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44年12月底，晋察冀画报社在边区第二届群英大会期间，用一台双镜头反光相机改制出一台土幻灯机，并首次在边区大礼堂上用汽灯放映幻灯片，受到热烈欢迎和上级表彰。^[18]这是继街头展览、集会展览、连队流动性展览后，画报社实现的又一种配合现场讲解的影像动员方式，在影像呈现方式上最接近电影。当时，画报社放映的幻灯片有两个来源，主要是自己编辑、翻拍本社底片档案，少部分来自美军观察组考察边区后的赠送，但当地军民对前者更感兴趣，因为他们看到的是自己熟悉的人物和景象，甚至是本人。经过了几次实验，画报社技术人员掌握了将照片翻拍成幻灯片及其冲洗技术。幻灯放映沿用摄影展览的讲解形式，讲解员用通俗易懂的口语，讲故事和讲政策相结合，与观众互动，用画面上的英模人物事迹激励观众，特别受到基层战士和百姓欢迎，被称为“土电影”。

解放战争时期，部分随军摄影记者自制轻便幻灯机在部队进行宣传活动，如野战部队3纵第8旅摄影记者孟庆彪和2纵摄影股长蔡尚雄。^[19]在部队流动行军、没有固定放映场所也没有电的条件下，幻灯设备的改装也从用汽灯发展到直接利用日光和镜子反射日光。幻灯放映的内容也从伟人像、英模人物等翻制的照片发展到连环画、占领区形式图、标语口号、立功计划、各种政策纪律等，内容丰富、表现形式多样，画在玻璃上，用硬纸板做长条片夹，节省换片时间。整套幻灯有百余幅之多，边放边讲，能进行一个半小时左右。

电影队成立后，“首要任务是放映”，画报社的幻灯放映人员和机器调归电影队所有^[20]，可见当时的领导者对影像动员的重视和期待。并且，电影队的放映股在半年内从1个组发展到3个组，不到一年扩充到5个组，包括一个女子放映组，是电影队壮大最快的部门，巡回在长城内外、冀中平原、太行山麓的部队和农村开展放映活动。^[21]当时放映的电影有20多部，以苏联故事片为主，还有少量30年代的国产片。^[22]观众看电影的热情极高，但当时放映的苏联影片都是俄语对白，部分配有很小的中文字幕，来不及看清楚就过去了，并且，它们和国产片一样，“故事内容与战士和农村群众的生活距离远，加上电影蒙太奇、节奏快等特点，广大官兵和群众不易理解和接受，有的甚至把情节搞错，认敌为友闹出笑话”^[23]。

为了解决观众看不懂的问题，放映组综合各种意见和经验，逐步形成了在放映前介绍人物和故事，在放映过程中穿插对重要情节和人物进行介绍解说等办法。据原放映组成员之一赵杏园回忆，“有了幻灯机之后，放映宣传工作声像结合，宣传电影内容和部队好人好事结合，和部队的形势任务教育结合……受到广大指战员和群众的欢迎和好评”^[24]。换言之，幻灯放映的加入是在电影队成功摄制出自己的电影前，对苏联和国产电影在内容接近性缺陷上的一种弥补。再者，尽管《自卫战争新闻第一号》摄制成功并巡回放映，观众反馈最多的是影片太短，“刚看得过瘾就没有了”^[25]，而幻灯放映的加入，不但延长了观影时间，而且幻灯片可以根据形势政策宣讲做内容更新，提高宣讲的针对性。

幻灯制作在解放战争中后期逐渐成为电影队工作的一部分，这一点可以从晋察冀画报社的暗房技师宋贝珩、资料员顾棣给汪洋的一封回信中得到侧面佐证。这封信写于1947年12月29日，是对电影队经军区宣传部部长张致祥转告画报社“发的照片太小，不能翻成幻灯片”的答复。^[26]此时画报社已经掌握了相关技术，在回信中非常详细地介绍了翻版机、普通相机和电影机通用的翻版步骤及其需要注意的问题。信的最后一段是：“你们用的什么机器我倒不大清楚，你们可按照以上方法做一实验，如成功那就很好，可以节省好大一笔开支；如不成，请将原片寄来，说明你们需用的尺寸，可以选底片重新放大。”^[27]可见，电影队至少在1947年底就开始尝试自己制作幻灯片，他们的影像来源是画报社发稿照片。“电影幻灯”这个类目在画报社1949年新的底片档案分类目录中消失，也从侧面说明了幻灯片到解放战争后期不再是画报社的主要发稿形式了。(www.daowen.com)

华北电影队的巡回放映形式并不是解放区的首创。延安电影团的放映队早在1939年9月28日就成立了，除了完成上级安排的延安本地的放映计划，也在陕甘宁边区的大村镇和驻守部队巡回放映，多在能容纳两三千人的大广场上进行。陕甘宁边区军民能够看到的影片大多也是苏联电影，还有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时期赠送的两部美国卡通片、20多套新闻幻灯片。和华北军民一样，陕甘宁群众同样偏爱本土影像，《南泥湾》摄制成功后即成为最受欢迎的影片。然而，尽管延安也把电影放映作为教育手段，但对自产照片的利用仍以现场展览为主，一般在电影放映的广场上，天黑前展出，幻灯放映的内容则是水彩上色后的领袖像。^[28]华北解放区的同行则根据本地战斗动员的需要，用影像记录、表彰在战斗和生产中表现突出的个人，继肖像照片被画报社用作“为人民立功”运动的一种奖励“功臣”的方式后，影像用于战地动员在基层官兵中产生了巨大反响，“有战士提出用生命换上镜头”“一定要在战场上多杀敌立功，争取也能上电影”^[29]。“幻灯+电影”放映成为华北解放区战地动员和政治教育结合的独特模式。

那么，在重大战事、事件的记录和报道工作中，华北电影队与画报社会有怎样的交集？笔者有幸在《自卫战争新闻第三号》中找到了他们并肩作战的线索。虽然《自卫战争新闻第三号》的完成时间是1949年2月，但素材拍摄从1947年10月开始。摄影师苏河清^[30]、方文、翟超跟随晋察冀野战军前锋部队，与部队炮兵连、尖刀连同时冲锋，记录了清风店战役和解放石家庄两个歼灭战中的炮击、攻城、巷战等珍贵影像。这或是我党自制新闻纪录片史上最早的前线战斗影像。^[31]

在《自卫战争新闻第三号》的开头部分，紧接着动画示意战局后，摄影师拍摄了我方炮兵营展开炮击进攻的场面，其中的一个画面与画报社摄影师红枫所摄照片的画面非常接近。从两个画面上炮手的姿势和位置的细微差别，能推测两名摄影师同处在炮斜右后方的位置，而且可能都以匍匐姿势拍摄，影片剪辑的是炮手出击的片段，而摄影记者则等到四周炮烟浓烈后才按下的快门。《自卫战争新闻第三号》中还用9张照片配图解说部分在清风店战役中被俘国民党要员。笔者在晋察冀画报社1947年11月7日出版的摄影周报《晋察冀画刊》上找到了部分照片。这一期画刊集中报道了战役过程和战绩，提供照片的署名摄影师有10名，除了画报社成员，还有电影队摄影师苏河清，他提供的是部分被俘国民党人员的肖像。由画报社摄影记者方弘拍摄的封面题图“聂司令员赐见被俘之罗历戎”则出现在《自卫战争新闻第三号》中，画面内容介绍长达26秒。在战场瞬息万变、摄影人员各司其职的情况下，这是晋察冀军区两个影像部门相互配合、资源共享的直接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