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阐述华中局工作方针——毛泽东制定大迂回大包围作战方针——宜沙、湘赣战役中我军暴露出的问题与教训——林彪、邓子恢报告部队疾病情形——暑期休整开始了——兵强马壮运动——部队再次轻装——针对南方作战特点的技战术训练——40天休整的非凡意义

1949年7月1日，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纪念日。刚刚进驻汉口不久的华中局和四野机关为此举行隆重的“七一”纪念会。会上，林彪以华中局第一书记、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司令员的身份发表讲话。这是他在整个解放中南过程中为数不多的长篇讲话之一。在讲话中，林彪详细地阐述了华中局今后工作方针问题。

眼下，华中局和四野的当务之急，仍然是歼灭华中南地区的国民党军残余势力。而且，通过渡江作战以来的几次实战越来越证明，要完成上述任务，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因此，当宜沙、湘赣战役尚未结束之际，毛泽东就在构思四野的下一步作战方针及进军部署了。7月16日，他致电林彪、邓子恢、萧克，并告刘伯承、张际春、李达，针对两天前林邓萧关于部队作战行动的请示，答复如下：“广东只有残破不全之敌军四万余人，而我则有超过四万人之游击部队，只需要两个军加上曾生两个小师即够解决广东问题，至多派三个军加曾生部即完全够用，不需要派出更多兵力。”

电报中指出：“判断白崇禧准备和我作战之地点不外湘南广西云南三地，而以广西的可能性为最大。但你们第一步应准备在湘南即衡州以南和他作战，第二步准备在广西作战，第三步在云南作战。白部退至湘南以后便只有十万人左右了。宋希濂程潜两部是退湘西、鄂西，不会往湘南。”“和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茶陵、在衡州以南什么地方，在全州、桂林等地或在他处，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因为白匪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作战。因此你们应准备把白匪的十万人引至广西桂林、南宁、柳州等处而歼灭之，甚至还要准备追至昆明歼灭之。”“歼灭白匪应规定我军的确实兵力，我们提议为八个军，以陈赓部三个军，四野五个军组成之。此八个军须以深入广西、云南全歼白匪为目的，不和其他兵力相混。”“你们经营之范围确定为豫、鄂、湘、赣、粤、桂六省，但你们的五十军须准备去云南，如白匪主力退云南，则还须考虑加派一部入滇助战。”“曾生部应即速出动，走江西入广东。”“以上是否适宜，请你们考虑提出意见。”⁽¹⁾

没等四野领导人回电答复，毛泽东于17日又给林、邓、萧和二野、三野领导人发出一电，补充数点意见：“基于白匪本钱小，极机灵，非至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决战之判断；基于四野之总任务在于经营华中及华南六个省，二野之任务在于经营西南四个省，以及进军之粮食、道路等项情况，我们认为你们各部应作如下之处置。”“陈赓四个军即在安福地区停止待命，不再西进，待十五兵团到达袁州后，由十五兵团之一个军为先头军向赣州开进。这个军即确定其任务为占领赣州及经营赣南十余县。陈赓三个军、十五兵团两个军统由陈赓率领，经赣州、南雄、始兴南进，准备以三个月时间占领广州，然后十五兵团两个军协同华南分局所部武装力量及曾生纵队负责经营广东全省。陈赓率四兵团三个军担任深入广西寻歼桂系之南路军，由广州经肇庆向广西南部前进，协同由郴州、永州入桂之北路军，寻歼桂系于广西境内。然后，陈赓率自己的三个军入云南。”“四野主力除留置河南的一个军，留置湖北的重炮部队，留置赣北的一个军，留置湘西、湘北、湘中的三个军以外，以五个军组成深入广西寻歼白匪的北路军，利用湘桂铁路南进，协同陈赓歼灭桂系于广西境内。”

在电报中，毛泽东特别指出：“上述这种部署是不为白匪的临时伪装布阵（例如过去在赣北，现在在茶陵，将来在郴州、全州等处）所欺骗，采取完全主动的部署，使白匪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不管他愿意同我们打也好，不愿意同我们打也好，近撤也好，远撤也好。总之，他是处于被动，我则完全处于主动，最后迫使他不得不和我们在广西境内作战。”

