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第二野战军西进——湘、赣老区人民对子弟兵的深情厚谊——国民党内部众叛亲离——李宗仁怒斥蒋介石——毛泽东向全国祝捷——中南我军蓄势待发——第13兵团进击湘西——花桥歼灭战——包围芷江——追歼岩脚之敌——切断白崇禧部西逃入黔的退路

1949年9月10日，第四野战军结束了为期40天的休整，准备开始新的作战。就在这一天，林彪、邓子恢接到了二野首长刘伯承、邓小平的一封电报，电报同时上报军委，告知二野西进日程，并询问有关事项。电报说：“我三、五两兵团，均准时于九月三日开动。三兵团之十二军十日全部在孝感下车，正向江陵徒步西进中；十军后尾十三日由合肥登车完毕，预计十七日可能全部通过汉口；兵团直属队及十一军二十三日由浦口登车完毕，二十七日亦可能全部通过汉口；该兵团全部预定于十月上旬，集结于江陵、常德之线。五兵团十六军九日进至清江以西之罗坊街；十七军八日进至上高、万载之线；十八军仍在永新地区；该兵团全部于半月内可能达长沙附近，预计于十月上旬集结于新化、邵阳地区。”

鉴于二野进军西南与四野进军中南，在时间、地域等方面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为加强领导，统一行动，9月12日，中央军委指示：“二野在华中地区通过时的作战事宜统由四野首长指挥。”据此，杨勇司令员率领的二野第5兵团，除已进驻江西永新地区的第18军外，陆续进入赣、湘两省待机西进的第16、第17军，如遇战事也暂归第四野战军指挥。这样，5兵团成为第四野战军的战役预备队。

对于迎接和支援二野西进，林彪、邓子恢是早有准备的。还在8月13日，华中局就给各兵团、各省市下发过指示，部署有关支援二野西进工作。指示说：“我们第二野战军经与三野会师继续完成解放中原、华东的伟大任务后，今又将取道华中驰赴西南战场，歼灭敌人，担负开辟西南的伟大任务。他们辗转南北战场，多次战略转进，不断作战，今又长途跋涉定会有许多困难，我华中党政军各级组织必须注意努力作好支前工作，使二野同志能在本区得到满意的休整与必须补给。”

为此，华中局提出要求：“（一）必须召集会议进行动员，使所有同志都了解二野的同志作战对于全国解放，尤其配合华中解放的贡献是极其伟大的，支援二野不但与支援本区部队同样重视，且必须更加重视与格外努力，务必做到完善周到，尽可能的解决他们的各种困难。（二）赣湘鄂各省必须依据目前情况通知保证二野全军粮食供应，保证全军住房，特别因城市中房舍甚缺，各机关必须自动实行让房尽先供二野入城部队使用。（三）应发动群众当部队到来时举行欢迎，当驻定后进行慰劳拥军，但此项工作应以不增多群众花费，而又能切实解决实际困难为好（如让房、筹集粮草，准备油盐菜蔬沿途茶水等等），尤应注意热情的欢迎慰问，借以振奋军心，密切军民关系。（四）沿途各省各市皆应指定专人与专门机构组织与领导这一工作，华中局已于十日开会推林、邓、陶、赵、李一清、王任重、吴德峰、周纯全、杨少桥、张执一、宋一平十一人组织支援二野西进委员会，以林为主任，赵、陶为副主任，张为秘书长，推动此项工作，并责成各单位深入教育全体人员发扬友爱精神，帮助友邻部队，坚决执行委员会一切决定，宁可自己受些困难也须尽先保证二野同志需要，各地也应本此精神办理，万勿疏忽。”⁽¹⁾

二野同样重视团结会师问题。9月1日，二野前线指挥部就关于进入西南的政治准备工作，给各兵团、各军下达指示，首先讲明：“我们关于进入西南的政治准备，拟不另发章程、方针性质的指示，一般采用华东局华中局已有的成文指示。”该指示明确规定：“通过华中地区时，凡有关军队食粮、柴草、动员民力及货币政策，以及其他各项具体政策的规定，一律适用华中局及华中军区的规定（指示、命令、布告等），不得自立章程，不得丝毫违背。各部队首长应即向华中局或党委、地委索取此类文件，印发全军切实讨论，以资遵循。”⁽²⁾

