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野进军前的反思与整顿——顾祝同部署国民党军反攻——林彪准备再次诱敌北进——毛泽东指出：白崇禧是“中国境内第一个狡猾阴险的军阀”——三路南进部署最终形成

1949年8月至9月初，第四野战军暑期休整期间，全国其他战场相继传来振奋人心的好消息：第一野战军扶眉战役重创胡宗南集团，迫使胡部龟缩于川陕边的秦岭地区，紧接着发起的兰州战役又歼灭盘踞西北多年的马步芳集团，一野主力正准备向宁夏、新疆进军。第二野战军经过休整后，即将由南京、芜湖、上饶出发，取道湘西、鄂西，向西南进军，以求歼灭云、贵、川、康的国民党军。第三野战军继解放福州以后，又攻占了南日、平潭等岛屿，即将发起漳（州）厦（门）战役。这一切表明，我军彻底扫清残余的国民党军，解放中国大陆的日子已经指日可待。

这时，江南的天气已经渐渐转凉，令人生畏的酷暑即将过去，这就更加有利于第四野战军的休整。利用这段难得的空暇，四野各级指挥员们有充分的时间静下心来，认真反思前一阶段部队行军作战中存在的问题，积极地为下一步进军作各方面的准备。

自从渡江以来，由于白崇禧连连逃脱我军的包围，其桂系主力始终未遭到应有的打击，因此，四野从上至下无不感到这是一个难以对付的敌手，形容起敌人来往往是如何如何狡猾、如何如何奸诈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指战员们的情绪。这时，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关于对白崇禧作战的几个重要指示先后传达到各级组织，经过学习和讨论，四野指挥员们普遍提高了对白崇禧部作战的认识。第12兵团陈伯钧副司令员在全兵团师、团干部大会上谈到这个问题时指出：“白崇禧的本钱很小，主力最多只有三个军，能打的也不过仅有五六个师而已。因为他本钱很小，所以就不敢与我们决战，不敢与我们做真面目的战斗，不敢固守一地，不敢同我们硬拼，只要我们战役上对他形成包围，他就溜了。本钱小，这也就决定了他仅仅能打一些小巧狡诈的仗，所以今后像天津式的战斗可能性是很少了。反之，白匪假若真正摆开来同我们决战，那就阿弥陀佛欢迎之至！因为一消灭了它的主力，那我们就可一劳永逸了。”

陈伯钧说：“正因为白匪的战略意图与本钱小的本质，决定了他只有利用我之弱点，发挥他战术上的某些长处，钻空子，搞小名堂，求得战术上的小胜，以巩固军心达其战略目的。所以我们必须认识，白匪在战术上的狡猾、搞小名堂，是由于被迫而为，并不是真有什么了不起的，也不是在政治上、战略上、战役上有何优势，正因为它战略上、战役上均处于劣势，故尽量想在战术上出主意，做文章，以补救其战略、战役上的劣势及本钱小的基本缺点，所以战术上采取以进为退，以攻为守，积极、灵活狡诈、机警、善于伏击、反击、袭击与小部队出击。这种正规战又带着游击性的特点，加上白匪部队生长在南方，习惯于山地战，都是值得我们充分警惕的。”“但白匪部队在战术上亦存在着弱点，如怕包围迂回，怕炮火袭击，不敢近战，只要是把退路一插断，用炮火一轰，再同他刺刀见红，它的部队就垮了。”

陈伯钧强调：“总的来说，应当认识白匪的部队并不比蒋匪的主力强，因为它没有蒋匪五大主力全面，只不过善于山地作战的特长。加上政治上、战略上白匪完全处于不利，所以在大的方面我们是不怕它，一定能够战胜它，消灭它，这是肯定了的。但在战术上，我们绝不能小看它，而产生疏忽大意。这是因为我们大多数成员都是北方人，特别是干部，不熟悉南方地形、气候，不会作山地运动战，在部队装备上、训练上，也还没有很好地与山地的环境结合起来，所以我们不能轻视它。这主要是由于我们本身尚存在着不少缺点，倒不是它有多么厉害。”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宜沙、湘赣战役后，四野首长利用各种时机，对整个部队的战术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休整期间，各部队均依此进行了对照检查。陈伯钧副司令员在上述会上转述野司首长的批评意见时说：“第一点是‘骄傲轻敌’。这是由于我们过去在东北一直打胜仗，而且打的多是蒋匪主力，遂使一些部队骄傲起来了，好几个部队就是由于骄傲轻敌，而使部队受到损失，吃了小亏。‘兵骄必败’，这是一句至理名言。骄傲轻敌的反面，就是过分的小心，畏首畏尾，产生怕敌人的右倾倾向，这同样是错误的。

“第二点是‘老一套，不学习’。攻击战与大兵团的高度集中，在东北、华北是完全适合当时敌人固守大城市的情况，但现在我们到了南方，如果还是老一套一成不变，把过去一些阵地战攻坚战的规矩，仍然照样用到南方敌人相对分散和山地作战的情况下，这就不行了。有的部队在山地攻击时，也用攻城时的尖刀连办法，结果敌人未消灭，还耽误不少时间，这是最标本的例子。同时我们过去十年内战中许多宝贵的作战经验，反又忘掉了。

“第三点批评是‘打官僚主义仗’。有的指挥员不靠近先头部队，不调查情况，不明了任务，随便下命令，交代任务不清楚，不具体去帮助下级指挥员，结果吃了亏。”陈伯钧强调：“我们改进战术的头一条任务，基本的关键在于学习，在于重新学习，在于学习山地运动战，从战术指挥、战斗动作，到技术动作都要重新学习……但我们重新学习并不是丢掉林总的基本战术思想，而另学旁的一套，而是学习如何根据山地和白匪的具体情况，来灵活运用与贯彻林总的战术思想。”⁽¹⁾