电报中还说：“估计桂系是不肯轻易放弃广西逃入云南的，因为云南卢汉拒其入境，云南还有我们的强大游击部队，至少桂系要留下一部在广西，而以另一部逃入云南，那时我则以陈赓三个军配以你们的曾泽生军，就可以在云南境内歼灭之。到十一月间，我二野主力六个军已入黔川，他想逃入黔川也不可能。”⁽²⁾

毛泽东的上述两份电报，详细并且具体，大胆而又果断。他的中心思想就是：改变以往近距离迂回包围的战法，代之以大刀阔斧的远后方、远距离的战略大迂回、大包围，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追歼白崇禧集团。毛泽东这一高瞻远瞩的战略方针，是他的歼灭战思想在战略进攻阶段的重要发展，极大地启发和鼓舞了四野领导人。

7月17日当天，林、邓、萧、赵制定了新的进军部署，并立即报告军委。7月19日，他们再次向中央军委表示：“同意17日电示，当遵照该指示指导尔后行动。”二野领导人刘伯承、张际春、李达也于18日致电军委：经讨论后完全同意中央军委17日电部署。这样，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最终确立。

四野司令部7月17日制定的南进具体部署是：以38、39、40、41、45共五个军入广西；以46、47、49三个军留湖南，以一个军置于常德、沅陵、五峰一带对付宋希濂，以一个军在宝庆（今邵阳）、永州、祁阳维持湘桂交通与肃清土匪，并担任湘桂路两侧及粤汉路以西的群众工作，以一个军在岳州（今岳阳）到龙关维持粤汉交通和担任铁路以东地区的剿匪与群众工作；江西方面：吉安、赣州以一个军维持交通肃清土匪，另外有15兵团三个军的独立师分散在九江、南昌（一个师）、袁州（一个师）、抚州（一个师），江西地区共留兵六个师；湖北之两个独立师与当阳两个独立团除以一部警戒宜昌、沙市等城市外，以主力位置于宜昌、巴东以北地区，使巴东之敌不能乘虚向东窜扰；河南方面，以42军留河南，但该军抽一个师担任襄阳、樊城一带肃清土匪；拟将萧劲光和12兵团直属队留湖南，担任指挥留下的二三个军和争取改造程潜、陈明仁部。入广西部队由13、14两兵团担任指挥；曾生、曾泽生两部于月底月初由河南出发，曾生经江西入粤，曾泽生经湖南准备进云南；陈赓、邓华两部目前即按旅次行军方法向广东出动，但该两部统经赣州、南雄、始兴则太拥挤，故陈赓以两个军经遂川、桂东准备出仁化、乐昌，到桂东后如见攸县、茶陵敌不退，该两军直向郴州、永兴前进，准备由南向北切断敌人退路，如到桂东后攸县、茶陵敌已在退，即经汝城向仁化、乐昌前进，其另一个军经崇义、上犹向始兴前进，邓华之两个军则经赣州、南康、南雄向翁源前进，陈赓之另一个军归12兵团指挥参加湖南作战，然后准备入贵州。⁽³⁾7月21日，毛泽东回电林邓萧赵等，同意他们整个部署方针。

这时，宜沙、湘赣战役相继结束，敌宋希濂集团逃往鄂西之建始、巴东、来凤、鹤峰地区，白崇禧主力张淦兵团逃往茶陵、攸县西南之山区。敌军在逃跑中，沿途破坏道路、桥梁，企图阻止我军不能迅速前进。与此同时，由于四野自渡江以来，一直在不停地连续行军作战，部队体力消耗过大，加上炎热的气候而引起的各种疾病流行，极大地削弱了战斗力。对这些情况，四野前委、华中军区在1949年9月17日曾专门写了一个报告，呈报毛泽东，反映了他们所遇到的主要困难。

