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湖南省工委对程潜开展争取工作——程潜的“战犯”顾虑——章士钊转达毛泽东的希望——陈明仁的“三怕”——李明灏秘密来到长沙——长沙和平解放——追击叛逃部队——长沙起义的重要意义

1949年7月底，古城长沙热浪滚滚，酷暑逼人。自从人民解放军发起宜沙、湘赣战役后，长沙城里的政治空气更是骤然升温。湖南是战是和？何去何从？一时间成为中外瞩目的焦点。8月4日，这片即将沸腾的热土终于爆出一道石破天惊的消息：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和国民党军第1兵团司令官陈明仁，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率部七万余人起义，长沙宣告和平解放。

程潜、陈明仁起义，无论在当时还是在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是令国民党方面备感震惊的大事。例如，淮海战场上被我军俘虏的杜聿明对此就“深为诧异和迷惑不解”。在关押着一大批被俘国民党军高级将官的看守所里，他常常想到：自己深知陈明仁对“校长”（蒋介石）之忠，反共之坚，在黄埔第一期同学中，是屈指可数的战将。可是，这样一位坚决反共的人物，竟然在长沙投向共产党了，难道陈的起义是另有打算吗？在一次散步中，杜把这个问题向他当年的副参谋长文强吐露出来。文强答复说：“我看陈子良（明仁）的起义没有半点假。从报纸报道的情况看，陈之起义必定是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才走上这条光明大道的。老哥，你将长沙和平起义这件大事，只局限于陈子良一人身上着想了，而在长沙起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国民党元老程颂公（程潜）哩！这位党国元老在长沙起义前夕不是还在说‘我的骨头烧成灰，始终都是不变的国民党党员，生是国民党的人，死是国民党的鬼’吗？像这样顽石一般的元老都点头了，毅然领导这次关键性的和平起义，这其中必有道理，值得我们深思熟虑，再三反省呀！”杜聿明听了文强的话，若有所悟地拍着文强的肩说：“你看得对，也说得对。我的眼光确实只集注在黄埔同学小圈子里，没有往全国整个形势看问题。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促成的。子良的起义，比之程颂公的起义，那就是小巫见大巫，就一点也不奇怪了。”⁽¹⁾

1958年，程潜先生在湖南省各界民主人士座谈会上谈到湖南和平解放的根本原因时，曾经这样说：“我始终认为，离不开下面所说的三个基本因素，这就是：人民渴望和平的坚定意志；中国人民解放军压倒优势的军事力量的推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深刻号召。”“湖南的和平解放，正是由黑暗投向光明，由腐朽走向新生，这是历史的必然，人心之所向。如果说湖南和平起义对于解放大西南起了某些积极作用，那么，功劳和荣誉应该归于党，归于人民，归于毛主席。”⁽²⁾程潜先生的这番话，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程潜，字颂云，1882年生于湖南醴陵县。1903年考入湖南武备学堂。1904年被选派到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学习，12月和黄兴、宋教仁等组织革命同志会，次年8月加入中国同盟会，后转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毕业回国，受同盟会的委托，入川训练新军。辛亥革命爆发时，他任武汉前线指挥官，名重一时。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后，他被推荐为护国军湖南总司令；护法战争中，又被推为湖南护法军总司令。后来任孙中山的陆军大本营讲武学校校长，陈明仁、李默庵等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都曾是他的学生。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中，他历任军长、方面军总指挥、参谋总长、第1战区司令官、河南省政府主席、天水行营主任、战地党政委员会主任等职。程潜的这些经历，奠定了他在国民党中的元老地位，在湖南人之中，更是众望所归。1946年5月，程潜改任武汉行营主任。1948年春，他出面竞选副总统失败之后，蒋介石一方面为牵制改任华中“剿匪”总司令的白崇禧，一方面为慰抚程潜，遂任命程潜为长沙绥署主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省保安司令，坐镇湖南。同时又在程潜身边安插了李默庵、黄杰、王劲修、刘嘉树等一批湖南籍的黄埔系军官，随程潜一道回湘控制实权。

在历史上，程潜虽然与蒋介石和桂系多次交恶，积累了很深的宿怨，但他在思想意识上，基本上还是反对共产党的。1948年7月24日，程潜发表回湘主政的第一次演说：“我这次来湖南，很多老朋友将我比作‘家长’前来当家，我听取这句话非常不安。我们这个大家庭，多少老兄弟、小兄弟在家里受苦受难，叫我这个当家的，怎么去安慰他们的悲痛，满足他们希望呢？想来想去，不管我是不是家长，这里总是我的家，我不来当家则已，既然来当家，就要设法兴家，至少也不败家。”他声称：“我今年六十有七，但我决不惜任何牺牲与‘共军’拼命，纵然我有一百岁了，我也还有勇气和‘共军’拼命。”8月10日，程潜在省政府宣誓就职，同时登报发表经过他亲自审定的《告全省同胞书》，在这篇文告中，仍极力诋毁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³⁾程潜的这些表现，虽然不乏向蒋介石故作姿态、以求自安的因素，但同时也是他依据湖南地盘与人民革命对抗到底之思想的真实流露。