休整期间，各级指挥员们最为痛心的莫过于前一阶段严重的非战斗减员问题。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原因何在？经过一番痛定思痛的思索，原因和教训总结出来了。第45军134师一连开了八天的政治工作会议，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他们分析其主要原因是：

（一）由于部分干部在困难环境下，生长了悲观情绪和短工思想。因此就不可能有想尽一切办法去做好工作的决心。这是一切工作做不好的基本关键。表现在：

1. 部分干部“苦”与“死”的念头笼罩了一切，总感到在南方会热死，翻山会累死，没粮食会饿死，过河会淹死，“不死也要剥一层皮”。觉得没有出路，401团某连在总结行军检讨时，有两个干部自己说出在病中准备自杀，认为反正是要死，不如自杀来得快。只埋怨客观情况，不从讲卫生和管理教育等方向去检讨其生病的原因，所以就觉得非死不可。

2. 埋怨南方不好，山多、水多、雨多，一切都不如北方，因此就后悔南下，甚至还有营的干部说：“知道南方这样，我早就不来。”还有的说：“早知道这样，上级许我三个大姑娘我也不来。”有的说：“如果死不了，解放长沙后就要求回家，或今天革命胜利，明天我就要回去。”表现出各种后悔南下和急于回北方的思想，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同志对解放全国的任务，没有足够认识，抱着短工思想。

3. 小部分人员思想极端混乱，丧失斗志和阶级立场，过九宫山时有的干部曾说：“如果现在敌人来了，什么我都不要，只要给我留一条命就可以。”或者说：“敌人来了没有办法只有投降！”这简直不像革命同志讲的话。由于这些思想的发展不仅松懈了部队思想，而且使我们的工作受到极大损失，不仅动摇了自己决心，而且对别人的问题也采取不管。上次连营干部训练班中，埋怨、消极怠工就有16名，这是不能做好工作的基本障碍。

（二）严重的军阀主义倾向，直接造成部队大批的非战斗减员。军阀主义倾向在我们部队较长时期存在过，因此发生过严重的逃亡和自杀现象。虽然也开展过反军阀主义斗争，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次南下在下面几个问题上表现得更为严重。

1. 普遍的打人骂人现象。连营干部训练班83人检讨中有39人打骂过人。某团行军总结检讨中，班到连级干部中53人打骂过人。炮兵营某连排长打班长，班长打战士，战士则打牲口。医生打饲养班长，看护班长打卫生员。炮兵3连班长打3人，跑2人。一级打一级，打骂成了风气，打骂代替了教育。

2. 对掉队人员不是安慰照顾，而是推拒讽刺，全师6个人自杀中有5个是因病遭到讽刺打骂没有办法，逼得采取自杀来表示对军阀主义的揭露和军阀主义管教方式所造成的恶果。有的干部对病号是：“吃肉能吃，走路就走不动！”或者说：“管你吃不吃，反正是得走路！”甚至公开骂人家“装病耍死狗！”直到现在还有个别指导员认为“打骂还可以解决问题”，因此造成逃亡。

3. 只要自己舒服，不管下边疾苦和疲劳。有这样一个排长，本排战士到宿营地后借一个竹床已铺开被子睡了，排长硬强迫他让出竹床给自己睡，弄得战士非常不满。有一个连长想吃面，限20分钟让上士买20斤白面，买不到就要枪毙！部队没有粮食吃，干部睡觉不管，吹了开饭号才发觉没有粮食煮饭。这样的官兵关系，起码连情理也说不过去，战士怎能安心工作呢？当然会不满意说怪话，以致离开我们。

4. 乱用纪律，随便捆押人。有一个九二步兵炮连政指过九宫山时，一个战士将第一次东西送下，很高兴回来又扛炮弹，政指让他背后面的炮弹，因没听清将前边炮弹扛走，政指即说他不听命令，将人家捆起来，同级干部把他解下来，政指还不高兴。有一个排长与政指吵了几句嘴就把排长枪下掉禁闭起来。政指在行军中罚战士背米背双枪。捆人事情还很多，这种行为当然只有造成上下级之间、官兵之间的恶劣关系。

5. 军阀主义对解放战士表现是宗派关门主义，对待他们毫无阶级政策观点。不发展党员，不提拔使用，不信任。400团某营全营解放战士中只有17名党员，其中2连解放战士中没有一个党员。炮营3连150多个解放战士中，党员只有1人。立功奖励上抹杀他们的功绩。物质待遇也不平等，好的新的发给子弟兵，坏的旧的发给解放兵。津贴少发。处处监视，行动不得自由，使得解放兵有的说：“在这里还不如国民党师管区。”这样的生活环境，必然使得解放兵离开我们。

6. 军阀主义表现在同级干部中是个人英雄主义，闹不团结，争权位，争功劳，不顾工作影响。有一个连队第一次南下时，由于干部团结没有一个逃亡，在行军总结中指导员立一小功，连长因没有评上功，就不服闹起别扭来，相互埋怨，越搞越没有劲，这次南进就逃亡九名。这就是不团结所造成的结果。由于上述种种的军阀主义行为，就造成了部队严重的疾病、逃亡、自杀、涣散斗志、离心离德的严重恶果。如果军阀主义不反掉，大批的减员和逃亡就不能克服。

（三）由于工作作风不好，消极不负责任，制度松懈，管理不严。

1. 随便离队，放弃领导职责，尤其后梯队更为严重。这次南进某后梯队连排干部有23名，有一个连24名班级干部就有19个掉队。有的营干拉着牲口对本营病员和部队不管。所以有的单位无怪干部和党员威信降低，直接影响了部队情绪。

