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一直强调教育、高等教育投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比如马克思就深刻地指出，服务是多种多样的，但教师的服务、医生的服务等服务，是为了保持劳动能力，或者改变劳动能力形态，这种服务具有生产性，应当加入生产费用和再生产费用。恩格斯对于分配关系作了十分重要的论述，他认为分配既然为经济缘由所支配，那么它将被生产的利益所调节，而最能促进生产的发展的分配方式，是那种能使一切社会成员全面地发展、保持并运用自己能力的分配方式。这些论述对于正确理解高等教育投资的生产性特征，正确把握支出应当坚持的利益调节原则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邓小平同志也深刻指出，科学技术方面的投入、农业方面的投入要注意，再一个就是教育方面。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邓小平同志强调了教育投资的极端重要性，实际上对加大教育投资力度提出了明确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经济学界的一批学者，为了适应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需要，借鉴国际社会的最新研究进展，形成了部分有影响、有分量的成果。比如，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北京大学厉以宁、北京师范大学王善迈教授主持的课题组对高等教育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并出版了《教育经济学研究》 一书，对高等教育投资理论与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20 世纪90 年代，北京大学闵维方教授受世界银行委托，对中国各省区教育投资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其中高等教育投资问题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李同明教授对高等教育经济领域问题进行了研究，出版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经济学》 一书，对高等教育投资的理论、现状、问题等进行了分析，并较为系统地提出了解决高等教育投资短缺的意见和建议。中国还有部分学者从比较的视角出发，对高等教育投资问题进行了研究，秦宛顺教授主编的《教育投资决策研究》 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这些教材和专著，是中国研究高等教育投资问题的开创性、代表性研究成果。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中国还有部分学者一直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提出了一些重要结论。

闵维方、陈晓宇（1994） 研究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应当改变过去单纯依靠国家财政拨款的投资体制，主张建立多元投资体制，进一步完善中国高等教育的“成本分担”和“成本补偿”制度。他们明确指出，20 世纪80年代的高等教育改革改变了国家负担全部高等教育经费的状况，开创了个人与国家共同承担投资任务的新体制，90 年代的任务在于将这项改革坚持下去并逐步使之制度化。认为学杂费收入应当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转变，逐渐达到学校事业费的15%～20%。同时，为了保障教育公平，应当进一步完善奖学金、助学金和学生教育贷款制度，确保低收入家庭子女能够接受高等教育。^[16]

胡瑞文、陈国良（2002） 研究指出，中国高等教育应当运用市场机制，多措并举筹措所需经费。他们认为，在总体目标上，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高等教育应当遵循适度超前的高等教育发展总体目标； 在筹资方式上，应当运用市场机制筹措经费，主要是运用引进社会投资、融资、教育彩票、教育国债等市场手段； 在收费制度上，应当进一步推行教育成本分担，逐步形成适应不同办学体制、不同种类专业，并能够按经济发展完善、财政供给能力和通货膨胀率自动调整的收费制度。^[17](www.daowen.com)

金芳（2005） 研究认为，高等教育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决定其投资主体必然是多元化的。她提出，高等教育产品是一种混合产品，既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也具有私人产品的属性。高等教育产品的这种混合属性，决定了高等教育既具有事业性，又具有产业性，既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也是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是两种性质的辩证统一，应当将其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高等教育的事业性决定教育机构市场主体地位的有限性，不能像企业完全按“市场行情”来经营，必须接受国家的宏观调控； 高等教育领域存在的市场失灵现象，则要求政府发挥职能作用，主动参与高等教育投资。从投资角度来看，高等教育的事业性决定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应该对其进行投资； 高等教育的产业性则要求高等学校通过产业运作，从市场获得资金，这就说明了高等教育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合理性和必然性。^[18]

罗晓华（2007） 研究指出，政府投资高等教育具有必要性，但应当兼顾效率和公平，进一步改进投资方式。他研究认为，如果仅仅依靠市场调节，高等教育会存在资源配置失灵、收入分配不公平、教育资本市场缺失三个方面的问题，这集中反映了高等教育市场失灵问题。政府投资高等教育的主旨就在于弥补高等教育市场的不完善，政府财政投资应主要集中于市场失效领域。政府财政投资应当在以下三个方面体现政策导向：在提高效率方面，政府应当为高等学校基础科研活动提供资金支持，并为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财政保障，从而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 在促进公平方面，应当通过实施学生资助政策，使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不会失去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建立政府间教育转移支付制度，平衡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的地区教育发展水平，从而促进教育公平； 在宏观调控方面，政府应当综合运用直接投资、间接投资和其他政策，引导多种形式的资金投资于高等教育，从而有效刺激需求，促进经济发展。^[19]

马陆亭（2015） 等研究指出，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和社会投入占GDP 的比例问题，是一个具有政策价值的重大问题。他们研究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加大财政性高等教育投入的重要时间节点。^[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