诱歼白崇禧的计划没有实现——毛泽东电询进击宋希濂的时机——严重的粮荒问题——四野推迟作战时间——筹粮是当务之急——精简笨重装备——短期休整，以利再战

当武汉解放的消息传到开封，林彪、萧克立刻开始筹划下一步的进军部署。5月18日8时，他们致电各兵团并报军委：

（一）12兵团未渡江部队即经武汉地区，13兵团则经襄樊宜沙间地区渡江，该两兵团渡江部署由各该兵团自行直接规定报告我们。

（二）上述两兵团渡江后，12兵团沿粤汉路向长沙前进，13兵团进占澧县、常德后，主力准备向宝庆前进，14兵团全部亦由武汉地区渡江，在12兵团后跟进，准备在长沙、衡阳地区与敌会战。

（三）15兵团（兵团部未到由本部指挥），所属43军正向南浔路前进，44军进至浠水，48军进至麻城及其以南后休整三日即经黄梅、广济地区渡江，渡江后沿南浔路向南昌前进。14兵团所属三个军（兵团部未到由本部指挥），按原定计划行动。

（四）野后即着手并协同地方在黄梅、广济地区布置该两军的粮草供应。⁽¹⁾

这一部署，体现了中央军委一再要求四野加速渡江南进的精神。然而，就在四野各部队准备实施上述计划时，敌情突然出现了变化。几天来被我军提前发起的渡江作战打得措手不及的白崇禧，这时才发现，四野渡江部队仅有两个军，而主力尚远在长江以北。于是，他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准备调动其嫡系主力第7军、第46军、第48军，由第10兵团司令官夏威指挥，对孤军突出至南浔路以西永修、德安地区的我43军实行一次反击。

我军情报部门侦获这一消息后，立即报告了四野司令部。林彪、萧克经过认真分析，决心调整部署，将计就计，争取在湘赣地区捕歼这部分敌军。5月24日，林、萧致电中央军委，报告上述敌情，提出新的作战计划：“我军应极力吸引敌军于长沙东北与岳州、南昌之间一带，争取在我军主力到达后，以40、43两军及配合陈兵团突然切断其退路，至少亦求得包围其一两个军，以吸引敌其他部队来增援，或迟滞不敢远退，以达到部分歼敌于长沙以东、南昌以西地区，则对我更有利。”

电报说：“为避免吓退敌人，并诱敌向我前进，我40军除留武汉部队外，应在贺胜桥、咸宁、汀泗桥之线，不再南进。并注意向敌派出侦察警戒。”“我43军，在我陈赓兵团尚未渡赣江之前，可暂在德安、永修之线待机，并严整战备，注意侦察警戒。”

最后，林、萧建议军委：“我陈赓兵团目前暂不渡赣江，而在丰城、临江、新淦、峡江之线大量搜集船只，待敌已深入时，然后突然向敌后方（不是侧方）挺进，断敌退路，与我四野部队配合歼灭敌人或抓住敌人。”⁽²⁾

中央军委同意了这个计划，并于25日电示二野刘伯承、李达、张际春，请他们“电知陈赓兵团照此执行。”陈赓接到命令，遂把已渡过赣江的部队撤回赣江以东。

毛泽东对桂系主力的这一动态十分关注，生怕我军有所闪失。26日，他电告刘伯承、张际春，林彪、萧克：“据息，桂系第七军五月二十五日由长沙陆续运宜春，夏威指挥部率四十六军、四十八军在南昌以西之高安一带布防。吉安方面除原有廿三军三个师外，现有从株洲方面调一〇二军两个师增防讯。赣州方面，有从衡阳调十四军四个师增防讯。以上各情，请刘张李及林萧饬属注意侦查。”⁽³⁾