2. 上级指示、通报不能贯彻，讲过后只能好几天就又完蛋。就以爱兵来说，有过多少指示，批评、斗争，但问题仍然存在。下了指示不准多吃猪肉，但许多连队偏要多吃，有一个连一天半中杀吃三个肥猪。不要喝凉水，干部偏要带头喝。立秋后下令不准洗凉水澡，就有不少人偏还要洗。上卫生课有人说：“太浅了。”但做起来办不到。对上级讲的根本不听，不研究每一件事情的目的、作用，熟视无睹，使得许多工作不能做好。

3. 党政工作停止活动，会议汇报制度几乎全部停顿。第一次南下时一路很活跃，广播不断，大家都很高兴，这次过山过河不解释不动员，闷着头走。有的单位从大治出发，仅开过一次支部会，党内汇报几乎没有了，使得部队死气沉沉。400团3营过九宫山前说明山有多高，如何通过去，作了动员，其他单位战士看到了很羡慕地说：“为什么没有人和我们说？”“只要讲明情形，死了也乐意。”

4. 查铺查哨请假销假，清查人数等各种制度也陷入停顿。从大批逃亡事情来看，有许多是在大小便、大小休息、放哨、买东西时逃跑的。某连早晨出发逃跑四名，出发很远才知道。炮营某连一名解放战士专门一夜睡在外面，试验干部有人来管否。但一夜无一人问过，他就说：“假如我要逃跑，早走出好远的路了。”这些事实可以看出干部的管理和疲劳情绪到什么程度。

5. 部队发生问题及困难，干部听之任之，不管理，抱着“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态度。这次南进虽有困难，但干部不管，使得问题更多、更严重，是主要的。拿犯纪律来说，不上门板，不打扫卫生，强买东西，翻箱倒柜，各种现象，干部难道不知道吗？但谁也不管。有的连队当天宿营没有粮食吃，当晚无人过问，第二天出发了才知道没有粮食，部队议论纷纷，情绪低落，逃亡。病号很多，不想办法，不做动员解释工作。让搞竹筒当水壶，解决战士有开水喝，随之自流，喝凉水不管理，不解决部队困难问题。⁽²⁾

第134师总结出的这些现象，在其他部队也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

找出了问题的根子，解决问题就有的放矢了。休整期间，各部队按照野司、野政的统一部署，相继召开政治工作会议，一方面狠抓连队党支部建设，建立连队以支部为核心的统一领导，另一方面坚决反对军阀主义残余，加强爱兵观点，强调团结，树立典型以推动工作。经过这些艰苦细致的工作，部队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时任38军政治委员的梁必业同志在回忆这段时间的情况时写道：在此期间，“军、师、团三级分别召开政治工作会议，根据上级指示和军党委5月下旬枣阳会议提出的新的情况下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的精神，结合下一步将要走更多的路，爬更多的山，打更艰苦的仗的情况，讲明形势深入进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教育，并对宜沙战役以来部队的思想情况和执行政策纪律的情况进行了总结，号召部队在执行新的任务中，创造更多的模范连队，涌现更多的人民功臣。经过教育，部队的战斗积极性更加高涨起来”。⁽³⁾

对于这段时间内政治思想工作的成效，四野前委在衡宝战役之后给毛主席的综合报告里曾专门反映：“整个战役过程中，我士气普遍饱满，东西两路兼程急进时，每日战斗前进百里左右，均连续半月以上，中路追歼七军前后则持续猛追作战六昼夜，……各部典型事例极多。七月份进军中某些颓丧叫苦情绪业已根绝。其基本原因是歇伏休整中，打到底的思想政治教育，进一步深入连队，收效较好（前次则曾埋怨不知走到哪里打到哪里才是头），致大部战士对战役目标及前途获得明确概念，因而均愿‘把光荣路走到底’。”

在此期间，四野司令部建设也进一步加强。据萧克回忆：“四野的各级司令部在入关前有较好的基础；但入关后，特别是渡江作战以后，敌情、地形、气候都有很大变化，司令部必须适应这种情况才能担负新的任务。为此，我对司令部工作提出了要求：首先，司令部工作要具有较高的思想性。所谓思想性，主要是指预见性。司令部门要根据本军的军事政治任务，对战争发展进程有预谋和预见。如怎样与南方军队作战；怎样在水网、稻田、山区作战；在阴雨连绵或赤日炎炎的气候下怎样运动部队；军队在新地区交通运输条件变化的情况下怎样行动，等等，都是各级司令部门要预先考虑和设法解决的。”

“其次，要有明确的规章制度。司令部要善于运筹帷幄，才能决胜千里。战争瞬息万变，司令部要有明确的规章制度，参谋人员才有章可循，能紧张而有秩序地进行工作。就像一部发动机，各个部件都有自己特定的位置和功能，一经发动，就运行无误。我特别强调司令部门的人员都要各负其责。如侦讯谍报人员的工作中心就是‘知彼’，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要围绕这个中心；作训人员就要‘知己’，要对各部队人员武器数目和战斗力状况、所处位置等，了如指掌。工作有了明确规定，就不会交叉打乱仗。当时，我们叫做职责分明。”

“第三，提高工作质量。军事行动贵在神速，司令部门只有提高工作质量，才能保证高效率。刘伯承说过多次，参谋人员不要多，关键要质量高。他还举上世纪普法战争的例子，说毛奇30万军队，只有6个参谋，照样能打仗。为了提高参谋人员的工作质量，我在红军游击战争时期，以身作则。每到一地不等宿营就去看地形，林彪也常同我一起去，边看边定，哪里宿营，哪里放警戒，哪里作紧急集合场，哪里作出发集合场，等等。我身上带着笔和纸，地形看完了，命令也起草好了，回去后，让书记官一复写，就下发部队。这些技术性的工作，我自己干，动作快，对司令部的工作人员也有好的影响。事过20年，我用这个例子来启发司令部的同志，也说明我们没有忘记红军的优良传统。”