程潜回湖南就职后，中共湖南省工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有关指示，对程潜曾作过全面具体的分析：程潜是国民党的元老，虽然积极反共，但他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民主革命，北伐战争中和林伯渠合作共事，受过共产党的影响。抗日战争时期拥护第二次国共合作，率部打过日军，并且和蒋介石以及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都有矛盾。这次回湖南，蒋介石对他实际上并不放心，安插了一批湘籍黄埔亲信在其左右。而白崇禧又拥重兵驻武汉，常常对其施加压力。在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蒋家王朝岌岌可危，程潜本人处境艰难的情况下，有可能争取他站到人民方面来。基于这种分析，省工委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统战、策反方面，成立军事策反小组。并确定先从争取程潜周围的重要幕僚做起，逐步影响他，一俟时机成熟，即派人直接见面，争取程潜站到人民方面来。这项工作由省工委书记周礼（又名周里）亲自领导。经过物色和考察，周礼决定起用余志宏来担负具体任务。

余志宏是湖南醴陵人，1938年入党，中山大学毕业，曾做过湖南省主席王东原的秘书，在湖南政治、文化界的关系十分广泛，对党忠心耿耿，有着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经过一番努力，他首先建立起两条工作渠道，一条是程潜的旧部兼密友、时任省政府顾问的方叔章；另一条是程潜的族弟、进步民主人士程星龄。方、程两位深明大义，赞同我党主张，愉快地接受了余志宏向他们提出的要求。

程潜主政湖南不久，解放战争的形势急转直下，程潜在恐慌震惊之余，思想上也发生了变化。但是究竟该怎么办，一时还拿不定主意。1948年10月中旬的一天，方叔章拜见程潜。两位好友谈古论今，说到知心处，方问程潜准备走哪条路？是和共产党合作，走和平道路？还是去香港、台湾？并说：“你一家十余口，到香港或美国去生活怎么办？台湾当然不能去，你又和李宗仁、白崇禧搞不来，今后怎么办？”程说：“有什么出路？总不能投降呀。投降我不干的。”方说：“日本天皇还投降哩。‘顺者昌，逆者亡’，古之常理嘛。何况可以讲和，这又不是投降。”程沉思了一会，说：“投降，就得找共产党，你找得到么？”方问程是不是定下了决心，并提醒他，程星龄在福建时就有过共产党嫌疑，现在回到长沙，虽不敢说他就是共产党，至少有联系。程潜听了，会意地点了点头。

当人民解放军发起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即将结束之时，程潜对国共两党的胜负前景已经了然于胸。1948年12月25日，白崇禧向蒋介石提出“和平解决”的主张，与此同时，又派李书城去湖南，联络程潜，希望与之采取一致行动。

12月31日深夜，程潜把程星龄叫到省政府。程潜首先说，局势发展很快，看来，蒋介石快要完蛋了。现在白崇禧派人来长沙，同我商谈如何应付时局，并携白崇禧和平解决国是的电稿，征求我的意见。说着他把电稿交给程星龄看。接着又说：蒋军经过这几次大战役，败局已定，现在桂军虽然没有受过大的打击，但无论是数量和战斗力，同蒋军比都是微不足道的。这次，李、白倡言和平，显然想逼蒋下台，由桂系来主持谈判，与中共形成以长江为界，南北分治之局面，这完全是梦想。我看和谈谈不成，李、白之流会要负隅顽抗的，那么湖南将首当其冲，今后处境就更困难了。

程星龄同意程潜对时局的分析，并建议程潜接受白的倡议。程星龄还进一步提醒程潜说：李、白如果倒蒋后与中共和谈不成，重启战端，势必遭到广大人民更加强烈的反对，不啻引火自焚。而你颂公则应坚持和平到底，归结到投向中共。程潜当即郑重地问：如果脱离蒋政府，投向中共，能否与共产党取得可靠联系？程星龄坦率告诉程潜：自己在台湾、湖南地下党的朋友就曾去信催我回湘。回长沙后，已有所活动。只因时机尚未成熟，故未提及。现在颂公既有此决心，他可以负全责代表颂公与地下党联系。程潜接受了程星龄的建议，当晚一再表示决心脱离蒋政府，要程星龄全权代表他与地下党取得联系。这次谈话，标志着程潜的态度已发生了重大的转变。⁽⁴⁾

不久，蒋介石下野，国共两党在北平举行和谈。在国内一片和平气氛的形势下，程潜采取了一些靠拢人民的实质性步骤：停止征兵，减少征粮，开释政治犯，扣押了把用金圆券兑换来的黄金、白银偷运往南京的中央银行长沙分行经理辛蘅若，这直接触犯了南京政府的利益，构成了湖南地方与南京政府的正面冲突。据此，中共湖南省工委决定把争取程潜的工作推向使他响应中共八项和谈条件，促成局部和谈的阶段。