该报告说：“此次进军江南正值雨季与酷热季节和粮食青黄不接的时期。雨具蚊帐俱未发。药品无足够准备，中下级干部对于防暑防病均缺乏经验，部队到达江南后即大批生病（疟疾、痢疾、肠胃病、腹泻、中暑等）。七月份野战军发病数达五万二千八百人（八月份尚未统计出来），由于药品不足未能进行事前预防，发病后又不能得到医药的充分治疗，加以营养不良，体力大减，故发病率很高，有达总人数百分之五十者，平均亦在百分之二十五以上，许多都是愈后复发，发病数与治愈数在八月中旬以前只能抵销，中旬以后已见好转，这样使部队行军力大为减弱，过去走九十里可以打仗，现在走六十里，五十里就有不少掉队发病，战斗力显然已受影响，尤其疾病给部队拖累及精神威胁甚大，北方指战员对于南方天热、多雨、多水、多山、不懂话、缺少面食、蚊子咬人，很不习惯，一个时期内充满着不满，讽刺南方的顺口溜，打油诗，怪话颇多，加上病的威胁，使部队情绪一时波动甚大。”

报告又说：“在上述情形下，逃亡剧增。七月份全军减员二万三千人，其中战斗死亡仅一千二，掉队失联络约九千（以后有部分回队），逃亡亦占九千，八月份全军减员一万四千，内逃亡达九千四百人，以上两个月共减员三万七千，为一项重大的损失。七月份是行军作战的一个月，也是困难最多的一个月，八月份起主力虽已休整，但因疾病大发，困难未获解决，故逃亡仍甚大，由于困难与疾病的拖累干部中发生了疲惫情绪和急躁情绪，政治工作与管理教育工作都不若从前那么积极负责。”

报告还提到：“与困难尾随而来的是群众纪律、军民关系破坏，除在困难情形下放松约束、放松教育原因而外，部队一到新区便面临着吃粮问题，后方不能接济，完全靠临时筹借，队伍太多，粮食有限，又值青黄不接时期，结果发生与民争粮。”⁽⁴⁾

除此之外，部队在组织装备、战术技术、后勤保障等方面也存在着严重问题。在武器装备方面，宜沙、湘赣战役开始前虽进行了初步精简，但由于时间仓促，进行得不够彻底，仍较笨重，炮多、车多、马多，不适合于山地、河川作战，大大限制了部队的机动能力，使追击部队丧失有利战机。在战术技术方面，部队初次与白崇禧集团交战，对其力避决战，惯于轻装奔袭，擅长山地战，行动诡诈，动作迅速，在战术上善于寻求解放军弱点攻击等作战特点还没有一套对付办法，也不善于根据山地及稻田水网等自然条件组织行军、宿营和作战，因而往往错过有利战机，个别部队甚至遭到袭击、伏击，蒙受损失。在后勤保障方面，不能对部队的各种需要给以及时有力的保证。宜沙、湘赣战役结束后，各军在上送兵团和野司的战斗总结里，均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上述问题。其中，第47军军长曹里怀、政治委员周赤萍、副军长晏福生、参谋长黄炜华关于宜昌作战经验的报告颇有代表性。这份报告共列举了9个方面的问题：

一、“山地道路与地图区别很大，由奔袭出发地到奔袭目标，不能超过平原距离（一百至一百二十里），如过远部队体力赶不上，我们由南潭出发到作战地区四百里，由宜昌渡江，追到三斗坪，共约六百里，部队均在昼夜不停，以急行军、强行军运动，因天热下雨，山区粮食困难，大部在二十四小时只吃一顿饭，部队身体削弱很大，掉队落伍严重（全军掉队约三千，现已大部归队，尚有二百余人因害病，尚未回来）。故今后决定奔袭的路程，在不暴露秘密情况下，应缩短距离，减少疲劳，又能完成任务。”

二、“山地行军组织必须彻底轻装，骡马须在全师后尾。不然，因骡马上下山走不动，而影响步兵运动，增加部队疲劳，到达作战山地，重机枪、迫击炮须以人抬，否则火器不能及时使用。这次行军，采取此种方式，迫击炮都参加了战斗，而山炮只有在准备攻坚的要求下，才能参战。”

