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爬也爬到江南去”——白崇禧调整华中南部署——四野前委对进军中南的形势分析——毛泽东制定向全国进军的战略规划——四野各兵团挺进长江北岸——林彪、萧克向中央军委汇报南下进军的经验和问题

出征前夕，第四野战军主要领导成员出现了两个变化，一是罗荣桓政委病重卧床，无法随军南下；二是刘亚楼参谋长奉命筹建第14兵团。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萧克同志从华北军区调到四野担任第一参谋长。

罗荣桓本来患有严重的肾脏病，经过辽沈、平津两大战役和紧张的工作，身体再也支撑不住了。当时大家都劝他留下治病，但他总是不听，坚持要随军南下。一次在天津同人谈话中，突然晕倒。中央了解到他的病情后，决定他留津治病，并专门派了一位卫生干部为他治疗。毛泽东主席还给他写了一封亲笔信，要他安心在天津养病，暂不要南下，并用“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句话来劝慰他。此后，罗荣桓在天津养病，直到新中国成立出任总政治部主任。在这段时间里，他仍然兼任第四野战军政治委员，仍然一如既往地关心着前方的部队。林彪和萧克、谭政、陶铸等人十分尊重罗荣桓，每当部队有重大部署和重要战况，都及时拍发电报转告他。与此同时，四野总部的重要决议和命令仍以“林罗萧谭陶”的名义颁布。

萧克是湖南嘉禾人，早年投笔从戎，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在随后的革命战争岁月里，他由连长、营长干起，逐步成长为一名高级指挥员，历任红军第6军团军团长、八路军第120师副师长、华北军区副司令员，是我军有名的几位儒将之一。林彪对萧克比较了解，在井冈山的时候，林彪一直是萧克的直接上级，而且在1929年林彪任红四军一纵队司令时，萧克就曾担任过他的参谋长。这一次是两人第二次合作。萧克从石家庄赶到北平，罗荣桓政委对他说：四野的陈光、聂鹤亭两位副参谋长，都是资格较老的同志，你到四野来，能团结他们一道工作。同时，林彪、罗荣桓还建议中央军委，调华北军区参谋长赵尔陆到四野担任第二参谋长，专门负责大军南下的后勤工作。

同上年年底部队秘密入关作战时相比，1949年春天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特别是经过2、3月份卓有成效的整训和动员，四野全军指战员向江南进军的热情空前高涨。四野政治部《前线》报记者林剑深入连队生活，捕捉典型材料，写了一篇《爬也爬到江南去》的报道：

1949年的春天，一个响亮的战斗口号响彻中国的北方：“打到江南去，解放全中国！”某团战士张德顺从心里下了决心：爬也要爬到江南去！

他是最近刚归队的老战士，脚上的伤还没好利索，就一跛一拐地回到了前方。连里同志们每天早晨黑乎乎地就爬起来练习急行军，他在后面像扭秧歌似的跟着练习走步子；同志们在课余练习射击，他也不放松提高自己的技术；别人在学习会上表示南下的决心，他把胸口一拍：“我张德顺也不装孬。”他说：“革命经历了千山万水，眼瞅着全国快胜利了，这时候再开小差，怕吃苦，不是给自己光荣历史抹黑灰吗？”

前些日子，集体上北平德胜门一家澡堂洗澡，来回七八里地，回到驻地黄寺大院可把他累坏了，脚肿得像个馒头似的，好容易脱了鞋，袜子好像长在脚上一样，使劲一挣，把袜子也撕破了。他心里怪不舒坦的：“这双脚真要给我个眼色看看哪！烂坏了肉，可坏不了我的心！”

“满洲国”那时节，他给地主扛活。18岁那年，有一天背着一口袋黄豆给东家往大粮仓里集粮，不小心一下子踩滑了脚，从桥板上摔下来，连摔带压，把个壮实身体可就折腾坏了。吃饭后不消化，也时常四五天不大便，拉的屎像羊屎蛋一样。自从1947年2月参军以后，在连队也常常犯这个病。1948年6月在地方病院休养时，医生说：“这个病没法治，非长期休养不行，还是转到后方医院吧！”他一听这话可急了，这不就是脱离部队了吗？那怎么能行！第二天他一鼓劲就回连里来了。他说：“这个病也不是我愿意长的，还不是让地主给我糟蹋的，行军从没掉过队，打仗从没拉过后，有病还不是一样打仗立功！”

在解放东北战斗中，他的脚负了伤，在担架上他白天黑夜心里不安顿，他倒不怕成残疾，而是惦记着班上的同志，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前方。在休养所里，听说锦州解放了，不几天又听说沈阳也打开了，他的心早飞到前方去了。1948年底，辽沈战役结束了，东北野战军浩浩荡荡地日夜兼程往山海关里开进的时候，白天，他拄着拐在门口看；黑天，队伍住在休养所里，他就亲切地和他们东唠西扯，恨不得马上跟着队伍进关。

第一批伤员要归队回前方了，那时他刚丢了拐，练习着走。轻伤员回到前方，重伤员却要转到后方去了，别人说：“老张，你还没好利索，回后方休养吧。”他说：“没伤骨头没伤筋，不碍事！”他就像好人似的站在前方来的队伍里了。

一路上老百姓夹道欢送大军进关南下，往嘴边送红糖水，朝腰里塞热鸡蛋。他恨不得一步走到连队里，去参加解放全中国的战斗，报答老百姓的爱护。他早琢磨透了：四保临江，在长白山上那么艰苦的日子都熬过来了，现在形势这么有利，更应该加把劲赶上去。这好比走路，眼看就到庄子啦，就是跌倒了，也要爬起来赶路。虽说脚没有好利索，到时爬也爬到江南去呀！⁽¹⁾

这篇生动、质朴的文字，真实地反映出了战士们的精神状态，尤其是“爬也爬到江南去”这一响亮的口号，在部队广为流传，影响很大。许多四野老战士回首当年，仍念念不忘这句话。