不料，桂系军队的这些举动仅仅是虚张声势而已。白崇禧权衡再三，觉得还是不让其嫡系主力冒险北犯为好。如此一来，林、萧的这个诱敌深入，包围聚歼的设想已无实现的可能。

既然寻歼白崇禧部暂时没有机会，四野和中央军委的注意力不约而同地转向了宋希濂部。5月27日，担任由宜昌、沙市间渡江任务的第13兵团向林、萧报告他们的渡江作战方案，该方案的要点，是准备以奔袭手段首先歼灭江北各点之宋希濂部，夺取船只，然后乘船渡江。28日，毛泽东致电林、萧，指出：宋希濂部战斗力较弱，“你们以三个军攻击是足够的。你们应指示该三个军于接近该地区时妥为部署，力求歼灭该敌主力，尽可能不使该敌主力退入鄂西及湘西山区，威胁宜、沙、常、澧。然后，你们留在常、澧区域的一个军，及守备宜沙区域的张才千军（或王宏坤军），才易于继续对付宋部残敌。因为宋部是敌国防部决定留在湘鄂西边区的。此点请加注意”。⁽⁴⁾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林彪、萧克、赵尔陆于28日10时电复第13兵团程子华、彭明治，第12兵团萧劲光、陈伯钧：“你们此次行动，应对敌在江北的五个师实行奔袭和渗透迂回的办法，使敌来不及渡江南退，使我能乘虚夺取江岸抢得船只，并以一二个师在江北敌人尚未歼灭以前即插至长江以南使敌江防瓦解，并断敌退路。如此既能解除渡江的困难，又能减少渡江以后前进的困难，并能达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目的。因此你们必须把最大的注意力放在处理这个问题上。”

电报指出：“我40军与43军向黄冈、武穴之线奔袭前进时使沿江之敌均未及逃走而被歼，并乘胜夺取了船只与立即渡江。因此只要你们大大提高对这一问题的注意，则敌在江北岸的五个师很有被我大部或全部抓住和歼灭的可能。你们尤其应注意首先将当阳之敌退路切断先包围起来，但切勿歼灭，以便吸引其他敌人，使其他敌人不能断然决心南退，对其他一切离江岸较远的敌人，皆当先行包围而勿歼灭，待我已占领沿岸与抢得船只，并达到一部已渡江之后，再行歼灭已被包围之敌为好。你们部队可在发起对沿江行动以前（距离沿江行程三四天以外的地区），可作三四天的休息准备。”

电报强调：“对当阳敌人的奔袭必须以38军担任为宜，因该军在最前头。38军目前最好待后续两个军略为靠近后再前进为宜，务望你们按照上述要旨进行部署。”“盼程彭、萧陈各设法通知宜昌、沙市方面的我地方部队迅即撤退离长江百里以外地区活动。”⁽⁵⁾

打击宋希濂，会不会吓跑白崇禧？这是毛泽东颇为担心的问题，5月29日，他反复权衡利弊，还是拿不定主意。当晚10时，他再次致电林萧赵：“关于十三兵团向宋希濂部进击及渡江的时机值得考虑，对此问题有两种方案：一种是不待东路集中南浔线，中路集中鄂南，十三兵团即向宋部进击并渡江占领常德。其好处是出白崇禧意料之外，突然攻其一路（白崇禧似料我军要待三路到齐然后攻击，而我军目前尚未到齐），可能将宋希濂部大部歼灭；其坏处是我军占常德后，敌中东两路之侧后已受威胁，可能迅速退至衡州。另一方案，十三兵团暂不向宋部攻击，待我中东两路到齐，或待中路（鄂南）到齐，然后三路或两路同时攻击。其好处是可能将三路或两路之敌同时歼灭，然后齐头并进向南追击；其坏处是白崇禧看到我军三路都到齐了，可能三路同时撤退，使我失去歼灭敌人的机会。以上两案究以何者为宜，请考虑见复。”⁽⁶⁾

接到毛泽东的电报，林彪、萧克立即认真研究，并于5月30日16时报告军委：“两种方案我们考虑大体上应采取两路或三路同时攻击为妥，但13兵团略可较其他一两路之出发提早数日，以便歼灭江北之敌。目前13兵团则在汉水以北休整，其他三个兵团则靠近长江休整，各休整一短期和准备粮食（粮食情况非常困难），以便在渡江后，即迅速前进，中途不再停止，以免吓跑敌人。”“各路具体动作、时间正考虑，另电告。”⁽⁷⁾

从这个电报的语气中，可以看出林彪、萧克此刻考虑最多的已不是渡江时机问题，而是要命的粮食问题。由于连年灾荒和国民党军溃逃前的大肆征抢，湖北和洞庭湖、鄱阳湖沿岸地区的粮食极为匮乏，鄂南地区尤为严重。几天来，各部队反映粮荒、告急的电报一封接着一封，令林彪等人愁眉紧锁，十分着急。民以食为天，何况肩负作战任务的几十万大军？在这种情况下，部队只能先解决吃饭问题，作战行动只好先放一放了。因此，在报告军委的当天，林彪、萧克、赵尔陆还同时发出两封电报，一封给正在襄阳、宜城地区待命攻击宋希濂部的第13兵团程子华、彭明治、梁兴初、梁必业、贺东生：“由于我平汉路与南浔路两方的行动尚需等候筹粮，因此不能很快行动，你们三个军暂勿过早向南突出和发起对宋希濂之作战，暂在襄阳、宜城及其以北及钟祥（不含）以北地区休整一星期以后再依平汉、南浔方面的筹粮状况决定你们开始行动的时间。”⁽⁸⁾