随后，在“支援二野西进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四野全军和湘、赣各地人民做了大量工作，准备并欢迎二野部队的到来。9月上旬，两支英雄部队陆续汇合，云集湘、赣大地。各部队相互过往交流之间，出现了许多感人的场面。二野随军记者穆欣记录了当时的情景：“兄弟部队之间，充满了亲密的手足情谊，彼此相见时，如同久别的亲人，相互问询，交换战斗经验。许多部队互相派出参观团，进行学习。在生活上的照顾，更是无微不至。在先，四野部队经过二野部队的驻地，二野指战员一听到四野部队来了，每个连队都亲切招待，慰问旅途的辛劳，军和师、团的文工团、宣传队，在公路边设下鼓动棚，演出小型歌剧给过路的四野同志看。听到四野同志要宿营在自己的驻村时，便把房子事先准备好，挂好蚊帐，铺好毯子，烧好开水做好饭——虽然当时粮食困难，但都宁可自己吃稀饭，把筹来的粮食送给兄弟部队吃。到了黄昏，亲如手足的兄弟们，愉快地交谈战斗经验，常到睡时还不忍离开。四野同志离去时，曾送来许多信和油印传单，表示谢意。有的上边写着战士作的快板：‘行军行到赣西南，碰到大哥四兵团，兄弟部队真叫好，热烈诚恳招待咱，又烧水来又送烟，煮粥加糖甜又甜，腾房让铺给我们住，还写慰问小传单，又唱新歌又慰问，深情厚谊说不完……’以后，我们又经四野的驻地，受到更热烈的欢迎与招待。这使各地居民非常感动，特别感动了那些新来的解放战士。兄弟部队之间的团结，更推动了本部队营连排班级干部和战士间的团结。”⁽³⁾

湘、赣两省的许多地方曾是革命老区，当地人民对我军怀有极其深厚且特殊的感情。《长江日报》刊载了这样一个动人的故事：

“五月×号，解放军沿着浙赣铁路，挺进到枫岭头车站（上饶县属），消息传到车全村，村里老百姓摸不清底细，禁不住疑虑和害怕。舒细佬却意外的高兴，直嚷起来：‘大家请放心，是我们的红军——解放军回来啦！’他忙披上衣服，拿出拐杖，拖着残废的左腿，一拐拐的奔向车站。

“车站上挤满了草黄色军服的战士，又是大炮战马，又是数不清的美式武器。轨道上机车还在喘气，吐出一缕缕浓烟。舒细佬想起十几年前的事情，对照眼前的情况，情不自禁地掉快乐的泪珠：‘队伍能开火车，革命就快成功了。’他越过哨兵的警戒线，便贸然的冲到一堆战士跟前。‘你是做啥的？’一个解放军战士挡住他。‘我是来看解放军的，我真是要找你们呀！’他也不等对方的回复，便急忙的在袋里掏出一个纸包，拆开三层纸，现出一束红绿色的闽浙赣省苏维埃发行的钞票，和一九三四年闽浙赣军区抚委会所颁发的《红色战士退伍优待证》——那是宽五寸、长七寸用厚浆紧贴在灰色斜布上的证件。虽然纸片斑碎，但证件上角的镰刀锤子以及五角星，还发出光芒，两旁还刻着鲜明的句语：‘为革命事业而光荣残废的英勇战士们记着：你们流的血相映着苏维埃的鲜红旗帜。’‘啊，原来是残废的红军老同志，很好，很好。’那个同志看完证件，紧握他的手说。马上周围的战士们都围上来，互问长短，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和慰问，证件被抢着传着。舒细佬十几年来第一次感到最大的温暖和光荣。

“二十多年前，他还是小孩，家贫，只好跟着哥哥在煤矿拉煤，在黑窑里熬过四年。一九二九年，共产党闹革命，建立了闽浙赣苏区，他那时十五岁，就参加了红军。曾与白军（即国民党匪军）辗转战斗于景德镇、乐平、安徽等地。一九三四年白军五十三师进攻贵溪，他当时是红十军八二团的一个班长。在库桥一役中，他率领全班战士，向敌工事进击时受伤，弹中左膝盖，被送至后方残废院疗养，红军退出苏区后被俘，押送至白军贵溪县府。那个匪县长见他是残废，问了一次，问不出什么名堂，这样他就很快被释放出来，回到家里。

“从此他家又陷入黑暗的境地里，革命中所得来的果实，又给地主倒算回去，还是一亩半田，六口人，租来二十亩田，重租重税，迫使全家挨饿受冻；哥哥两次被抓丁，他拐着腿干活，哪能养得活一家人……十六年来任凭什么磨折，却动摇不了他永恒的意志：就是为了革命和保护流血换来的《优待证》的光荣。从领到证件当天起，他就珍惜它，像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在红十军北上前，军首长的话语，永远鼓舞着他：‘同志们，革命今天并没有失败，为了北上抗日，坚持斗争，革命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他把这话刻在心里，把这优待证看作是‘未来的胜利’。于是，他将它从贴身衣袋里拿出来，用布粘得结实，为防止鼠咬和腐烂，把它包上三层纸，在不被人注意的墙挖了一个小洞，连同苏区钞票一起藏起来，洞口堵上一层干土。为了等待共产党的归来，证件不知多少次被他挖出查看又审慎的藏起。