不料，毛泽东关于国内和谈八条发表以后，程潜却犹疑不决起来。原来，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播发的中共陕北权威人士公布的第一批战争罪犯名单43人中，程潜名列第26名，故程潜对此非常敏感，公、私场合多次谈道：“中共所提八条，如果惩办战争罪犯系指和谈对象而言，则和谈无从谈起。”与此同时，他手下的省府大员们也分成主和、主战两派，各执其词，争执颇为激烈。

程星龄立即将程潜的想法和其左右的动态向余志宏汇报，余代表地下党向程星龄许诺：根据党的统战政策，只要程潜坚决站到人民方面，不仅不会算旧账，而且会受到应有的礼遇。程星龄把这些话转告了程潜，程潜将信将疑。

程星龄把这个情况跟方叔章讲了，方又去做工作，但仍未能使程潜完全释疑。方叔章和程星龄商量，不如把程潜的长子程博洪从上海找回来，让他们父子间谈一次，也许能解开这个思想疙瘩。程博洪一贯倾向中共，曾主编进步杂志《时与文》，后被蒋介石查封。此时在上海复旦大学教书。春节前夕，程博洪回到长沙，父子相会，一番开诚布公的谈话，这个大疙瘩算是基本解开了。

1948年旧历除夕，程星龄应程潜的邀请，来到程潜住地。程潜告诉程星龄，说他正考虑，共产党与南京方面和谈破裂之后湖南独树一帜，但拿不准执掌兵权的人能否跟自己走。程星龄认为程潜所虑极是，并说地下党也在考虑这个问题。程星龄建议把陈明仁调到湖南来。其理由：一则陈手下有两个军；二则他是程潜的学生，在东北四平街和共产党打过硬仗，蒋介石和白崇禧都不会怀疑他的反共决心。程潜接受了这个建议。并委托刘斐出面，向白崇禧商调陈明仁到湖南。

陈明仁，字子良，是程潜的醴陵同乡，生于1903年。1924年进入程潜任校长的广州陆军大本营讲武学校。后来该校并入黄埔军校，陈也因此成为备受蒋介石宠爱的黄埔一期生。1925年，陈带病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东征之战。在东莞和惠州城下，战功卓著，一年之内，由少尉排长晋升为中校营长。1942年参加中、美、英联军对日军的滇西反攻作战，陈为71军军长，指挥所部一举攻克日军顽强固守的战略要点回龙山，赢得了盟军将领的交口称赞。他前期一帆风顺，养成了刚愎自用的性格，得罪了许多人。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陈明仁任71军中将军长，奉命率部开赴东北。1946年4月在进攻四平街中，所部第87师大部在金山堡、大洼地区被我东北民主联军歼灭。1947年5月，在增援怀德的途中，在大黑林子地区，其88师和91师被歼，陈率71军残部退守四平。四平是东北的交通枢纽之一，是国民党的战略要点，工事坚固，防御体系完备。蒋介石下令死守该城。陈明仁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据守四平街。我军虽然很快突破了陈明仁军部的核心阵地，但因国民党援军赶到，我军只好撤了四平之围。四平街之战，被国民党方面吹上了天。陈明仁被誉为所有高级将领学习的楷模，蒋介石升任陈明仁为兵团司令，授予青天白日勋章，要他到各地传授经验。然而，好景不长，四平战后，参谋总长陈诚曾组织一批人到四平现场参观。当参观团中的美国人发现用整包美援面粉垒砌的工事时，极为不满，当即向陈诚提出抗议。对陈明仁素无好感的陈诚，趁机向蒋介石告状，并建议将陈明仁撤职查办。蒋介石听从了陈诚的话，撤了陈明仁的兵团司令，调任总统府中将参军。

陈明仁自认“有功”，到头来却被撤职查办，这口气如何咽得下？于是他在一段时间里，穿起长袍终日喝酒打牌消遣，情绪低落到极点，对蒋介石已是隐怀异志。正在这时，为应付日益严重的危机，胡宗南、刘峙、杜聿明、白崇禧等人都想任用陈明仁这名打起仗来有一股子“牛劲”的战将，替他们独当一面。陈权衡再三，终于答应了白崇禧，出任武汉警备司令兼第29军军长。白崇禧对他十分信任，不久又把新恢复的第71军交给他指挥。当程潜与程星龄思虑陈明仁的时候，陈明仁已是集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武汉警备司令、第29军军长、第1兵团司令官四大要职于一身的实权人物了。

