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崇禧收缩防线——毛泽东指示四野提前渡江——43军兵分多路袭歼江北之敌——黄石港守军起义——解放武汉三镇——严格执行入城纪律——军委表扬警备武昌的第153师

1949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我各路人民解放军在相继攻占南京、杭州、太原等地后，以急风暴雨、雷霆万钧之势，继续向各地残存的国民党军展开战略追击。徐向前元帅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写道：“首要的因素是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正确、英明而果断，全局在胸，调度有方，着着先机制敌，自始至终牢牢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剥夺了敌人的行动自由权。渡江之前，我军就已经在政治上、军事上形成对国民党的强大压力，迫使其陷于惶惶不可终日的混乱和被动状态中。利用这种有利态势，我军正确区分战略步骤，恰当配置战略打击力量，从大进军的开脚一步起，以‘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先声夺人气势，对准国民党的战略防线和重兵集团，实施连续不断的突破、分割、追击、围歼，决不给敌人以任何喘息之机。‘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我军决水千仞的强大攻势，愈加造成敌军在心理上、行动上的绝望、崩溃状态，兵败如山倒，完全丧失其行动自由权和抵抗力。特别是当我军面临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危险性时，没有被这种现象所迷惑，所吓倒，而是一面做好应变的部署和准备；一面加速进军步伐，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这不仅使帝国主义不敢轻举妄动，出兵干涉，也使国民党靠美国武力援助或世界大战爆发来救命的梦想完全破灭。”⁽¹⁾

当时，我军在南方战场上的进军态势为：三野主力追歼南京逃敌，围攻上海；二野主力则猛插猛进，千里迂回，直下浙赣路的贵溪、横峰、上饶、衢县、金华、义乌一线，威胁武汉敌之侧后；四野主力正由中原地区源源南下，先遣兵团已进至湖北孝感、黄陂，逼近武汉。上述态势，不仅割断了敌汤恩伯与白崇禧两大防御集团的联系，而且为围歼这两个集团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面对这种局面，已逃到广州的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于4月30日匆忙决定：撤退长江以北之部队，鄂西宋希濂部受到解放军攻击时，以一部由长江北岸向大巴山撤退，主力由长江南岸撤守鄂西；粤汉线之白崇禧部主力，准备由武汉地区撤至洞庭湖、汨罗江以北，长沙、衡阳以东地区构筑工事，阻止解放军南进；江西方面，一部兵力机动作战，以保持赣江两侧地区，屏障粤汉路之安全。

据此，白崇禧于5月初下令武汉的部队收缩防线，破坏道路，抢掠物资，准备南撤。其具体部署是：华中军政长官公署撤驻衡阳；第7、第46、第48军逐次向湘赣边境及南浔线撤退；以第126军担任团风、蕲春间长江防御；第19兵团之第127、第128军，担任武昌至嘉鱼间的防御；第122军位于枝江以南、公安以西地区；武汉三镇则由第11兵团的第58军担任城防。

此时的白崇禧集团，将无守心，兵无斗志，内部乱作一团。还在一个多月前，即1949年3月29日，我中原军区机关报《中原日报》，即以“武汉匪帮慌乱残暴，工人市民切盼解放”为题，反映了武汉城中的情况：“（江汉电）武汉来人谈：武汉国民党反动统治正陷入极混乱状态，人民渴盼解放。2月1日，汉口忽传解放大军已到，各大街码头车站顿呈紧张混乱，江汉关、王家巷、徐家棚三个码头拥挤着国民党匪军及伪政府的僚属，仓皇失措的抢着上船逃窜，吵骂叫嚷异常混乱。在2月初的几天里，匪华中‘剿总’以及大小机关相继从汉口撤移至武昌一带。伪汉口中央银行早在1月20日左右就把历年来搜刮人民血汗的黄金白银赶运广州。伪金圆券已经到了无人要的地步。烧饼由10元一个涨到50元一个，大部商人以关门来拒用伪金圆券。抢米风潮时常发生。如汉口大智区同丰米厂在2月3日被抢了100多担米。国民党反动派以暴行镇压市民的求生存斗争，匪华中‘剿总’以‘扰乱金融’、‘维持治安’为名逮捕了50多个小商人，并枪杀了两个因饥饿而抢米的贫苦市民。武汉大学生全体同学罢课抗议，揭发了反动派的血腥罪行，声援市民。工人、市民及公教人员都在打听着解放军哪一天解放武汉的消息，‘向北平看齐’已成为绝大多数市民的要求与呼声。”