几十年后，萧克将军在谈到部队这一段情况时说：“第四野战军约70万人，多来自东北地区。自4年前中央决定收复东北时起，各方面、各战略区都选派了优秀的党政军干部去东北，使这支部队人才济济。四野各部门、各兵团、各军师的领导大部分是参加过土地革命战争的将领，多属能征惯战之将；抗战时期培育的干部，多属各兄弟部队转来的进步分子或揭竿而起的英雄，他们带着队伍进至东北，经过一时期的整顿和大兵团的作战，也出类拔萃。他们是我党20多年来武装斗争的精华，而且大都出生于中南6省，曾经在这些地区打过仗，风土人情较为熟悉。两三年前国共和谈时撤到华东的两广纵队，这时也从华东来河南，与四野会合南下，两广纵队本产生于两广，对那里的情况更熟悉，会合后增大了四野的声势。”

“士兵大都是北方人，多属翻身农民，即使是解放来的士兵，也大都是贫苦出身，经过教育和训练，特别是经过辽沈、平津两大战役，不仅在思想上有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在军事技术上也有很大提高。四野在出发前，首先从思想教育入手，进行了新区政策和以反对无组织无纪律为主要内容的教育，使新战士完成了从老百姓到军人的转变，老兵更为老练；其次按照中央军委的计划，对部队进行了整编，组建了兵团，补充了兵员，并针对南方地形气候特点，开展了水网稻田地区作战的训练。可谓兵是精兵，将是强将。”⁽²⁾

尽管麾下有如此众多的精兵强将，但是此刻的林彪却并不轻松。解放战争开始以来，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及不同派系的部队他见得多了，却始终没有和白崇禧的桂系军队交过手。林彪知道，无论在地位、声望，还是在指挥能力、战略谋划水平上，白崇禧都要比陈诚、杜聿明之流高出一筹，而且他的桂系主力与其他国民党军队也大不相同。对于这个敌人的特点，第四野战军司令部1950年6月起草的《关于解放战争第四年度初步总结》，在谈到南下进军之初对敌情的分析时，曾有如下概括：

（1）白崇禧集团是国民党军队中比较有战斗力的一个集团，在抗战和自卫战争中间从未受到过较严重的打击，还保持着元气，加之该集团封建地域观念之深，宗派团体观念的传统思想及反动教育均有较深厚的基础，因此在作战中又表现了一定的顽强性。

（2）这一集团的指挥机构，不像其他集团那样臃肿庞大，比较精干而灵活，在集团范围内军师的建制以及团营建制经常打乱指挥，而白匪本人经常指挥到团的行动往往不发生什么困难。其运用甚自如，能够迅速集中全力组织战斗，也能迅速改变决心，加之白匪在长期与我斗争过程中学得了我们部分作战指导经验，经常在指导上采用避实击虚，迅速转动兵力，寻找我弱点主动出击的指导方针，因此表现了某种程度的积极性与灵活性。

（3）广西部队装备轻便，马匹少，辎重简单，战士善于爬山行军，有部分山地作战经验，在开始一个时期敌人这些条件优于我们，故在会战过程中表现有相当的机动性。

敌人在未退入广西之前整个采取的为运动防御作战，因此表现了以下特点：

（1）你不到他不退。

（2）决心退出的地方能迅速摆脱你的包围威胁，并经常在准备组织向我反击。

（3）遇有天然有利地形即组织节节抵抗，迟滞我军前进。

（4）凡已放弃的地区，对铁路公路桥梁大小道路船只进行彻底破坏，这种破坏表现得很有组织有准备。⁽³⁾

这的确是一个难对付的敌人。而且在这段时间里，林彪从各方面的情报获悉，国民党军的防守部署，其基本态势为：白崇禧的“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驻防武汉，张轸第19兵团的3个军防守武汉外围。白崇禧的主力有5个兵团，即黄杰的第1兵团，张滏的第3兵团，徐启明的第10兵团，鲁道源的第11兵团，刘嘉树的第17兵团。白崇禧将嫡系第3、第10兵团共7个军放在二线，布防于南昌以西、长沙以北的九岭山、汨罗江、洞庭湖一带；以“湘鄂边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的第14兵团、第20兵团共6个军布防于巴东至岳阳间的长江沿岸及其以南地区，重点防守宜昌和沙市两处；以“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和陈明仁的第1兵团3个军布防于长沙、湘潭地区；以“江西绥靖公署”主任方天所部的第4兵团、第12兵团共4个军，布防于遂川和赣州一线。在广东方面，由余汉谋的“华南军政长官公署”驻守广州，以其3个兵团共7个军沿粤汉铁路扼守粤北，屏障广州。并防守湛江与海南。国民党军以上部队共计30个军约80个师，总兵力在50万人左右。

国民党军上述部署的用意在于，第一步要在鄂西及湘赣边界地区一线阻止四野大军南进；如果抵挡不住，就以宋希濂集团退守鄂西地区，以四川为依托，扼守川东门户；白崇禧的主力则退守湘南；余汉谋集团固守大庾岭，以确保两广的安全。这个部署，如果单从军事学角度来讲是相当合理的，可进可退，有利于同我军长期周旋与作战。因此，在这些日子里，林彪和萧克天天围着地图，紧张地思索着破敌良策。

四野出发十几天后，好消息接二连三地从渡江前线传来。本来，我军上上下下无不认为渡江战役将是一场艰难的战斗，谁也没有料到敌人如此不堪一击，我军胜利竟是如此之快。当时的情况，确如陈毅同志在渡江作战刚刚结束后的一次讲话中所说：“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的进军。百万大军（三野六十万，二野三十万加上直属队）携带重武器骡马辎重等，十天内外进军千里，横渡长江天险，粉碎敌人反抗，平均一天进军一百里，普通老百姓空身走路，也没有这样快。”“这是历史上的一个空前伟大创造，完全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我们原先认为渡过长江需要三四天甚至于一个星期的恶战，或者渡过去了站不住脚又被打回来，或者只能占领滩头阵地逐步发展，不能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横扫千里。原来准备在无锡、南京要打一下，一个半月打下南京，结果三天就实现了计划。”⁽⁴⁾