“第四，加强技术工作。古代技术不发达，只能用简明的文书和标记，利用驿站、传骑和递步哨，来达到迅速确实的目的。四野南下，缴获了日军和美蒋的大量武器装备，从这方面讲，可以说是接近现代化了。因此，司令部的工作就要有更高的要求，以适应新的技术装备。”⁽⁴⁾

从7月中旬至8月底，四野主力在进行暑期休整的时候，第15兵团的第48军奉命发起赣西南战役。经过前后34天的战斗，第48军在粤赣湘边纵队等地方武装的配合下，歼灭敌华中军政长官公署赣州指挥所主任方天所部10000余人，解放县城14座，从而为我军进军广东开辟了道路。与此同时，四野其他兵团也各自派出先遣部队向敌占区挺进，从而将战线前推到西自长江三峡起，沿桃源、湘乡、安仁，东至江西的定南一线。华中南各新解放的地区，随着地方化兵团的铺开，各级机构的建立，大批干部的进入乡村，已经打开了局面，并逐步展开了有组织的支前活动。各敌后人民武装乘敌后方空虚、混乱和全国即将解放的大好形势，积极出击，收复了大片地区，并迅速扩大自己的力量，准备迎接大军南下。

这时，四野在华中南战场上面对的敌人仍有40余万人。计桂系白崇禧集团5个兵团（除原有的第3、第10两兵团外，又重新以黄杰收容程潜、陈明仁叛部组成第1兵团，以鲁道源之58军为基础组成第19兵团，后又改为第11兵团，以刘嘉树之第17绥靖区改编为第17兵团）11个军26个师，约20余万人；粤系余汉谋集团6个军，连同所收容之福建、江西两省残敌共约15万人；鄂西宋希濂集团残部约10万人。

长沙和平解放后，白崇禧部退守以衡阳、宝庆（邵阳）为中心的湘南地区，企图依托湘江、永乐江、资水，背靠黔桂滇，构成一条东起粤北之乐昌，与余汉谋集团相衔接，西至湘西之芷江，与宋希濂集团相呼应的半弧形的“湘粤联合防线”，继续阻我前进。当时，白部的具体态势是：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及第3兵团（张淦兵团）、第10兵团（徐启明兵团）、第11兵团（鲁道源兵团）位于衡阳，第46军位于乐昌，第97军位于郴县、汝城，第48军位于耒阳及其东北地区，第7军位于衡阳、泉溪市地区，第58军位于衡山，第103军位于湘乡西南永丰、田心街地区，第71军位于宝庆东北宋家塘、界岭、青树坪一线，第1兵团（黄杰兵团）及第14军位于宝庆及其以北之新化地区，第17兵团（刘嘉树兵团）及第100军位于芷江、安江地区，形成“湘粤联合防线”的中枢。与此同时，余汉谋集团主力集结于粤北之韶关及其南北地区；宋希濂集团主力集结于鄂西之恩施、五峰、巴东地区。

面对我军的强大压力，此时的白崇禧捉襟见肘，日夜不得安宁。据李宗仁回忆：“7月26日我自广州飞经衡阳。在白崇禧指挥部里与白氏晤谈两小时。白崇禧此时方从长沙脱险归来。他认为战局危急万分，程潜和陈明仁既已叛变，中央军嫡系又不听调度。他只有把第7军用在衡阳正面作总预备队，以大卡车百余辆集中待命，何处吃紧，便向何处输送应急。因此那时湘南正面唯一可用的精锐部队——第7军，在卡车上日夜奔波不息。我说：‘这样调度，官兵不是太辛苦了吗？’白感慨地说：‘现在能用的部队实在太少了，有什么办法呢？’”⁽⁵⁾

尽管手中兵力有限，白崇禧却仍做困兽犹斗之举。8月14日至17日，奉命追击陈明仁叛部的我49军146师在湖南永丰青树坪地区，遭到桂系第7军的顽强阻击，我军由于轻敌麻痹，激战终日，被迫退出战斗，蒙受了不应有的损失。对于整个中南战场来说，这是一场无碍大局的战斗，却被白崇禧和他的部下吹嘘成“青树坪大捷”，大肆夸耀桂系军队的战斗能力，宣传共产党的军队打不过他的广西“王牌”部队。一时间，白崇禧又有些忘乎所以起来。8月中旬，在他的力主下，参谋总长顾祝同带着几个国防部高级人员，飞到湖北恩施与宋希濂等人举行了一次军事会议。会上，国防部第三厅厅长许朗轩宣布了国防部的反攻计划：命华中白崇禧所部向湘潭、长沙一带反攻，命退集到福建及沿海一带岛屿的汤恩伯部反攻福州等地，命胡宗南部自秦岭向陇海路西段进攻，命宋希濂所指挥的部队，应以主力渡过澧水，向常德、澧县等地攻击，以一部向宜昌附近攻击。最后顾祝同发言说：“这次反攻对政治和军队士气有重大影响，希望各位切实执行国防部的计划。”

在会议上，对宜沙战役仍心有余悸的宋希濂一言未发，心中却骂道：真是活见鬼！哪里有这种反攻的力量？但国防部既然有令，他又无法公然违抗。所以，等顾祝同一走，他立即召集部下开会，一致认为部队在宜沙之战中被解放军击破，退到鄂西一带山地，尚立足未稳，加以有些队伍残破不堪，收容整顿也需要一个时期，而补给又是这样困难，实不具备进行反攻的条件。经反复讨论，宋希濂决定：令第14兵团司令钟彬所属的第15军向慈利作试探性的攻击，第122军派若干小部队渡过澧水，从事袭击扰乱；令第20兵团司令陈克非，从巴东、野三关地区向当面的解放军作试探性的攻击；其余各部队积极整顿补充，并构筑工事。⁽⁶⁾