武汉是四野进军中南遇到的第一座大城市。而在李宗仁的心目中，它此刻更是“得失关乎整个大陆的存亡”、“为全盘战事的心脏”。

武汉，为武昌、汉口、汉阳之总称。三镇鼎足而立，共有人口120多万。武昌为历史名城，辛亥革命即首先在此起义，当时是湖北省省会，是湖北政治、教育的中心。汉口是长江中游的最大商埠，是国民党统治华中的枢纽，白崇禧的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即设于此。汉阳原为一座军事工业与重工业城市，抗战以后，其钢铁厂和兵工厂已西迁大后方。三镇位于长江与汉水合流之处，武昌居江南，汉口居江北，汉阳位于江汉合流的三角地带上，水陆交通极其便利。平汉、粤汉两条铁路均以此为终点，连贯华北、华中、华南。公路向四面辐射，直达长沙、南昌、宜昌、沙市、西安、安庆、开封等地。水运则居长江中点，上至四川宜宾，下至上海，均可通汽船，沿湘江可航运至长沙、常德、湘潭，沿襄河可达仙桃、岳口等地。三镇工商业素称发达。抗战以前共有机器厂500余所，产品除供给本省外，尚销外地。轻工业方面以纺织、面粉、卷烟的出产量最大，面粉日产26000袋，纺织业抗战以前日产细纱42000磅，当时的生产能力为战前之半。三镇共有武汉大学、中华大学等专科以上学校12所，学生5000余人，中等学校90余所，学生40000多人。正因为如此，我军能否迅速、完好地占领这个华中第一大城市，其意义是相当深远的。

但是，由于四野主力尚在南进途中，即使最靠前的先遣兵团离江边也有相当的距离，我军何时渡江，何时解放武汉，在四野总部的时间表里还暂时是个未知数。按照常规及惯例，渡江作战起码要在主力部队全部到达长江北岸，控制江北各渡口和大量船只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四野总部对渡江作战和进占武汉等问题，只能作出预测性的判断和计划。5月8日11时，林彪、萧克致电萧劲光、陈伯钧，对先遣兵团的下一步行动作了如下指示：

1. 汉口敌可能退守武昌，并企图吸引我军于正面，使我军不能威胁其退路。

2. 如敌尚未退出汉口，则仍不要接收汉口，因我接收人员一时赶不到。如敌已退，则应迅速接收以免流氓抢劫。

3. 如接收汉口，则可以40军率两个较好的师去接，40军另两个师归43军指挥，即向浠水方向开进，由鄂城、蕲春地区渡江。

4.43军向江边前进时，可采宽正面的沿江袭击，各路同时突然到达江边抢船只，抢得船以后，如对岸空虚则立即乘机侵入。渡江的先头部队，必须派得力干部指挥，并配属电台，以便在渡江后，不能在江南岸站稳时，即采取游击战的动作，以迎接江北的若干渡江部队。总之，先到部队（营以上）只要本身能渡江，即大胆渡江，不要怕后面部队不能接上，因他们即是站不住的话，可暂时打游击。

5. 汉阳之敌因有汉水之隔，可能比汉口之敌退得慢些，如敌未退，则仍勿去接收，如已退，则可照来电要王宏坤带一个旅去接收。

6. 如敌不守武昌时，则我们以一个兵团去九江、南昌，一个兵团去宜昌，其余两兵团经武昌出长沙。⁽²⁾

林彪、萧克作出以上指示仅过了一天，就收到毛泽东发来的电报，电报说：“根据长江北岸地区的粮食状况，大军久驻困难必多。又据白崇禧的意图，不是准备在衡州以北和我军作战，而是准备逐步撤退至衡州以南。因此，你们全军似有提早渡江时间的必要。并且不必全军到达北岸然后同时渡江，可以采取先后陆续渡江的方法。”⁽³⁾这份指示，说明中央对进军中南的战略规划有了新的考虑，四野的渡江日程必须提前。