刘斐与桂系关系十分密切，他的话在李宗仁、白崇禧的心中一向较有分量。白崇禧为控制湖南，确保从武汉通向广西老巢的主要交通干线，同时为监视程潜，进而取代程在湖南的权力，陈明仁正是他心目中的合适人选。而蒋介石也有如意算盘，陈明仁毕竟是自己的嫡系门生，他在湖南，一来可以监视和牵制程、白两方，二来可以堵住桂系军队的后路。就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中，陈明仁于1949年2月18日，以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第1兵团司令官的身份，率第29军、第71军来到湖南编训，司令部设在长沙湘江西岸望城坡。

陈明仁来到长沙，首先拜见程潜。陈明仁把蒋介石令他秘密监视程潜的手令交给了老校长，程潜看后淡淡地说：“你握有兵权，要杀要抓听便。”陈明仁当即表示：“我不听蒋介石的，听你颂公的指挥。”

两人这次虽然交谈尚浅，但程潜至少摸到了陈明仁对蒋介石怀有不满之情。在以后一段时间里，陈明仁耳闻目睹家乡人民厌恶战争、争取和平的强烈愿望和要求，很受感染，更觉得李、白以和为战，欲与中共拼一死活，无异以卵击石。同时也开始认识到，原来设想国共平分秋色，在和平中保持实力军人的地位以自救的路子，已不大可能行得通了。于是他开始考虑另外的出路。

不久，程潜又同陈明仁密谈。这回程潜坦率告诉陈明仁，自己打算和共产党合作，走和平道路。并劝陈明仁与之一致行动，同时指出，这样做可以缩短战争进程，影响西南，保存国家元气，尤其是可以拯救家乡人民。陈明仁虽然对共产党心怀疑惧，但他看到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便表示同意，同时说：“这件事，我只和你颂公保持联系，不与任何人发生关系。在公开场合，我还要以反共的面貌出现。这样可以继续取得蒋、白的信任，特别是减轻武汉方面的军事压力。”陈明仁的这一答复，显然是为将来留下回旋余地。

4月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程潜召开绥署高级官员会议，议题是：南京当局同共产党和谈破裂了，湖南怎么办？会上程潜第一个点名要陈明仁发言，程的意思是想请陈明仁对当前时局的看法带头表个态。没想到陈明仁却说：“中央既有命令再战，自然只有在中央和白长官领导之下作战到底。”⁽⁵⁾会后，陈明仁便回老家醴陵去了。程潜对此甚为忧虑。后经多方解释，程、陈遂达成了默契。

陈明仁来到长沙后，湖南省工委立即着手部署争取陈的工作。这一次，周礼仍然选中了余志宏。余志宏在程星龄的帮助下，先后发展了陈明仁的亲信及好友温汰沫、李君九等工作关系。同时，省工委还通过策反小组的另一位成员涂西畴，联系第1兵团参谋长文于一，建立了另一条工作线。

随着四野大军的向南推进，中共中央日益关注起湖南问题。作为湖南人，毛泽东对程潜这位同乡前辈自然是非常重视。早在1912年，毛泽东在长沙新军25混成协50标第1营曾当过半年的列兵，顶头上司就是程潜，因此，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常常尊称程潜为“老上级”。1945年重庆谈判时，毛泽东曾专程回访程潜，两个人晤谈了好长时间。60年代初，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感慨万千地说：“我不是吹牛皮，枪上肩，枪放下，瞄准射击等几下子，我至今没有忘记，还是从程颂公指挥下的新军那里学来的。”⁽⁶⁾长沙和平解放之所以成功，同毛泽东的亲自领导和推动是分不开的。

1949年3月，程潜应李宗仁之邀来到南京“商量国是”。毛泽东委托著名民主人士、与程潜私交甚厚的章士钊先生专程会见程潜，转达中共方面的殷切期望。章士钊说：“历史是向进步方向发展的，清王朝敌不过北洋军阀，北洋军阀敌不过国民党，国民党敌不过共产党。国民党统治中国几十年，几乎亡了国。为了国家民族计，应当让共产党来搞。毛润之乃中外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共产党有决心有能力把国家搞好，对仁兄的期望十分殷切。”说到这里，程潜说：“他们宣布的战犯名单，也有我哩！”章士钊说：“你只看到人家把你列为战犯一分子，却没有看到共产党还认为你在历史上于革命有过贡献，立过功劳哩！共产党人士曾多次跟我说及仁兄早年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搞辛亥革命，帮助黄兴进攻汉口，护法讨袁，随师北伐，立下战功的革命历史。只要仁兄能站在人民方面，不但不咎既往，还要给予礼遇。你尽管放心好了。”章士钊的话，入情入理，从此彻底打消了程潜的“战犯”顾虑。

在此期间，湖南军政界耆宿唐生智和湖南的国民党元老仇鳌在长沙倡导和平自救运动，得到了湖南中、上层人士的积极响应。同时，中共湖南省工委发动长沙各界民众进行了“争取真和平，反对假和平”的斗争，使湖南的和平运动达到了高潮。这一切，无疑使程潜进一步看清了人心、民意之所在，起义态度更加坚定。1949年4月，程潜要求与中共湖南地下党负责人见面。余志宏会见程潜，代表中共湖南省工委对他走和平解决湖南问题的道路表示欢迎，并向他提出以书面形式向中共中央表明态度，还提出停止捕人杀人，继续释放政治犯，保管好档案资料，不得破坏铁路和桥梁等要求。程潜均答允，也提出了自己的几点要求。这次会谈是成功的。