国民党军的反攻计划及行动，打破了近一个月来华中战场的沉寂。对此，林彪并不感到意外，反而有些兴奋，因为抓住这个时机，就地消灭敌人，远比出现我军追至广西、云南那样的情况要好。换句话说，对毛泽东7月份作出的关于和白崇禧作战不外湘南、广西、云南三地的战略判断及分三步走的作战预案，林彪当然最倾向第一种方案。

8月19日，林邓萧赵致电第49军、第12兵团、第13兵团领导人，作出在湘江西岸准备与敌人作战的部署：

（一）顷获密息，敌向湘江西岸我军反击，宋希濂以三个军向常德前进，白崇禧部则向湘乡、湘潭前进。（二）我军决诱敌深入，以便尔后包围歼灭之。（三）我49军直属队，即强行军向湘潭、长沙之间前进，渡湘江并在沿江一带搜集全部船只，供给陈明仁及我军渡江之用。（四）145师、146师，即进至湘乡，尔后即以顽强之运动防御抗击追敌，掩护陈明仁部向湘江以东转移，待完成掩护任务后，该两师亦应渡湘江以东。（五）为钳制敌人，使敌不敢冒险向湘乡以北压迫，决以我147师采取勇敢灵活之游击战，应向宝庆、永丰之线前进，拖住敌人后尾，使敌不敢冒险向湘乡以北前进，待完成掩护我49军主力及陈明仁各部渡过湘江以东后，则147师即可向宝庆、新化以西广大地区自由活动。⁽⁷⁾

同日，林彪、邓子恢在得到宋希濂以其第2军、第15军、第79军三个军的兵力正向石门、慈利、临澧、常德、桃源之线前进中的情报后，立即电令第13兵团各军、师：“我因在常德方向兵力单薄，决采取诱敌深入方针。”“为便于尔后攻广西，我38军全部（除病员外）附149师，准备担任攻广西之战略迂回部队，向桂林及其以西地区迂回。”“38军应准备待宋希濂部进占石门、慈利时，开始向辰州（沅陵）方向移动。”“我13兵直属队，应立即出发以强行军向公安前进，跳出敌之进攻地区。”“151师应暂在石门、慈利一带集中，阻击敌之前进，掩护兵团直属队转移。”“114师应该至上五、通市（慈利县东南约40里）策应151师，尔后转移。”“38军的汽车、大车及病员应迅速开至公安。”“13兵团直属队三分部所有现洋，全部交38军使用。”⁽⁸⁾

8月21日12时，林、邓、萧、赵再电各兵团、46军、49军、18军：“（一）为诱敌白崇禧部深入湘中地区，以便造成歼灭该敌的机会，目前处置如下：（1）46军之136、137师及18军之45师，暂勿向衡阳、耒阳之线前进。（2）我145、146两师应以湘乡以南地区节节抗击敌人，尔后并准备向常德方向节节阻击敌人。（3）盼萧（劲光）帮助陈明仁迅速将湘乡、湘潭以北之陈部渡至湘江东岸休整。（4）我49军之大车、汽车及笨重物资应渡过湘江以东，其军直属队仍可留湘江西岸指挥作战。（5）18军之主力仍应继续向安仁前进。（二）我38、39、47共三个军正准备在澧水以北歼灭宋希濂部。”⁽⁹⁾(www.daowen.com)

从以上部署可以看出，四野首长是准备再次双拳出击，同时对白崇禧和宋希濂两部予以坚决打击。某种意义上，这一作战意图可以说是宜沙、湘赣战役的延续。在作出上述部署之后，8月21日17时，林彪、邓子恢向军委报告：“19号下午我们获得顾祝同15日电令，敌决集中华中战场主力，在湘江西岸与我决战。顾祝同16日曾到恩施指挥，其部署：以孙元良率127军、41军、47军伸入向兴山、宜昌方面进攻，以15军、79军、第2军迅速向常德前进，而以118军、124军策应之。另以122军及五个暂编师在大庸一带，由周盘指挥协同作战。白崇禧、鲁道源部之具体部署则尚未获息，但已于18日将我永丰攻占，估计该敌必直接向湘乡以北攻击。”

林、邓在报告了敌我主力部队的各自具体位置之后，向军委提出了关于诱歼白崇禧主力于湘中地区的作战设想：“依据敌人的企图和敌我目前态势，我军处置如下：（1）已通知陈明仁部迅速渡过湘江以东休整。（2）以我49军在湘乡之两个师节节抗击敌人，掩护陈明仁部渡过湘江东岸，并诱敌深入湘中，以便尔后歼灭该敌。（3）准备待白崇禧进至湘中以后，我在茶陵、攸县、安仁部队即突然西进，截断湘桂路，断敌后路。（4）准备以我38、39、47共三个军的兵力，歼灭宋希濂军（甚不充实，战力甚低）。”⁽¹⁰⁾

毛泽东尽管早已认定白崇禧“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作战”，对他这次是否真的会集中主力与我决战，基本上持谨慎态度，但是，既然前方敌情出现了变化，那倒不妨一战。8月22日，他以军委名义电复林邓：“同意你们21日17时电之部署，如能诱歼白匪主力于湘中地区，那是很好的事。”

得到批准，四野首长更坚定了歼敌决心。8月24日，林、邓、萧、赵电示第4兵团陈赓、郭天民、刘志坚：“匪国防部决定集中其华中战场主力在湘江西岸与我决战，以宋希濂所属各军向常德前进，以白崇禧所属各军向湘江西岸前进，敌已占永丰、新化。”“我军目前对白匪决采取诱敌北进方针，然后自衡阳插至湘桂路断其退路而歼灭之。”电报指示：“盼你们向郴州方向出动，时间由你们自定之，目前气候似已转凉，利用早晚行军当不致有大量减员。”⁽¹¹⁾