“那天，当《优待证》被他公开拿出来欢迎自己的部队，回来村里之后，他高兴的逢人便说：‘我以前就说红军要回来的，现在真的回来了。’革命热情使他很快就参加了村里工作，帮助征借公粮，还推动组织了三十七人的农民协会。

“九月一日，在上饶县老革命同志座谈会上，他被邀上主席台，省府方副主席还亲自送香烟给他抽，并恳挚的慰问他，他兴奋的声调颤动：‘同志们，一九三四年我们部队北上后，我们就坚信革命要回来，今天我们真的得到胜利了。……自己的军队回来了，我们许多革命同志又能聚在一起，现在我们要和群众一起来加紧生产，支援解放军，肃清特务土匪，反对恶霸。’”⁽⁴⁾

江西井冈山，是中国革命胜利的起点，工农红军的摇篮。这里的人民群众对毛委员、红军的怀念之情更是历久弥坚。当年的红军老战士、时任48军142师师长的欧致富回忆：一天，“我随着一支部队在遂川通向泰和的路上行进，中午在靠近路旁的小村附近停下休息，忽见从村里走出来三五个老年人，远远地看着我们。好久，一个年近60的老汉慢慢地走近来，看看部队中的红旗，又看看红旗上的字，悄声问战士：‘你们是哪里来的队伍？’战士回答说：‘我们是从江北来的，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就是从前的红军打回来了！’老人仍然半信半疑，当我走上去说话时，老人又怯生生地问：‘你们是红军？’我说：‘是红军！’老人突然抓住我的手，用嘶哑的哭声，叫了一句：‘同志哥！’泪水一滴滴落在我的手背上，嘴里喃喃地说：‘毛委员，毛委员……’20年前，井冈山人民到处唱着：‘山上来了毛委员，山上山下一片红……’我紧握着老人的手，激动地说：‘毛委员问乡亲们好！’老人突然扭头向村里跑去。霎时，从村里跑出来好些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有抱娃娃的，有扶拐杖的，看来群众早在等我们了。一位老人端给我一大碗茶，茶里漂着一片姜，一片咸萝卜，按照当地风俗，老表们只有对最敬爱的客人才敬献这种茶。我接过茶碗，想起十几年前我们红7军北上会合中央红军，曾经在井冈山下的永新喝过这种茶，自从离开老根据地，已经好多年没喝这种茶了。我们端起碗一饮而尽，战士们说：‘这不是茶，是酒，是胜利酒！’”

“热情的人，包围着我们，问寒问暖，问毛主席好，问党中央其他首长好。当我们继续往井冈山前进时，到处都遇上成群结队欢迎的人群，担茶的，挑水果的，一个村有位鬓发皆白的老大爷，亲自下河捉来鲜鱼，做好菜饭，请住在他家的王参谋等吃。王参谋再三谢绝，并向老人讲解我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老汉说道：‘你先别讲，我问你多大岁数了？’王参谋说：‘20岁。’‘同志，我说句话你莫怪’，老大爷说，‘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毛委员订的，我学它的那功夫你还没出生哩！’说着把王参谋等人拉到饭桌上，叙起他的身世来。原来他是红军的一位老战士，在红军离开井冈山时，他因腿上带伤，年纪又大，和部队失掉了联系。反革命的军队占领井冈山后，到处搜捕和屠杀红军的伤病员和红军家属。这位红军老战士最后逃进一个深山，搭起座小草棚，在那里隐居了10多年，听说我军过长江了，才回到这个村来。他在讲述这段悲惨的生活时，没有流泪，也没有叹气，只是说：‘自从红军下山去，天天盼，夜夜盼，少年盼成壮年，壮年盼得胡须长，总算盼到了这一天！’”⁽⁵⁾老区人民对革命的忠贞，对子弟兵的厚爱，使四野将士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和教育。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任何事业的成功尤其是战争的胜利，最终取决于人心的向背，取决于人民大众的支持。然而，经过三年较量，已经输掉了老本的蒋介石却还是不懂得这一点。1949年8月24日，蒋介石为了保住西南这块他心目中的反共堡垒，特地从广州飞抵重庆。他一下飞机，便发表谈话称：“今日重庆或再成为反侵略、反共产主义之中心，重新负起支持作战艰苦无比之使命。所望我全川同胞，振起抗战精神，为保持抗战成果，完成民族革命而努力。”