然而，形势发展得如此之快，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许多问题。其中一个突出的矛盾就是我军战线推进太快，而各种接管工作因准备不足，一时半会儿地接续不上。中共中央在4月27日曾指示总前委和三野首长粟裕、张震：“你们不但要部署攻击杭州，而且要准备接收上海”，“为着多有一些准备时间，不使国民党过早退出上海，我军仓卒进入上海，请粟张注意不要使我军过于迫近上海。同时，争取在数日内完成进驻上海的准备工作，以便在国民党迅速退出上海时，我军亦不至毫无准备地仓卒进去”。⁽⁵⁾

这个指示颇令总前委为难，仅用数日时间就完成接受大上海的准备，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4月30日，他们向军委报告了实际困难，要求宽延进占上海的时间。电报说：“根据南京经验，在我党我军未作适当准备，仓卒进入大城市，必然陷于非常被动的地位。就军事上说，杭州、上海很快即可拿下；就政治上说，我们许多重要准备都未作好。”在列举接收干部、交通运输、粮食、货币和煤炭等方面的问题之后，电报强调：“而在部队本身困难亦多，政策及入城守则尚未深入教育，连续行军作战尚未整理，大批俘虏尚未处置。如不经过十天左右的整训，进城之后一定会发生许多问题。”因此，总前委表示：“我们考虑，以尽可能推迟半月到一月入上海为好。”⁽⁶⁾

第四野战军也同样遇到了类似的难题。此时，四野主力部队开动半月有余，战线绵延1000多公里，虽然从整个形势和力量对比来看，我军在军事上拿下各预定占领的城市毫无问题，但是拿下城市以后各项接收工作能不能马上跟得上去？另外，在渡江战役胜利以后，四野的直接对手——白崇禧的桂系势力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我军应采取什么样的对策？这些都是林彪等人此刻密切关注着的大问题。

当务之急是解决走在最前头的先遣兵团两个军的使用问题。4月23日晚8时，林彪、罗荣桓向军委报告：

（一）我们司令部、政治部拟于五月一日出发坐火车到开封。

（二）除业已到达湖北境内的两个军外，其他由平津线出发的部队，先头可于五月五号到达陇海线。

（三）我们意见：业已到达湖北之两个军目前不必再向汉口前进，以免汉口敌人过早撤退，我军过早接收，分散我作战兵力。且接收武汉的干部尚在东北及平津未出发，一时赶不到汉口。我先头两个军数日后似应向黄石港、石灰窑江北前进，以便在该方面控制长的江岸，大量准备渡江的船只，为主力进行渡江的准备工作，该两军行动请军委直接指示。

（四）如武汉敌不退，则我军主力应准备在黄岗以东地区渡江，准备插至咸宁及武昌以南地区，一部则在沙市、宜昌之线渡江，渡江后绕过洞庭湖经常德、桃源向长沙前进。此路则甚远，须过沅江、湘江（因岳州长江之间甚狭，多半不能通过而要绕过洞庭湖）。但目前尚不能确定渡江计划，拟待我主力到达陇海线以后再依敌情地形提出渡江意见。

（五）估计敌将自动放弃汉口，如敌不放弃我军亦不宜直接攻汉口，以免战斗结束后不便渡江。

（六）有何指示请告。⁽⁷⁾

这时，毛泽东对白崇禧的种种表现已深感失望，一改不久前“联桂反蒋”的原来立场。4月28日，他电复林彪、罗荣桓、萧劲光、陈伯钧等人和中原局，就如何对付桂系与接收汉口、汉阳问题作了明确指示，电报指出：“和谈破裂，桂系亦从来没有在具体行动上表示和我们妥协过，现在我们亦无和桂系进行妥协之必要。因此，我们的基本方针是消灭桂系及其他任何反动派。但是，我四野主力还要一个多月才能到达汉口附近，接收汉口的准备工作尚未做好，因此，白崇禧和中央联络的电台暂时仍不割断，萧陈前线亦应遵守前定界线不要超越，以免刺激汉口敌军惊慌，撤走得太早。”“但是抢占滠口后，白崇禧即可能放弃汉口汉阳两城，萧陈及中原局应准备早日接收汉口、汉阳。此事究以如何处置为适宜，本日已与林彪同志当面谈过，由林彪同志负责考虑答复，请萧陈及中原局向林再提供意见。”毛泽东最后强调：“无论怎样，萧陈及中原局应当迅即准备接收汉口汉阳两城，以免敌人退走，仓卒接收，毫无准备。”⁽⁸⁾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林、罗于4月29日、5月1日、5月4日接连下达命令，一方面催促各地的接收干部迅速向武汉等地集中，加快接收准备工作；一方面要求各兵团各军继续南下，并对部队行军路线作了新的调整：由津浦路南下之3个军，沿商丘、项城、光山线前进，预定集结于固始、光山、息县地区；由平大公路南下之3个军，沿内黄、杞县、商水、罗山线前进，预定集结于信阳、汝南、遂平等地区；由平汉路南下之3个军，除第47军参加安新战役外，其余两个军沿花园口、郑州、叶县、南阳线前进，预定集结于枣阳、南阳地区。

与此同时，第四野战军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从4月28日起对部队的编制进行了一次重要调整，即在原有第12、第13兵团两个兵团部的基础上，成立第14、15兵团部。

新的序列是：

第12兵团，萧劲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伯钧任第一副司令员，韩先楚任第二副司令员，唐天际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解沛然（解方）任参谋长，潘朔端任副参谋长，袁升平任政治部副主任，辖第40、45、46军。