另一封发给来电询问对白崇禧部作战时间的二野4兵团陈赓、郭天民、刘志坚和二野首长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告诉他们：“对白匪作战开始的时间，目前尚不能具体确定，因鄂南粮食极缺不能供应大军的需要，目前须从河南和汉水流域收集粮食向前运送，对白匪作战时间，待粮食布置有相当头绪时才能发起，大约至少在十天以后。”⁽⁹⁾

6月2日，毛泽东以军委名义复电林彪、萧克、赵尔陆、聂鹤亭：“同意你们各军到齐休整一短时期，然后三路或两路同时动作（惟十三兵团应先数日攻歼江北之敌）。此种计划可以齐头并进，一气打到赣州、郴州、永州（零陵）之线，再作一个月休整，而在路上只作某些必要的小休息。为使白崇禧各部处于我军猛打猛追，骤不及防，遭我各个歼灭，如像刘邓由江边一气打到闽北那样，你们各军到达攻击准备位置之后，只要粮食状况许可，至少应休整半个月，恢复疲劳，统一意志，然后按计划攻击前进。”⁽¹⁰⁾

就这样，由于粮食问题的制约，四野主力不得不放慢了进军步伐，由迅速渡江南进转为暂缓渡江南进。

本来，对于大军南下在粮食方面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四野领导人是作了充分估计的。1949年5月11日，华中财委和四野司令部、后勤部联合制定了《关于五至十月份粮秣供应计划》，该计划对大军行将经过区域的粮食状况作了总体估算，并提出了具体解决办法。《计划》指出：“五月份：因河南省人民尽了最大力量，已准备了一亿斤粮食供应大军南下，且已分布在全省广大地区，其中有些地区因股匪时常出扰致使集中困难，同时交通不便，不易全部集中于主要线上，因此，除保证大军南下之过路粮食之外，剩余的粮食，可由南阳向武汉调动一千万斤，其余汉川、信阳各一千万斤可暂作为机动粮。”

“六月份的粮食供应，政府已拟定在湖北省征借七千万斤之计划：因湖北省历年以来产粮尚缺，且正处在青黄不接之际，新区政权未完全建立，大部分群众尚未发动起来，因此：现在只完成四千万斤（平汉路以西三千万斤、以东一千万斤），其余三千万斤，估计完成尚有困难。大军主力在六月份长江以北必经过湖北地区，预计最低限度所需粮食五千万斤，除由野后调豆饼一千万斤之外，鄂省政府必须保证供应四千万斤（按去皮粮食算）应分布在平汉路两侧（内将四百万斤布置于麻城、浠水、广济、九江之线，以备过路用），务须在五月底完成。另外还要准备一千万斤的机动粮。”

“七月份江南粮食供给：部队主力在六月底七月初渡江之后，沿粤汉路两侧南下，预计就地筹粮一时难以全部解决。拟定补助一半（自筹一半），除由野后调豆饼一千万斤之外，由南阳经汉水再调三千万斤粮食（武汉收复后，将调动现存粮食一千万斤，其余二千万斤待新麦收割后即可预征，并在七月中旬之前全部运到武汉）。先头渡江部队之粮食全部自筹解决。”

“八、九两月：部队主力到达湖南及两广边界休整和准备作战，那时候，因部队云集和新区政府未建立，预定部队自行筹粮解决二分之一，由江北预备补助二分之一。即每月三千六百万斤，拟由豫北五千万斤内拨给，至于分散在湖北和江西各兵团的粮食，全部自筹解决。”

“十月份只能作二十天计算，为48万斤，这三个月须有一个月作战，用1万民夫，须加6万斤。”

“前述人马均为实际数，但因各部会计不够准确，制度不够严格及难免有些浪费等，故须多预算百分之八，因此，此三个月粮总数为2156万斤，但此数不能完全由湖南负责，八、九、十三个月须由他省调二分之一，即1078万斤。”

关于草料问题，《计划》指出：“马料除喂稻谷稻米外，应喂黑豆及绿豆，稻草按北方谷草要增加四分之一，即十五斤稻草等于十二斤谷草，在筹粮时除解决人食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如何解决喂马问题。”