三、“山地行军作战，两个师一条路运动太困难，行军长径一百五十里，展开亦不能及时。须尽量找平行道路，如没有平行道路，最好缩短奔袭距离。”

四、“部队战斗情绪高，动作英勇，敢于大胆穿插，对上级命令执行还好，连续作战没饭吃、没水喝，很少讲怪话的。南津关及三斗坪地形极险要，部队由人梯及绑腿吊上去，在山上二十四小时没有吃饭。”

五、“干部侦察地形不够（如镇镜山战斗），追击不注意爬山及找平行路侧方追击（如160师追击远安逃敌，乘隙先爬）。与敌对峙时，不注意观察，夜间不注意派出部队抓住和袭扰敌人，致使敌人逃跑，不能及时发觉。不注意侦察和警戒（如观音寺战斗），未能及时发现敌人。在发现敌人时，对三种情况下的攻击处理不熟练。”

六、“山地作战队形，不能过于密集，使用部队亦不要过多，否则容易遭受炮火之杀伤。我139师攻镇镜山，使用了五个营，结果攻击部队伤亡不很大，而后梯队被敌炮火杀伤很大。整个战斗中统计，被敌炮火杀伤，占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

七、“山地战斗，因行军距离长，且道路极端狭小，尤其夜间更难通过。因此，各级指挥员，应尽量在先头行进，以便掌握处理情况。这次战役，有师的首长走在尖兵连前卫，团长走在尖兵连前面，军首长在前卫团指挥。这样可以发现情况及时指挥，因此可能造成一定范围的机动。如宋家嘴战斗，军部纠正了415团部署，以估计敌人可能向龙泉铺撤退，又速伸部队进到该地，立即又指定部队进到土门亚，结果俘敌百余人。又为了指挥及时，积极指挥员，每到一地必须自动询问情况，侦察地形，预定自己的作战方案。这样才能不致发生情况时，处于应付、被动，形成等待上级到后，才能下达决心（因来不及）。这次镇镜山战斗，虽然看了地形，但未提出作战方案。只有一慢，四快不明显。军到后，为了控制江面及便于监视宜昌之敌，决定立即攻击镇镜山。由于准备不够，任务虽完成，但伤亡较大（七百人）。如果各级干部不注意这一点，就会形成催的过急，造成不必要的伤亡与损失。”

八、“山地作战，包围迂回必须认真掌握，否则就会打成击溃仗。我141和421团，在郑家坂，只有一个小时，全歼9师一个营。是以两个营投入战斗，以一个营插断敌退路，以一个营从正面攻击（正面攻击又形成小包围）。以90门六〇炮一齐开火，结果只伤亡六人全歼敌人一个营。140师419团，亦是同样方法歼9师一个营。140师418团奔袭古老背时，只用一个连正面攻击，两个连包围，结果全歼敌两个营，俘敌600，我只伤十余人。我416团、420团于三斗坪以南追歼战，特别由于迂回未断敌退路，及困守不敢大胆迂回，与正面之敌对峙过久，而未获较大战果。”

九、“敌人的特点，在可能包围迂回的道路隘口要点，均以少数兵力（一班至一排），附轻重火器，并且射击技术较好，射击纪律亦较严，以固守一点阻我前进。我攻击时费力，及消耗时间，在少数撤退时，采取轮番掩护，并实行局部反冲锋及夜摸爬山亦很快。”⁽⁵⁾

毫无疑问，只有解决好这些问题，才能进一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但是这都需要时间，而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则是疾病问题。7月23日，林、邓、萧、赵就部队疾病情况向中央军委报告：

（一）38军七天内发病3400名，其中疟疾占百分之五十，39军行军中一天即中暑500余人，又在五天内仅疟疾病员即发生645人。

（二）15兵团（主要43军）现有病员万余名，仅4日至13日9日中即减员4536名，其中热死25名。48军161师三天中发生病员800余。43军127师15天的行动作战中，非战斗减员为1839人。有不少连队病送入院二分之一。以上均系零星反映材料实际恐不止此数，21日41军由汉市渡江南下，据称沿途皆是病员（多系中暑）。