第40军：军长罗舜初，政治委员卓雄，辖第118、119、120、153师；

第45军：军长陈伯钧（兼），政治委员邱会作，辖第133、134、135、158师；

第46军：军长詹才芳，政治委员李中权，辖第136、137、138、159师。

第13兵团，程子华任司令员，萧华任政治委员，李天佑任第一副司令员，彭明治任第二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刘道生任政治部主任，辖第38、47、49军。

第38军：军长梁兴初，政治委员梁必业，辖第112、113、114、151师；

第47军：军长曹里怀，政治委员周赤萍，辖第139、140、141、160师；

第49军：军长钟伟，政治委员徐斌洲，辖第145、146、147、162师。

第14兵团，刘亚楼任司令员，莫文骅任政治委员，黄永胜任第一副司令员，刘震任第二副司令员，吴法宪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辖第39、41、42军。

第39军：军长刘震（兼），政治委员吴信泉，辖第115、116、117、152师；

第41军：军长吴克华，政治委员欧阳文，辖第121、122、123、154师；

第42军：军长吴瑞林，政治委员刘兴元，辖第124、125、126、155师。

第15兵团，邓华任司令员，赖传珠任政治委员，洪学智任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贺晋年任第二副司令员，萧向荣任政治部主任，辖第43、44、48军。

第43军：军长李作鹏，政治委员张池明，辖第127、128、129师；

第44军：军长方强，政治委员吴富善，辖第130、131、132师；

第48军：军长贺晋年（兼），政治委员陈仁麒，辖第142、143、144师。

上述部队构成了四野的主力阵容，均是齐装满员，战斗力非同一般，据总参作战部派往四野的见习工作组当时所见：四野各军“在平津战役后，都是超过编制的，如39军7万人，44军57800人，48军6万人，以39军超过编制最多。至于武器装备，除步枪不足编制外（但冲锋枪超过编制数），但其他轻重火器一般均满编制或超过编制。正因为编制充足，我四野部队表现攻坚信心非常高，一个军不配属上级的预备炮火，突破一点，一般是无问题的。”⁽⁹⁾

进入5月，四野各兵团除第42军暂留河南剿匪，第40、43军已进到武汉附近外，其余各军均按调整后的组织与部署，由中原地区源源南下，向长江前线挺进。5月9日，林彪、萧克一行率野战军指挥机关乘火车抵达开封。他们前脚刚到，毛泽东的一封指示电报也跟着到了：

林萧：

（一）你们主力已越过陇海线，快要到湖北境内了。根据长江北岸地区的粮食状况，大军久驻困难必多。又据白崇禧的意图，不是准备在衡州以北和我军作战，而是准备逐步撤退至衡州以南。因此，你们全军似有提早渡江时间的必要，并且不必全军到达北岸然后同时渡江，可以采取先后陆续渡江的方法。根据华野、中野从渡江（四月二十一日）至占领杭州、上饶一线并歼敌十二万人只需要两个星期的经验，你们从渡江至占领吉安、攸县、湘乡一线，大约有四个星期左右即够。如果你们兵力能从六月十号左右开始渡江，则七月十号或略迟一点即可达上述一线，你们主力展开在广大地区之后，粮食问题就不感困难了。（二）你们十三个军的使用问题，现在就宜大体确定。我们意见，湖北一个军，江西两个军，湖南三个军，共六个军可以固定下来。其余七个军及曾生纵队，应全部推进至以郴州为中心的区域，并准备在该区域与白崇禧打一仗（应估计白崇禧部约二十五万人左右，可能在该区域和我军作战）。如果这七个军七月中旬前后能到攸县、湘乡之线，则八月中旬或下旬即可集中于郴州区域休整一个月，九月中旬或下旬以后即可向两广前进。（三）据曾生称，奉你们之命率一个国民党师，辰灰从北平出发，要巳灰才能集中开封，需要一个月时间与广纵合编，要午灰左右才能由陇海线南进。请你们指示曾生，该部应争取于八月底九月初到达郴州地区，方能不失时机和主力一道向两广前进。（四）以上各点提供你们考虑。

军委

辰佳⁽¹⁰⁾

毛泽东的电报，进一步明确了四野的进军任务，同时也等于给四野开列了一个具体的时间表，林彪等人当即作了研究和部署，并于5月11日以“林萧谭陶”的名义，电令各兵团、各军及各师：(www.daowen.com)

一、我43军及40军之两个军共6个师，拟采取袭击动作，分路向武穴、团风之线沿江前进，15号同时到江边袭抢船只，争取立即渡江。如袭渡未成功，则经过相当准备后再行渡江。我40军之另两个师拟向汉口进逼。

二、固始、信阳、南阳之线及其以南粮食甚为困难，我大军无法在该地区久停。因此，各部不要作在该地区整训的打算，各部到该地区后大约只能停三天左右的时间，即应准备继续向长江边前进。如我43军渡江成功，各部即行陆续渡江南进。如敌不以重兵守武昌，则我军渡江后即继续向南昌、长沙、常德之线前进。⁽¹¹⁾