那么，饱经沧桑的重庆市民是怎样对待这位昔日的蒋委员长呢？宋希濂回忆：“蒋介石过去每到一地，当地的党政军机关，总要强令一部分群众（主要是学生，其次是一些御用的团体）持旗列队前往欢迎。但是，自从他揭下假面具，发动大规模内战以后，由于西南人民对国民党政府的憎恶，连这点强制力也失去了。当蒋介石那天带着蒋经国、黄少谷、陶希圣、谷正纲、俞济时、曹圣芬等由广州飞抵重庆的时候，重庆的国民党市党部和重庆市政府再无法强制青年学生出来欢迎，连平日御用的一些所谓‘群众团体’也动员不了，最后只得由重庆的一些帮会的袍哥大爷如石孝先（石青阳的儿子）、田得胜、唐绍武、冯什竹等，出动他们的徒子徒孙去迎接这位出身于青帮的老头子。这批社会的渣滓，人数也是少得可怜的。自上清寺经两路口、七星岗、五四路到林森路，没有欢迎的标语，只有用白布写的什么‘拥护蒋总裁戡乱到底’、‘欢迎蒋总裁来西南主持军政大计’等几个大字，欢迎的团体署名为‘汉流’，在长达约四五公里的马路上，稀稀落落地悬挂着。二十五日我由恩施飞到重庆时，看到这幅凄凉的情景，感到难过，觉得‘太不像话了’，却不知从人心的向背得到启发，这也足以说明我当时的思想是多么顽固！”

8月底，蒋介石电召西南各地的国民党军政头目到重庆来见他，并在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这次会议，既无议案，也无讨论，只有蒋介石自己大谈了一通道理。他给众人打气说：“目前局势已经稳定，形势即将好转。”是怎样的“稳定”，是怎样的“好转”，他却没有说出具体内容，只说：“过去有些人投降共产党，现在这些人都知道上了当，觉醒过来了，今后不会再有叛变投降的事了。”接着蒋介石又强调西南地区的重要性，大意和他飞到重庆后发表的谈话内容差不多。最后，蒋介石说：“有陆海空军的国家，是不会被灭亡的。我们现在还有一百多万陆军，有相当强大的海空军，绝没有任何悲观失望的理由。望大家同心同德，坚定信心，坚持奋斗以争取胜利。”

蒋介石一再让部下们同解放军对抗到底，而他自己却不想同他们生死与共。当时，西南各地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胡宗南、宋希濂、何绍周、罗广文、郭汝瑰、刘伯龙等十余人联名写信，请求蒋介石留驻重庆或成都，就近指导军事政治党务，以便提高士气，撑持局面，并公推胡宗南、宋希濂等五人去见蒋当面递交，不料，蒋介石看完了这封信后，首先又发了一大套议论，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几百万党员特别是许多负责干部之“不能努力实行三民主义”，接着便说：“我现在台湾创办了一所革命实践学院，调训负责干部，由我亲自主持指导，如果局势稳定，将来大家也可轮流前往受训。这个学院能不能办好，关系本党的生死存亡，因此，我要经常住在台湾，而不能长期留在四川。西南方面，只要大家同心协力，能撑持一个时期，国际形势就一定会有变化，到那时，我们就可和台湾方面的力量配合起来进行反攻，以争取最后胜利。”蒋说完后，胡宗南、宋希濂等几个人也相继说了一些意见，主要的意思仍然是说明请蒋留驻四川的重要性。但最后蒋介石只表示说：“以后我可常来四川，希望你们把我的意思转达给各军师团长。”

蒋介石的这些言行，非但没收到为众将领鼓劲和打气的效果，反而增添了他们之间的离心力。宋希濂说：“蒋介石这次召集好些将领到重庆来，除开过一次毫无内容的会议和个别接见询问情况外，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指示。好些人都很感到失望，例如罗广文⁽⁶⁾就曾对我说：‘这次总裁来，我们以为一定有些新的消息，新的办法，但结果仍然是老一套，这样能长期支持下去吗？’会也开过了，见也见过了，钱大钧通知大家说：‘奉总裁指示，各将领没有事的就可回去了。’我于九月二日飞返恩施的前一天，到山洞去向蒋介石辞别时，他又重复了他那套空洞无物的话。老实说，我当时口虽唯唯，心目中已开始觉得蒋介石这座偶像不过如此而已，对他这套话真有听厌了之感。由于有了这样的思想，所以我于川东军事失利后，便产生了和蒋介石及国防部断绝联系，想率残部退到滇缅边区去的行动。”⁽⁷⁾宋希濂是蒋介石一手提拔并刻意栽培的黄埔嫡系将领，他尚且如此，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