然而，在随后几天里，敌情却又出现了变化。我军情报人员获悉：敌第7军、46军正由衡阳以西转向衡阳以东集结，其企图不明。四野首长经过分析认为：不管敌人如何调动，我军诱敌深入的方针不变。8月28日19时，林、邓、萧、赵同时发出两道电令，一道给第40、第46、第49军和第12兵团领导人，通报敌第7军和第46军的最新动向，指出：“该敌惯采袭击办法，因此我在衡阳以东部队须注意侦察警戒，如敌进攻则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另一道则给担负诱歼宋希濂部任务的第13兵团领导人和第38、第39、第47军，告诉他们：“你们目前不要打急了，应当一面放敌深入，一面充分准备自己的作战（须有足够的体力休息与战斗动员）。”电令强调：“在作战部署上必须掌握两条原则，一个是一部或全力向敌退路上攻击，一个是对于主攻方向必须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火力（采取分进合击的办法和相当的纵深配备，以形成攻击重点）。”⁽¹²⁾

8月29日，四野司令部得到了进一步的情报，证实白崇禧将第7军、46军两个军，突由衡阳以西秘密调至衡阳以东地区的用意是配合原在衡阳以东之48军，企图“诱我进入衡州（即衡阳）、耒阳之间夹击我军”。据此，林彪、邓子恢于8月30日向军委报告上述敌情，表示：“我已令前方部队防备，由此可见敌已改变在湘西寻我作战的计划。”同时，林、邓告诉军委：“宋希濂已令所部出发向石门、澧县、常德进攻，但该敌仍有中途改变计划的可能，但无论该敌是否前进，我军均拟攻歼该敌。”⁽¹³⁾

9月1日，毛泽东复电林、邓，认为：“你们歼灭宋希濂的计划是很好的。”同时指出：“程子华兵团主力在澧州、常德以西地区歼灭宋希濂以后，请考虑该部取道沅陵向芷江前进，歼灭该地区之黄杰部，然后沿湘黔桂三省交界向柳州前进，迫使白崇禧退入广西，而不使他退入贵州，以利我军在广西境内歼灭他。因贵州太穷，运输不便，广西较贵州为富，又可取得广东接济，又有我们的游击区及游击队以为协助，较利于我军作战。”

在电报中，毛泽东告诉林、邓：“叶剑英、方方、陈赓、邓华等九月上旬可在赣州会合，中旬可会商完毕，下旬即可开始向广东进军。若萧劲光、程子华各部亦能于九月下旬或十月上旬进至芷江、宝庆、衡州之线，则可与我入粤部队互相配合。我们希望能于十一月占领广州及粤汉全路，十二月或明年一月全路通车，则对全国财政经济有很大利益。”⁽¹⁴⁾

毛泽东的指示再次显示了军委要四野执行大迂回大包围作战的意图，他希望中南我军分三路南下，互相配合，尽早占领广州和粤汉铁路，更是出于战略上和全局上的考虑。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四野首长于9月8日批准第13兵团关于各军由现地统于9月13日出发的行动计划。9月9日15时，林彪、邓子恢又下达指示，命令第40、第41、第45、第46、第49五个军，统归第12兵团首长指挥，担任进占宝庆，准备截击湘桂路，歼灭宝庆以东、湘乡以南地区之敌71军及其他各零散敌人等任务，林、邓要求：“我40、41、45军皆应于9月15日自现地出发，向湘乡、永丰之线前进，到后依情况再定具体作战行动。”

就在作出以上部署之际，9月9日当天，林、邓收到毛泽东以军委名义发出的《歼灭白崇禧部的部署》这份重要指示。毛泽东对第四野战军等部三路进军中南，求歼白崇禧集团提出了更加明确的构想：“关于进攻部署：（一）陈赓邓华两兵团第一步进占韶关、翁源地区，第二步直取广州，第三步邓兵团留粤，陈兵团入桂，包抄白崇禧后路。陈兵团不派任何部队入湖南境，即不派部去郴州、宜章等处。（二）程子华兵团除留一个军于常德地区，另一个军已到安化地区外，主力两个军取道沅陵、芷江直下柳州。（三）另以三个军经湘潭、湘乡攻歼宝庆之黄杰匪部，与程子华出芷江的两个军摆在相隔不远的一线上。对衡阳地区之白崇禧部，只派队监视，而不作任何攻歼他的部署和动作。（四）这样一来，白崇禧部非迅速向桂林撤退不可，而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判断白部在湖南境内决不会和我们作战，而在广西境内则将被迫和我们作战。因此，陈赓兵团不要派部出郴、宜。现在茶陵、攸县之我军，亦不要作攻歼衡阳白匪之部署，而应两路齐出芷江、宝庆，位于白匪西侧。然后，以芷江之两个军，先期突然出柳州，在柳州地区占立根据地。估计白匪三个军（第七军、第四十六军、第四十八军）及鲁道源之五十八军在我主力威胁面前，不敢过早分散其主力。李品仙防御柳州一带之兵力必不甚多。我军（两个军）可能在柳州以西以北区域即融县、罗城、天河、宜山、思恩、宜北区域建立根据地，并切断柳州通贵州的铁道线。陈赓兵团则于占领广州后，即经梧州向宾阳、南宁地区前进，位于广西南部。我在宝庆之三个军（主力）则于白匪向桂林撤退时，尾敌南进。（五）以上三路我军（共八个军），在进入广西后，第一步不是急于寻找白匪主力作战，而是立稳脚跟，查明情况，联系群众和结合我在广西境内的游击队（桂南、桂北均有）。第二步，再各个歼灭白匪主力。白崇禧是中国境内第一个狡猾阴险的军阀，我们认为非用上述方法，不能消灭他。（六）白崇禧的最后一条退路是云南。他以回云南的口号拉住了鲁道源，故在白、鲁退入广西后，可能即令鲁道源军或再配以一部桂军入云南。如果是这样，那时我们应考虑从陈赓兵团先抽一部（例如一个军）出云南，配合我在云南的游击队在云南先建立根据地。”⁽¹⁵⁾