关于新区筹粮的组织及名义问题，《计划》规定：“在军、师一级由司、政、后派人（五人至七人）组织筹粮委员会，由政治机关负责领导。其任务主要是掌握政策，确定筹粮数字，保证供给减少浪费，检查督促改善方法。在筹粮委员会直接领导之下以师为单位（军直一个单位）组织筹粮工作队，由军师民运队，军、师、团宣传队，供给机关之粮秣人员及各大小单位之给养人员，派人参加组成。随军行动的地方干部参加在内（地方干部在初到新区时筹粮是主要任务之一）。筹粮工作队以团为单位设立小组，这种办法只是自筹自给。另外一种办法，以某一路前进部队的路线最高领导机关组织统一大的筹粮工作队，实行统筹统给。按部队需要及各阶段的负担数量一次筹完，然后交野后派遣之兵站负责接管。各部队携带粮票向兵站领粮，这种办法其好处统筹统给都有全般计划，避免后面部队筹粮困难，同时出粮户也有一个底。筹粮布告由中原人民政府或和野战军最高首长联合签名，野政根据布告之内容另拟筹粮办法指示，发给各部队，以便全军统一。”

《计划》最后指出：“根据以上粮食布置情况，可看出湖北省（主要在平汉路以东）及部队过江之后粮食最困难，因此，各部队当离开河南地区时，应尽量多携带粮食。”⁽¹¹⁾

按照上述计划，各部队由中原地区南下时都自行携带了不少粮食，但这部分粮食数量毕竟有限，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为此，四野兼华中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和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共同颁布了《关于筹借粮草联合布告》，大军沿途所及，广为张贴。其全文如下：

为布告事：我军奉命南下，负责肃清反动势力，解放华中人民，争取全国胜利。军行所至，声威远震，群丑辟易，万群欢腾。惟因部队远离后方，军需粮草，转运不易，而新解放区之人民政权，大都尚未建立或正在开始建立，公粮尚未征收，而军食又不能缺。为保证解放军有充足军粮，便利作战，以完成伟大革命任务起见，特根据合理负担原则公布向人民筹借粮草办法如下：

（一）凡缴获匪军军粮及伪政府囤积之公粮一律移作军食。其由群众报告，因而查获之匪伪军粮公粮得提出总数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五作为奖赏。

（二）凡新解放区乡村之地主、富农、佃富均得筹借，中农有余粮者亦得筹借，贫农有粮者必要时可酌量筹借，其筹借之数量按各该户食粮总收入为标准。多者多借，无者不借。但最高限度之筹借额：地主不超过百分之四十至五十，富农不超过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五，佃富农不超过百分之二十，中农不超过百分之十到十五，贫农不超过百分之五。

（三）草料根据需要，按一定比例随粮征借。

（四）在人民政权尚未健全地区，可协同地方热心人士组织借粮委员会负责统一筹借，军队政治机关可派人协助之。

（五）所筹借之粮草由政府或借粮委员会付给借粮证，不准打白条。借粮户持此借粮证，以后可以向人民政府抵交一定季节的公粮。白条不得抵交公粮。

至于乡村旧保甲人员仍继续供职，协助筹借军粮，但应改变过去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官僚作风，在人民监督之下，为人民忠实服务。执行人民政府法令，公平办事，以期将功折罪。倘有乘机敲诈勒索中饱及摊派舞弊破坏政策等情事，一经人民控诉并查明属实，定当严惩不贷。切切，此布。⁽¹²⁾

除此之外，华中局还向各省委、地委下达了一系列指示和规定，对部队进入新区筹借粮草工作提出了许多具体而周密的要求。

尽管事先做了种种准备，但是，我军一进入湖北境内，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迎面而来，给部队的行军作战带来了极大的麻烦。5月28日，12兵团在写给四野、军委的关于江南兵要情况的报告中，如实反映了他们遇到的各种困难：

一、公路：

1. 由黄冈渡江经鄂城、碧石渡、铁山、矿厂、换条桥、金牛到贺胜桥为石子铺之公路，雨天可行车，唯鄂城南之大石桥和碧石渡桥两处被破坏，须稍加修理。

2. 由武昌经咸宁、通山、崇阳、通城、平江到长沙为主干之武长公路，路基良好，唯桥梁全遭破坏，计武昌到咸宁5处以上，咸宁到通城37处，内有40米以上的4座桥工程较大。

3. 由咸宁经汀泗桥、蒲圻、临湘南去为沿铁道之公路，路基甚差，过去汽车很少通行，汀泗桥至蒲圻桥梁已破，不能通车。

4. 由阳罗镇渡江经王家店、油坊岭、五里界到土地塘入武长公路，此段路基甚好，只五里界南之太平桥破坏，不下雨尚可徒涉。

二、铁道：

武昌到咸宁已修复，刻已通车，咸宁南之铁木混合桥遭敌破坏，正计划修复中。

三、江南之江河湖沼多，山多。不是水，就是山。雨后容易涨水，行动受阻，如第119师22日进到金牛西之小河水突涨，深3米、宽600米，桥梁冲垮，不能徒涉，而折入金牛，据群众谈，旧历六月为雨季，桥梁多被冲坏，公路交通难于畅通。