与此同时，蒋介石与桂系集团首领李宗仁的尖锐矛盾也日益激化，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9月中旬，被蒋介石的种种阴谋手段搞得一筹莫展的李宗仁，终于忍无可忍，横下心来准备“认真地教训他一顿，稍抒胸中积愤”。这次谈话地点是在广州梅花村的蒋介石行馆。

二人坐定后，李宗仁劈头第一句话便是：“今天我是以国家元首的地位来对你谈话。”见他搬出国家最高名器，蒋介石只好默坐静听。

李宗仁慷慨激昂道：“你过去每把事弄糟了，总是把责任和过失推到别人身上。例如东北剿共的失败，徐蚌会战的全军覆没，你说是军队不听你指挥；又如发行金圆券，引起全国经济恐慌，人民破产，自杀成群，你不躬自反省，反责备人民不拥护你的经济政策；再如你纵容特务，滥捕学生及爱国人士，引起舆论指摘，你不自疚，反说是本党同志不听你话所使然……凡此种种，真不胜枚举！”

接着，李宗仁又历数蒋介石在政治上造成的过失，说：“你主政20年，贪赃枉法之风甚于北洋政府时代。舆论曾讥评我们为‘军事北伐、政治南伐’。其实，此种评语尚是恕辞，因北洋官僚政客对舆论抨击尚有所畏忌，而我国民政府则以革命旗帜为护符，凡讥评时政的，即诬为‘反动分子’，以致人人钳口，不敢因片言惹祸。你对此情形意亦熟视无睹，明知故纵！”“记得在南京时，魏德迈特使曾在国府饯行席上痛诋中国官员贪污无能。他以一外国官员公开侮辱我政府，实不成体统，时与会众人中，竟有当场掉泪者，不知你亦有所闻否？究作何感想？”

提到自己出任代总统之后，蒋介石种种幕后掣肘的情形，李宗仁更是气不打一处来，说：“你此番已是第三次引退，你当时曾对张治中、居正、阎锡山、吴忠信各人一再声明，五年之内决不过问政治。此话无非暗示我可放手去做，改弦更张，不受你的牵制。但事实上你所作所为却完全相反。不仅在溪口架设七座无线电台，擅自指挥军队，且密令京沪卫戍司令汤恩伯亲至杭州逮捕浙江省主席陈仪，并擅派周碞接替。嗣到台湾之后，复命汤恩伯到福建挟持福建省主席朱绍良离闽，擅派汤氏代理福建省主席兼绥靖主任。凡此皆属自毁诺言、目无政府的荒唐行为！”

李宗仁最后举出汤恩伯的例子，指斥蒋介石宠非其人：论品论才，汤氏任一师长已嫌过分，何能指挥方面大军？汤的为人，性情暴戾，矫揉造作，上行下效，所部军纪荡然。“像汤恩伯这样的人，你也倚为心腹，能不坏事！”面对如此严厉的诘责，蒋介石极为紧张尴尬，最后不得不低首认错。⁽⁸⁾这次会面，是蒋、李二人最后一次会面，也是二十多年来分分合合的蒋、李关系最终破裂的标志。

与日暮途穷、分崩离析的国民党两相观照，中国共产党完全是一副天下初定、万象更始的崭新气象。

9月8日，正在日夜为筹备新中国成立事项而操劳的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前线各野战军负责人、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南方人民武装及各界人民电，祝贺各军事前线连续告捷，贺电说：“我各路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奉命出师，向南方及西北各省大举进军以来，业已四个多月。除完成第一步计划，解放江苏、安徽、浙江各全省，江西的东北部及北部，湖北及陕西的大部，山西及豫北的残余敌占区，山东的青岛地区，共消灭数十万敌军，解放数千万人民以外，又复继续前进，解放甘肃及青海的大部，湖北的一部，湖南的中部、北部，江西全省，福建的大部，渤海的长山列岛，包括长沙、福州、兰州、西宁四个省城及赣州、常德、宜昌、天水诸重镇在内，消灭了大批敌军，解放了广大人民。在此期间，程潜将军及陈明仁将军率部起义，站在人民方面，给了国民党反动派以重大打击，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进军。我广东、福建、广西、云南诸省的人民解放军在各该省的胜利发展，极大地威胁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后方。我各路人民解放军军行所至，全体人民同胞及各界民主人士表示热烈欢迎，给予人民解放军以极大的帮助。其中，有甘肃和青海的回民同胞，和汉民同胞一样，表示热烈地欢迎和帮助人民解放军。我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长途远征，冒着酷热的气候，以无比的英勇和自我牺牲精神，为解放全国人民、统一全国领土的伟大的神圣的志愿所鼓舞，以短促的时间，完成了巨大的任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特表示热烈的祝贺和深切的慰问。尚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完成新的军事政治任务，为消灭残余敌军，解放全国人民而奋斗。”⁽⁹⁾