利用部队集结与先遣兵团渡江战斗开始前的空隙时间，初到开封的林彪等人顾不得休息，接连不停地办了几件大事。

头一件就是召开四野前委会议，分析敌情我情，以便更准确地把握全局。经过认真讨论，前委会认为，我军进军中南的有利条件和困难并存，但总的来说，有利条件多于困难。有利条件表现在：第一，国民党民心丧尽，民怨沸腾，现在国内革命形势比任何时候都要好。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军主力已被歼，剩下的残余力量，作战部队不过146万人，且派系庞杂，自成体系，相互矛盾多，士气低落沮丧。而解放军已发展到400万人，军力对比占绝对优势。第二，解放军各野战军在各战场同时分别向国民党军残余力量进击，使其不能互相支援。第三野战军于4月20日至21日晚，在西起九江东北之湖口、东至江阴长达500余公里战线上强渡长江，彻底摧毁了国民党军苦心经营数月之久的长江防线；华北解放军4月下旬解放了山西省会太原；第一野战军已进军关中，将向西北五省进军。第三，豫鄂湘赣粤桂六省，在中国近代、现代都是革命蓬勃发展的地区，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北伐战争，特别是土地革命，在这些地方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而且该六省都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有共产党领导的几支共十余万人的游击队。这是第四野战军南下作战的重要配合力量。第四，经过3月底4月初在北平召开的师以上高级干部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对部队普遍进行进军中南的政治动员和组织纪律整顿，全军指战员树立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增强了解放中南人民的责任感、光荣感。同时，经过总结平津战役经验和进行军事训练，部队的战术技术水平有很大提高。全军上下，以高昂的斗志，迎接新的进军任务。

进军中南有哪些不利因素呢？前委会认为：在看到有利条件的同时，必须看到存在的困难，对此绝不能低估。第一，占据中南的白崇禧集团，是国民党军残余力量中战斗力比较强的一个集团。白崇禧善于用兵，熟悉南方地形、风俗和人情，其部队也惯于山地、河川、水网稻田地作战，要歼灭他们并非易事，切不可轻视。第二，大别山及豫西以南，大部分是山区，崇山峻岭，道路崎岖；江南山多，雨多，江河多，水网稻田多，夏季长、天气炎热，空气潮湿，容易传染疾病，北来人马，一时不服水土；重装备部队机动不便，这些都会影响部队的战斗力。第三，中南地区，多为新区，加之少数民族多，各地语言复杂，风俗习惯不同，交往会遇到困难。这些对部队行动、宣传群众以及后勤保障等必将带来诸多的困难。四野前委的这一分析，对部队后来的行军作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二件大事是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于5月12日成立中共中央华中局。华中局在原中原局的基础上形成，是中央为加强中南地区的统一领导而采取的重要举措。以林彪为第一书记，罗荣桓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委员有：李先念、黄克诚、王首道、谭政、程子华、萧劲光、万毅、刘亚楼、陶铸、陈正人、李雪峰、钱瑛、萧克、赵尔陆、赵毅敏、王宏坤。5月22日，中共中央军委复电华中局，同意华中局5月17日来电提出的意见及干部配备方案，决定第四野战军指挥机关与中原军区指挥机关合并，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其主要领导人如下：林彪兼任军区司令员，罗荣桓兼任军区第一政治委员，邓子恢任野战军和军区第二政治委员，萧克兼任军区第一参谋长，赵尔陆任军区和野战军第二参谋长，陈光任军区和野战军副参谋长，聂鹤亭任军区和野战军副参谋长，谭政兼任军区政治部主任，陶铸兼任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周纯全任后勤部第一部长，李聚奎任后勤部第二部长，陈沂任后勤部政治委员。

除此之外，林彪等人考虑最多的就是如何加强政策纪律教育的问题了。实际上，这项工作自平津休整以来一直没有放松。各部队在南进途中，普遍利用行军间隙，传达学习了北平高干会议精神，贯彻落实会议《关于反对无组织无纪律问题的决议》。5月5日，四野前委又作出《关于部队纪律问题的决议》。

《决议》指出：入关以来，部队的纪律是有进步的，尤以进入天津、北平的纪律更好。由于部队认真地保护人民生命财产，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入城守则，并认真维持秩序，使城市秩序很快恢复，工厂、商店、学校很快开工、开业、开课，赢得了人民的好评，今后必须发扬。但还存在诸如部队人员损害人民利益、浪费民力、打骂群众等缺点。这些缺点如不尽快克服，将是极其有害的。

《决议》强调：人民解放军需要有严明的纪律，才能和人民建立正确的关系，得到人民支持。当大部队南进，准备在江南诸省去担任消灭反动残余势力、发动群众开展新区工作的巨大任务时，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注意自己及自己所属部队可能发生的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忽视群众力量，并从而走向违背人民意志、脱离人民群众的倾向，必须与这种倾向作严厉的斗争。必需加强部队的政治教育，在全体指战员中树立无产阶级的群众观点、政策观点，自觉与自动地同劳动人民和其他各阶层人士建立正确的关系。只有坚决地依靠工人阶级，依靠劳动人民群众，才会提高遵守纪律的自觉性，军队同人民的关系才会正确地建立起来，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才会得到正确的贯彻与执行。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针对我军在解放南京等大城市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先后作出了许多具体且严厉的指示和规定。这些指示的精神同样适用于第四野战军。5月13日，四野总部致电各兵团、各军并报军委、总政，专文下达《我军入城必须遵守的纪律》，要求将此电报发到团，立即在部队中认真进行教育，切实贯彻执行。电报指出：

我军即将进入武汉、南昌、长沙及江南各省诸城市，在进入城市时，一切入城部队和接管城市的人员须仿照我军进入平津的榜样，切实遵守人民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约法八章，与入城守则，严格保护一切，一切原封不动以等候接收，力戒进入锦沈时的不遵守纪律，乱抓物资等不良现象。兹根据中央军委有关城市政策各项指示规定，下列各项作为我军入城必须遵守的纪律，盼各部在所属指战员中事先进行教育，入城后须切实执行。

（一）凡市内卫戍勤务，军风纪，交通规则，娱乐场所规则，及公共卫生等，军队人员必需共同遵守，并服从当地军事管制委员会、警备司令部及公安局之指挥，不得藉口隶属关系不同而有丝毫违抗。

（二）保护城市人民生命财产，不许侵犯，除现行犯外（何谓现行犯须注解之）各机关部队，不得擅自捕人。

（三）保护外侨（包括领事馆），凡遵守人民政府法令与安分守己之外国侨民，一律予以保护，尊重其人格，礼貌待之，其有违反或破坏行为者，报告上级及军事管制委员会处理，不得自行处理。一切有关外侨事务，不论大小均由最高机关办理，各部无权处理，没有命令，不得进入外侨住宅，不准住外侨的房屋或教堂学校，对外侨与外侨住宅无命令时不得施行室内检查与人身检查。