（三）4兵团此次行动以来热病7000余人，马百余匹。

（四）病员激增主要原因是盛暑行军，又加雨季时晒时湿，再加装备较重，而此期作战为抓敌人常急行军、强行军（近五六日来已改变了）。北籍战士水土不服，致部队甚疲劳，其次是粮食供给不上。有的部队一日只吃一餐稀饭，战士体力消减，病后医药又不足，致造成严重的减员现象。

（五）我们现正从各方克服疲劳现象，各部一律改为旅次行军，为购药品运送粮食、油、盐，加强筹粮队等，详情后报。⁽⁶⁾

同日，四野司令部下达关于暑期休整部署的指示，规定：第12兵团以长沙、萍乡、平江为中心，第13兵团（包括第39军）以常德、桃源、沙市为中心，第15兵团以南昌、宜春为中心，第4兵团以吉安、泰和、安福为中心，从8月1日起先后转入休整。同时，第13兵团以第49军派出先遣师向新化、宝庆逼进，第12兵团以第46军派出先遣师向衡阳、郴州逼进，第4兵团以第18军派出先遣部队向衡阳逼进，压迫白崇禧部向后撤退，以扩大粮源，修复道路，掩护主力休整，以利尔后作战。野战军司令部（简称野司）要求：各兵团到达集结位置后，“即布置休整中心，以治病、防病、恢复体力、卫生教育及检查这次在南方行军作战经验教训和研究管理方法，克服思想上存在的毛病”，同时请各军师对装备编制提出意见。

7月24日，中央军委批准了第四野战军及陈赓兵团休整的建议。26日毛泽东又致电林彪、邓子恢等：“盛暑行军病员大增，极为悬念。你们已改为旅次行军及三伏休整，当可使情况改善。”⁽⁷⁾

8月1日建军节这一天，四野首长向全军指战员发出一封热情洋溢的慰问信，原信全文如下：

亲爱的全体指战员同志们：

我们特地写了这封信和送了一些东西来慰劳你们，庆祝你们最近在湘鄂赣的胜利和以往各次的伟大胜利。

同志们，你们在去年秋季英勇地光荣地完成了解放全东北的任务后，又在去年年底和今年春季配合华北兄弟部队，英勇地光荣地完成了解放华北解放平津的任务，在解放华北之后，你们以艰苦奋斗勇敢前进的精神，又到达了华中，跨过了长江，很快地解放湖北全省和湖南江西的最大部分，你们这种功绩是光荣的，是永垂不朽的。

由于南方尚有广大地区大数量的人民，仍然在受着国民党匪帮的残酷压迫。由于国民党匪帮还顽固地拒绝着和平，继续保存其反动武装和政权，幻想利用机会向人民反攻，为了解放南方的痛苦人民，为了扑灭国民党残余的反动政权，取得国内的彻底的永久和平，所以我们并不满足于既得的胜利，而仍然继续奋勇前进，这就是人民军队的本色，这就是人民子弟的英雄本色，这就是把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的具体表现。

你们在执行南进任务的途中，特别是最近恰遇大雨炎热的时期，你们所受的辛苦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你们是在烈日或暴雨下前进着，是在忍饿受渴情形下前进着，是在疾病的侵袭下前进着，是在崇山峻岭羊肠小道和河川阻隔的条件下前进着，是在睡眠不足异常疲劳的情况下前进着，你们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祖国的利益，没有害怕困难，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泄气。你们坚决执行了上级所给的任务，坚决遵守了群众纪律并在一遇见敌人的时候，你们就如同猛虎一样的去扑灭敌人，你们这种精神是永远值得称赞和钦佩的。(www.daowen.com)