四、崇阳、通城因敌搜劫商民，强抓民夫，敌人所到之处，粮食吃抢一空，城内居民无粮食，四乡散匪多而抢劫，群众逃避，社会秩序很乱，据调查崇阳一县即有大小不等之股匪千余人，如我120师四乡筹粮，每天还不够吃，所筹之粮多是稻子，做吃困难，且常遇土匪。现采用划分地区派小部队分住坐筹办法，一面动员群众回家，安定秩序，一面解决粮食困难，其俘虏千余因无粮，随抓随放。

五、部队无雨具，在雨中行军，全身尽湿，又无法保持干衣服替换，鞋子穿坏很多，大部拔掉鞋底，部队病号增加，多是感冒、泻肚、头痛等。⁽¹³⁾

第12兵团遇到的种种难题，在其他部队也同样存在。前方作战部队十分辛苦，后勤运输部门也不容易。四野后勤运输部后来在总结这一段情况时写道：“当时除拨汽车5团四个连随15兵团前进渡江进入江西外，其余四个汽车团，全部集中漯河、黄陂两地，担任由漯河至汉口段（当时该段铁路线未通）运输。从5月起至8月止，先后完成前送359688987斤粮食、弹药及24189名干部与卫戍部队的巨大任务。7月间，汉郑线路全线通车，我部移住汉口，郑汉运输工作至此基本告一段落。”

“在这一阶段中，由于情况变化太快，任务紧急，起初是运人，又接着运弹药，每次任务布置尚未执行，或刚刚执行，就起了变化，又来重新布置。浪费了很大运输力，加上南方雨多，路泞，车辆周转率相当缓慢。由漯河至汉口仅1500余华里（不走直线），快者需8天往返一次，慢者（遇雨天）则需一个月至一个月以上的时间，才能往返一次，一般的也须半个月往返一次，有时每小时仅能行5华里，车辆经常被陷，因此油料浪费既大，机器损坏亦巨。”

“其次由于公路两旁均系水田，沿途村庄很小，又是集中群车出发，驾驶员长期露宿，饮食不能按时，异常疲劳。同时大部参战司机因迫于战役需要，超过了参战时间，都急于回家，其思想多不安心工作。再加上任务紧急，事先未能进行有效的整理和教育，以至部队病员增加，有的连队占百分之五十以上。汽车肇祸，违反群众纪律现象，也时有发生。”⁽¹⁴⁾

困难是多方面的。而在所有困难当中，最突出、最关键的一条还是粮食问题。6月2日，林彪司令员、邓子恢政委向所属部队发出指示电，正式作出了部队休整的决定。电报首先通报了当前形势：“武汉以南、岳州、长沙以东，南昌、九江以西地区内目前粮食甚为困难，我军正从汉水流域及长江下游一带运粮食以备供给我大军渡江后作战的粮食需要。”

电报指出：“为等候筹粮及进到江南作战的军政训练与笨重装备的改配（其改装军），我12、13、14兵团之各军，各应在前电所指定的休整地区，从明日起进行两个礼拜的休整，恢复疲劳和进行山地战的训练和演习（13兵团须加强渡江作战的学习），与进行作战的政治动员，准备歼灭敌白崇禧和宋希濂。各部须针对苟安思想、以为没仗打的思想、怕走路的思想、轻敌思想，根据部队的具体事实进行教育，并与中央今年元旦献词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联系进行教育。如我们能争取在长沙与南昌之间歼灭白匪主力和在宜昌、沙市南北地区歼灭宋希濂主力，则能使我军更易收复两广、云、贵和加速全国战争全部胜利的结束，并给美帝国主义的干涉企图以预先打击。盼各部党委将部队思想状况作很好的检查，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但还不要直接进到战斗鼓动。”

电报规定：“为减少湖北境内的粮食负担和加强在江西方面的筹粮力量，我44军、48军目前应以旅次行军的办法（每天走六七十里，天雨时不走，目前如疲劳可休息两三天再走）继续向九江、德安、南昌之线前进，到后就地就粮并派队分散筹粮，洪、赖应与陈、陈协商15兵团各部集结位置及筹粮计划。”⁽¹⁵⁾

各部接到命令，于6月3日起相继进入短期休整阶段，一面筹粮，一面开展军政训练。(www.daowen.com)