经过紧急磋商，5月10日凌晨5时，林彪、萧克电告中央军委：“我们完全同意极力使我军提前渡江，并实行先头先渡的办法，而不必等待全军到达北岸后再渡”，“我其他各军不宜在固始、信阳、安阳之线久停，如先头两个军袭渡成功，则其他各军皆陆续前进和渡江，如袭渡未成功，则后续各军可在信阳、安阳、固始直到长江边分散摆开，等候先头部队渡江，待先头部队开始渡江后，其他各部则陆续跟进”。

同一天，林、萧致电萧劲光、陈伯钧，明确告诉他们：“由于沿江粮食困难和我军须争取今年年底占领两广，因此渡江行动须尽量提前，湖北全境之敌较北平之敌所多无几，湘赣两省之敌约等于天津守敌，我军兵力绝对优势，同时我华野、中野皆已南进，对敌威胁甚大，白崇禧已准备逐步南撤，因此你们先头两个军（共八个师的兵力）应争取提前到达江边，并极力争取先头部队即到立渡，后续部队陆续继渡。望注意采取多路前进，宽正面的袭抢船只和利用敌人窜逃的方法求得袭渡成功。”在电报的最后，林、萧表示：“望你们考虑可否照我们目的定计划（本月底到江边）再行提早，如能提早则好处甚多。”⁽⁴⁾

先遣兵团领导人根据林、萧上述指示，作出了实施宽正面强渡长江的作战部署：以第40军由团风至源口段渡江，以第43军由源口至武穴以东之龙坪段渡江。还决定：如国民党军已退出汉口，则以第40军军部率两个师接收汉口；以王宏坤所部一部接收汉阳；以第43军全部和第40军另外两个师，统归第43军指挥，由团风至武穴段渡江。

实施宽正面的强渡作战，是本次战役的最大特点，也是取得胜利的关键。正如43军战史总结的那样：“本军渡江时，敌江防空虚，军心动摇，分散扼守要点之敌，控制船只随时准备南逃，在此形势下，不待主力赶到首先发起渡江作战，时机是适宜的；采取宽正面的进攻，同时袭歼各处守敌，抢收船只和相机大胆渡江的方针是正确的。因为，不同时突然袭歼各处守敌，敌必闻风南逃，船只必被敌带走或破坏，部队渡江时将因缺少船只而增加许多困难。”⁽⁵⁾

5月11日，先遣兵团向长江北岸推进。14日拂晓，第43军在军长李作鹏、政治委员张池明的统一指挥下，以突然动作向据守各处的国民党军发起攻击。

第156师466团攻打团风。该处敌人凭借复杂的工事，顽强据守。经激烈战斗，将敌912团一个营大部歼灭，残敌渡江南逃。467团袭歼堵城、苇家凉亭之敌，这部分敌人与我军稍加接触即仓皇南逃，我军在追击中歼敌一百余人。

第127师负责攻歼黄冈之敌。以379团由两侧插至黄冈敌之侧后，381团主力攻歼二里半墩之敌，380团为预备队。14日7时许，379团主力一举占领了黄州关、大码头，将正渡江南逃之敌拦腰插断，并占领了城南关，在打垮敌人企图夺路南逃的两次反击之后，迫敌全部投降。与此同时，381团以3营7连由左翼进占下巴河市，封锁江口，断敌退路，控制船只，营主力则乘船渡过赤野湖至邓家湾登陆，沿江向西追歼；团主力实行正面攻击。因事先对地形侦察不确，团主力进至二里半墩以北金家寨时，被河水所阻，转而向马蹊山攻击，经半小时战斗，歼灭敌一个警戒连，二里半墩之敌乘机南逃。3营主力因疏忽大意，也未能包围祖师殿之敌。

第129师兵分三路，同时进攻兰溪、蕲春、田家镇之敌。378团配属师山炮营两个连攻兰溪，该团主力行正面攻击。战斗打响后，以勇猛的动作突破鹿砦、铁丝网，夺取了大桥敌桥头堡垒。部队冲过桥后，分路大胆穿插，首先在王家墩歼敌914团2营营部，接着在刘家墩歼敌914团团部，生俘敌团长。至7点，攻占十多个山头并占领了兰溪镇。该团右翼迂回部队6连及山炮、战防炮、骑兵各一个连，于正面打响后，以炮火封锁兰溪镇洋船码头，并迅速将金家滩守敌一个连全歼。担任左翼迂回任务的3营经三小时战斗，连克江家山、黑山庙、旧窑等地，全歼守敌，然后向莲花山攻击。守山的敌人知道大势已去，被迫投降。但因3营指战员胜利后有些大意，监视不严，敌乘机逃走一部。