（四）我军各部人员不得接见中外新闻记者及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

（五）军人进入戏院、电影院、理发店、澡堂看戏看电影理发洗澡及进入公共场所游览，急乘坐电车公共汽车者，均须照章买票，照价付钱，不得要求免票或减价付钱。

（六）不经上级许可，不得接受人民的慰劳。对各阶层人士给军队个别人员送礼和被邀请吃饭赴宴者，婉言谢绝。

（七）军队在城市特别在大城市中等城市驻扎时，不得借住或租住民房，免引起城市居民的不便和不利，而应驻扎在兵营、公共机关、庙宇祠堂公所会馆等公共场所，对公共房屋建筑及家具设备（电灯自来水玻璃窗抽水马桶等）必需爱护，不得移走拆毁与破坏。

（八）军队之骡马大车不宜入城，必需入城者可在将所运物资弹药粮食等装卸后，即行出城，在城郊外择地饲养，禁止在市区内饲养，禁止在市内树上栓牲口，以保护树木，不让牲口啃树皮。驻城市的牲口应以师或团为单位在城外组织马厂饲养。

（九）不准乱放枪，如需举行军事演习或试枪者，需经警备司令部批准，事先通知，在城郊空旷地举行。

（十）组织营房的文娱活动，不准上街乱跑，严格执行请假制度。

（十一）整顿军容，提倡礼节。

（十二）部队担任警戒对职务须认真执行，但对群众态度须好，不可横蛮无礼貌。

林罗萧谭陶

五月十三日

四野前委还认真讨论研究了由中央转发的华东局关于我军南进与各游击区会师的工作指示，并于5月16日电示各兵团、各军、各师，指出：“华东局4月1日所发关于我军南进与各游击区会师的工作指示及中央4月4日批准华东局这一文件的指示电均转发你们。我们南进地区如湘、赣、广东、云南等省均有我党的秘密组织与我党领导的大小不等的游击区与游击部队，我军进入上述那些地区之后，就将和他们会面。为了正确地解决和建立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即是一个外来与本地的关系，使之有助于双方团结，以便通过他们使我野战军和南下干部与当地群众结合起来，我们必须重视这一问题。因华东局这一指示对于我们完全适用，所以我们不另发指示。望我各级领导机关讨论华东局的指示及中央的电示，并在适当时机（即距游击区不很远的时候）向所有指战员提出，广泛地进行宣传与教育。”⁽¹²⁾

新区政策也是个大问题，涉及土改、政权、锄奸、反霸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在这方面，中共中央陆续下达了一系列指示。据此，林彪、谭政、陶铸于5月24日致电各兵团、各军并报军委，就如何执行新区政策作了进一步说明，指出：“我四野除先头两个军已进入新区外，其余各部亦将全部进入新区。中央对新区所规定的对各阶级各阶层初期阶段的政策，与老区的政策是完全不同的，主要精神是：防止急性搞乱；防止造成自己的困难与自己的孤立。故初期须力求稳定社会秩序，以便发动群众、教育和组织群众（建立农会、建立党、建立政权等）和便于有步骤地（不是一次打倒一切）开展对封建势力的斗争与摧毁。因此，在新区头一个阶段上（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不仅不分配土地，而且也不分浮财、不分粮食、不开仓库济贫、不普遍的打击地主，不准捉人、打人、杀人。而只肃清土匪与有准备的打击政治上最反动的恶霸，并努力发展生产。军队供给，均采取合理负担的办法，粮多的多出，粮少的少出，不是采取打土豪的办法，不是不分大中小地主一概借光的方法。对旧保甲须暂时利用其为我们办事，而不是立即打倒他们，但须令其按照我们的政策办事，而不能按照他们的旧办法办事。”电报要求：“我军对以上政策皆须人人明白与遵守。同时我全体指战员在进入新区后，更须严格遵守纪律，具体的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以模范的纪律行为取得人民的热爱与拥护。我全体指战员均须参加口头宣传工作，宣传内容：除根据人民解放军布告（约法八章）解释我党我军政策外，其余则照四野政治部宣传部所发宣传指示执行（日内即可发下）。各级政治部的宣传机关尤应组织对居民的宣传。”电报最后强调：“以上指示，盼立即传达到连队中每个知道（要经过会议的传达和讨论），这是我军开辟新区工作的主要关键。”⁽¹³⁾

这时，在北平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根据进军形势的胜利发展，对各野战军的进军部署，连续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定，其中，对担负消灭白崇禧部任务的四野，指示尤为详切。5月17日，毛泽东致电林彪、萧克，并告中原局：“根据何应钦卯三十日部署（此部署估计是事先取得白崇禧同意的），分为左中右三路：甲、左路鄂西方面受我攻击时，以一部由长江北岸向大巴山撤退，主力由长江南岸退守鄂西，以四川为后方，确保川、黔门户等语。你们可以三个军由宜沙渡江，以两个军向宝庆推进，留一个军在常德、益阳一带，而以江汉军区及王宏坤部主力位于宜沙地区，以防鄂西敌军出扰。乙、中路粤汉线方面敌在洞庭湖、汨罗江以北，长沙、衡阳以东地区筑工阻我，最后固守大庾岭及湘桂边界，确保两广安全等语。在此方面你们可使用八个军，除留一个军位于武汉、岳州线，一个军位于岳州、株洲线，一个军位于株洲、衡州线外，可以五个军向郴州推进，协同西路两个军歼击白崇禧于湘粤桂边境，并准备向两广前进。丙、敌在其右路江西方面，据称以最有力部队协同南昌指挥所作战，其目的是确保赣江东西两侧地区，屏障粤汉路之安全等语。似此在南浔路上，敌似不准备和我军打硬仗，你们可以预定经营江西的两个军向该区前进。此两个军可择各军中战斗力较弱者，而不要使用战力较强者，如遇作战，可要求陈赓兵团协助之。位于武汉至衡阳线上之三个军，选择两个较弱者、一个较强者即可。以上意见提供你们考虑，如此部署我军主力可以集中使用，向湘粤桂边境推进之七个军不致分散，利于寻歼白部主力。”