光靠部队自己筹粮是远远不够的，许多工作必须依靠各级党和政府来做。6月2日，华中局作出了成立华中支前委员会的决定。决定指出：必须动员与发挥全体党政民的力量，在统一领导与指挥下，实行一元化的支前工作，以充分发挥现有交通工具（火车、汽车、内河船只）的作用，有效地征调粮秣，合理地动员人力、物力，克服一切困难，保证解放军作战中需要的物资。为此，特决定成立华中支前委员会，以邓子恢、周纯全、李一清、李聚奎、范醒之、吴自立、郭维城、毕占云、聂鸿钧、杨少桥等为委员，以邓子恢为主任，周纯全、李一清为副主任。在支前委员会与华中军区领导指挥下，成立江南作战支前司令部，以周纯全为司令，李聚奎、吴自立、毕占云为副司令。华中局还要求各省市组织省、市支前委员会和司令部，规定“凡属支前任务经委员会决定后交付支前司令部具体执行”，“各省市、各部门（铁路、公路、航运、粮食、贸易等部门）对支前委员会的决定、通知和支前司令部的命令、通知均需坚决执行”。⁽¹⁶⁾

此时，四野大军云集湖北各地，湖北的筹粮工作尤其重要。6月5日，华中局给中共湖北省委、各地委、各市委、各独立师旅委下发指示电，明确指出：“目前湖北党最重要的任务是筹集粮食，供给大军南下，和供应大城市庞大的粮食需要。目前我所占领的大城市，最迫切的和最影响一切问题的是粮食问题。它影响金融、物价、生产、教育、民生、争取群众、社会秩序和其他许多具体问题，因此省委和各级党的领导机关，须首先把工作的重心摆在筹粮问题上。全省干部最大数量应散布于人口稠密、出粮最多而又交通便利，便于将粮食运出的地区的乡村。”“筹粮任务绝对不是一项单纯的行政工作、经济工作，而是一个关系战争和关系城市生产，同时又是一个通过合理负担，提高农民觉悟的政治任务与群众工作。因此，应成为你们从现在起直到秋收秋征结束的中心任务。”⁽¹⁷⁾

一个星期很快过去了，缺粮的情况仍不见好转，四野领导人原定十天后发起作战的计划只得向后推延。6月10日19时，林、邓、萧、赵致电各兵团、各军、野后：

（1）由于长江以南目前粮食甚为缺乏，我筹粮干部尚未全部散开，故目前决将整训时间继续延长，各部可将整训计划延长到本月底。粮柴的筹划，亦须要筹到本月底，同时7月初还不一定能出动，因此筹粮愈多愈好，并须准备行动时的随带粮。

（2）各部应利用目前的整训机会，认真加强部队的政治教育，彻底克服和平享乐观念，怕走路、怕苦、怕死、怕热等等思想。切实加强山地战斗的训练和演习。重新温习“四快一慢”和“一点两面”的原则，小部队轻装爬山的动作。同时须乘此机会将部队的装备加以改装，使之轻便，适合于南方山地的作战。

（3）此次休整意义甚为重大，须准备经过此次整训后即发起连续作战，准备一直打到赣州、郴州、宝庆之线，那时再作相当休整后，即发起两广的作战。

（4）在赣州、郴州以北，长江以南共有敌约25万，广东境内约有敌人22万，广西约有敌83000。故我军尚须准备数场大战，才能基本解决问题。敌人目前毫无愿意和平解决的象征。⁽¹⁸⁾

6月12日，林邓萧赵再次就粮食问题致电中央军委：“粮食问题现成为影响行动的根本问题。赣西北、鄂南传说原来就是产粮少、人口少的地区，又加以国民党军队的征抢和地主将粮食贱价出卖与分散，又正值青黄不接之时，而我地方工作人员尚未达到，因此粮食成为严重的困难，我40军在鄂南的部队，43军在南浔线以西的部队，均连续来电叫苦，有的部队一天只吃一顿干饭，一顿稀饭，群众纷纷逃跑，并怨声载道。现在唯一办法，只有依靠河南、湖北两地运粮到前方去，6月初四野主力停止于长江与襄河以北就粮和休整，以待粮食的筹集，准备在本月底或7月初再发动作战，并实施军委6月2日连续作战的指示。以上行动计划，军委有何指示盼告。”⁽¹⁹⁾

前线将士忍饥挨饿，中央的心情比谁都要着急，但是眼下又确实没有别的办法。6月17日，毛泽东以军委名义电复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十二日电悉。粮食困难恐不但鄂南、赣北如此，湘南、赣南可能有同样情形。大军前进必须依靠铁路、公路运输，行动时间如需推迟至七月上旬，可由你们按情酌定。并须估计到大军深入湘赣后，因等候后方运粮，行动速度可能颇慢。如何克服粮食困难，请你们用大力筹划。”⁽²⁰⁾