同志们，为了完成新的任务，取得新的胜利，我们向你们提出以下号召：

（一）你们要准备继续前进，继续执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进军命令，坚决消灭残余的敌人，敌人逃到什么地方，我们就追到什么地方，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我们一定要坚决去克服，决不表示软弱和泄气，无论蒋白匪军怎样顽固。我们一定要用坚决的战斗将他全部消灭，只要我们不松懈轻敌，只要我们有决心和勇气，我们是一定能把敌人全部歼灭的。

（二）我们始终是为着人民的利益而战斗的，人民就是我们的父母兄弟，人民就是我们的根本依靠，因此我们任何时候都应当爱护人民尊重人民和帮助人民。我们应当具体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应当向人民进行口头宣传，应当用模范的纪律造成人民中间传遍城众、传遍一切偏僻角落的良好声誉。只要我们遵守纪律，人民就会称赞我们，就会帮助我们，就会减少我们的各种困难。我们不可因胜利而骄傲，不可因困难而侵犯群众利益，不可因语言不通而不谅解人民，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爱护人民。

（三）盼望你们大大地提高对于保持身体健康防止疾病的注意，不要吃不清洁的东西，不要受凉感冒，应当很好地保管和使用蚊帐雨具。对于业已患病的同志，应当很好地爱护和照顾。总之，全体同志都应该为着革命的利益而注意卫生，防止疾病。

（四）为了适应南方的特殊地形和具体敌情必须利用机会努力提高技术和战术，学习山地战，学习爬山，指挥员要认真地学会四快一慢，一点两面战术，和三种情况下的打法；战斗员应该提高技术和三三制战术。凡是注意运用战术和提高技术的部队，则他的胜利就特别大，伤亡就特别小，否则就会常常白打一场，而自己牺牲很多，得不到应有的结果。

（五）要大大发扬部队内部的团结友爱精神，和提倡互相关照，互相帮助的作风。我们全体指战员都是同生死共患难的阶级兄弟，我们应当很自觉地很热情地互相亲爱和尊重，指挥员绝对不应当沾染旧军队的习气，打骂战士，而应当很和气地教育战士帮助战士，战斗员应当很好地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共同负责，努力工作，上级应当很耐心地教育下级，下级应当很诚恳地尊重上级。我们全体指战员应当知道，团结就能变成无坚不摧的力量、就能创造胜利，内部的团结是战胜外部敌人的根本条件，是取得光辉成绩的根本条件。

就此祝你们健康和预祝行将取得的新的伟大胜利！

林　彪　罗荣桓　邓子恢

萧　克　赵尔陆　陈　光

谭　政　陶　铸

八月一日⁽⁸⁾

鉴于部队的非战斗减员十分严重，因此，暑期休整的首要内容就是开展以治病、防病和恢复体力为中心的“兵强马壮”运动。要治病、防病就必须查明病因。为此，野后卫生部保健处派了两个小组到41军、43军深入检查，他们研究出部队发生病员的主要原因是：

（1）气候热，7、8月平均热度在37℃，到7月下旬汉口最高热度到了57℃，江西宜春48℃，万载57℃，这个气候与东北冬天比起来正是相反，东北冬天最冷才零下35～40℃，而江南8月初的温度在零上37～57℃，在这种气候下行军，是最易发生病员及中暑的，如41军于汉口过江前后3天发生300余人中暑者，死亡了53人。

（2）营养差，部队吃不上油盐，菜少粮粗，天热吃不下，因而消耗多于补充。如：a. 体重减少，检查41军一个连，154人每人体重最高57公斤，最低49公斤，相差26公斤，平均为63公斤。b. 不健康，如43军一个连131人，体强35人，体弱者34人，贫血者32人，正常者30人。

（3）背的多，如43军381团8连平均每人背45斤，41军361团8连平均每人背40斤。

（4）管理不好，如喝开水少，有时休息晒太阳，对体弱的及已有病的不照顾，又不送，如41军122师一个连中有5个中暑，其中3个是积极分子，即有病还走，比别人背的还多；有的吃不到菜，就买猪肉吃，43军有一连吃猪肉全连100余人均泻肚子。此外，部队刚到江南正是雨季，蚊子多，无蚊帐，缺雨具，造成疾病大批发生。⁽⁹⁾