电文接着指出：“但有一点值得研究，即近闻白部第四十八军（桂系主力之一）、第四十六军（两年前莱芜战役全歼后补充者，战力弱，其一四七师被二野最近歼于皖南）位于南浔线，此两军将来可能向大庾岭方向撤退。你们可以考虑派一个军，沿赣江尾该敌向大庾岭方向前进，该军即位于大庾、南雄、始兴地区，协同粤赣湘边区游击纵队（区党委书记兼纵队司令员林平）在该区活动，尔后协同主力取广州。如桂系主力确已分散（粤汉路上似只有第七军有顽强战斗力，其余都是很弱的或较弱的），这种部署是可以考虑的。如此，则应使用三个军出江西，其中两个军固定其任务为经营江西，一个军准备尾敌出南、始。经湖南向湘粤桂边境寻歼白部主力者为六个军，而不是七个军。”

电文最后说：“此外六月份你们即可能占领岳州、常德、长沙、株洲、萍乡、九江、南昌、吉安、袁州，甚至可能占领衡州、宝庆，你们须迅速集中尚未到齐的干部，陈正人等仍以经武汉去江西为适宜。”⁽¹⁴⁾

5月19日，毛泽东再电林彪、萧克和二野、三野领导人，对四野派出江西的三个军的作战任务、工作区域以及二野、四野的分界线等问题，作了具体的规定。

5月23日，上海解放在即，毛泽东高瞻远瞩，制定并下达了《对各野战军的进军部署》，指出：“二野目前任务是准备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此项准备是必需的，有此准备即可制止美国的干涉野心，使美国有所畏，而不敢出兵干涉。”基于上述考虑，毛泽东在这个电报中分别规定了各野战军下一步的进军目标：一野准备分兵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明春开始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三省”。二野应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三野应当迅速准备提早入闽。四野现有两个军渡江，其余各军约在六月上、中旬可以渡江，“四野主力（六个军及两广纵队）于七月上旬或中旬可达湘乡、攸县之线，八月可达永州、郴州之线，九月休息。十月即可尾白崇禧退路向两广前进，十一月或十二月可能占领两广。”“四野在消灭白崇禧占领广西之后，应以一部经百色入云南。”⁽¹⁵⁾

5月25日，毛泽东又给林彪、萧克、赵尔陆、聂鹤亭，并刘伯承、张际春、李达、总前委发出指示：“伯承陈赓两电台均应与林彪电台通报。”“二野应准备以四个军或三个军由陈赓统率，归林罗指挥，第一步在宜春一带配合四野歼灭桂系主力，第二步待命入湘抄击白崇禧后路，尔后即待命入川。”⁽¹⁶⁾

至此，第四野战军的进军任务和经营范围大致确定下来。历史的评价是：“中共中央军委在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赋予第四野战军的进军任务和为其制定的进军部署，不仅使四野前委在进军步骤和组织指挥上更加明确，而且使广大指战员受到极大鼓舞，增强了歼灭白崇禧等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和信心。”⁽¹⁷⁾

截止到5月下旬，四野各兵团相继到达长江北岸预定地区，其态势为：第12兵团集结于汉口以东、以北长江近侧，其第40军已渡过长江，第45军在麻城西南宋埠地区，第46军在花园至孝感之间；第13兵团集结于南阳以南，汉水北侧地区；第14兵团进到京汉铁路南段集结，其第39军在信阳及罗山附近，第41军在正阳、确山地区；第15兵团之第43军已于5月15日进抵长江南岸，第44军在潢川，第48军在新蔡及其以南一带集结；四野特种兵部队集结于新乡以南、郾城以北平汉线上；两广纵队在平汉路西侧之舞阳、叶县地区。这一态势，及其便于我军在统一行动下实行从几个地段上，同时对敌展开强有力的突击，为我军下一步在战略上和战役中的对敌迂回作战创造了先决条件。

四野主力兵团自平津地区南下，历时50余天，全程2600余华里，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历史大进军。1949年6月1日，林彪、萧克向中央军委发出一份长长的电报，详细地报告了部队南下行军的经过及经验。

《报告》首先提到的是：“沿途有华北局及中原局对道路、桥梁、兵站粮草及其布置准备与群众热烈欢迎欢送，予部队情绪以极大鼓舞，行军宿营有很大的便利。特别华北地区准备充分周到，铺草、锅灶甚至每个房子能住多少人，均先有计划。中原、华东地区，在极困难条件下亦保证了过境大军的供应。这是完成南下任务的先决条件。”

《报告》逐条逐项地汇报了行军中的经验及存在的问题：

（一）由于部队有了进关的长行军经验和这次是旅次行军，准备较充分，行军组织领导比前有大的进步，军在部队行动前二天即先派出先遣队调查布置宿营地，与地方兵站共同筹划粮草，修补道路。对大部队行动克服困难作用很大。师、团、营均派有设营队先行布置设营做饭，架设电话，做政治工作，进行民情调查工作以保障部队及时得到休息和喝水吃饭。如到宿营地后，两小时之内，能吃完饭，进入休息，迅速恢复行军疲劳。各级部队行进时，均设有收容队，配备卫生人员及交通运输工具。这些组织证明了在非战斗情况下长距离行军，是很重要的组织工作。