得到军委的指示，林、邓、萧、赵于6月19日21时电示邓华、赖传珠、洪学智、各兵团、各军并告二野陈赓兵团：“目前因军食与大城市均极感粮食困难，前方军队暂无法前进，大城市因缺粮，物价飞涨。在此种情况下，决将部队出动时间改在7月10号以后或15号以后。因此15兵团的两个军暂时仍不必过江仍在江北就粮，我其他各兵团各军亦须在现地休整到7月10号到15号，一切粮柴筹划及教育计划皆应依据此规定，但我13兵团各军则须有于月底开始作战的准备，因最近消息，宋希濂拟向荆门方向全力发动攻势。”⁽²¹⁾

在等候粮食期间，部队的作战编制、装备问题引起了四野领导人的密切注意。5月下旬，野战军特种兵司令部政委钟赤兵、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苏进，第40军军长罗舜初、政委卓雄、副参谋长何振亚先后来电，对部队进入江南山地后所遇到的编制、行军、作战、教育、管理等问题，提出了他们的意见。林彪和三位参谋长萧克、赵尔陆、聂鹤亭对此非常重视，28日向各兵团、各军、各师转发了上述两份电报，要求各部“接此电后，凡关部队进入江南山地作战有关改变编制的问题，经过你们的研究、讨论，有系统的电告我们，以便作全军的新的规定。”

林、萧、赵、聂指出：“我军过去的编制在东北和华北原野上作战是成功的，但必须估计到江南山地所引起的许多新的条件，须要我们采取新的办法。40军进入鄂南的短期内所提出的问题是实际的，对于我军今后全部进入江南山地作战是十分重要的，必须引起注意，否则将会影响作战。因此在编制上的某些修正与改变是必须的，并且是重要的。除上述两电转你们（我们认为他们那些意见都很好）外，请你们迅速提出意见，以便决定执行。”“有关山地作战的战术、行军、夜间动作等教育及生活养成与管理，亦应积极进行，并将进行情况报告我们。”⁽²²⁾

这个指示下达后，各部先后上报了意见。在此基础上，野司很快形成了具体的改进方案。6月5日，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聂鹤亭致电军委：

为适应我军进入江南地区作战，根据地形条件，敌我装备、战斗力与作战要求等方面，决将部队炮兵及运输力进行初步编组，其原则为：将重装备改轻，增强部队的运动力和不作过大的改变。兹将具体方案报告如下：

甲、关于炮兵编组：

1. 步兵团保持1个迫击炮连（6门），1个步兵炮连（以不超过4门为限，不足3门者编成1个排，附属在迫击炮连内），炮与弹药一律驮载。

2. 步兵师之炮兵营，以2个山炮连（3门制或4门制），1个迫击炮连组成（以化迫或重迫中迫3门，或4门组成，也可混合组成），一律改为驮载。

3. 军成立1个山炮营，1个战防炮营（不成立团部），山炮营由3个师（第4个师不抽）各抽1个连组成，一律用驮载（3门制或4门制均可），战防炮营（6门制的3个连）集中师团战防炮（有65步兵炮者亦编入该营）组成，不能驮载的战防炮可仍用挽曳，在作战时如因道路状况不许可时，暂留后方训练。

4. 兵团直辖1野榴炮6团（4门制，3个营36门），以所辖3个军中抽出1个坚强的炮团，另补入1个野炮营组成。

5. 各军炮兵团除留交兵团者外，其余交特司整编为3个大团，成立1个炮兵师，其番号请军委确定指示。

乙、运输部队：

1. 军直属大车队，保持不变。另组1个人力运输营（4个连）。

2. 师、团所属大车队，一律改为驮载，师另组1个人力运输连，团另组1个人力运输排。

丙、机关文件行李大量减轻，连级干部行李由12斤减为8斤，改用挑子或驮载。

丁、侦察部队，军骑兵侦察连，改为2个徒步排，1个骑兵排，师团侦察部队不变。

戊、拟于本月16日前完成上述编组。⁽²³⁾

转眼之间进入6月下旬。这时，由于交通的恢复和改善，粮食可以陆续运来，从而缓解了困扰四野达一个月的粮荒问题。然而，这次缺粮所造成的严重困难，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不能不引起四野领导人的高度警觉。展望前景，粮食问题仍是一点也不乐观。为了更好地完成下一步的进军和作战任务，华中局、四野前委于6月27日作出了《关于克服粮食困难的决定》。《决定》分析了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我军在粮食方面上的严峻形势：“查湘、鄂、赣三省连年受国民党横征暴敛，加以去年水灾歉收，民间存粮不多，目前又是青黄不接之秋（按八月半以后才开始秋收，九月初方可接上新粮），大部地区政权尚未建立，地方筹粮万分困难。……从河南运粮接济，又因火车未通无法转运；从外地购买也极有限。估计此种情况，将来进入湖南后将更困难。而粮食问题又为作战胜利及军民团结重要关键，如此问题处理不好，不仅影响军民关系且将影响战争。”