386团配属一个山炮营，进攻蕲春守敌。部队接到命令后，于13日13时由广济出发，21时进至施家塘，以2、3营从敌两侧迂回，1营由正面攻击。战斗一开始，各部进展迅速，14日2时，3营攻下新港及桥头堡垒，1、2营于打垮敌之抵抗后，进至龙君子处会合，完成了对敌人的包围。然而，随后的战斗却打得并不顺利，据43军战史记载：“之后，1营即仓猝由城西北门攻击，因干部轻敌，火力未组织好，未准备梯子，攻击未果。乃调整部署，重新准备，于9时发起总攻，1营因梯子矮而没有爬上去，5连因连长轻敌，不做准备，攻击亦未成功，部队在敌火力下停留过久，伤亡很大。后集中炮火将敌侧射火力点摧毁，部队方攻入城内，迅速攻下全城制高点——麒麟山，此时，敌全部动摇溃退，我乘胜追击，追至城内凤凰山下，除少数官员乘船南逃外，余敌全部被歼。但因对敌情了解不准确，轻敌莽撞，虽共歼敌500余人，我则付出了258人伤亡的代价。”

385团（欠3营）攻打田家镇的战斗也不尽如人意。43军战史记载：部队“于14日3时进至陈细湾以后，乃分路前进，2营4连经张七九将风口之敌驱逐后，令两个排经东炮台山夺取吴王庙，因吴王庙与田家镇是一个防御体系不能攻克，该连即在炮台山与敌对峙。2营主力进至余家冲及其右侧之山头，与敌正面对峙。此时，团即去调3营并去师请求炮兵支援，延至15时，敌登船南逃，待敌船驶至江心时，385团才发觉，但亦未实行火力追击，致使敌安然逃脱”。

5月14日上午，各部攻歼战斗均告结束。至此，西起团风，东至武穴段200余华里的沿江北岸为我军全部控制。

14日下午，第128师开进至戴家洲以北的几个小渔村，搜集船只，侦察渡江点。当时，国民党军队撤退时，已把江北岸的所有船只都拖到江南去了。正当他们组织小分队四下寻找老乡们隐藏的船只时，敌驻黄石港的守军团长郭坚，从江南岸派来两个联络员，向我军接洽起义。

郭坚，安徽怀远人，黄埔军校南宁分校第8期毕业生，抗战以后一直在桂系军政系统工作，当过阜阳县长、保安团团长。1948年开始，他耳闻目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和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思想上开始酝酿投向人民。1949年2月，他所在的安徽省保安第10团被白崇禧调到湖北黄石港，所部改编为第126军第305师第915团。此后几个月中，他和部下几位志同道合的安徽籍亲信加紧工作，准备起义，但因始终没有同中共地下党组织联系上，郭坚心里没有底，只能暗中等待时机。

5月上旬，驻武汉的桂系部队开始撤退，路过黄石港，同时，上司命令郭坚把江边的机帆船全都扣在黄石港内，江北船只一律扣在兰溪。郭坚意识到局势紧迫，遂一方面说服动员安徽老乡、913团团长马祥雅一起行动，另一方面和手下骨干人员秘密协商。他们判断起义时机已到，待机举事。

5月12日，当我军开始进攻江北桥头堡时，敌305师师长命令郭坚在黄石港炸沉几条大船，以堵住港内船只，不让出口，并要他等候江北914团撤来南岸后，率部为后卫团，向湖南方向撤退。郭坚迟迟未动，拖到下午也没有执行。敌师长气急败坏，立即派来一排工兵，强行爆破船只，封锁港口。在这种情况下，郭坚感到不摊牌不行了，于是赶紧下令将这一排工兵缴械，同时召集全团军官，宣布：“倒转枪口，赶走广西军阀，迎接解放军，消灭反动派，走向光明大道。”宣布起义后，全团官兵一致拥护。随后，郭坚把团里的十几名广西籍的军官管制起来，一面分兵占领了黄石港外围阵地，一面打电话让913团马团长率部向黄石港集中。⁽⁶⁾