6月，在中共地下党的要求下，程潜给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写了一个“备忘录”，正式表明态度。主要内容为：“……爰本反蒋、反桂系、反战、反假和平之一贯态度，决定根据贵方公布和谈八条二十四款之原则，谋取湖南局部和平。具体进行办法，极望双方指派军事代表，立即成立军事小组，俾能详细商决，并密切配合行动。就本省当前军事形势论，留驻省内军队除桂军外，大部分所能切实掌握者，另附详表备查。凡可掌握之军队大部均已集中长沙附近，而桂军多已开赴湘南、赣西（留驻长沙者仅约一团）。本省军队数量虽不少于桂军，但战斗力则远逊于桂军，不得不极力敷衍桂军。一俟时机成熟，潜即当揭明主张，正式通电全国，号召省内外军民一致拥护以八条二十四款为基础之和平，打击蒋、白残余反动势力。”“在揭明主张以后，短期似有设立联合指挥机构之必要，一以整编本省现有武力，一以配合贵方为进一步之军事行动，凡此均得联合指挥机构商决实施。本省现有武力番号甚多，内容不实而指挥又未能统一，此皆蒋系凌乱作风。在本省未揭明主张以前实无法调整，一俟揭明主张以后，甚望贵方予以彻底整编。”“而干部中更不乏明达之人，暗中拥护潜之主张，不无微劳，倘能汰弱留强，重予教育，则以土著关系，于今后地方绥靖工作，乃至扫荡西南，尚可效劳一二”。⁽⁷⁾周礼收到这份由程潜个人签名的备忘录后，立即派人送往汉口。6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王首道和四野第12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武汉警备司令部司令员萧劲光将其转呈中共中央。

毛泽东收到王首道与萧劲光电报和程潜备忘录后，7月4日电示林彪、邓子恢并王首道、萧劲光：“（一）王萧陷电及程潜备忘录均悉。此事请林邓注意处理。我们认为程潜态度是好的，应极力争取程潜用和平方法解决湖南问题。（二）程潜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留其军队和干部加以整编教育等三项要求，原则上均可照准，并迅即成立军事小组，商定具体办法。我军行动在即，此事进行要快。（三）为了妥善接收湖南全省及解决我军供应，除成立联合机构外，请林邓考虑程潜现任军政党各项职务暂时均予保留，利用程潜名义发号施令，以利接收全省及筹措给养。因联合机构是解决编军等事的，由双方派员组成，程潜本人未必参加，似不如保留程潜职务，管理我军尚未到达地区的民政、军政事宜，使不陷于无政府状态。此点是否可行，请林邓斟酌电告。（四）如程潜发表声明反美、反蒋、反桂，似应予以率部起义之待遇，使程潜能起影响南方各省之作用。我们亦可考虑予程潜以高级名义，例如南方招抚使之类，俟南方各省平定，程潜则来中央政府担任工作。程潜是孙中山的老干部，在国民党内地位甚高，近年治湘措施表示进步，若得程潜真心站在我们方面，将有很大利益。此点亦请你们考虑。（五）李明灏已到否。”⁽⁸⁾

电报中提到的李明灏，也是湖南醴陵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早年曾在程潜任校长的陆军讲武学校任教育长，陈明仁就是他亲自招收入校的第一期学生。1948年底，李秘密进入解放区后，任华北军大总队长。中共中央鉴于他和程潜、陈明仁的不同寻常的关系，便派他速赴武汉，参与策划和平解放湖南的工作。

7月4日这天，毛泽东复电程潜：“备忘录诵悉。先生决定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佩慰。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存贵部予以整编教育等项意见均属可行，此间已派李明灏兄至汉口林彪将军处，请先生派员至汉与林将军面洽，商定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军事处置诸项问题。为着迅赴事功打击桂系，贵处派员以速为宜。如遇桂系压迫，先生可权宜处置一切。只要先生决心站在人民方面，反美反蒋反桂，先生权宜处置，敝方均能谅解。诸事待理，借重之处尚多。此间已嘱林彪将军与贵处妥为联络矣。”⁽⁹⁾