据此，野后卫生部在征得总部首长批准后，向各部队提出要求，在营以上单位成立临时收容站、休养所和治疗所，将病号分别集中，突击治疗。团成立了马匹治疗所，集中治疗病马。各部队还尽可能改善生活，帮助病员恢复健康。与此同时，在“防病胜于治病”的方针下，对部队普遍进行了一次卫生防疫教育，在配备马匹的单位还进行了爱马的教育。通过教育，消除了部队“到南方必然生病”的盲目恐惧心理，稳定了部队的情绪。之后，又开展讲卫生评比竞赛，各班、排都制定了卫生公约，有马的单位还制定了爱马公约，从而使人马的发病率大为下降。这一运动的开展，使部队的健康水平大大提高。

时任四野政治部宣传部《战士生活》杂志编辑组长的苏晨同志，在一篇文章里记叙了这样一个细节：一天，“我下部队采访回来，忽然接到通知，说是要我到第三政治委员谭政那儿作一次汇报。这可吓坏了我，后来听说谭政委对大干部严厉，对小干部客气，我才放心。汇报时他问我：‘你有没有听见战士们议论些什么？’我笑笑答道：‘战士们说，应该给霉小米子请功；南下以来那么多好小伙子都掉了队，那些发霉的小米子始终没掉队。’谭政听了沉吟片刻，立即给后勤部长打电话，命令不准再给部队吃霉小米子，留霉米喂马。

“放下电话他又问：‘还有什么这类事情？’我说：‘南下一路，干一阵湿一阵，汗水和雨水把军装的一些部位都沤霉了，走山路给树枝一剐撕下一条，有的部队挺褴褛。’他再问：‘还有呢？’我说：‘一些部队，每营有一个病号连。睡觉没有蚊帐给蚊子叮咬，痢疾病号最多。’这时他沉吟了好大一会儿，才说：‘再发一套军装，发不起；一人发一顶蚊帐，也发不起，就算发得起，也一时做不出来。你看有什么办法可以缓解一下？’我说：‘每人给发二尺布吧，至少可以补一补。我看有的连队宿营时让战士把夹被吊成个小棺材形，头尾或只在头这边挂一小块蚊帐布挡蚊子，情况就好些。’谭政委听了很开心，他说：‘这咱们能办得到。’于是又马上打电话给后勤部长，让给前线部队每人发二尺布补军装，发一块蚊帐布像我汇报中说的那样用来挡蚊子……”⁽¹⁰⁾

休整期间，各部队以连队为单位普遍召开了民主团结会，检查干部，检查工作，检查思想，提倡阶级友爱和团结互助，反对军阀主义残余。通过教育和整顿，沟通了干部与战士的思想，提高了士气，基本克服了厌南思北的思想，坚定了继续南进的信心。与此同时，各部队还进行了组织伤病员归队工作，使在战役进行期间掉队的伤病员大部分回到了部队。

暑期休整的另一个重点是部队轻装工作。轻装的基本精神是将不利于山地、河川地带运动的重火器与运输工具减少或取消。军以下的炮火均用驮载，团以下的火力一般不予减弱。营机炮连的重机枪和六〇炮，改为人力负载，取消驮马，并减少六〇炮三门。团的迫击炮连由六门制改为四门制。师山炮营由四门制的三个连改为三门制的三个连，或四门制的两个连。军野榴炮团取消，成立山炮与重迫击炮两个营。为减少马匹并保持和增加部队运输力，决定团组成人力运输连，师成立人力输送营，而将驮载马匹取消，军的大车队与人力输送营取消。经过此次精简后，全军军以下的作战部队共计减少了大车4600辆，骡马14600匹。随着重火器与马匹的大量减少，四野军以下的部队可以不依靠公路而辗转自如，保证了部队在长距离的追击作战中高度的运动能力。⁽¹¹⁾