毛泽东以战略家的眼光，为四野消灭白崇禧集团设计了更现实、更稳妥的方案。中南我军分三路南下，不仅在战略上完全掌握主动权，而且在战术上将始终不给白崇禧以任何可乘之机，从而彻底消灭这个“中国境内第一个狡猾阴险的军阀”。

9月10日9时，林彪、邓子恢致电中央军委，明确表示：“九月九日电示攻击布置，我们完全同意。已令程子华率两个半军（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及四十七军两个师）十三日出发，向芷江、范阳前进，歼灭黄杰，尔后入柳州。已令萧劲光率三个完整军（四十、四十一、四十五军）及四十六、四十九两个军之各一部进占宝庆，拟于十五日出发。陈赓、邓华两部行动亦完全同意军委指示，当即去电令其直向韶关、翁源前进，不要派兵入惠州，亦不该派兵到郴、宜。”⁽¹⁶⁾

9月11日，四野领导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对三路大军的前进部署作了进一步的调整和规定，最终形成的部署是：以第4兵团之第13、第14、第15军和第15兵团之第43、第44军共17个师及两广纵队组成东路军，由第4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指挥，进军广东；以第13兵团之第38、第39军8个师组成西路军，由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指挥，向芷江、黔阳前进，占领靖县、通道，截断白崇禧撤往贵州的道路，尔后准备突然出柳州；以第12兵团之第40、第41、第45军和准备留置湖南的第46、第49军组成中路军，担任进占宝庆和截断湘桂路，歼灭白崇禧第71军等部的任务；二野第18军在白崇禧部撤退时进占衡阳，尔后继续西进归还建制；第47军集结于湘西永顺、大庸以南地区，协同湖北地方部队监视宋希濂部，保证我军侧翼安全，并掩护第二野战军入川前的集结。三路大军的出动时间：东路军9月30日起开始行动；西路军9月13日出动；中路军应于9月下旬出动。

这时，第二野战军第3、第5兵团正向湖南开进，将取道华中驰赴西南战场。9月10日，二野首长刘伯承、邓小平致电林彪、邓子恢和军委，询问以下几个问题：（1）9月下旬和10月上旬湘南、湘西敌我态势，可能发生何种变化；（2）我们在开进中，特别在长沙、邵阳地区与四野各军，是否会发生拥挤和交叉运动的情形；（3）如果白崇禧向贵阳撤退，四野部署如何；（4）你们对二野在作战配合上，有何要求。在电报中，刘邓建议：“二野在通过华中地区时的作战事宜，统归四野首长，以求一致。此点请军委决定。”⁽¹⁷⁾

9月11日，林、邓给刘、邓、军委回电，就上述问题一一作答：“1. 我四野本月底拟以三十八、三十九两军攻占黔阳、芷江，该两军尔后即向柳州地区前进，以四十、四十一、四十五三个军同时攻占宝庆。我四十七军留在常德及其以西一带。2.白崇禧主力现在衡阳、耒阳一带，目前尚无退贵阳的征候，如月底白崇禧由衡州经宝庆退贵阳，则届时退路已被我截断。3.对二野除要求陈赓兵团配合两广作战外，目前尚不感觉其他配合的需要。4.二野在长沙不致与四野拥挤，但在宝庆地区可能发生拥挤，但如届时白崇禧已退广西，则我军必向南推进，这样亦不致发生拥挤。如那时在宝庆地区发生拥挤，则依当时情况再定避免拥挤的方法。5.二野通过华中地区大约不致发生联合作战的情况，故无须统一指挥，我们各地皆已组织了支援二野西进的委员会，一切供应工作皆已布置。”⁽¹⁸⁾

毛泽东却认为二野首长提出的上述问题，特别是防范白崇禧部逃入贵州的问题值得重视。经过考虑，他于9月12日以军委名义复电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并告林彪、邓子恢、谭政：“同意二野在华中地区通过时的作战事宜统由四野首长指挥。”毛泽东着重指出：“如果白崇禧占领贵州省城，无论二野、四野均暂时不要去打他。”“二野之陈赓兵团在配合四野五个军完成广西作战以后，即进占云南，完成对贵阳之包围。然后，四野以一部由广西向北，二野以适当力量分由云南、黔北向东向南包围贵阳之敌而歼灭之。”毛泽东再次强调：“总之，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¹⁹⁾这份指示，标志着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关于歼灭白崇禧集团的战略规划已完全成熟。

就在我军积极部署南下进军之际，白崇禧也于9月10日在衡阳以武定字第2862号令颁布作战计划，确定了在衡阳、郴州地区集结有力兵团，诱歼衡阳以东之解放军，以达成持久作战之目的。根据这一作战目的，白崇禧准备以第17兵团防守湘黔边境地区，以第103、第100军西调安江、泸溪归建，确保左翼安全；以第1兵团之第14、第71、第97军及第11兵团之第125军担任邵阳、衡阳公路及其以北地区的防御，迟滞解放军南进；集中第3、第10、第11兵团的5个军于衡阳至郴州地区，即以第7军位于衡阳，第48军位于耒阳，第58军位于衡阳以东之洣水西岸，第46军位于永兴，56军位于郴州，准备歼击由攸县、茶陵地区西进的解放军第46、第18军；以第126军位于东安地区，任战役预备队。

为实施上述作战计划，白崇禧要求：凡参加衡阳、郴州地区作战的部队应于9月中旬前集结完毕；在衡阳、郴州间铁路和公路上控制大量列车、汽车，以利南北灵活转运兵力，迅速造成局部优势；衡阳机场应集中大量飞机，配合地面作战，摧毁解放军之优势炮兵，以弥补炮兵力量之不足；在粤汉路两侧地区空室清野，断绝解放军之补给，以利作战；在决战期间，担任守势方面的部队，应坚守阵地，以求主力会战胜利；编组突击队和“游击队”，深入解放军后方山区袭击解放军，策应主力作战。白崇禧对这个作战计划寄予厚望，认为只要在衡、郴以东反击成功，即可停止解放军的进攻，达到“持久作战”的目的，并可“挽回颓势、振奋人心，转移国际视听”，进而得到美国的援助。⁽²⁰⁾