7月5日，四野领导人收到毛泽东的复电后，请李明灏先生选派陈大寰与四野特派代表刘梦夕一同赴长沙转交。这时，程潜正在白崇禧的胁迫之下，度日如年。为了早日解除白崇禧的威胁，他于7月10日派黄埔军校第四期生刘纯正秘密去汉口，催请第四野战军早日进军湖南。当得悉汉口来人消息后，便早早在家等候。7月11日，陈大寰与刘梦夕将毛主席的复电面交程潜。程潜反复看了几遍，心情激动地说：“湖南的问题，去年就开始酝酿，由于没有得到毛主席的指示，宝盒子还没有揭盖，顾虑很多。现在有这封信，真是湖南人民的喜讯，喜讯啊！”7月16日他接见四野特派代表刘梦夕，说：“我本人已下了最大的决心，坚决遵照毛主席给我的指示去做，早日实现湖南和平起义。”但他又提出：“起义后设立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和部队暂用国民党人民解放军名义出现。”刘梦夕将这些情况通过中共湖南省工委电台报告了汉口。(www.daowen.com)

中央军委根据程潜提出的问题，7月18日电示四野领导：“17日23时半电悉。（1）程潜16日晨与你们派去干部所谈诸点均甚好，均可照办。在程潜、陈明仁等宣布脱离伪中央后，可以暂用国民党人民解放军名义出现，以便给蒋、阎、李、白等以打击，俟我们占领湖南各地后，将其部队交我整编。我们现在不怕程潜仍挂国民党名义，因他挂此名义利于暂时团结内部，又利于在政治上给蒋桂以打击；我们也不怕他挂人民解放军名义，因为不久该部即可被我们改编，而且挂了此名义即区别于蒋桂国民党。（2）我们已经过我们在长沙的电台转告程潜，我军侧面占领平、浏、醴，正面占领岳州、湘阴，但暂时不占长沙，以利举行谈判和平解决湖南问题。并叫程潜及有关各方保持镇静，不要恐慌。（3）但长沙、益阳、宁乡、湘潭、湘乡、衡山、衡阳诸县及粤汉、湘桂两路沿线地区，两三星期内程潜必须和平交出，以利我们进驻攻击桂系，程部则退往安化、新化、邵阳、武冈及以西地区，听候改编。如程部在对桂系作战中能先有配合行动则更好。这些都需要你们派代表数人（其中应有李明灏）与程潜代表数人举行会议去确定，并组织联合机构，然后行动。此项会议应立即举行，如程潜不便派代表来汉口，则你们的代表可去长沙。如何望复。”⁽¹⁰⁾据此，四野前委决定，成立以金明为首席代表，唐天际、解沛然、袁任远、李明灏为代表的和谈代表团。

起义谈判到了这一地步，关键是看陈明仁的态度了。6月，陈明仁曾拒绝在程潜的“备忘录”上签名。中共湖南省工委摸清陈明仁思想上有三怕：一怕泄密，二怕算1947年在东北四平街与解放军打仗的旧账，三怕戴投降的帽子。针对其思想顾虑，地下党的同志做了许多工作。毛泽东也通过章士钊传话说：当日，陈明仁是坐在他们的船上，各划各的船，都想划赢，这是理所当然，我们会谅解，只要他站过来就是了，我们还要重用他。陈明仁从程星龄那里得知毛主席关于他的谈话，疑云顿消，坚定了起义决心，决心求见中共湖南省工委负责人。他同余志宏见面时表示：“近日得悉毛泽东主席对我的谈话，很受教育。程颂公造福桑梓，酝酿起义，子良深表赞同。”陈明仁终于正式表明了起义的态度。但他始终不露声色，坚持以反共主战面貌出现，并修筑城防工事，做出一些坚守长沙的姿态。陈明仁的这些做法，虽然迷惑了白崇禧，但也令他自己的手下不知底细，他的部队后来发生叛逃，皆与此有关。⁽¹¹⁾

7月下旬，四野各兵团逼近长沙，白崇禧决定撤往衡阳。但白对程潜留在长沙极不放心。先是由广州国民党政府安排程潜去广州就任考试院院长，程拒不受命。白崇禧又逼程潜去广西。这对程潜不仅安全无保障，起义计划也要落空。程潜遂决定出巡邵阳，继续进行起义准备工作，省主席一职由陈明仁全权代理。7月21日程潜启程，白崇禧“特地赶来送行”。白目送程潜离开长沙，这才于当日下午撤往衡阳。

7月24日，程潜派往汉口催请解放军尽快入湘的刘纯正，从平江回到长沙，转达了中共在汉口负责湖南问题的王首道的话：“我们已组织了和谈代表团，请转达程潜主任，也组织一个代表团。谈判地点，请程潜主任定。”陈明仁得悉，即派程星龄、李君九去平江先迎李明灏到长沙，同时密电程潜速返长沙。程潜29日回到长沙，李明灏也在这天到达。李明灏以中共代表团成员身份与程、陈就起义问题进行商谈。陈明仁提出“希望保留兵团司令职务，俾其努力杀敌图功”；“盼在茶陵、攸县、渌口一线解放军迅速以轻装向邵阳推进，以减轻桂系对邵阳的压力”。8月1日四野领导复电：“我军不日即开始向茶陵、攸县、邵阳方向前进。”8月2日中央军委正式复电：“可以答应陈明仁保留兵团司令名义。”关于机构设置问题，程潜8月3日致电毛主席、朱总司令及四野领导机关，提议设立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和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程潜对此向李明灏作了解释。李当即电报四野领导。