如何解决这个关键性难题？《决定》指出，除加紧地方筹粮与从河南运转粮食外，特作如下规定：

（1）从七月一日起至八月底止，所有前后方部队及党政机关，每人每天一律减二两食粮（如野战军原系新秤一斤十二两，减二两即为一斤十两，其余类此）。如以一百二十万人计算，则两个月可节省九百万斤。

（2）各机关部队，必须确实核实人数，不得浮报多领。责成各单位首长督令供给机关切实检查，违者严加处分。

（3）各军师领取粮食，以不超过半月为限度，十分缺粮地区以不超过一周为度。如在此限期内部队移动，除自己携带三天至五天的食粮外，余粮应交还地方或移交接防及后续部队，不得擅自处理或随意浪费。

《决定》强调指出：“以上三点望各级党委切实讨论，动员全体指战、工作人员切实拥护，坚决执行。全党应把节省粮食作为夺取最后胜利与团结群众，稳定新区的重要关键来看，不得等闲视之也。”⁽²⁴⁾

因缺粮而导致作战行动一再推迟，这在四野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也是对四野全军将士的一次全新的考验。从表面看，我军的确放慢了进军速度，给了华中南之敌一段苟延残喘的机会。但是，在历时一个月等候粮食的日子里，我军的时间一点也没浪费，经过短期休整，部队的体力得到了恢复，来自北方的干部、战士们对生疏的江南环境有了大体了解，对山地、河川、稻田等复杂地形的战术与战斗动作有了初步体会，打消了原来在新的地形、气候和群众条件下作战的一些思想顾虑，增强了胜利的信心。与此同时，部队还有针对性地进行了组织调整和精简装备。更为重要的是，四野领导人通过这段时间，不仅逐步摸到了白崇禧的用兵特点，而且及时发现了部队自身的问题与不足。所有这些，为部队后来作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1)　林彪、萧克关于渡江后之部署致所属、军委电，1949年5月18日。

(2)　林彪、萧克关于何、白计划及我之部署致各兵团、军委电，1949年5月24日。

(3)　军委关于侦察桂军调动情况给刘伯承、张际春、林彪、萧克的指示，1949年5月26日。

(4)　军委关于以三个军攻击宋希濂五个军给林彪、萧克的指示，1949年5月28日。

(5)　林彪、萧克、赵尔陆关于对江北敌五个师进攻的战法给程子华、彭明治、萧劲光、陈伯钧的指示，1949年5月28日。

(6)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03页。

(7)　林彪、萧克关于渡江方案向军委的报告，1949年5月30日。

(8)　林彪、萧克、赵尔陆关于三个军暂在襄阳、宜城地区休整给程子华、彭明治、梁兴初、梁必业、贺东生的指示，1949年5月30日。

(9)　林彪、萧克、赵尔陆关于对白匪作战时间问题致陈赓、郭天民、刘志坚、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1949年5月30日。

(10)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05页。

(11)　卜广恩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解放战争时期）》第6册，金盾出版社1992年版，第126～128页。

(12)　卜广恩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解放战争时期）》第6册，金盾出版社1992年版，第515～518页。

(13)　12兵团关于江南兵要情况向四野、军委的报告，1949年5月28日。

(14)　卜广恩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解放战争时期）》第6册，金盾出版社1992年版，第469页。

(15)　林彪、邓子恢关于部队休整问题给所属部队的指示，1949年6月2日。

(16)　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版，第476～477页。

(17)　华中局关于目前工作任务给湖北省委、各地委、各市委、各师旅委的指示，1949年6月5日。

(18)　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关于整训内容、时间及今后作战意图给各兵团、各军、野后的指示，1949年6月10日。

(19)　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关于解决粮食问题向军委的请示，1949年6月12日。

(20)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13页。

(21)　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关于延长休整时间以解决食粮问题给邓华、赖传珠、洪学智、各兵团、各军、陈赓、郭天民、刘志坚的指示，1949年6月19日。

(22)　林彪、萧克、赵尔陆、聂鹤亭关于研究进入江南山地后部队编制、作战等问题给各兵团、各军、各师的指示，1949年5月28日。

(23)　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聂鹤亭关于炮兵及运输力编组方案向军委的报告，1949年6月5日。

(24)　卜广恩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解放战争时期）》第6册，金盾出版社1992年版，第128～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