从8月中旬起，各部队针对白崇禧部队的作战特点及南方地形进行了战术技术的教育训练。在干部中主要进行了如何组织行军、宿营，如何机断行事、争取先机及时掌握战机歼灭敌人，在山地如何先完成迂回包围尔后组织攻击，以及对溃退之敌如何采取多路平行追击和迂回等战术原则的教育，并结合运用这些战术进行了演习。在战士中则主要进行了山地作战的队形和进攻动作的训练，并结合进行了爬山、游泳、划船、使用三角浮板、强渡江河、通过水网地等项练兵活动。经过半个月的军事整训，部队在新的作战环境下的军事素质得到了明显提高。

从8月1日起到9月10日止，四野主力休整了40天。对于休整的效果，林彪等人是相当满意的。四野前委、华中军区9月17日向毛泽东的报告中谈到此次休整时说：“由于解决了医药，增加了伙食钱及得到了休整的时间，各种工作均有些成绩，健康状况已普遍改善，虽未达到南下时的水准，较之七月内面黄肌瘦疲乏无力的情景是大不相同了，如果行动则一个月内能保持旅次行军的速度。营养状况，不下降可望完全恢复，新发病的已大大减少，老病员已大部归队，下级指战员中怕热、怕苦，不愿继续南进的情绪业已克服，一度趋于恶化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经教育整顿之后，估计也会有改善。现天气渐凉（中午行军仍很热），新粮已上市，前进路上的粮食除湘西与黔桂交界处，因地瘠民贫且非产粮区供应大军会有困难外，其他行进区的粮食都是较多的，不会有大的困难。入秋以后，虽仍有疾病顾虑，发生痢疾与疟疾，但关于防病经验与适应南方气候的管教经验业已初步取得，医药能维持到十月，南进部队均发有预防药，故其严重性决不会如以前那样大的。”

在报告里，四野前委、华中军区还总结出了这样一条教训：“七、八两月中最突出的现象是发生大批病员，整个部队体力削弱，逃亡亦空前增加，发生这种现象是有许多主客观原因的。但其中使我们感觉最深的教训，是对前方作战部队，如在经费上、药品上、待遇上太强调节约，则必然使部队在健康上、情绪上、纪律上、战斗力上造成许多损失，因此对前方部队必须在经费上及药品上予以较充分的保证。这种较充分的保证才是最节约方法，否则必造成更严重的浪费和损失。我们这时期的大减员，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对部队的经费与医药扣得太紧，今后除注意到其他方面外，必须注意到这一方面。在两广作战中，因语言不同，这种保证尤为重要，并必须设法使部队有现洋使用。”⁽¹²⁾

1949年8、9月间的暑期休整，在四野战史上是不同寻常的一页。建国后的1950年6月，第四野战军司令部在《关于解放战争第四年度初步总结》中，对此曾予以高度评价：“这一阶段的休整，是获得了相当成绩的，从整个华中南的作战过程来讲，起着关键的作用，其最主要的成绩，是使这个来自平原的北方的军队，初步的适应了南方的作战情况，这一从各方面的重大改革，奠定了取得后一连串的胜利，全部解放华中南，消灭了全部敌人有生力量的基础。”

(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35～637页。

(2)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39～640页。

(3)　林彪、邓子恢关于四野南进部署向军委的报告，1949年7月17日。

(4)　四野前委、华中军区关于进入新区后的几个主要问题向毛主席的报告，1949年9月17日。

(5)　曹里怀、周赤萍、晏福生、黄炜华关于宜昌作战经验向林彪、萧克、赵尔陆、程子华、彭明治的报告，1949年7月26日。

(6)　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关于最近部队疾病情形向军委的报告，1949年7月23日。

(7)　《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38页。

(8)　《长江日报》1949年8月7日。

(9)　四野卫生部党委会：《第四野战军后勤卫生部全年工作总结》，1949年。

(10)　苏晨：《一缕淡淡的思绪》，载吉狄马加、张同吾主编：《百年烟雨图》卷二，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第652～653页。

(11)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初稿》（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四野战军司令部1955年1月印。

(12)　四野前委、华中军区关于进入新区后的几个主要问题向毛主席的报告，1949年9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