中央军委8月5日晨电示四野领导：“4日电及转来李明灏、程潜两电均悉，我们认为程潜所提临时机构是必要的，应予同意。毛朱复程潜电，请林、邓即转去，林、邓亦应根据毛、朱复电意旨去电鼓励程潜。”毛泽东、朱德“复程潜电”的电文是：“为对抗广州伪府，为维护湖南秩序，为稳定军心，为便利谈判，为号召各方，所提设立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及陈明仁将军的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两项临时机构，并由临时军政委员会派出临时性质的省政府主席及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官，均属必要，可即施行。省政府移交会议略延时日，以期避免刺激军政人员，亦属有益无害。弟等并认为，湖南临时军政委员会不应为空洞名义，应行使必要之职权，除敝军已接收之地方外，其余地方，应由临时军政委员会指挥，庶使秩序易于维持。总之，解放湖南及西南各地需要借重先生及贵方同志之处甚多，只要于人民解放军进军及革命工作有利，各事均可商量办理。此次先生及陈明仁将军毅然脱离伪府，参加人民革命，义旗昭著，薄海欢迎，南望湘云，谨致祝贺。”⁽¹²⁾

8月4日下午，程潜、陈明仁领衔，30余名湖南国民党军政要员签署的起义通电正式发表。8月5日，第四野战军第46军138师进入长沙市，长沙和平解放。

如何对待陈明仁这个过去东北战场上的死敌？8月5日，林彪、邓子恢致电谈判代表团金明、唐天际、袁任远、解方并报军委，提出对陈明仁应采取团结的态度：（1）目前程潜已发表通电，今后彼亦不得不进一步就范。因此目前不要急切的进行对陈明仁的斗争。目前应以热烈的团结为主，以提高其情绪，使今后更易于商谈一切问题，特别在开始七天到十天内，不要性急，而应打好感情和思想上的基础。（2）如陈要求用国民党人民解放军名义，我们可同意而不必拒绝，中央对此亦有指示。（3）政权实际上可要其逐步移交，名义上推迟一个月亦可同意。（4）岳麓山的控制及长沙部队的指挥关系，如目前不能立即解决，待见面后逐步解决亦可，但必须达到解决目的。次日，毛泽东复电华中局并转湖南省委，指出：林、邓5日电悉，“处置甚好”。

然而，意外还是发生了。长沙起义后，陈明仁的一部分部队在白崇禧的挑唆和煽动下叛逃，四野司令部连电各部队进行争取和追击。8月9日，谈判代表团金、唐、袁、解致电林、邓、萧、赵并萧劲光、韩先楚，报告陈明仁部队叛逃情况：“陈兵团之100军军部带197师及19师各两个团又于8日夜7时由岳麓山以西拉走，向湘乡急进，陈甚焦急，迫切要求我们能即派部队追截。到目前为止，陈部发生问题，部队已将近半数。陈对其部队把握亦不大，主要是陈对部队联系不密切，思想无准备，我党在该部无下级基础，现该部情况极严重。我们为稳定陈情绪及湘潭之232师，决定由138师抽调一个团，于9日晨由长沙乘火车到易家湾下车开湘潭。陈建议我军迅速进占宝庆、衡阳。”⁽¹³⁾

8月9日，四野司令部电各部并报军委：“为巩固胜利，使程、陈所部当前稳定，陈之部队成为目前湖南问题最中心关键。自起义后，其71军所属87、88师内部变化最大，于5日将军、师长逮捕后胁迫带他们向永丰前进，现有去邵阳模样。另100军之刘副军长已掌握一个团有谋变之征象。为使陈部现驻岳麓山附近之100军及宁乡以南之103军、97军稳定，建议我军不顾一切疲劳，星夜进湘潭、湘乡，对陈之主力则可安定下来，最好晚上进至湘乡。目前白匪想尽一切办法破坏，如大肆收买，在部队内特务分子破坏，我们在此应尽一切力量加紧帮助其团结部队。”

8月9日13时，林、邓、萧、赵致电第46、40军和137、138师并金、唐报军委：“（1）为追击和争取71军、97军、103军、100军等部，我在长沙之138师，在株洲之137师，各应以两个团的兵力，立即渡江向湘乡前进，各留一个团维持秩序，等候后续部队接替，然后归还主力。（2）我40军应向茶陵、攸县前进。（3）盼金、唐将此行动告知程、陈，并望他们配合及将彼方意见电复。”同时，林彪、谭政致电各部并报军委：“在现时情况下，我军必须采取有力的配合，才能巩固陈明仁部。”“我49军须要全力南进，146师应即向宁乡前进，其145师即向湘乡方向前进，147师应直向宝庆方向前进。在发现叛部时，仍先完成迂回断其退路，然后实行争取，如叛部继续逃走则追歼之。46军除留守长沙、株洲部队外，应即向衡阳前进。40军除酌留部队维持醴陵秩序外，主力即向攸县前进。”“18军的先遣师即向茶陵前进。”