14日上午，在我军凌厉攻势的震慑下，江南岸的国民党守军纷纷南窜。郭坚趁混乱之际，派了两位联络员渡过江来，找我军联系。天黑时，他们被我128师383团2营发现，并立即把他们送到团部。正在这时，第15兵团副司令员洪学智来到该团指挥所，得知这一情况，非常重视，他亲自接见了来人，说：“听说郭团长派你们两位来找解放军联系起义的事。我们欢迎你们蒋军官兵高举义旗，弃暗投明，这是你们立功赎罪的最好机会。请你们转告郭团长，我们马上派人和你们一起过江。”这时，383团团首长决定派司令部通信参谋张志诚过江。临行前，洪副司令员交代给张志诚的任务是：“第一，首先要宣传我党我军政策，争取他们起义。他们若是真的起义，就组织好起义部队加强对大冶、石灰窑方向的警戒。据我们了解大冶县敌军是桂系第126军所属部队，军部驻大冶县城，第305师师部驻石灰窑。要派起义部队主力控制去大冶的隘口，并警戒来自石灰窑方向的敌人，掩护我军渡江。第二，组织起义部队护船、押船过江北，以便接应我军渡江。第三，视情况处理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比如，郭团长起义的行动，被大冶、石灰窑驻军觉察，他们可能派兵反击，并占领码头毁船，阻击我军过江，这样势必发生战斗，你要督促郭团长指挥部队坚守阵地，同时组织起义部队护船、押船开往江北接部队过江。要船，是头等大事，没有船我军无法渡江，这一点你们必须牢牢记住。”⁽⁷⁾

张志诚和一名通信员过江后，见到了正焦急等候的郭坚。张志诚首先代表解放军欢迎郭部起义，并说：“赶快把所有的船只开往江北。这样做你们要什么条件？有什么要求？”郭坚说：“什么条件都不要，什么要求都没有，我们要的是跟你们学习干革命。”张志诚说：“这太好了，就请把船放过去，我们能过来一个团就顶住了。”双方具体商定了统一的部队识别记号和口令后，张志诚和马祥雅团长乘船先回江北，向等候消息的洪学智、赖传珠等兵团首长们汇报了情况。洪、赖表示满意，并当即宣布承认郭坚、马祥雅两团起义。

随后，马祥雅连夜赶回南岸，把我军这边的情况告诉了郭坚。郭坚立即着手作好了相应的准备。15日凌晨，郭坚派部队把藏在黄石港内的一条小火轮和一百多只民船驶出港外，开赴江北。我128师得到这些宝贝似的船只，立即组织部队渡江。下午15时，128师在起义部队的接应下全部渡过长江。郭坚所部黄石港起义，为第128师顺利渡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条件。

在128师渡江前后，43军其他各师也分别由黄港、蕲春等地渡江。驻鄂城、大冶、阳新的国民党军如同惊弓之鸟，纷纷南逃，第126军向通城、平江方向撤退，第46军一部向奉新、高安方向逃窜。这时，天下起了滂沱大雨，对行军作战十分不利。但是，第43军指战员不顾恶劣的天气，冒雨展开了勇猛追击。16日，占领鄂城、大冶，歼残敌一个团又两个营。17日占领阳新。接着按预定计划向九江、德安、永修、安义之线前进。18日，第129师占领瑞安，随后接替九江的卫戍任务。22日，第128师解放德安，24日进至永修。第127师进至安义。第156师进至武宁地区后，奉四野指示拨归江西军区建制，接替南昌卫戍任务。

再说武汉方向。第40军第118师为钳制武汉守敌，策应43军等部渡江，于5月15日向武汉外围发起攻击，肃清了标子湾、刘家庙一带守军。这时，防守武汉的敌58军已开始南撤，并且按照白崇禧事先制定的计划，对武汉三镇进行了丧心病狂的大破坏。据战后5月24日《中原日报》揭露：“该项计划为炸毁汉口最大的既济水电厂和鄂南公司水电厂，破坏电信局、邮政局，烧毁轮船码头、民用航空机场、铁道和公路的车站、机械厂、修理厂以及私营的裕华、震寰、第一纱厂等三大纱厂，破坏市内各大炼油厂、面粉厂、碾米厂、机器厂，烧毁10座库房、粮站，使武汉成为‘焦土城市’。最狠毒的是企图彻底破坏汉口的张公堤、武昌的武泰水闸和汉阳的沿江堤，将武汉140万市民的生命财产置于不顾。为指挥此项破坏阴谋，白匪曾在14日由广州飞到武昌亲自督促。第二天下午4时，爆炸声响遍全市，一夜间被炸毁的轮船达三十余艘，平汉线至花园以南的较大桥梁，则于5日至10日全遭破坏，横店等车站设备亦被破坏无遗。市区内第一纱厂、电信局等亦遭部分破坏。”⁽⁸⁾