在解放军大军压境、形势明显不利的情况下，白崇禧之所以敢作这样的冒险，是和蒋介石对桂系内部采取的分化离间之策略密切相关的。1949年初，白崇禧在李宗仁当上“代总统”后，为作和、战两手准备，曾托蒋系人物袁守谦带信给在溪口的蒋介石要求一见，岂料，蒋介石非但不给面子，而且还转话给白：“现在系李当政，彼为其之切近左右，更应拥护中央，遵守法令，作为倡导，以巩固中央组织，建立总统威信为要，否则上行下效，何以为人长上。”蒋介石的傲慢态度，曾使白崇禧极为恼怒。

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蒋介石对李宗仁、白崇禧的态度也起了重要变化，决定对他们采取一打一拉、各个击破之术。蒋深知，在与共产党为敌这一点上，白较李意志要坚决得多，而要对李宗仁的行动加以掣肘，惟一有效的办法，也只有拉住白崇禧，让白对李施加影响。因此，在国共北平谈判破裂后，蒋就一反拒不见面的冷淡态度，主动拨给白崇禧华中部队黄金3万两，充作抗共经费。并派人前往武汉、广州游说白崇禧，让他说服李宗仁来广州。以后，李宗仁果然在白力劝下莅穗坐镇，蒋更加紧了对白的笼络。7月间，蒋介石从台湾第一次到广州，目的是控制粤局，为复出作准备，故对粤籍将领余汉谋、薛岳等声色俱厉，但在接见从湖南前线赶来的白崇禧时却换了一副面孔。两人在密室中深谈了一番。事后，白对其手下亲近人士说：“蒋先生对我很好，很客气，他说过去北伐胜利，是我和他合作的结果。现在局势虽然困难，但我们还拥有陕、鄂、湘、川、赣、闽、粤、桂几省，胡宗南、宋希濂两部主力仍然完整。如果我们两人再度合作，国事仍大有可为。”又说：“蒋先生希望我出任国防部长，指挥全国军事，以广西部队配合胡宗南、宋希濂两部作战，可以坚守四川，以待美援。”8月，蒋介石第二次到广州，再次约白晤面，明白向白表示，如政府迁渝，他将属意以白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把胡宗南、宋希濂的部队交白指挥。并说准备以胡宗南部防卫陕南、川北，凭险固守，宋希濂部防卫鄂西、川东，屏藩重庆。桂系部队则撤向桂西北，扼守黔东、湘西，以四川为根据地，以云南、贵州为大后方，保持国际通路，争取美国援助。蒋还对白说：“德邻是不行的，不能让他再搞下去，过去我们两人合作，完成了北伐事业，现在我们再度合作，定可完成戡乱救国的任务。”⁽²¹⁾白崇禧对此颇为感动。上述与解放军作战的计划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

白崇禧的冒险行动注定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多年之后，李宗仁评价：“白崇禧是内战局势逆转以后，态度最坚决，信心最坚强的将领。南京失守后，他坚信华中可守。到华中战局为蒋搞垮，他自信必要时退回两广，人熟地熟，仍然可守。健生（白崇禧）是一员战将，他处处以军事观点和局部形势为着眼点。殊不知如今时移势异，纯军事观点和局部安排都不能单独存在。此次得蒋先生一番慰勉，他即顿释前嫌，便是他感情用事和深信还有大西南和两广可守的信心所促成。”⁽²²⁾

1949年9月11日，白崇禧部队陆续开始调动，但其主力尚未来得及行动，我军便拉开了衡宝战役的序幕。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五军史料汇编》第3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五军司令部政治部1950年8月1日编印。

(2)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五军史料汇编》第3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五军司令部政治部1950年8月1日编印。

(3)　梁必业：《我在人民军队》，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3～224页。

(4)　《萧克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403～405页。

(5)　《李宗仁回忆录》下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30页。

(6)　《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中国文史出版1986年版，第310～311页。

(7)　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关于在湘江西岸与敌作战部署给钟伟、徐斌洲、熊伯涛、萧劲光、王首道、唐天际、解方、程子华、彭明治的指示，1949年8月19日。

(8)　林彪、邓子恢关于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给十三兵团各军、师的指示，1949年8月19日。

(9)　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关于诱歼白匪于湘中地区的行动部署给各兵团、46军、49军、18军的指示，1949年8月21日。

(10)　林彪、邓子恢关于诱歼白匪于湘中地区的部署向军委的报告，1949年8月21日。

(11)　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关于4兵团应向郴州方向前进给陈赓、郭天民、刘志坚的指示，1949年8月24日。

(12)　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关于作战部署上必须掌握的两条原则给程子华、彭明治、刘道生、38军、39军、47军的指示，1949年8月28日。

(13)　林彪、邓子恢关于仍拟攻宋希濂部向军委的报告，1949年8月30日。

(14)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63页。

(15)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67～668页。

(16)　林彪、邓子恢关于进攻宝庆、进军粤桂的部署向军委的报告，1949年9月10日。

(17)　刘伯承、邓小平关于西进问题致林彪、邓子恢、军委电，1949年9月10日。

(18)　林彪、邓子恢关于二野、四野部队不必统一指挥作战致刘伯承、邓小平、军委电，1949年9月11日。

(19)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70页。

(20)　引自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72～373页。

(21)　参见申晓云：《李宗仁与桂系》，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70～372页。

(22)　《李宗仁回忆录》下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