中共中央、毛泽东的贺电，极大地振奋了全军指战员的士气。这时，中南战场上的各路我军蓄势待发。一场大战即将来临。作为四野统帅，林彪考虑得最多的就是如何使三个方向上的我军高度协同，密切配合，避免顾此失彼的问题。9月11日17时，林彪、邓子恢电示第12兵团萧劲光、唐天际，对该兵团原定9月15日出发的时间作了调整。电报说：“为使我三十八、三十九军两军能歼灭芷江及其以东的敌人，因此你们到达宝庆的时间，应与他们到达芷江的时间大致相同，以免吓跑宝庆以西之敌。同时二野部队尚未赶上，不致与你们拥挤，因此你们出发时间可再往后推迟。”在估算38、39两军到达黔阳、芷江的时间约在9月底的基础上，林、邓指出：“因此你们应准备于本月底或十月初进占宝庆，各军出发时间由你们根据各军距离远近规定之，远者先出发，近者后出发。”⁽¹⁰⁾

同日，林彪、邓子恢为协同各部动作和统一步调，向各兵团下达作战指示，对西路、中路的前进部署作出更加明确具体的规定：

（一）保证十三兵团指挥之两个军主力，应在本月底达到芷江地区，如该区无大的战斗时，应速派出一个师占领靖县、通道，截断白匪可能退贵州之捷道，同时集中工兵，并使用其他可能力量（民工及步兵协助），修理前进路上之公路。其余部队即分别进至黔阳、会同、靖县、通道（二野五兵团十一月须由芷江通过，该处粮食不要吃空），尔后准备突然出柳州地区。

（二）十二兵团指挥之三个军，应在十三兵团先头到达芷江时，由湘乡永丰线出动，向宝庆进攻，为麻痹衡阳方面之白匪及利于十三兵团确实控制芷江、靖县线，十二兵团不宜过早进到战役集结位置（湘乡、永丰之线），最好是在本月二十六日行动，二十八日进到战役位置（我向湘乡、永丰集结，敌人一定发觉），如白匪主力向广西撤退，即尾追进占祁阳、永州、东安、全州一线，尔后行动须与十三兵团向柳州进展，或依情况决定之。

（三）十八军在白匪撤退时进占衡阳，尔后向西续进归还建制。四十六军待白匪撤退时应进占耒阳、乐昌一线，消灭该敌之两个保安旅、郴州专署及各地方部队和在铁道西侧活动之特务部队（唐纵部）。(www.daowen.com)

（四）由十二兵团考虑可否派姜亚勋部或由主力派出精干部队于主力进攻宝庆时破坏祁阳、永州线铁路，以延迟白匪之撤退。⁽¹¹⁾

按照野司首长的既定部署，担任西路战略迂回任务的第38、39两军，在第13兵团司令员程子华的率领下，于9月13日，分别由常德、桃源和澧县、公安地区出发，向湘西挺进。衡宝战役的序幕由此拉开。

第38军的前身即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一纵部队从1946年参加秀水河子歼灭战起，在东北解放战争历次重大战役中都担任主力。军长梁兴初、政治委员梁必业是一对合作多年的老搭档。自从南下渡江以来，38军一直没打过痛快淋漓的歼灭战，部队上上下下早就憋足了劲，渴望再现当年东北战场上的辉煌。因此，当野司和兵团首长决定让38军作为西路军之右路军，走在两路军的先头，军的几位领导同志十分兴奋，认为这是将38军作为插向敌人侧后的一把尖刀。他们表示，一定要当好尖刀，胜利完成任务。根据敌情和地形，军首长决定，以第112师、114师、151师为右路，第113师为左路，沿湘黔公路和资水分两路南进。

9月13日，38军自常德出发，向芷江地区挺进。军工兵营经两日急行军，冒雨赶至杨溪，仅用4小时修复了被敌焚毁长达30余米的杨溪大桥，保证了部队顺利通行。15日，右路先头112师，进至官庄地区，与敌暂1军及湘保5旅等部接触，敌不支后退，溃散公路两侧山中，企图扰我后方，破坏桥梁，阻我前进。112师当即尾敌猛追，前卫336团不顾饥渴及天黑路险，冒雨翻越倾斜25度的高山；19小时内急进120余里，抢占大小桥梁20余座，迫敌无暇组织抵抗与实行破坏。18日21时进占沅陵，守敌大部向辰溪、泸溪撤退，一部被截在沅陵西北山区内。之后，在我军争取下，有两个保安团残部600余人向我151师投降。左路的113师于19日占领溆浦。