为尽早解除武汉人民的痛苦，第118师指战员不顾疲劳，马不停蹄地向汉口市区急进。5月16日清早，部队进入汉口，全歼武汉保警总队及警察局所属武装。第120师、第153师在配合43军攻占黄冈、团风一线江北敌军防线后，亦于16日下午渡过长江，第153师一个团于17日16时进入武昌。同日，江汉军区部队进入汉阳。这样，武汉三镇全部解放。(www.daowen.com)

5月18日，第120师及第153师一部进抵贺胜桥，并在追击途中歼灭河南保安第3旅。同日，第40军军直、第119师由黄冈渡过长江。19日，第120师歼灭咸宁守军第127军四个营，解放该城，占领汀泗桥。23日，第119师占领通山。24至25日，第120师先后占领崇阳、通城，第119师进占蒲圻。至此，渡江作战胜利结束。

以上诸役，史称“先遣兵团汉浔间渡江作战”。这次作战，共歼灭国民党军1.6万人，解放了华中枢纽武汉三镇及鄂东、鄂南、赣北广大地区，沉重打击了白崇禧集团，为四野后续主力部队开辟了前进道路。

武汉解放，大快人心。当地民众扶老携幼，争先恐后地走上街头，热烈欢迎我军进城。在这历史性的欢乐时刻，新华社著名记者刘白羽向总社发回了下面的报道：“人民解放军在16日下午进驻武汉时，受到三镇人民的狂热欢迎。在市郊欢迎的农民都兴奋得只是连声说：‘你们来了！你们来了！’当浩浩荡荡的解放军行列开入汉口市内时，迎候已久的工人、学生和市民立即拥上前来，欢迎的大红旗也顿时飞扬在全市最高的建筑物顶上。市内到处贴着各种欢迎解放军的标语，其中有一条写着：‘五一六是武汉复活的日子！’仅仅在前一天，武汉三镇的人民还处在深沉的灾难中。战犯白崇禧破坏长江轮渡和铁路设备的爆炸声从14日下午直到16日上午震动着武汉三镇。国民党匪军的这些暴行引起武汉人民的痛恨，对解放军的到来更感到无限的欢欣和安慰。”

刘白羽看到：“在汉口市中心的大街上，工人们和学生们抬着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巨像尽情地扭着秧歌。许多妇女们争先恐后地将鲜花献给在街上通过的解放军的战士们。一个老工人突然从人群中挤出来，摸到解放军的吉普车跟前，拉着解放军战士的手激动地说：‘终于盼到这一天了！’人群簇拥着部队前进，形成延长20里的游行行列。沿路是一片欢呼声和鞭炮声。汉口对岸是武昌，工人和学生们听到解放军到了汉口的消息，立即驾着小船过江来，欢迎解放军。一直进行着护厂斗争的电业工人，加紧工作，供应电力。入夜，全市照耀如同白昼，街头继续沸腾着狂欢的人流。”⁽⁹⁾

5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武汉警备司令部成立。中共中央军委任命谭政任军管会主任，陶铸任副主任。萧劲光任警备司令部司令员，谭政任政治委员，唐天际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23日，华中局和武汉军事管制委员会机关报《长江日报》在武汉公开出版发行。在当天的报纸显著位置上，刊登了题为《庆祝新武汉诞生》的“代发刊辞”。文章热情洋溢地写道：“武汉三镇是伟大的‘二七’大罢工的发祥地，是中国工人运动中心之一，是大革命时期的革命重镇。抗战初期，武汉人民曾经发挥了他们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热情。现在，这个人民的城市又由人民军队把它夺回来了。5月16日是武汉人民的一个光荣日子。在这一天以前，武汉三镇曾经是吴佩孚、萧耀南、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这些反动军阀、官僚、官僚资本家勾结外国帝国主义者压迫人民、屠杀人民的罪恶堡垒；但是从今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在武汉的统治永远地结束了，工人们及广大群众二十几年来所过的悲惨、黑暗和屈辱的日子也永远地过去了。林祥谦、施洋等先烈的鲜血并没有白流，他们的遗志如今完全实现了，武汉三镇从此永远属于中国人民！”

