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媒介艺术再发行的意义

媒介艺术再发行的意义

时间:2023-10-0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尽管通过影碟发行商提供的语境同样也能令观众获得愉悦的体验,但当采取批判性的视角时,那些构成一部影片存在语境却没有进行修复或再发行的影片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影片意义的认知,乃至于对电影史的理解。[17]因此,通过影碟发行,乃至更为广泛的媒介文化,影片的电影史价值被重新分配,电影历史被改写。一些影片通过再版发行恢复或取得了显赫地位,而另一些电影则被寄托在话语和记忆中。

媒介艺术再发行的意义

不同的视频格式鼓励不同形式的记忆,影碟套装重新阐释了影片和电影史,为的是服务影碟发行商的利益。所以说,视频传播的媒介并不是保存媒介历史的中立方式,而是一种书写(或不书写)的方式。当影片退出发行时,它们就会从大众记忆和学术话语中消失。这种消失与艺术或历史价值无关。一些影片在制片公司资料馆里沉寂多年后,可能会通过影碟或视频点播平台等媒介重新发行,每一种格式的转变都会带来一次变革。

2018年4月,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展映了由中国电影资料馆修复完成的4K版《盗马贼》;2018年10月,电影资料馆首次公映了该片的藏语配音的4K修复版本;2018年底,碟影公司发行了改变的2K修复影碟套装。除了影像介质的重要差异以外,不同机构对影片的修复结果也有差异[9],尽管它们都声称获得了创作者的认可甚至指导。[10]这引发了有关影片数字修复的一个事实,即数字修复所得的是影片全新的档案版本,而非导演(或影片其他创作者)版本。[11]保罗·谢奇·乌塞(Paolo Cherchi Usai)指出:“将运动影像恢复到其假定的原始状态的意图导致了虚拟人工制品的产生。这样一个过程的效果是扩大了图像现状与其作为模板图像(model image)的假设条件之间的差距。严格地说,这样做的效果与被观察对象已经遭受的损害是相同的……‘真实’修复的概念是一种文化矛盾。”[12]

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档案热病——弗洛伊德印象》(Archive Fever:A Freudian Impression)中确认了档案的外部性[13],并强调了“档案化过程(archivization)的关键方面是如何帮助‘生产事件’,或者换句话说,它是如何影响文件的制作生成的”[14]。结合后现代主义理论,何嘉荪等人认为,档案化不仅是“对事件的记录”,更应该包括对“事件”发生过程及语境的关注、记录和阐释……档案化包括了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档案化是动态过程的记录……一个客体(或者文件)能够人所共知……因为它可以通过这种语境化和再语境化的过程,并且更多地通过与其他文件的关系和行为而得到理解。[15]

将德里达关于档案化的理念拓展至电影,影碟套装的形成可以视为影片的档案化过程,不论是对电影历史图像的修复,还是为观看者提供影片之外的特典内容,都是使影片再语境化的实践。与“导演版本”所被预期的创作者自治不同,作为档案的修复版影碟套装往往蕴含了复杂的商业-艺术决策过程。影片发行机构通过为观众提供修复说明书,强调电影修复背后的决策过程、艺术品位以及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追求。它们吸引了观众对档案化机构(即发行商品牌)的关注,将观众的目光缝合到电影修复的特定愿景中。[16](www.daowen.com)

考虑到每一部影片在电影史中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构成一部影片的语境也包含了另外一些影片。尽管通过影碟发行商提供的语境同样也能令观众获得愉悦的体验,但当采取批判性的视角时,那些构成一部影片存在语境却没有进行修复或再发行的影片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影片意义的认知,乃至于对电影史的理解。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所认识并书写的电影史是由制片厂和发行商所塑造的,这一方面是说制片厂和发行商基于经济逻辑决定了一部影片能否得到修复并重新发行;另一方面,电影学者助力了发行商眼中决定电影史价值的经济逻辑的存续。在碟影公司发行的“第五代导演修复系列”影碟中,电影学者汤尼·雷恩的访谈事实上成为影片电影史价值的背书。

那些未能再次公开发行的影片要么尘封在资料馆中,仅供少数研究者鉴赏;更多时候,这些影片的非法版本继续在其他未经许可的媒介平台流通,但这依然无法阻挡影像的劣化,并且它们随时面临着再次消失的风险。这些影片成为内森·卡罗尔口中的“绝望档案”(abject archive)。“如果欲望建立在缺乏的基础上,那么我们的文化作品、壮观的数字档案和它们的说明掩盖了一种通过习惯、重复、排斥和积累而运作的死亡驱力(death drive)。这个由未修复的影片组成的‘绝望档案’是一个影子支撑结构,使档案权力的日常运作可见。”[17]

因此,通过影碟发行(和不发行),乃至更为广泛的媒介文化,影片的电影史价值被重新分配,电影历史被改写。但凯特琳·本森-埃罗特(Caetlin Benson-Allott)依然提醒我们理解损失(既包括影片停止发行,也包括影像随时间的不断劣化)在电影史研究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电影的物质历史如何影响我们的批判政治,否则,“我们就冒着遵循商业价值的风险(或者说犯了唯商业价值是举的错误),这与历史学家的价值观不符”。价值是相对的,有些影片必须被遗忘,但它们也被一些人所铭记和推崇。这并不是说这些被排除在外的影片不够优秀、价值不高或在商业上无利可图;相反,排斥是维持该体系的必要条件。商业层面关于可用性和不可用性的条件建构了学者、评论家和影迷与电影史之间的关系。一些影片通过再版发行恢复或取得了显赫地位,而另一些电影则被寄托在话语和记忆中。[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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