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照的拍摄和编辑都反映出晋察冀画报很熟悉电影队的工作。晋察冀画报社和华北电影队，尽管成立时间有先后，但都是同属晋察冀军区政治部领导的影像生产部门。传统技术条件下的摄影出版和电影摄制部分有共通之处。那么，两个部门在设备利用、人员培养乃至影像资源共享上是否存在合作与支持？

电影队组建的情况和时间点是一个切入口。1946年2月，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进驻张家口期间，汪洋接聂荣臻命令去东北，向“东影”调拨电影设备和技术人员，组建晋察冀军区电影摄制机构。这不是聂荣臻一时兴起的命令，当时进驻张家口的晋察冀画报社是中共东北战略布局的文教中转接应站，但东北局势变幻，为安排徐肖冰、程默、张沼滨等一批延安电影团成员，晋察冀画报社在1945年11月专门开设了“电影科”^[12]，但画报社并没有电影器材和设备可供使用，电影科成员的实际工作是图片摄影和编辑出版系列影集。与此同时，汪洋完成了对张家口日建文艺活动场所“公会堂”的接管，并将其改建为人民剧院，用于剧目演出，抗敌剧社在这里上演的《白毛女》等解放区剧目反响巨大，这个场所通电，日占时期也用于放映电影，但中共接管后却没有可以放映的解放区影像。因此，晋察冀军区在张家口具备了创建电影摄制团队的人员和场地，也有拍自己的电影的需求。

然而，东北战局在汪洋出发后瞬息万变，他还未抵达东北，袁牧之等人刚刚接管的长春“满映”（“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就接到东北局命令整体转移，徐肖冰等人也被紧急派往东北参加转移和新建，晋察冀画报电影科相应被撤销。当汪洋在1946年8月将物资和支援晋察冀的中日技术人员带抵张家口时，华北战争局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内战爆发，共产党撤出张家口，向河北山区农村进行战略性转移。汪洋从东影带回的装满四辆汽车的先进装备^[13]，足够在张家口组建一个故事片组和一个新闻摄影队并马上投入使用，但面对撤回到华北山区农村继续开展运动战的现实，要想实现自主电影制片，在保证器材和人员安全的同时，还需要改装后期制作洗印、拷贝、录音设备，其中最大的困难是从繁改简，从大改小，把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设备改为在没有自来水、电力严重缺乏的条件下能使用的手工装置，等于回到有声电影发明的初级阶段。(www.daowen.com)

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有过在恶劣的抗战条件下实现铜版精印摄影画报的经验，解放战争时期也同样集全区之力支持电影队的制作设备改装等工作。在电影队尝试直接改造从东北调配回来的大机器失败后，晋察冀画报社将全社唯一的“百代”箱型摄影机提供给了电影队，用来改造拷贝机。在没有精密改装仪器的情况下，电影队的技术人员秦彦靠精巧的双手把35毫米无声片门改成有声片门，而且能同时通过拷贝片和音带两条片子。《自卫战争新闻第一号》制作的最后一步——画面与声音合二为一——就是靠这台手摇拷贝机完成的。

除了设备上的支持，电影队在专业人员扩充上与晋察冀画报社也有密切联系。随着解放战争进入全面反攻阶段，分处在延安、东北和华北的电影摄影人员和画报社的摄影记者一样，相继被派往各野战纵队随军记录前线战事，急需扩充专业队伍。1947年10月，华北电影队采用与画报社摄影训练班类似的三个月一期、业务与文化课综合讲授的方式，从野战纵队和地方军区中选调出优秀人员进行培训，其中，梁明双（1924—1992）是第一个从画报社选调的摄影记者。^[14]梁明双毕业于1941年石少华在冀中军区开办的第3期摄影训练班。因表现优异，他被选为1942年2月第4期训练班教育干事，辅导摄影知识和技术训练，其间遭遇日军在冀中军区实施“五一大扫荡”，梁带领其中的20多名学员在老乡掩护下与日军周旋了四个多月，沉着机智，顺利突围。^[15]抗战和解放战争初期，梁明双是与“尖刀班”“突击队”并肩冲锋的前线摄影记者，也是画报社的骨干业务之一。他被选调转行，说明当时电影队急缺摄影师。尽管从新闻摄影记者转到新闻电影摄影师有器材上的差异，但在上手速度和前线应变上都比新手快。培训后，梁明双就被派往晋中战役前线拍摄，并成为此后解放西南大小战役的新闻纪录片主力摄影师之一。^[16]担任训练股股长的叶苍林（又名叶昌林，1917—1972）也曾经是《晋察冀画报》的主要供稿者。^[17]叶苍林在延安抗大毕业后就加入了延安电影团担任场记，跟随吴印咸在华北敌后拍摄“延安与八路军”，后留在晋察冀从事专职新闻摄影工作，拍摄了大量八路军在河北西部游击作战和军民生产生活的照片。叶苍林等人调任后，电影队又办了第二期训练班，到1948年8月，全队扩充到130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