文章指出：“国民党反动派在武汉的统治是打倒了，拿枪的敌人是没有了，不拿枪的敌人则仍然存在，他们将会戴着各色假面具，运用各种手段，阻挠我们，破坏我们，这是一个长期的斗争。因此，我们必须随时警惕，不要自满，不要糊涂，要注意、制止和消灭这些潜伏的敌人任何破坏阴谋，并从各方面有步骤地展开我们各种革命工作。”

“武汉是华中经济文化的中心，又是解放江南一个重要的战略要地。但是在解放之前，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特别是这次被头等战犯白崇禧敲骨吸髓地榨取勒索，横征暴敛，抢走物资，搬走机器，捣毁重要设备，把相当繁荣的武汉破坏得残破不堪，因此就使得我们现在在各方面都感到很大的困难。但是这些困难是暂时的，是完全可以克服的。只要我们武汉三镇的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联合知识分子，联合私人工商业家，从现在起就把一切可以恢复与必须恢复的生产事业、经济事业，不论公私，迅速恢复起来，我们就可以克服一切困难。”

文章在指出各行各业今后努力的方向、阐述党的有关政策之后，向全体武汉人民发出号召：“人民大军正在胜利前进，全国即将解放，我们的任务就在于迅速恢复生产，支援解放军完成全国最后胜利，我们完全相信，解放了的武汉三镇在中国共产党及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之下，依靠我们全市120万人民和华中人民的共同努力，在不久将来一定能够把它重建成中国一个伟大的经济文化中心。”⁽¹⁰⁾

在接收武汉的过程中，我军的政策发挥了极大的作用。5月16日下午4时，林彪、萧克、谭政、陶铸得知先遣兵团即将进入武汉市区，当即电示第40军、第43军、第12兵团首长：“你们进入武汉第一件大事是应防止部队发生违犯外侨政策行为，盼迅速紧急通知全体排以上的各级干部，紧紧掌握以下诸点：一，不要去搜查各国领事馆和各国洋人的住所。二，不要住洋人的房屋、教堂、学校。三，不要检查盘问往来走路的洋人。四，负责保护全体守法的洋人及其财产，防止部队破坏。五，不得与洋人交际来往，禁止自由接见外国记者。”⁽¹¹⁾

第40军第118师奉命担任汉口警备任务。他们自觉遵守党的各项城市政策和入城纪律，受到广大市民的欢迎和赞扬，出现了许多感人的场面：一队游行的学生经过第三勤务区的岗位时，他们兴奋地把两个装得满满的红色慰问袋，送给两位正在值勤的战士。两位战士杨其美、刘守义含笑谢绝了。可是，热情的学生们一定要送给他们，把慰问袋扔下就跑。战士想追上去，又怕脱离岗位，违犯勤务守则，于是他们就把两个慰问袋一班一班往下交代，过了两天一夜，两个慰问袋仍然在岗哨上一动没动。

某部进驻汉口市以后，行军锅不够用了，营部请永靖区区公所借了八口锅，分给各连。借来以后发现其中有三口新锅。经过调查，知道是该区一个旧保长命令全保的市民凑钱特意买来的。营部当即派借锅的同志运还新锅，并由买锅的人送还给商店，要回钱来归还给各户。

某部6连政治指导员刘先珍，带着该连2排到既济水电公司水厂担任警卫，除了七个哨兵外，其余的指战员都在工厂后面的墙脚下露宿。该厂钱厂长、谢工程师和全体工人，见此情景很受感动。为了表示心意，他们办了五桌酒席，请刘指导员和2排全体战士赴宴，指战员们都婉言谢绝了。当工人们问明了战士们还是在清早3点钟吃过早饭时，他们说：“我们是早晨6点吃饭的，到现在都饿了，你们3点钟就开过饭，又走了几十里路，难道还不饿吗？”战士们回答：“解放军是为了解除人民痛苦而来的，不是来增加人民负担的，工人弟兄的生活本来就很苦，更不能要你们花钱。”就这样，请一遍让一遍，连达七次，3排指战员还是不去，全厂的职工们都赞叹不已。