占领沅陵后，军命112师继向辰溪前进。命113师自溆浦向西插至辰溪以南之舒家湾一带，断敌南逃退路，配合112师聚歼辰溪之敌。17日，112师自沅陵出发。以336团沿沅江西岸进至泸溪，保障右侧安全；师主力沿麻溪铺、三角坪向南逼近辰溪。辰溪之敌于20日黄昏全部逃走，大部西逃芷江、乾城一带。112师主力于21日5时进占辰溪。第38军如期攻占沅陵、辰溪，为湘西作战开了一个好头。⁽¹²⁾

与此同时，刘震副司令员、吴信泉政委率领的第39军，也分成两路纵队向湘西挺进。他们攀高山，走绝壁，渡澧水，过沅江，克服了重重困难。至9月28日，第39军左路第117、第152师集结于溆浦、底庄一线；其右路第116、第115师位于辰溪南北地区。

这时，白崇禧之第100军军部抵达洪江，其第179师3个团分驻安江、洪江、黔阳，其第19师位于安江、江口一线。第103军军部进抵榆树湾，其第234师于21日进驻怀化，该师第700团于25日进至怀化东北之花桥、游家坳地区，控制制高点，构筑工事，企图阻击解放军南进。此外，国民党军芷江警备司令部（辖2个警卫团）、清剿总队（辖4个支队）、联勤总部和国防部第5突击总队等部驻芷江，第17兵团部驻芷江东北的榆树湾，驻贵州的何绍周第19兵团以第49军向玉屏、新晃开进。

根据国民党军的分布情况，第13兵团决心首先歼灭芷江守军和占领江口，并相机歼灭花桥守军，然后再求歼第103、第100军主力。27日，兵团决定：第38军第112、第151、第114师于30日出动，10月2日围攻芷江，第113师于10月1日进击花桥、怀化守军；第39军第117、第152师于30日出动直奔江口，攻占江口后以一部控制之，主力向安江攻击前进，第116、第115师尾第113师南进。⁽¹³⁾

芷江，山峦重叠，地势险峻，素有“滇黔门户，西楚咽喉”之称，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在芷江建有较大的飞机场，成为江南有名的空军基地。抗战胜利时闻名中外的芷江受降就在这里举行。长沙和平解放后，黄杰率湖南逃亡政府也迁到这里。

要攻下芷江，必先攻下花桥。这个任务落在了38军113师的肩上。该师受领任务后，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工作，于30日夜急速出发。部队冒着大雨在密林荆棘中摸黑前进，沿途摔跤者不计其数。重机枪和炮兵分队更为艰苦，几十斤重的枪身、炮身都由大家背着。部队经过11个小时的艰难行军，连续翻过十几个山头，在10月1日凌晨5时，所有参战部队都按时到达指定位置。

6时50分，337团和炮兵连从正面向花桥发起攻击；338团和339团均按计划由敌侧后奋力进击。花桥守军是敌103军334师700团。遭到我军攻击后，数次向东突围，都被我左、右侧部队迎头痛击。由于部署周密，指挥得当，部队英勇顽强，当天上午10时即结束战斗。除敌一个外线警戒连逃跑外，其余均被歼。花桥歼灭战，历时仅4小时，我军以伤亡30人的代价俘敌上校团长王光亭以下官兵1200余人，毙敌120人，创造出在山地作战中代价小、时间短、战果大的范例。为此，38军首长电令嘉奖第113师，指出花桥战斗所以成功，“除政治工作活跃，部队情绪高涨外，主要是由于抓紧与敌对峙时间，积极侦察敌情、地形，并克服了山路困难以主力迂回敌后，切断敌人退路，然后集中火力，重点攻击，一举成功。”

包围芷江的部队，于9月30日出发后，先头112师连续击溃敌之小部阻击，兼程赶进，按时到达指定位置。114、151师也分别进到舞水南北及唐家街以西一带，逼近芷江。驻芷江的敌17兵团司令刘嘉树察觉我兵力强大，慌忙率其兵团部、100军主力及“清剿总队”、伪湖南省政府离芷江南逃。

这时，一个惊天动地的喜讯从遥远的北京传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梁必业同志回顾当时的情景：“10月1日下午，我们几位军里领导同志，将缴获敌人的收音机打开，听到了正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的实况广播。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朱德总司令检阅了陆海空军，并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命令全军指战员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派军队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我们听到这一消息，欣喜万分，立即用电报、电话、骑兵等所有通信工具向部队作了传达，号召广大官兵英勇作战，用实际行动庆祝新中国的诞生。部队听到这一喜讯后，一片欢腾，战斗情绪更为高涨，纷纷表示要多打胜仗，向新中国献礼。”⁽¹⁴⁾

