道新、邢志远、张文荣编写：《第四野战军南征纪实》，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3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