另一个连队住在益华商业银行，因菜少，大家就用盐粒当菜吃，银行职员看见以后，上街买了七个咸鸡蛋请他们吃。战士们再三不吃，还是高高兴兴地吃一口饭，尝一点盐粒。⁽¹²⁾

担任武昌警备任务的是第47军第153师。入城数日后，师里向萧劲光、陈伯钧报告了部队执行警备任务的情况：“我师受领为武昌警备任务，时间仓促，仅距渡江半日，召开师党委扩大会传达布置。457团，因执行任务，距武昌廿余里地方，始进行交代、布置与动员，其他各部仅以几个钟头，边走边动员。师党委对城市纪律执行的决议，入城才发下。于渡江后，又兼程向武昌挺进，部队较疲劳，入城前，均按着装规定，检查军容。入城时，学生很热情，迎接十几里，给我们插花撒彩纸，市民鸣爆竹欢迎，战士虽疲劳（有扛八二炮）但情绪高涨，给予部队精神上很大的鼓励。

“城内秩序尚好，入城后，尚未闻到枪声，商店普遍照常营业，第一纱厂经理逃跑，工人仍照常开工，震寰纱厂也准备复工，市民一切如常，部队街上无闲逛者。部分干部战士对城市政策、纪律，自觉愉快执行不够，对一个月不准在城内买东西，严格请假制度等，误认为坐禁闭、不自由、抱怨、说怪话。”

“475团连长换枪套，通讯员换枪梭子，修表。该团1营，借用公路局汽车运一次粮，所有借物，均作到了有组织的借用。459团卫生队队长用铜板买烟，宣传股长用银洋买肥皂，并有买……等等事件发生。现均予以处理。”

“因民房及学校不准住，房子感困难，有的入城一天，尚未找到房子，有的住于敌伪房舍，潮湿肮脏，无草及铺板，只得睡潮湿地上。但亦有部分单位住民房。对柴草粮食估计不足，入城一二日内，各部均发生恐慌，有的天半只吃一顿稀饭。因此，发生个别干部随便向群众借米。”

“群众反映我们纪律军风纪均好，但帽子不统一，没见到大炮，没有符号等。

根据以上，兹定我们的工作重点如下：树立明确的群众观点，与贯彻城纪教育，各级领导干部亲去下面检查，及时给予动员和解释，以求坚持。”⁽¹³⁾

5月22日，萧劲光、陈伯钧向四野、军委转报了这份报告。毛泽东看到后非常高兴。25日，他以军委的名义电复萧劲光、陈伯钧、韩先楚、唐天际、解方、潘朔端并林彪、萧克：“（一）四十七军一五三师入武昌纪律甚好，应予奖励。（二）请林、罗考虑待你们主力及炮兵渡江的时候，在武汉三镇举行一次军容整齐的盛大游行，例如北平入城式那样，借以振奋人心。”⁽¹⁴⁾

(1)　徐向前：《夺取全国胜利的伟大进军》，载《中共党史资料》第38辑，第41页。

(2)　林彪、萧克关于接收汉口的布置给萧劲光、陈伯钧的复示，1949年5月8日。

(3)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80页。

(4)　林彪、萧克关于提早渡江给萧劲光、陈伯钧的指示，1949年5月10日。

(5)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三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6年初稿。

(6)　郭坚：《黄石港起义》，载黎连荣、徐振有编：《从东北到海南岛——解放战争中的第四十三军》，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27～328页。

(7)　张志诚：《洪军长在长江前线指挥我军渡江》，载黎连荣、徐振有编：《从东北到海南岛——解放战争中的第四十三军》，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10～311页。

(8)　《白匪逃出武汉前指使匪帮大破坏三镇工人展开护厂斗争破坏计划未能完全实现》，《中原日报》1949年5月24日。

(9)　刘白羽：《武汉三镇人民狂热欢迎我军》，《中原日报》1949年5月22日。

(10)　《长江日报》1949年5月23日。

(11)　林彪、萧克、谭政、陶铸关于严格执行外侨政策给40军、43军、12兵团的指示，1949年5月16日。

(12)　王壬墉：《进驻汉口解放军遵纪小故事》，《中原日报》1949年5月30日。

(13)　萧劲光、陈伯钧关于一五三师警备武昌情形向四野、军委的报告，1949年5月22日。

(14)　《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