10月2日，112师和军指挥部进占芷江。我军占领芷江后，国民党军纷纷南逃。在这种情况下，我西路军各师遂立即展开追歼。

10月2日，39军左右两路先头部队分别到达溆浦以南、怀化以北地区，向江口、黔阳奔袭。左路前卫117师在崎岖的山路上勇猛奔袭。经过远距离艰苦行军，315团进至黔阳的湾溪、大坪。349团进至积木槽，315团进至江口。在这一地区与敌接触，歼敌一个加强排，俘敌120人，缴获汽车2辆。该师随即翻过海拔1800米的雪峰山，向黔阳发起攻击。152师南下绥宁的瓦屋塘附近，准备阻击宝庆方向可能西援之敌。右路前卫116师向怀化前进时，芷江、怀化守敌已向黔阳逃窜，右路主力随即配合38军112师向黔阳追击。其前卫348团经一昼夜100多公里的急行军，于3日逼近黔阳，发现敌尾随部队正在渡江，立即向敌发起攻击，并乘胜占领安江（现黔阳县城）。10月4日，348团和左路的117团在安江胜利会师。

与此同时，116师以347团为前卫，继续向洪江追击，于4日占领洪江，敌已向会同方向溃逃。346团于3日到达黔城（原黔阳县城）后，发现敌人封锁了江口，立即选敌薄弱部强渡沅水，当夜急行军60公里，于4日凌晨在洪江至会同之间的岩脚附近截住逃敌。岩脚地处峡谷，该团2营先占领了岩脚两侧高地，切断了敌人逃路，并以六〇炮向敌袭击，将敌最前面的一辆汽车击中起火，堵塞了逃路，然后发起进攻，将敌截成数段。此时从洪江南下尾追逃敌的347团也赶到了。在我军前后夹击下，敌首尾难顾，敌100军直属队、103军一部及湖南省逃亡政府人员共4000余人，被迫全部投降，共缴获汽车80余辆，防坦克炮4门，轻重机枪13挺，各种枪500余支。⁽¹⁵⁾在这几天当中，38军112师向会同、靖县方向追击，于4日占领会同，5日占领靖县。113师也于3日占领黔阳。

从9月13日至10月5日，西路军经过半个多月的作战，歼灭国民党军8600余人，解放了芷江等11座县城及湘西广大地区，控制了芷江至靖县一线，突破了国民党军“湘粤防线”的左翼，切断了白崇禧集团西撤贵州的退路，从而圆满地实现了四野首长的战略意图和战役计划。这个胜利是来之不易的，梁必业同志回忆说：“部队在此次追击中，是在崇山峻岭中急进，平均每天只能吃一餐饭，睡两三个小时觉，官兵们极其疲劳。一些同志跌落山谷，摔成重伤，甚至累得吐血。在这十分艰难的时刻，我们的党组织和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干部、党员以身作则，吃苦在前，冲锋在前，在自己的体力也消耗很大的情况下，还帮助体弱的同志扛枪、背背包，搀扶体弱的同志行军。环境越艰苦，部队的政治工作越活跃。政工干部、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不断提出口号鼓舞部队，及时宣扬好人好事，激发官兵的荣誉感，保持了部队旺盛的斗志。”⁽¹⁶⁾

(1)　华中局关于做好支援二野西进工作给各兵团、各省市的指示，1949年8月13日。

(2)　二野前线指挥部关于进入西南的政治准备工作给各兵团、各军的指示，1949年9月1日。

(3)　穆欣著：《南线巡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3年出版，第116～117页。

(4)　章洛：《光荣证》，载《长江日报》1949年10月8日。

(5)　欧致富：《回到井冈山》，载王迪康、朱悦鹏、刘道新、邢志远、张文荣编写：《第四野战军南征纪实》，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297～299页。

(6)　罗广文时任第15兵团司令官。

(7)　《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309页。

(8)　《李宗仁回忆录》下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39～741页。

(9)　《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6页。

(10)　林彪、邓子恢关于进占宝庆问题给萧劲光、唐天际的指示，1949年9月11日。

(11)　林彪、邓子恢关于向芷江、宝庆前进部署给各兵团的指示，1949年9月11日。

(12)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6年初稿。

(13)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74页。

(14)　梁必业：《我在人民军队》，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6～227页。

(15)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三十九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77年初稿。

(16)　梁必业：《我在人民军队》，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