（二）部队在出发前，虽然经过了较充分的准备，但减员仍是严重的超过了上次进关的数字。五、四两月逃亡一九二四九人，伤亡七五一（新安战斗包括在内），病故九一人，走火伤亡四三，自杀一四，处决三，淹死一八，轧死二，遣散一五七七，精简八九二八（主要是北平改编的傅部），共减三二六七五人。其中以逃亡为最多。逃亡数中，干部与老战士，比前次进关的比例增大。两月，排以上干部逃亡共五六六人（内营干一九人、连干一八一人、排干三六六人）。逃亡总数，老战士占相当数目。这些干部和老战士的逃亡为解放区的成分居多。其原因，部分系由于家庭影响（生活困难，或被斗的地富成分），大部是由于对战争厌倦，存在偏安享乐思想。领导上只作一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教育，缺乏针对所产生厌战偏安享乐思想的深刻教育。

（三）由于是旅次行军（每次行程多为六十里左右），组织准备较充分，行军管理有进步，掉队落伍比前次减少。普遍作到在行军中，十里路一小休息，整理一次鞋袜，中午依次大休息，吃稀饭。在班内建立分工制，以连队原有三三制小组分成借物还物组，清洁卫生组，搞厕所组，督促检查组，反复交替的进行工作。连排干也根据日常工作需要分工专管设营、行政、伙食，而节省时间，减少疲劳，消灭死角。过去有的连班进入宿营地两小时还不能作完设营布置进入休息，现有三十分钟即够。过去一个连队出发要两小时才能作好准备工作，现在一小时即可够。

（四）这次行军，在管理教育上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同疾病作斗争。开始出发部队中闹脚打泡现象很严重，大部分的师、团均超过五分之二，有的单位超过二分之一以上。一方面是由于在平津地区休整一个时期缺乏行军练习，另一方面，是由于教育准备不够，不督促战士预先整理鞋袜、洗脚，鞋子未及时调剂适足。因此，在开始行军的头一时期治疗脚泡，是当时连队管理的中心工作，不得不用很大的力量来进行动员全体卫生员及班排连干部作克服打脚泡和治脚泡的办法，创造经验，加强督促检查，每个战士在大小休息，检查鞋袜，把个别的简单有效的治脚泡的经验如用马尾穿脚泡，用火油烧脚泡等，加以推广。故后续梯队各军，接受此经验后，逐渐减少。不少单位由于班排长抓得紧，根本避免了打脚泡现象，或随打泡随治好，不影响行动的困难。与此同时发生的，即是对北方春季风沙的防范。在风沙中的行军，虽然准备了口罩但对眼的保护还不够，沙眼结膜大量发生，经过积极克服，一二九师曾发明利用废玻璃自制风镜，甚至马都戴上了口罩、风镜。后续各军，经过自制或购买，每人发一点纱布，得到解决。每到宿营地，连卫生员，组织战士用稀薄盐水洗一次眼睛，来防止眼疾等。部队过黄河之后，天气开始炎热，且进入长江流域，北方人水土不服，自然加于部队的困难是大量发生拉肚痢疾、胃肠炎等类病员（×军行军晕倒六十余），其他各军，也不断发生，现各军正在进一步设法进行行军组织。一方面利用早晨和黄昏时行军，路上多设水站。另一方面正以加强部队卫生教育，加以克服及强调注意生活管理，建立严格查铺制度，晚上给战士盖被子，禁止喝冷水，加强伙食卫生管理等方面着手，现并进一步要求每个战士，养成洗澡之习惯，以预防即将到来的大量皮肤病的发生。

（五）马匹的管理，自行动开始，就充分预料到这一问题，行动以来对养马治马，各军、师提供了许多具体经验，经过了许多研究，两月中，马匹病亡一百五十五匹，数目尚不算大。但以上是处在长途的旅次行军中，喂马的草料变化不大，一切都比较有次序有时间有领导。自进入江南之后，行军作战情况下，和马要吃稻谷稻草，马匹已开始大量减员。一二八师不到半个月即病亡四十余匹。说明今后马减员将会增加。现各部有效设法进一步克服。

（六）此次行军，各级干部一般都很负责。尤其许多下级干部迟睡早起，查铺查哨，照管部队，不辞辛苦，这是人马没有发生大减员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正由于太辛劳，最近反映有些干部发生疲倦，责任心减轻。现正注意与克服中。

（七）从行军开始起越向南走对大部队笨重装备行动的限制越大，特别进入大别山及长江沿岸之后，道路很少，公路只有限几条，步兵师的行动往往都受道路很大限制，不得不绕路程拉长距离。根据今后地形及作战的一般情况，在部队编制上已感到有改变的必要，首先是后勤的运输机构及炮兵的编制问题，现正收集材料并从各方面考虑中。详情以后再报。⁽¹⁸⁾

(1)　转引自王迪康、朱悦鹏、刘道新、邢志远、张文荣编写：《第四野战军南征纪实》，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209～210页。

(2)　《萧克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397～398页。

(3)　四野司令部：《关于解放战争第四年度初步总结》，1950年6月。

(4)　《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497页。

(5)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0页。

(6)　总前委关于推迟进占沪杭致军委、粟裕、张震电，1949年4月30日。

(7)　林彪、罗荣桓关于先头两个军使用与攻汉口意见向军委的报告，1949年4月23日。

(8)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2～563页。

(9)　总参作战部：《在第四野战军见习情况报告》，1949年5月。

(10)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80～581页。

(11)　林彪、萧克、谭政、陶铸关于先头军渡江时间及后续部队应准备继续渡江问题给各兵团、各军、各师的指示，1949年5月11日。

(12)　四野前委关于讨论研究华东军关于我军南进与各游击区会师的工作指示给各兵团、各军、各师的指示，1949年5月16日。

(13)　林彪、谭政、陶铸关于新区工作政策致各兵团、各军、军委电，1949年5月24日。

(14)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82～583页。

(15)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91～592页。

(16)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96页。

(17)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版，第465页。

(18)　林彪、萧克关于南下行军经验向军委的报告，1949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