在随后一个多星期里，各路我军与接应陈部叛变部队的白崇禧第3兵团主力多次交火，分别击溃或歼灭了一部分敌人。但叛军仍然逃出了我军的包围圈。8月17日，林彪、邓子恢下令各追击部队停止南进。参加长沙起义的原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和第1兵团部队，除叛逃部分4万余人外，共7.7万余人。

长沙和平解放，减少了战争的破坏，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不仅加速了四野南下的进程，而且对后来争取国民党军大批起义起了重要作用。毛泽东8月6日致电华中局并转湖南省委，对长沙和平解放给予了高度评价：“争取程潜、陈明仁及其一派站在我们方面，对于分化台湾、广州、广西、昆明、四川等地国民党特别是分化台湾及宋希濂部，有极大的政治作用。对于顺利地接管湖南及改造程、陈系统则有直接作用。”⁽¹⁴⁾

8月25日，新华社发表《评湖南起义的意义》一文，指出：“程、陈两将军的起义，再一次证明了残存的国民党营垒中，有不少有爱国心的军政人员，正在等待和寻找脱离反革命集团而投入人民方面的机会。反革命集体愈是山穷水尽，就愈加要倒行逆施，因此它的军政人员中判明了利害是非，决心立功自赎的事情就愈加多起来。”“湖南的起义，严重地震撼了华南、东南、西南、西北的国民党残部。湖南的起义告诉他们，对于人民解放军的抵抗是没有前途的。唯一的光明前途，就是脱离蒋、李、白匪帮，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无论什么人，只要真正做到这一步，就有受到人民谅解的希望。”

9月2日，程潜和李明灏应中共中央、毛泽东的邀请参加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9日，程潜抵达北平车站，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亲到车站迎接，当晚设宴为程潜洗尘。政协开会前夕，毛主席接见程星龄说：“我想和你商量一下，对颂公怎样安排为好？中央决定成立几个大区，其中有中南军政委员会，属第四野战军，拟任林彪为主席。颂公是老前辈，他从事革命时，我们还是学生，林彪比我年纪更轻，想让颂公屈就副主席，论班辈就有些为难，请你和颂公婉商一下。”程潜听程星龄说了后，心情激动万分，说：“这样安排，已是过分了，至有所任，无不从命。”程潜一生为官清廉，没有多少积蓄，为此，中共中央还决定由政府按月拨给程潜特别费大米5万斤，任其开支。新中国成立后，程潜担任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采用工薪制后，按高级干部三级工薪，仍照例每月给予特支费5000元，直至程逝世为止。

9月10日，陈明仁应毛泽东邀请到达北平。19日毛主席邀请程潜、陈明仁同游天坛。在祈年殿前，毛泽东与陈明仁单独合影，要他洗50打分送故旧朋友。并对陈明仁说：“你顺利地过了战争关，过来就是好的。”“你仍旧带部队吧，我决定把你的1兵团改编成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仍由你当司令员。”

1949年10月20日，奉中央军委命令，长沙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下辖第52、第53军及214至219师的番号。陈明仁为司令员，唐天际为政治委员。该兵团随后奉命进驻广西担任剿匪任务，参加荆江分洪工程建设，圆满地完成了各项重大任务。1952年10月，这支起义部队与解放军其他部队合并，改称第55军，陈明仁任军长。此后，该军担负守卫祖国南大门等任务，为国家和人民作出了贡献。⁽¹⁵⁾

(1)　《杜聿明将军》，原国民党军政人物丛书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28页。

(2)　郭翼青：《程潜起义的点滴回忆》，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起义投诚——鄂湘粤桂地区》，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455页。

(3)　引自《长沙起义》，载《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起义投诚——鄂湘粤桂地区》，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64页。

(4)　程星龄：《参与程潜起义活动的回忆》，载《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起义投诚——鄂湘粤桂地区》，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356～357页。

(5)　陈明仁：《自传》，转引自江绍贞主编《国民党起义将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7页。

(6)　陈利明著：《程潜传》，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72页。

(7)　引自《长沙起义》，载《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起义投诚——鄂湘粤桂地区》，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87～88页。

(8)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27～628页。

(9)　《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26页。

(10)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85～386页。

(11)　周里（即周礼）：《回顾湖南和平解放》，载《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起义投诚——鄂湘粤桂地区》，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294页。

(12)　《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42页。

(13)　金明、唐天际、袁任远、解方致林彪、邓子恢等电，1949年8月9日。

(14)　《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43～544页。

(15)　唐天际：《人民解放军进驻长沙及对程潜、陈明仁起义部队整训的情况》，载《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起义投诚——鄂湘粤桂地区》，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3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