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瀚声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出现，“跨媒介性”抗战时期中国“沦陷区电影”的历史研究，掣肘于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情绪以及研究资料缺乏等原因，曾长期处于边缘化的状态。直到90年代，随着学界对“重写电影史”的呼吁，“沦陷区电影”研究也相继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在强调史料挖掘和积累基础之余，电影史研究同样需要在方法论层面寻找具有启发性的理论范式。巧合的是，90年代起，西方兴起的“新电影史”研究开始重视电影的“媒体”特征。由于电影媒介本身的多元混杂属性，在关注作为媒介的电影时，势必会与其他媒体形态产生关联，由此产生的“跨媒介性”方法形成“新电影史”研究的“器件”（dispositif）转向。^[1]而当“跨媒介性”理论进入中国电影的研究视野，究竟能在何种程度上启发沦陷区电影史的书写，就成为值得思考的理论命题。(www.daowen.com)

有鉴于此，本文旨在借助“电影艺格敷词”（cinematic ekphrasis）的相关理论，对“沦陷时期”的上海影剧互动进行考源。通过对《回春曲》（1943）这部由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影”）制作的故事片进行文本细读，考察此时期上海电影如何利用跨媒体的“改编互涉”，将作为叙事媒介的电影、戏剧与沦陷区影剧工作者的文化心态，乃至更广阔的社会事件、现实政治实践紧密联系起来。从这种意义上讲，研究沦陷时期上海影剧的互动关系，恰恰为探讨电影跨媒介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性提供了良机。这些隐匿于“媒体”背后的美学和政治实践，对于公众理解沦陷区影剧工作者复杂暧昧的文化心理，应能起到重要的借鉴参照。